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家宪法

THE CONSTITUTION OF A NATION

詹姆斯·麦迪逊，36岁，天资聪颖，喜欢读书。1787年5月3日，他抵达费城，比制宪会议召开早了13天。他住在豪斯太太旅馆的一间房中，是他经常住的地方。这是一家坐落在第五大道和市场街交界处的包食宿旅馆，在大陆议会开会期间，他都在这里居住。为了准备大会，他翻看有关合众国建设的个人笔记。乔治·华盛顿于5月13日到达，即大会召开的前夜。他的到达根本谈不上平静无声，伴随他的是人群的欢呼声，教堂的钟声，一个团的骑兵和鸣枪13响。当华盛顿到达他准备居住的豪斯太太旅馆时，富裕的费城商人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那里迎接他，并坚持让华盛顿住在他的豪宅里，他的豪宅距大会召开地仅有几个街区的距离。第二天早晨，华盛顿和麦迪逊穿过薄雾，一同步行到宾夕法尼亚州政厅。 ^[1]

与会代表没有几个人到达。“会议的开始没有像希望中那样准时。”麦迪逊在5月15日写给远在巴黎的杰斐逊的信中抱怨，他很不开心。 ^[2] 无论延迟还是不延迟，从大会程序一开始，麦迪逊就在细心地做笔记，他确信“这能够为宪法历史资料的收集做出有相当贡献的价值，因为这部宪法是一个年轻民族的福祉基础”。穿过一道拱形门就是州政厅的会议厅。室内窗子高大，光线充足。大会在此处从5月14日开到9月17日——从播种的季节开到秋收的季节。麦迪逊一天都没有落下。“甚至每天离开的时间也不超过几分钟，”他说，“这样我才能不错过任何一次演讲，除了非常短的。” ^[3]

麦迪逊讲话轻柔但并不流畅，完全不像他写作的风格。他在给自己做记录的同时也把费城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情替杰斐逊记录下来。自杰斐逊1784年离开美国之后，麦迪逊就一直为他记录议会审议的全部内容。但麦迪逊知道，最重要的是，他在为后代子孙记录，记录一部宪法如何最终形成了文字。

构成某种东西是去制作。一个身体是由其部件构成的，一个国家是由其法律构成的。“人的构成是自然产品，”卢梭在1762年写道，“国家的构成是艺术作品。” ^[4] 到18世纪，“构成”逐渐具有了“法律、制度和惯例的总集的意思，源于某种确立的理性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民众群体同意接受统治” ^[5] 。英国人夸口说“英格兰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恰当地说）拥有‘一种构成’（即宪法）的君主政体” ^[6] 。但英国的宪法没有被书写下来，不是一个书面文件。英国的宪法是其法律、惯例和先例的总和。潘恩在和保守派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辩论时说，事实上，英国的宪法并不存在。“那么，伯克先生能拿出英国宪法吗？”潘恩问道，“如果不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公平的结论，虽然有很多讨论，但英国没有，也不曾有‘宪法’这种东西存在，或许曾经存在过。” ^[7] 美国的创世之书——宪法——将会被写下来，印出来，收藏起来。

几个世纪以来有关自然状态——政府出现之前的时段——的探讨，终于可以结束了。人们不必再想象一个民族如何建立政府，这个可以得到见证了。“我们没有理由在蒙昧的古代荒野上漫游，搜寻信息，也不用冒着猜测的风险，”潘恩写道，“我们被带到了见证政府开端的节点上，仿佛我们曾生活在时间的起点上一样。” ^[8] 正是怀着这种想法，麦迪逊才成了一个谨慎的历史学家。好像他当时正生活在时间的起点上。

I．

美国宪法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从1776年开始，美国各州起草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得到广泛批准的宪法。在解散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之后，他们的确认真地思考了一种理念，即他们需要为自己重建新政府，好像他们已经回到了自然状态一样。

三个州已经采用了成文宪法，甚至在大陆议会宣布从英格兰独立之前就采用了，因为他们发现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政府。“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形式。”新罕布什尔州于1776年1月召开宪法议会宣布。这是在保皇派总督带领议会的大部分成员逃离新罕布什尔之后发生的事。 ^[9] 13个州中有11个州在1776年或1777年设计起草了宪法。杰斐逊于1776年写道，起草宪法的工作是“目前争议的全部目标” ^[10] 。

