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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告诉我，《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的出版非常及时。作为一部政治理论作品，本书能获得这样的反馈，部分是因为它的优点——但愿如此！但毫无疑问，更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突如其来的对自由民主制缺陷的不安。本书意外地迎合了一种仅仅是其出版前一年还无法想象的需求：当所谓“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再也不是必然时，对于自由主义的衰落需要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仅仅出版一周后，本书便在美国几家顶级报刊上获得了评价和讨论，包括来自自由主义喉舌《纽约时报》的两篇专栏文章与一篇评论。
和其他人一样，我对这种社会反应感到震惊。这部分缘于在过去十多年里，我已经在学术期刊、杂志和互联网上反复地表达过本书的观点。直到认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已经足够成熟时，我才开始写作本书，完全无意针对任何具体政治事件。然而，它的出版却意外地赶上了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欧洲一系列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等事件。这自然是巧合，但归根结底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被问到如何评论这些相关事件的次数，还是比我预想的要多。
本书在写作中有意模仿了古典作者对“政权逻辑”的探索，这种类型探索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 Republic ）。而本书的一个更直接的前身与模板，则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 Democracy in America ）。我希望能够唤起美国国内对自由主义的失败的关注，而由于自由主义体制下民众们尚且满足于自由主义显而易见的成功，这种失败不太容易引起注意。因此，我格外惊讶于本书收获的回应：我原本只期待获得少数政治理论家的回应与批评，而非如此众多希望寻求理解自由主义如今已经显而易见的失败的读者。
本书出版后引发了诸多讨论，许多人问我本书的分析与当代政治有何关系，这些问题引导我从三个方向延展了自己的分析。首先，当人们问我如何看待如今的先进民主国家中民众明确感受到的挫败感时，我重申了本书开篇的观点，即自由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片面强调反而使许多民众丧失了自由。其次，关于当代民粹主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自由主义创造一种“新贵族制”的努力催生了感到不满的民众重新夺回政治控制权的尝试。最后，当被问到从非法移民到跨性别等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社会不满的源头时，我指出，这些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都源自自由主义对一种 无边界自由 （borderlessness）的追求，但许多民众并不接受它。尽管在本书中我详细讨论了这三个问题，但鉴于我是如此频繁地被问到这些问题，故在此做一简要分析。
“自由”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词语，但自由主义的历史却要短得多，一般认为只有几百年。它起源于对自由状态与原意几乎完全相反的重新定义。在古典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中，自由是一种自治的状态，对个体或者政治共同体而言都是如此。自治是一件困难的事，它需要持续不断地培育美德，尤其是对诸多欲望进行自我节制。由此，自由的实现需要对个人选择施加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不是通过明确的立法来实现的——虽然法律也占有一定位置，而是通过以习俗形式呈现的、广泛存在的社会规范。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会将习俗视为法律的一种形式，而且通常优先于成文法，因为习俗代表了人们长期以来的共识。
自由主义将自由重构为这种古老观念的对立面。它将自由理解为最大限度地从外界束缚——包括习俗规范——中解放出来。在它看来，自由所能受到的唯一约束，只能是维持秩序所必需的强制性法律，除此之外个体不受任何约束。自由主义由此用一个充满法律法规的世界取代了原本由习俗规范的世界。讽刺的是，随着人的行为在社会层面上不受约束，国家职能却通过立法与管制活动的扩张而越发扩大。“自由帝国”越扩张，国家管控也就越强。
同样的过程也可以在经济领域看到：为了在经济世界中实现个人选择的至高无上，必须消除市场中的一切人为边界。“市场”曾经只是城市内一个明确受限的地方，现在却变得无边无际。自由主义的逻辑要求国家与市场近乎无限地扩张。大规模的国家建构与全球化经济都诞生于个体自由的名义之下，又用被冠以“自由”之名的体系让个体变得无权，最终被彻底征服。
如今，在自由民主体系下，以选举形式体现出的不满情绪，同时直接针对庞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距离我们遥不可及且不受控制的政府。当下的自由主义者们谴责这些“民粹主义”反应，但它们只不过是对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一种回应，反映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希望重新掌控日益行政化的政府和日益本土化的经济的努力。尽管自由主义者们谴责其为“反民主行为”，但事实上，民粹主义的所有问题，包括易受暴民控制，都体现了一种将中央集权国家与全球化市场的控制权重新夺回民众手中的民主冲动。自由主义者对其感到担忧，恰恰是 因为 它是由民众驱使的。
