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这本小书的写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思考。因此我有必要向许多人表达迟来的感激之情。

我的老师兼好友威尔逊·凯里·麦克威廉斯给予我的启发，我永远无以为报，这些启发遍布本书的每一页。面对自由主义带来的危害，他本可以写出一本好得多的著作。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用这本书换得哪怕仅有一次的与他边啜饮波旁威士忌，边笑着讨论世界现状的机会。

本书的最初想法酝酿于我在罗格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时，乔治·卡提卜（George Kateb）、罗伯特·乔治（Robert P.George）以及已故的保罗·西格蒙德（Paul Sigmund）与我多有慷慨的讨论，对此我十分感谢。我还要感谢美国理念与制度研究院（American Ideals and Institutions）的詹姆斯·麦迪逊研究项目及其副负责人布拉德·威尔逊（Brad Wilson），他们在2008—2009年为我提供了一次适时的资助。

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成熟于我在乔治城大学的岁月，乔舒亚·米切尔（Joshua Mitchell）、詹姆斯·沙尔神父（Father James V.Schall, S.J.）、斯蒂芬·菲尔茨神父（Father Stephen Fields,S.J.），以及两个已故的朋友让·贝思克·爱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和乔治·凯里（George Carey）给了我诸多启发。我尤其感谢比尔·穆马（Bill Mumma）给予我的友谊和支持。此外，对那些同我一起在托克维尔论坛（Tocqueville Forum）最光辉的岁月中使其如此特殊的学生们，我仍然心怀敬意。

在圣母大学，我收获了许多持久的友谊。我要感谢菲利普·穆尼奥斯（Phillip Muñoz）、苏珊·科林斯（Susan Collins）、约翰·奥卡拉汉（John O’Callaghan）、肖恩·凯尔西和克里斯特尔·凯尔西（Sean and Christel Kelsey）、戴夫·奥康纳（Dave O’Connor）、菲利普·贝丝（Philip Bess）、约翰·纳吉和艾丽西亚·纳吉（John and Alicia Nagy）、弗朗西丝卡·墨菲（Francesca Murphy）、约翰·贝茨（John Betz）、约翰·卡瓦迪尼（John Cavadini）、杰勒德·布拉德利（Gerard Bradley）、里克·加尼特和妮科尔·加尼特（Rick and Nicole Garnett）、杰夫·波加诺斯基（Jeff Pojanowski）、马丁·克雷默斯（Martijn Cremers）、比尔·米斯康博神父（Father Bill Miscamble）、戴维·所罗门（David Solomon）、卡特·斯尼德（Carter Snead）、格拉登·帕平（Gladden Pappin）、丹·菲尔波特（Dan Philpott）、迈克·格里芬（Mike Griffin）、安娜·莫兰和迈克尔·莫兰（Anna and Michael Moreland），以及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 Gregory）。我尤其要感谢道德与文化研究中心和托克维尔宗教与公共生活关系项目，圣母大学的这两个慷慨的、至关重要的研究项目都对本书的完成有所贡献。我还要感谢帮助我完成书稿的米米·特谢拉（Mimi Teixeira）。

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还有很多，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本书中看到我同他们的对话成果，以及我深深的感激之情。我要感谢查德·派克诺德（Chad Pecknold）、弗朗西丝·梅尔（Francis X. Maier）、罗德·德雷埃尔（Rod Dreher）、比尔·麦克莱（Bill McClay）、杰里米·贝尔（Jeremy Beer，他提出了现在这个书名）、马克·亨利（Mark Henrie）、贾森·彼得斯（Jason Peters）、杰夫·波莱（Jeff Polet）、马克·米切尔（Mark Mitchell）、布拉德·比策尔（Brad Birzer）、菲利普·布朗德（Phillip Blond）、辛迪·瑟西（Cindy Searcy）、丹·马奥尼（Dan Mahoney）、约翰·西里（John Seery）、苏珊·麦克威廉斯（Susan McWilliams）、布拉德·克林格勒（Brad Klingele），以及迈克尔·汉比（Michael Hanby）。我还要感谢拉斯蒂·雷诺（Rusty Reno）、戴维·米尔斯（David Mills）、丹·麦卡锡（Dan McCarthy）、约翰·利奥（John Leo）和斯科特·斯蒂芬斯（Scott Stephens）出版了本书部分章节的早期版本。我尤其感谢史蒂夫·瑞因（Steve Wrinn）同我多年的友谊及其提出的明智建议。

我还要感谢弗吉尼亚大学文化高等研究院，尤其是詹姆斯·戴维森·亨特和约翰·欧文最早对本书的兴趣。感谢比尔·弗鲁赫特（Bill Frucht），是他劝我将本书写得短小精悍，从而适配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这一系列丛书。

在本书付梓前不久，两位长期支持我的好友过世了，他们是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和彼得·劳勒（Peter Lawler）。希望我的老师巴伯和我珍视的对话者劳勒的在天之灵，能够在本书中看到我们之间的对话成果。他们的音容和思想都还如在眼前，并将留在每一个与他们有过交往的人的生命中。我依然非常怀念他们。

对我的妻子英奇（Inge）和我们的孩子弗朗西斯（Francis）、阿德里安（Adrian）和亚历山德拉（Alexandra），我有许多话想说，却无从表达。

由于本书历时多年才得以完成，无疑还有很多我应该感谢的人没有在此提及，但你们一定知道我指的是谁。我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