大多数宪法都由州立法机构起草，有些是由特别会议选出的代表起草。1775年春，性情暴躁的约翰·亚当斯催促大陆议会“让每一个州的人民尽快召开这样的大会，以各州的权威建立自己的政府，因为人民是权威的源泉和权力的源泉”。新罕布什尔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州，也是第一个将宪法交予人民批准的州。人民的认可是一项程序，其结果远非必然。1778年，马萨诸塞立法机构起草了一部宪法，交予人民讨论认定，人民表示拒绝，并呼吁召开特别会议。特别会议于1779年在剑桥召开，亚当斯作为代表之一，成为新宪法的主要起草人。马萨诸塞人民于1780年批准了这部宪法。这一举动——人民投票选举政府的构成形式——代表着与过去的决裂。亚当斯没有错过这一点，他写道：“哪个民族曾享受过如此待遇，能够为自己和后代的政府做出选择，超过了对空气、土地或气候的选择！” ^[11]

每个州都是一个大实验室，每部新宪法都是另一种政治实验。许多州的宪法，如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宪法，都包含了《权利宣言》的内容。宾夕法尼亚宪法写于1776年9月，开篇便呼应《独立宣言》的导言，“所有人生来同样自由、独立，并具有某些自然的、继承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和维护生命与自由，取得、拥有并保护财产，以及追求和获得幸福与安全的权利。”马萨诸塞的宪法强调革命的权利，规定当一个政府令人民失望时，“人民有权改变政府，为捍卫他们的安全、繁荣和幸福采取必要的措施。” ^[12]

人民得到了完全的尊重，而“民主”一词则保留着一种明确的负面含义。18世纪的美国人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了一种观念，即政府有三种形式：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以及平民政体，也就是国家由一人统治，由几个人统治，以及由许多人统治。每一种政体在寻求自身利益而不是公众利益的情况下都可能出现腐败。腐败的君主政体就是暴君统治，腐败的贵族政体就是寡头政治，腐败的平民政体就是民主。防止腐败的方法就是恰当地融合三种形式，让任何一种政体的腐败都可以得到抑制或其他政体的监督。

在过于君主制的政府和过于民主制的政府之间，马萨诸塞律师、后来的邦联议会成员费舍尔·埃姆斯（Fisher Ames）宁可选择前一种。“君主制像是条商船，它航行得不错，但有时会撞上礁石，最终会沉底，”他在1783年写道，“而共和制像是木筏，永远不会沉底，但你的脚永远在水里。” ^[13]

与发出反对声的埃姆斯不同，许多正在起草州宪法的人明显倾向于民主制。在构建新政府的过程中，若干个州都降低了投票权的财产要求。按照宾夕法尼亚的新宪法，任何住在该州并缴税——任何税——的人都有权投票：以前是三分之二的白人男子可以投票，现在90%的人可以投票。但不少有钱人发现这一举措需要警惕，他们相信，穷人和女人一样，缺乏做出英明政治决策的能力，因为这些人要依赖他人，这部分人的判断并不是自己的。马萨诸塞宪法给政府求职者和普通市民的选举设立了财产限制。正如亚当斯解说的那样：“这是人心理上的弱点，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很少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14]

大多数州建立的是一个具有三个分支的政府，州长负责行政，高级法院负责司法，参议院和众议院负责立法。但有些州试图更正殖民地式的架构（王室任命的总督和他的政务会比选举出来的议会拥有更大的权力），把最重要的决策权交给立法机构的下院，而不是留给上院或者行政部门。宾夕法尼亚的宪法像它的贵格教成员一样，是最为激进的，在一些人看来是值得警惕的过度民主。它规定进行年度选举，不设州长，实行单院制立法机构，议员任期有限。在法律提案印刷出来交由民众审议前，民众有一年的时间考虑，然后才是立法机构投票通过。 ^[15]

各种立宪过程也是多渠道的政治实验。佛蒙特1777年宪法中的“权利宣言”特别强调了禁止蓄奴制：男性在21岁之前、女性在18岁之前可以做契约劳工，但超过此年龄则不得受奴役之约束（这条规定本当使佛蒙特成为第一个废除蓄奴制的州，只是在1777年，佛蒙特不是一个州，而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它直到1791年才加入合众国）。