我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自由主义对民主有生力量的招安。自由主义试图在以社会契约论赋予民主合法性的同时，限制真正的民主实践。自由主义在其起源之时，经常以这种形式上的民主，暗中阻止真正的民主参与和民主治理。然而，在这一章中，我并没有着重强调这种扼杀民主活力的形式是如何引发抵制的。自由主义的辩护者们先是回应以“民粹主义”这个充满轻蔑意味的词，意在将这些表现了民众不满的选举结果与那些合法的所谓“民主选举”区分开来。一般来说，那些被我们称为“民主”的政策和政治家通常都遵循着自由主义原则，无论其是否真的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民粹主义的选举结果通常被视为反民主的。这其中体现的是自由主义只想维护民主的表象，而民主已经不再维护自由主义了。
事实上，民主不可能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得到充分实现。民主需要依赖那些自由主义企图摧毁的社会规范，尤其需要一个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彼此有着共同的生活与理念的社群。随便一群互不相识的个体走进投票站，投完票，再走出来，这不能被称为民主。政治学家彼得·梅尔（Peter Mair）在他的遗作《统治虚无》（ Ruling the Void ）中描述了这些民主的前提：
（相对）紧密的政治社群建基于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之上，在其中，公民有着共同的源自职业、工作、生活环境或宗教信仰的社会经验，这是最重要的。这些社会共同体反过来巩固了高效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组织，例如工会、教会、俱乐部，等等。 [1]
正如孟德斯鸠早已指出的，民主制是一种要求最高的政体，它需要公民具有 美德 。美德的培育需要那些能够形成与支持美德的社会组织的广泛存在，但自由主义以自由之名，正试图掏空这些社会组织。极为讽刺的是，自由主义声称其合法性来自民主，但它却使民主无法有效运行。
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试图声称，只有在自由主义理念得到维护的时候，民主制才是合法的；而另一类则准备彻底抛弃“民主是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特征”这一守旧观点。后者人数越来越多。其中的一些人，比如《反民主》（ Against Democracy ）一书的作者贾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公然支持限制选举权，将民主参与最小化，并得出结论：民主制度所有显而易见的优点，都被那些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决策所抵消了。 [2] 虽然这种公开的反民主观点只在一个小众群体中很有市场，但在其他自由主义者的行为上也能体现出来：他们正鼓吹加强行政部门与法院的集权，并寄希望于行政国家抵抗可能侵蚀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目标的民主力量。
这些虽不多见，但数量在不断增长的反民主观点实际上只是对自由主义早已长期存在的做法和制度的肯定。自由民主制下的精英统治是一种数十年前就被提出的论调，很少有作品比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于1941年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管理革命》（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对此更富洞见，此书曾影响乔治·奥威尔写作《1984》。伯纳姆描述了一场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革命：资产阶级（贵族）正在被一个新生阶级取代，这一阶级意识到，权力不在于占有不动产，而在于操纵观念与生产过程。这群新的“管理精英”会继续维持议会掌权的表象，但权力将会被集中到公开或半公开的官僚组织中。这群新的统治精英执掌着规模庞大的国家经济，整个国家（最终还有整个世界）的财富都将流经他们所控制的机构，并养肥这些精英。 [3] 如今，美国人民激烈地反抗华盛顿的腐败——那附近是全国最富有的地区，在那里，那些表面上的“美国公司”毫无任何国家忠诚感。这反映出了一场从下而上反抗伯纳姆所描述的“管理精英”的革命。所谓的民粹主义革命，不如被称为反抗全球管理精英的革命。
在“反文化的自由主义”一章中，我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几个核心特征：对自然的征服，无时间感，以及无空间感。除此之外，我可能还应该加上隐含的第四个特征：无边界感。自由主义哲学与政治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将几乎所有边界都视为专断无理，不仅政治上的边界（比如国界）如此，现存的各种差异、不同、界限与区划也一样。所有这些“边界”都被认为是对个人选择自由的专断限制，从而遭到质疑，而其中几乎没有哪个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质疑，即使是那些并非任意划定但仍然发挥限制作用的边界也是如此。不管是基于历史、地理，还是自然形成的边界，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下，都必须被抹去。
