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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在500年前被构想出来，并在250年前被用于新生的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社会能否被建立在一个新的根基上的豪赌。自由主义将人类设想成拥有一系列自然权利的个体，他们能够追求并创造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生活。自由的机会最好由一个致力于“保障权利”的有限政府提供，此外还需要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来为个人实现野心的行动提供空间。政治合法性则根植于对“社会契约”的共同信仰，社会的新成员可以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选出负责任的代表，来持续不断地批准和修正社会契约。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法治、独立司法、负责任的公务员，以及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是这种新政治秩序的特点。这场豪赌看起来获得了成功。
如今，大约7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半数民众认为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孩子将会生活在一个比祖辈有着更少机会、更不繁荣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的公信力都在下降，从同时来自政治光谱两侧的、对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不满中，都能看到对政治的深刻怀疑。选举曾经被视为赋予自由民主制合法性的精妙安排，如今却被视为一种被操纵的、腐败的制度。显而易见的是，整个政治体系已经破碎，社会阶层间的摩擦正在加剧，这尤其体现在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上，体现在虔诚的教徒与世俗者间的敌对上，体现在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分歧上。富人们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并把自己保护在高墙环绕的飞地中。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把我们这个时代比作罗马帝国晚期，设想退出美国社会，重新过上中世纪式的修道院生活。这显示美国社会已经有了太多问题，一种日益强烈的声音甚至认为，我们正在见证共和体制的覆灭，被一种尚未命名的体制取代。
自由主义设计师们做出的所有承诺几乎都已经破灭了。自由主义国家控制了个人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民众将政府视为一种遥远而失控的力量，它通过无情地推进全球化进程而强化了民众的无力感。唯一看似真正不可侵犯的权利，属于那些有足够的财富和权力保护它们的人——但即便是他们的财产权、垄断权、对代议制机构的控制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作品与住宅的安全，也正在被不断发展的法律和技术所威胁。经济体系维护一种新的精英统治，它通过代际传承维系自己的优势，并被无情地区分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教育体制所强化。自由主义所宣称的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差异，迫使人们怀疑它是否有能力缩小这种差异。
自由主义已经失败了，不是因为它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恰恰是因为它完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它的失败正源于它的成功。随着自由主义原则得到充分的执行，它的内在逻辑与自相矛盾都变得越来越清晰。自由主义产生了诸多病态，这些病态既是对其主张的扭曲，也是其原则的实践结果。自由主义的诞生旨在维护平等，捍卫多元文化与信仰，保护人的尊严，以及扩大人的自由。然而在实践中，它却加剧了不平等，迫使人们变得单一和同质化，导致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退化，并且侵蚀了个人自由。它的“成果”正是那些我们本以为它能够实现的成果的反面。与其将这些不断累积的乱象视为我们同自由主义理想之间的距离，不如将这些自由主义导致的废墟看作它成功的标志。靠推行更多自由主义举措来治疗自由主义的疾病，等同于抱薪救火，这只会加剧我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和道德危机。
现在，小修小补可能已无济于事。如果一些超出“常规政治”的基础性、变革性事件正在发生，那我们面临的就不仅仅是一场以传统白人工薪阶级的绝望呐喊和身负沉重债务的学生的愤怒为特征的、寻常的政治重组。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一场系统性的失败，它源自我们长期习以为常的政治体系所依靠的政治哲学根基的破产。催生了这场长达250年的美国宪政试验的理念已经快要终结了。美国的许多开国元勋相信，他们发现了一种“新政治科学”，它可以抵抗所有政体都无法避免的衰落和灭亡，他们甚至将这种宪法秩序比作能够抵抗熵增的永动机。如今，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是否已经度过了其漫长生命的青年时期，接近了那个限定了所有人生命长度的、自然的衰弱循环的末期。
自由主义之于现代美国人，就像水之于鱼。它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却意识不到其存在的生态系统。作为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率先提出，应该依照一种超验的政治原则，来改造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种意识形态设想重塑了我们生活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日益如此。美国是第一个明确接受了自由主义哲学的国家，美国公民完全被自由主义的承诺和构想所塑造。