1781年，贝特（马萨诸塞州奴隶，其丈夫在战争中死亡）提起了一项诉讼，说新的州宪法已经废除了蓄奴制。贝特的主人约翰·阿什利（John Ashley）是当地的法官。她听过他与其26岁的法律助理西奥多·塞奇威克（Theodore Sedgwick）谈论自然权利。阿什利的妻子要用锅铲打贝特的妹妹，贝特挡住了抡起的锅铲，但被严重烫伤。她逃了出来，找到塞奇威克，决定在他的帮助下，为自由起诉。“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自由的，并具有某些自然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可认定为包括享受和维护生命与自由的权利；取得、拥有并保护财产的权利，以及追求和获得安全与幸福的权利。”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宪法之权利宣言”第一条中是这样写的。贝特援引了亚当斯的这段话，打赢了官司，赢得了自由。她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伊丽莎白·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 ^[16] ）。 ^[17]

两年以后，马萨诸塞最高法庭正式判定，蓄奴制与州宪法规定不符，并说：“平等自由难道不是一条自然法则吗？自然法不是上帝之法吗？上帝之法不是反对蓄奴制吗？”第二年，宾夕法尼亚把1775年的“自由黑人遭非法奴役救援会”改名为“宾夕法尼亚废除蓄奴制促进会”。同年，佛蒙特的法官判一名逃奴胜诉，尽管主人拿出一份卖身契证明他的所有权：法官说，如需证明他对另一个人的所有权，必须提供一份“全能上帝”开具的卖身契。 ^[18]

毫无疑问，一些州的宪法比其他州的宪法更为有效，没太能发挥效用的是《邦联条例》。大陆会议起草的这个条例匆忙，目的是向不列颠宣战，而这方面做得也不好（军队缺粮，士兵缺饷，退役没有抚恤金）。条例于1777年成文，直至1781年才得到各州的最后认可（拖延的主要原因是各州竞相争夺西部地区土地所有权），即便当时条例已经生效，土地所有权问题仍未完全解决。一切企图修订该条例的努力都毫无成果，哪怕大陆会议没有解决各州之间的争端，也无权设定标准或控制州际贸易。新国家仍是问题重重，13个州使用13种不同货币，拥有13支独立海军。

更紧迫的事情是，邦联议会缺乏筹集资金的权威。国家需要钱，不仅是按约偿清债务，还要供给西北地区的防卫部队（西北地区是指阿利根尼山脉以西、俄亥俄河以北、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联邦政府从各州征得的土地）。1783年的《巴黎和约》要求各邦联州支付债款，当各邦联州债务违约时，大不列颠就会威胁将对写在《巴黎和约》中的一项承诺违约，即拒绝将西北要塞奥斯威戈（Oswego）、尼亚加拉和底特律交给合众国。

即便是邦联国会拥有税收的全部权力，如何计算每个州的税务负担仍无法确定——每个州应该按其人口比例纳税，还是按其资产比例纳税？在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资产以“人”的形式存在。那么为了税收的目的，奴隶应该算作人口，还是算作资产？1777年，宾夕法尼亚人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认为只有白人居民才能算人口，因为从法律上说，黑人更像牲口而不像人。这一观点对南卡罗来纳人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来说似乎非常重要，他曾威胁说，“如果就他们的奴隶是否算作财产的问题展开争论，联盟将走向终结”。在此问题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打了个讽刺的比方，说若想说清楚人和财产之间的区别，办法很简单：“绵羊永远不会发起暴动。” ^[19]

邦联议会先后在1781年和1783年试图修订“条例”，以赋予自身收缴进口税的权利，这使问题重新回到了如何计算每个州税务负担的辩论上：根据人口数量，还是根据土地价值。土地的价值是难以衡量的——仅凭英亩数字不是个好办法，因为田地要比沼泽值钱——而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一个国家繁荣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标志是居民人数的增加。”人数似乎更易计算，更有意义，不仅能用于税收，还能用于代表权人数，这就引发出一种妥协，牵涉分数比例。税务委员会提出“两个黑人算一个自由人”的方案，其他提议接踵而来，直到“麦迪逊先生说，为了证明他对自由的认可是真诚的，他提议奴隶应该算五分之三个人”。

