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完成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三周。它的主要观点在过去的十年里便已成熟,远早于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现有文明秩序的根基——通过家庭、社群、宗教及其他支持性环境习得的规范——正无可避免地遭到自由主义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侵蚀。我认为,在国家主义者治标不治本的治理下,自由主义仍会持续无情地侵蚀传统文化的规范与生活方式,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将会迫使其支持者对越发不满的、“顽固不化的”民众强行推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自由主义将会在“盛行”的同时,变得更加赤裸裸,从而走向失败。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政治状况终将难以为继。民众对于这种越发具有压迫性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回应,很有可能是某种威权性的 非自由主义 :它承诺让民众重新掌控那些看起来已经失控的东西——政府、经济、逐渐瓦解的社会规范,以及越发混乱的生活方式。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似乎证明了一个自由主义政权需要更强大的控制力和执行力,但他们对自由主义如何导致了其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视若无睹。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发生,也许我会就这个话题另写一本书。但是,我相信我最初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的基本框架,并使我们避免过分目光短浅,只关注那些夺人眼球的新闻标题。
如今许多人都期望出现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带领民众从自由主义的官僚制政府与全球化经济中夺回权力。这源自过去数十年中,自由主义对作为自治基石的文化规范与政治习惯的破坏。家庭、社群、宗教组织与规范不断被瓦解,这在那些从自由主义的胜利中受益最少的群体中最为严重。它并没有促使那些对自由主义不满的人寻求修补这些规范的方法——这需要付出努力和奉献,而在今天的文化中,二者都在遭到贬低。许多人都在指望自由主义政权反抗它的统治阶级,大量的精力被用在了大规模抗议而非自治与协商上,与其说这反映了民主政体的新气象,不如说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的愤怒和失望。自由主义为它最糟糕的噩梦成真创造了条件和工具,但它依然意识不到自己的责任。
在本书结尾,我吁请政治哲学家们能够帮忙找到一条克服我们身上缺点——自由主义植入现代性中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对我们施加的精神控制——的办法。更好的出路不在于发动任何政治革命,而是耐心地鼓励新的社群规范,使它们能够孕育出新的非个人主义政治与社会秩序。捷克学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无权力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写道:“一个更好的制度并不必然伴随着更好的生活。事实上,反过来说才是成立的: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可能发展出一种更好的制度。” [1] 只有一种根植于集体生活经验的 政治 ,即那些属于持有共同目标,承担共同义务,在数代人的时间里有着共同的悲伤、希望与喜悦,被培育了信任与信仰能力的人的政治,才能化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怀疑、疏远、敌对和仇恨。正如我的老师和好友凯里·麦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在他最具洞见的文章中得出的结论:“强化(我们共享的)民主生活很难,甚至令人生畏。它要求奉献与耐心,而非令人目眩的尝试。” [2] 奉献与耐心不是这个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并存时代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想在自由主义之后寻求一种更好的、更具确定性的状态,它们正是我们迫切所需的。
[1]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1965–1990 (New York: Vintage,1992), p.162.
[2] Wilson Carey McWilliams, “Democracy and the Citizen: Community, Dignity, and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America,” in Redeeming Democracy in America , ed. Patrick J.Deneen and Susan J. McWilliams(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1), 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