但是，不同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威权主义政权，自由主义是一种更具伪装性的意识形态，它以隐蔽的形式改造世界。相比那些更加严酷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更加隐秘，它假扮中立，否认在自己的统治下，存在任何偏好和塑造灵魂的意图。自由主义通过廉价的自由、娱乐与财富的吸引力来迎合民众。它使自己变得不可见，就像电脑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见的——直到崩溃之时。现在，自由主义变得越发可见，越发日常化，因为它的畸形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告诉我们的一样，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占有一个洞穴，并相信那就是现实的全部。但对于我们占有的那个洞穴，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它的墙壁就像电影银幕一样，对我们承诺看似无限的景色，也对我们施以无形的控制。
在为数不多的几条政治铁律中，最牢不可破的一条是：所有政治意识形态都必将失败。意识形态的失败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它基于对人性的错误估计，因此失败不可避免；另一种是随着那些错误逐渐凸显，以至于这种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图景和它统治下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差距越来越大，直至政权失去合法性。此时政权就只剩下两条路可走：要么强制民众遵守那些它竭力维护的谎言，要么在宣称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因民众的不信任而轰然崩塌。一般来说，这两者都不可避免，只不过一早一晚。
因此，尽管自由主义已经渗透到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它对于人类自由的许诺看起来正越来越像一个笑话，而不是严肃的承诺。人类没能享受到看似触手可及的、所谓“历史的终结”带来的乌托邦式的自由，反而因自由主义的成功悲惨地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自由主义陷入了一个自己设下的陷阱，被困在那些本该带来纯粹的自由的机制中。
我们可以从四个有关但不相连的日常生活领域中观察到这种现象：政治与政府、经济、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在每一个领域，自由主义都以增进自由和增进我们对生活的控制的名义实施了改造。同样在每一个领域，如今都存在着广泛的愤怒和不满，因为人们越发意识到，用于所谓“解放”的工具已成了束缚我们的铁笼。
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已经几乎要发起对他们自己选出的政府——“建制派”领导人和议员们——的叛乱了。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政府是遥不可及、不负责任的，政府被富人控制，只考虑精英阶层的利益。当初，自由主义以自由的名义推翻了旧贵族阶级。然而，随着各地的旧秩序纷纷被推翻，反抗贵族统治的自由主义先辈们的后代，如今建立了一种更专断的新贵族统治。
自由主义建基于有限政府的原则之上，并希望将个人从专制中解放出来。但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将政府视作一个失控的实体，而不是像自由主义承诺的那样，是听命于他们的创造物。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之强大足以令专横的旧贵族感到嫉妒——如此强大的、对国家经济及其他活动，甚至是对民众行为与思想的监督和控制能力，他们只敢在梦里想象。自由主义企图保护的那些权利——个人良心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自治权——正被政府活动向日常生活中的扩张急剧吞没。如今这种扩张仍在持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人们在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失控感，而政府的扩张又进一步加剧了此种失控感。政府欣然采取措施，用进一步的扩张来回应民众对原有扩张的不满，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疏远感和无力感。
民众由此感到，他们和他们选举出的、本应“完善和放大”民众意见的代表们之间的关系越发疏远。而民选代表们在一个越发官僚化的议会体制中，同样有着相对的无力感——如今的议会中充斥着职业政客，他们的全部行事动机就是维持并争取更多的活动预算。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断增长，整个官僚体系都听命于行政部门。在行政统治之下，民众监督完全流于表面。从理论上讲，立法机构的合法性本应来自民众，如今却被逐渐代之以行政部门负责人的授权，而他们获得职位靠的是大量收取捐款。
[1]
自由主义声称，它将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公仆负责任的统治，来取代遥不可及的、未经民众授权的领袖的专断统治。然而，我们今天的选举体系，看起来更像一场波将金式
的闹剧。它仅仅用于为某个政客赋予民众同意的表象，而政客们在内政、外交，尤其是开战权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专断权力。
如此明显的疏远感和失控感无法用一种更好、更完善的自由主义来解决，因为这样的治理危机正是自由主义秩序的产物。自由主义认为，民众定期表达的同意足够选拔出一个具备“合适品格”的统治阶级，或者就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找出那些关心“商业、财政、协商和战争”的人。自由主义体系的设计者们希望鼓励公民们关注个人利益，却让所谓的“共和国”中充满了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的庸众（res idiotica）。共和制政体无法在“公共利益”概念完全缺席的情况下维持下去。自由主义那通过鼓励关注个人利益来达到社会和谐（modus vivendi）的信条，由于过去一个世纪中统治阶级和没有了德性的公民（a citizenry without a cives）近乎彻底脱节而宣告失败。