这个数学公式几乎是随便给的，但它将决定后来70多年的美国选举进程，这在当时同样引发讨论：这个方法从来没有实施过，因为州议会拒绝认可任何收税的修正案。 ^[20] 但当时提出的比例——五分之三——没有被人忘记。

邦联一瘸一拐地跟着前行，体弱无力，步履蹒跚。法国和荷兰在催债款，而且只要硬通，不是合众国变幻无常的纸上承诺。“一文不值”这一描述邦联议会印行的纸币的短语，已经成为一个词语。邦联议会没有钱付给债权人，而到1786年，邦联政府几乎破产。各个州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凄惨，它们可以征税，但不能指望收到税款。马萨诸塞曾征税以支付该州的战争债款，不能缴税的农户财产可能被没收或拍卖。这些农户中有很多人参加过战争，从1786年8月起，他们决定拿起武器再战：马萨诸塞州西部足足有一千名武装农民愤怒异常，孤军奋战，在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的领导下抗议政府，包围市政厅，占领邦联军械库。 ^[21]

看起来好像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有可能陷入内战，然后开始永无止境的革命循环。“我希望可怜又困顿的国家能够吸取历史教训”，珍·富兰克林给哥哥写信说，不要“总是陷于战火之中” ^[22] 。麦迪逊担心起义将一直蔓延到弗吉尼亚。华盛顿开始思考这个国家到底需不需要国王，他给麦迪逊写信说：“我们已接近无序和混乱状态！”麦迪逊向杰斐逊报告说，谢斯起义甚至“玷污了”最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的信仰。 ^[23]

修改《邦联条例》以恢复各州秩序的最后努力决定在1786年9月11日开始。各州代表特别会议在安纳波利斯（Annapolis）举行，麦迪逊作为代表出席。他很有可能是这次会议做决定的人。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他把自己埋在自己收集的很多政治史的书堆里。1785年，杰斐逊从巴黎给他海运了几箱书。“我一直在家，因此有空闲时间浏览藏书，对于你出于情谊送的书，我十分感谢。”1786年3月他写信给杰斐逊，汇报说弗吉尼亚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蓝岭山脉的顶端当时还是白色的。那年春天，当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候，麦迪逊写成了一篇题为《古代现代邦联考》的长文，对他能读到的所有邦联政府都一一做出分析和评价：它们的构架，它们的优点，尤其是它们的弱点。 ^[24]

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多雨之时。麦迪逊在夏天离开弗吉尼亚，在湿漉漉的麦田中穿行。他骑马直奔纽约料理商务，然后转头南下到马里兰，心中仍反复思考着他读过的东西，并给杰斐逊写信提供更多购书指南，以丰富他的藏书。“如果你看到路格都尼·巴塔沃拉姆于1632年出版的《伍波·艾米厄斯描述希腊城邦》，请帮我买一本。”他直接要求说。 ^[25]

舟车劳顿的麦迪逊于9月抵达安纳波利斯，他神情沮丧。邦联一蹶不振，邦联政府十分虚弱，13个州中只有5个州派了代表参加会议。他们聚集在乔治·曼（George Mann）客栈——一幢有六面山墙围绕的旅店。这远达不到法定的表决人数，来自5个州的12个人赞同由纽约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起草的一项决议，各位代表（希望是来自全部13个州）于次年在费城召开会议，“对《邦联条例》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修改，使其能够成为构建联邦政府宪法的必要根基，能够应对邦联面临的危机。” ^[26]

如果更多的代表确曾参加安纳波利斯大会，他们很可能就《邦联条例》提出一项单一的修正案，授予邦联议会提高税收的权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惨不忍睹的出席率为采取更多彻底的行动提供了可能。但是，当决议送交邦联议会时，议会那时在纽约召开会议，拖了几个星期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只有马萨诸塞州的事态发展才促使了邦联议会采取行动。1787年1月，马萨诸塞州州长派一支3000人的民兵队伍横跨该州，试图镇压谢斯起义，夺回军械库（所有这些行动都未经邦联政府授权）。州内实施了戒严法。在纽约，邦联议会也最终采取行动，批准了有关费城大会的提议：“以尽快修改《邦联条例》为唯一目的。” ^[27] 此时，没人提到要起草宪法。