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自由民主制天然倾向于蔑视“形式”。所谓形式，在其字面意义上，用于将不同形状和内容的事物从内而外分开（例如，我喝水所用的玻璃杯中就包含着形式的概念，它将水和键盘隔开）。然而，自由主义哲学却是普世的，它试图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尽管其在创立之初是用于论证一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如美国《独立宣言》写道：“为了保障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设立政府”），它的基础逻辑却最终使国家的边界都遭受了质疑，被视为不公正地割裂了自由主义的普世范畴。自由主义的最初目的是以国家的形式实现自由主义的哲学、组织、实践以及信条，而一旦这些目标达成，它便转向怀疑最初包含着它的有界限的国家。在美国，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还是进步自由主义者都将建设自由主义国家置于其任务的核心，尤其是力求将人们对具体环境的忠诚转移到抽象的国家身上。如今的“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自由主义是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实现，还是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双方都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普世性的哲学，区别仅在于如何最好地推进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的主流试图借助国家工具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主义，尤其是通过全球化的经济政策以及侵略性的干预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军事活动。进步自由主义者们则相信民族国家终将被世界政府所取代，其在今天最好的代表就是欧盟。二者代表了自由主义的两面，但它们都已经失败了。
通过政治与经济全球化，自由主义不仅试图消灭我们一般认为的边界，也准备消除自然中存在的“边界”。自性解放革命以来，不断增长的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强调，与自由主义对“形式”的摒弃同步。对于“人类”，最需要消除的“形式”是性别差异，并且这个目标正由国家资助的节育、堕胎以及试管婴儿等形式迅速得以推进。那些致力于保护环境，并用技术手段操纵自然的人，也往往最热衷于以化学或生物手段消除自然存在的性别差异。 [4] 自由主义的逻辑最近正致力于鼓吹让人们运用医学手段，根据自我认同变更性别，以及发展方兴未艾的代孕市场，或直接推行胚胎定制。自由主义如此违背人类终极本性的“成果”之一，就是破坏了自然中最基本的边界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把女性和儿童变成了商品。自由主义的力量进一步扩张，它让一部分人享有“自由”，而这靠的是剥削那些理论上可以自由选择，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权利的人们。所谓“自由选择”对他们只是一种新的束缚。自由主义的这一工程，也注定由于不生育子女的人数的迅速增加，以及在无权者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而失败。它不可避免的逻辑导致了它可预见的政治崩溃结局。
本书收到的批评数量和种类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无法一一回应，但其中有两种特别值得一提。对其中每一种我都只会做简单答复，因为与其在开头过多地回应批评，不如让读者们在书中自己寻找答案。
第一种主要的批评由两种互有关联的形式组成：从政治右翼的角度，指责本书对“古典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市场做出了不准确或不公正的描述，特别是我竟声称古典自由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之间存在连续性。但这些批评中的大多数读者，都同意我关于进步自由主义有害且不可持续的主张。而来自左翼的读者，则认为本书对于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与性解放运动的描述是不准确和不公正的。两边的读者都指责我对那些限制人员流动与个人自由的社群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怀旧之情。
在前言中，本系列丛书的编辑就预料到并提醒过那些已经被明确归入某个政治阵营的读者，他们“会执意要将本书的观点归入他们熟悉的某些政治门类，甚至为了方便归类而忽略其中某些批评。但他们最好抵制住这种诱惑，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个两极分化时代的一种病症”。读者往往会忽视这一提醒，这也证明了“维系政权”的迫切需求。右翼自由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之间存在一种隐藏的共生关系这一观点，将会破坏来自许多阵营的人们的共识——不仅仅是在斗争激烈的政治界。但这些人确实是殊途同归。本书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许多右翼反感的问题并非来自左翼，而是来自我们的深层政治共识，比如自由市场；而许多左翼反感的问题也并非来自右翼，而同样源自我们的深层政治共识，比如对社会规范，尤其是性行为与身份认同方面的规范进行破坏。跨国企业与性解放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是本书最具启发性而此前却被广泛忽视的发现之一。 [5]