民众的不满也体现在经济领域。公民如今更多地被称为“消费者”，然而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商品的自由，并不能缓解人们普遍存在的经济焦虑和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不满。经济领袖们以为，廉价商品带来的购买力提升，能够弥补经济保障方面的缺失，以及代际传承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判然两途。经济不平等始终存在，将来也势必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哪种文明如此彻底地区分了成功者和失败者，并创造了一种如此完善的机制来隔绝经济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
马克思曾经提出，对经济活动的不满不一定来自不平等，还可能来自异化——工人失去了同他们的工作目标与劳动成果的联系。如今的经济体系不仅维系并扩大着这种异化，而且还增加了地理上的异化。全球化经济的受益者与那些被遗弃者产生了物理上的隔绝。这些受益者一边假惺惺地对经济不平等表示同情，一边谴责那些反对全球化的“落后观点”。巨富们安慰那些失败者，声称他们过得比古代的贵族更加舒适，企图用物质上的安抚来疗愈人们灵魂深处的不满。
来自大城市中心的精英们对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的反应，显示出他们十分震惊于那些靠沃尔玛满足日常生活的人似乎已经不想接受社会契约了。但他们对此束手无策：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可能使它停止。无论人们对经济一体化、标准化、同质化持有什么想法，都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可言。全球化的代言人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经这样表达过这种不可避免：
前所未有的市场、民族国家和技术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促使个人、企业和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程度、深度和成本融入世界，并促使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程度、深度和成本融入个人、企业和国家的日常活动。 [2]
人们是否希望世界“融入个人、企业和国家的日常活动”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不可避免。这一经济系统既听命于自由主义，又是自由主义的引擎。它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有着自主的生命，它的进程和内在逻辑已经脱离了那些想要享受自由的人们的控制。我们正遭受着经济必然性的奴役，而这正是自由带给我们的“回报”。
新生的一代被教导着去拥护一个他们明显恐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他们对未来满怀疑虑，不得不去维护一种他们并不信任却无法逃避的秩序。这一代年轻人并没有觉得他们是历史上最自由、自主性最强的一代；相反，他们感到自己像是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他们接受了长辈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但并没有欢愉之情，只有一种别无选择的无力感。
在过去几年，我从年轻人那里收到了无数他们对自己教育经历的描述与期望，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普遍看法是“无路可逃”。他们心存疑虑地加入这个无情地生产“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系统，还被要求把这一系统看作实现“社会公正”的载体。不难理解，即使那些“成功者”有时也会坦承，他们既是骗子，也是受骗者。正如一位学生向我描述的那样：
我们是求生欲催生的精英阶层成员。如果我们不爬到最顶峰，就只剩下失败的无底深渊。如果你相信人生只有登上顶峰和坠入深渊两个选项的话，努力学习并取得好成绩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个经典的囚徒困境：不管是坐在食堂里花两三个小时闲聊，还是花时间讨论道德与哲学问题，抑或去约会，都会阻止我们把精力用在攀登顶峰上，因此会让我们落后于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人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制度是腐化和自私的，所以我们能依赖的只有自己。唯一一种能使我们免于失败，免于落后，以及免于屈从于自己身边那个喧嚣愚蠢的世界的方法，只能是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只依赖自己。
如今，先进自由主义以热切的意愿和狂暴的态度排挤着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认为它在理论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切实际的。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教授都教育学生，要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但是，他们所在的学校本身，却致力于把经济前途较好的学生从那些因其在贸易、移民、国家观和宗教信仰问题上持有“落后观点”而被蔑视的人中筛选出来。这种政治观点的高度趋同，体现出如今的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一种无处不在的信条，即教育应该是经济实用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在城市里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城市里到处都是观念一致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能够在享受着经济不平等为他们提供的硕果的同时，对不平等义愤填膺。各所大学争先恐后地提供现实的“学习成果”，要么接二连三地提出旨在促进毕业生快速就业的项目计划，要么调整现有的教学内容，以体现其与现实经济的关联性。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经济全球化时代，除此之外也确实“别无选择”（no choice）。极少有人注意到，“别无选择”一词在如今的自由主义国家正越来越常见，而自由主义制度本应该带给人更多的自由选择。
在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我们看到了人文学科（liberal arts）的空心化。长期以来，人文学科被认为是自由人教育的基础，尤其对于那些构成自治政府根基的公民而言。如今，人们不再重视经典著作，而那些著作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其古老，而是因为它们教导人们如何变得自由，尤其是如何免于被无休止欲望所奴役。取而代之的是对那种曾经被视为“奴隶教育”的推崇，这种教育仅仅关心职场生活和如何赚钱，它培养出来的人都配不上“公民”之称。如今的自由主义者们谴责那种曾经将人分隔成自由人和农奴、主人和奴隶、公民和奴仆的体制，但是，即便我们靠声称“人人生而自由”而超越了我们的祖先，爬上了道德的制高点，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却也正是那种在过去专属于奴隶的教育。我们沐浴在“自由荣光”下，几乎没有人问，为什么那种为培育自由人提供基础支持的教育——人文教育，成了奢侈品。
当今的学生都被鼓励去学习一门“有用”的学科，尤其是那些和STEM，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有关的学科。自由主义将人们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方法主要有：政治制度变革，即如今看上去已经失控的代议制；经济学，尤其是市场资本主义，它正“不可抵挡地”推行全球化；科学技术，它既是我们获得解放的最大力量之源，也是导致生态环境岌岌可危的罪魁祸首，它导致了我们人格的异化，也催生了对人类是否能够控制自身创新的深切焦虑。现代科技企图将人类从自然的“专横”下解放出来，转而驾驭或控制自然，这是一场致力于为人类提供征服自然的工具、反抗自然的战争。弗朗西斯·培根拒绝了寻求使人类本性符合自然秩序的古典论证，而是主张人类统治自然，指出“事物的本质在技艺的拷问下更容易显露出来，而不是在其自然的自由中”。
尽管我们今天已经不使用这种表述了，现代科研也收获了一些在我们眼里有益的成果，但大自然似乎还没有屈服。就像农民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所说：如果现代科技被看作一场“针对自然的战争”，那么“这是一场全面战争，自然对我们的回击和我们对自然的征服几乎同等……而且我们看起来要输了”。 [3] 我们今天称作“环境危机”的许多内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地下水污染与过度开发、物种灭绝——都是我们将要输掉这场战争的征兆。我们声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之类的危机，需要更加尊重科学，却忽略了这场危机本身就是与文明化进程同步的、科学技术取得胜利的结果。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这个高二氧化碳浓度的世界，正是过去150年生活方式的产物。直至今日，我们依然坚信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梦想。我们依然毫无理由地相信科学可以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能把我们从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被那些声称要把我们从时间、空间，甚至是身份认同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技术所改造。每个人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心智，把我们变成了一种不同的生物，迫使我们屈从于技术的要求和本性，而这种技术本应被用于表达我们的真实自我。 [4] 现在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在桌前坐一小时，只用来读书、思考或冥想，而不想着看一下手机呢？这种成瘾已经不允许我们思考、反省或集中注意力了。通信技术的本意是让人们的联系更紧密，却反而让人们变得更孤独、更疏远。 [5] 机器设备越来越多地取代人类在工作场所的角色，表面上给予了我们自由，但实际上却使我们成为技术的监护对象和助手。而且，操控自然能力的进步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类自身被重新塑造的可能性，潜在地使“人类2.0”与那些拒绝或无法承担升级的“1.0”版本的人对立起来。 [6]
本应被我们用来改变世界的东西正在改变我们，它把我们许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数人——变成了我们并不想成为的样子。它正逐渐把我们变成自由主义设想的，在文明、法律与政府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下的生物。讽刺但很可能并非巧合的是，自由主义政治力量正是依靠现代国家、经济、教育体系和科学技术的庞大组合，将我们塑造成这种史前幻想生物。这个组合把人类变成一种越来越孤立、自主、互不相关的自我化生物，人们拥有大量权利和自由，却依旧感到不安、恐惧、无力、孤独。
在如今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失败征兆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成功。它根据自己的构想改造了世界，尤其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领域。所有这些改造都旨在推动个体从所处环境、社会联系、所属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甚至身份也可以自主选择，根据意愿修改或退出。由是，个人的自主性在今日屈服于那些本应被用于解放我们的工具，我们的“解放”使我们无法抵制它们的力量：为了自由，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屈从于“必然性”的奴役。
借助这些工具，尤其是通过去个性化和抽象化，自由主义将个人从先天条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一种免于具体责任、义务、亏欠与社会关系的自由。推动去个性化和抽象化的两大主体是国家和市场。尽管国家和市场这两大实体正在密切配合，致力于让作为个体的我们更加一无所有，我们的政治争论依然没注意到这一点，以至于仍在声称这二者中的某一者能保护我们免受另一者的掠夺。我们似乎只能在两种据说可以保障我们的自由与安全的去个性化机制中做出选择：一种是自由市场，它收集不计其数的选择以迎合我们的需求和欲望，同时完全不要求我们考虑其他人的需求和欲望；另一种则是自由主义国家，它通过建立另一种去个性化的机制，来满足那些自由市场满足不了的需求。
这种虚假的竞争掩盖了国家和市场的真实关系，即二者一直是同步扩张的，也非这样不可。国家主义催生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呼唤国家主义。对所有希望靠投票改变问题的人来说，无论他们支持“希望和改变”
还是“让美国再次强大”