本书也收到了来自左右两大阵营的许多 积极 评价，其中 一些 与我对本书所受批评的回应类似。我同来自两党的，同样既批评古典自由主义，又批评进步自由主义的人们开展了许多富有成果的讨论。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一种非凡的坦率，他们试图进一步反思自由主义体制内他们原有立场的缺陷。这种反思在年轻读者中最为常见，这对于政治理论著作来说十分少见。我相信这一鼓舞人心的信号，将会创造一种不同于如今支配美国政治的同质化自由主义的政治联盟。
另一种批评则强调，本书没能为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完备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批评又分为两类，一种对此感到失望，另一种则为自由主义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而感到得意。在写作结论时，我曾想过采取“现实主义”的谦卑态度，也曾尝试过展现大胆的野心，但这两种态度都没能提供一种令我满意的、详细的、即刻可行的替代方案。由于我试图抵制那种源自自由主义的、将政治视为一种只需要用恰当的工具加以完善的技术的冲动，我决定既俯下身，也抬起头。鉴于自由主义的失败未必立刻导致“自由主义的终结”，我提供了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采纳的建议，这并不需要等待自由主义这种已经摇摇欲坠，但依然强有力的政治秩序的崩溃或将其推翻。
为了回应那些希望立即采取行动的人，我在本书结尾建议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培育文化——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那些文化规范更容易生根的地方。许多读者将我在结尾呼吁 现在 立刻去做的事误解为 未来某一天 也许会做的事，因此得出结论，我在结尾的建议就是我设想的最终政治解决方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呼吁开展新的政治理论探索，形成一种最终能够超越自由主义，结合大胆的设想与对既有成就谦逊的承认的新理论。这种政治转变大概会与过去几个世纪中自由主义哲学与政治的发展一样漫长。
但我如今相信，这种转变并不需要花费数代人之久。就在本书出版后的几个月内，自由主义秩序正变得更加脆弱，同时遭到来自右翼国家主义者与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冲击。我们无需设想一个遥远的、几乎无法想象的时代，到那时自由主义的替代者将从其业已燃尽的余烬中产生，并变得足够清晰。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史诗理论”（epic theory）成为现实的时代。 [6] 那个自由主义依然稳固持久，而我们满足于“常规理论”（normal theory），并在既定范式下不断探索自由主义极限的漫长时代，已经结束了。当诸多大事呼唤着人们探索新的政治思想，旧范式失去其解释力时，史诗理论就变得必不可少。当写作本书的结论时，我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后自由主义史诗理论正在为其登场做准备的漫长阶段中。但在短短几个月中，我目睹了美国政治秩序被极端撕裂却又无力终结对方的两党所破坏，以及欧洲自由主义秩序的加速受损。如今我认为，“史诗理论”成为现实的时间会比我们预想得更早，在我们为其做好准备之前，它就会到来。当“永恒的”罗马帝国秩序在410年突然被推翻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City of God ）就成为必需。当下需要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一点每一天都变得愈发明显。我希望本书的年轻读者中有人能够提出一种新的、带领我们走出自由主义的方法。虽然我也希望未来能另写一部著作讨论出路和前行的方向，但现在，你手中的这本书热切希望向你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终结不仅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1] Peter Mair, Ruling the Void: The Hollowing Out of Western Democracy （London: Verso,2013）, p.78.
[2] Jason Brennan, Against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3] James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World （London: John Day,1941）.
[4] 对这一技术更详尽的描述和评价，可参见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orrow,1970）。
[5] Patrick J. Deneen, “The Power Elite,” First Things , June 2015.
[6] Sheldon Wolin, “Political Theory as a Voc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no.4（1969）:106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