，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自由主义事业得以推进，靠的是同时推进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不是因为某个政党在推行个人主义的同时没有削弱国家主义，而另一个政党则相反。事实上，两党都遵循着我们的深层政治哲学逻辑在同步运动。
通过声称要将个人从其嵌入的文化、传统、环境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自由主义按照其设想的图景将整个世界同质化了——讽刺的是，这在今天经常打着“文化多元主义”或者“多样性”的旗号。自由主义将我们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而这些社会关系虽然曾经束缚了我们，但也赋予了我们自我意识，给予了我们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公民意识。自由主义将个人直接暴露在“解放”的工具下，并让我们以更弱小的状态，面对那些本应解放我们，却已完全失控的事物。这体现出个人只不过是自由主义体系的工具，而非相反。
我们需要迈出的最重要一步，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自由主义社会的疾患不能靠自由主义来治疗。要将我们从自由主义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和失控的力量下解救出来，我们就必须摆脱自由主义本身。我们需要明白，当前时代的两种政治立场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进步主义相信，只要我们不断朝着自由主义许诺的方向迈进，自由就必将实现；而保守主义认为，无需寻求任何自由主义的替代品，只要恢复宪法的理念，美国就能重现昔日的荣光。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
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导，但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昔日的荣耀也不会重现。自由主义已经无情地耗竭了难以再生的物质和道德资源，它一直都是一张空头支票。保守主义正确地意识到，进步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进步主义也正确地指出，保守主义的怀旧之情不切实际。然而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在推动着自由主义的议程，二者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新道路。
反思自由主义的自我毁灭，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简单地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或者否认自由主义曾经实现的伟大成就。自由主义的主张一直被包含在西方政治传统的深处，尤其包含在那些企图约束暴政、专制和压迫，以保障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努力中。从这个角度讲，自由主义建基于古典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在数千年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理念上。自由主义包含了对自由的全新定义和对人性的新构思，其构想者本以为，这些创新能够更好地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尽管最终事与愿违。超越自由主义并非是要抛弃自由主义的主要追求，尤其是那些西方文明长期追求的东西，比如政治自由与人的尊严，而是要摒弃那些在一种根据错误的人类学观念、基于意识形态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倾向。
对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摒弃，并不必然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毫无争议的意识形态。旨在推翻一种既有秩序的政治革命只会导致悲剧和混乱。更好的取代方案应该是采取较小的、地方性的反抗形式：以实践而非理论，建设一种有韧性的新文化，来取代自由主义的反文化。
19世纪初，当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他注意到美国人并非依照他们那出名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价值观行事，而是表现得更好。“他们尊重哲学，更甚于尊重自己。”他写道。如今，我们需要的不是继续沉湎于哲学思考，而是更尊重我们自己。通过培养社群、相互关怀、自我牺牲和小规模民主的文化，培育新的、更好的自我，并使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互交融，也许可以产生更好的实践，最终也许能够形成一种比已然失败的自由主义更佳的理论。
[1] Adrian Vermuele, Law ’ s Abnegation: From Law ’ s Empire to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2] 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Anchor,2000）, p.7.
[3] Wendell Berry, “Agriculture from the Roots Up,” in The Way of Ignorance and Other Essay s（Emeryville, CA: Shoemaker and Hoard,2005）, pp.107–108.
[4] Nicholas Carr,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 Norton,2010）.
[5] Sherry Turkle,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2011）.
[6] Lee Silver, Remaking Eden: How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Cloning Will Transform the Famil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1998）; Mark Shiffman, “Humanity 4.5,” First Things ,Novembe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