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麦迪逊返回家乡弗吉尼亚，继续进行研习。1787年4月，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美国政治制度之缺陷》。文章伊始举出了11个缺点：“1. 各州未遵守法定征用令要求……2. 各州侵犯邦联政府的权威……3. 违反国际法和条约法……”文章结束时，他总结了这些缺点的成因，他认为问题主要在于“人民自己”。他这样说的意思是强调多数人给少数人带来的危险。“在共和政府中，多数人无论成分如何，最终成为法律。所以无论何时，只要有明显的利益或共同的热情能够团结多数人，那什么能限制他们不正当地违反少数人或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呢？” ^[28] 什么力量能使好人不去做坏事？诚信、性格、宗教——历史证明，这些是靠不住的。不，唯一能限制人们走向暴政的力量是一部完整的宪法。宪法必须像铁门一样，制作得精致完美。

II．

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有余热。1787年5月初，他一直在等那些迟到的代表处理他的信件。他的妹妹珍从波士顿写信说，她一直在读关于他的消息。“我想告诉你，能看到报纸对你持续、生动的报道，我十分开心。”她骄傲地写道。此时，富兰克林已经81岁了，珍也74岁了。她对他说，这些消息“让你看起来像个25岁的年轻人” ^[29] 。

在12个州选出的75个大会代表中，富兰克林是年纪最大的（罗得岛不愿认可这次大会的必要性，拒绝选送任何代表）。代表中有一半人是律师，19个代表仍然拥有奴隶，但最终只有55人出席了大会，由于他们行踪不定，通常每天只有30人参加会议。到14日大会即将开幕的时候，几乎还没有任何代表抵达。麦迪逊只能怪罪天气。

除了富兰克林和麦迪逊，另外两名宾夕法尼亚代表——加弗努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已在城中，还有两名弗吉尼亚的代表：乔治·华盛顿和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6人于16日晚在富兰克林新扩建的别墅见面（房子的扩大见证着他的崛起）。与他和妹妹说的一样，他加了偏房，又在卧室里开了一扇门，直通他的书房，即便是穿着拖鞋和睡袍也可以过去。“亲爱的妹妹，当我看着这些建筑时，将它们和父母教育我们的地方相比，其差别让我大吃一惊。”他写道，回想起波士顿弯曲街道上的他们出生的那间小木屋，那时的美洲更小。 ^[30] 那天夜里，在富兰克林家餐厅的烛光下，这六位率先到会的人一致同意，大会不只是修订一下“条例”（“条例”几乎是各主权州之间的协约），而且应该讨论设计出一个国家政府。第二天，麦迪逊开始起草所谓的“弗吉尼亚计划”。富兰克林又开始给妹妹写信。“我们都很好，一同给你和你家人问好。”他写道。 ^[31] 他在思考邦联的现状。他的妹妹有一条建议。“我想在参会的这么多聪明人的帮助下，你会取得辉煌的成就，停止使用强制暴力，因为它们令人厌恶。”她力劝哥哥支持结束征兵与结束极刑的提议。“我宁愿听到利剑被敲断，变成犁锄，缰绳变成拉车的绳子，通过这种方法，达到彼此的和平共存。”富兰克林的妹妹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在战争中饱受折磨。她失去了家，她的一个儿子在邦克山战役中因伤死亡，另外一个儿子最后疯了。她受够了枪声和暴力。富兰克林折起她的信，沉默不语。 ^[32]

大会推迟了11天，直到5月25日才正式召开，那时29名投票代表才到齐。55岁的华盛顿还像个年轻人一样引人注目，被代表们一致推选为会议主席。（他的牙齿影响了俊美的脸庞，他蛀牙严重，换成了象牙做的假牙，还有9颗是从奴隶嘴里拔出的。） ^[33] 华盛顿深受尊敬，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他代表着合众国最高的一切。没有什么比他在战争结束时放弃总司令一职更能证明他的公民美德了：他没有夺取权力，而是放弃了。 ^[34] 作为制宪会议的主席，他的角色具有仪式性，但与其他仪式性角色一样，要有必不可少，甚至激动人心的“表演”。

5月29日，大会在埃德蒙·伦道夫颇有礼节地对《邦联条例》的初创者表示感激中开始，那份文件留下的缺憾很难怪罪他们，他们处在“科学、宪法和联盟的婴儿期，已经尽了作为爱国者的所有职责”。伦道夫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律师，他的父亲是保皇派，1775年逃出了弗吉尼亚，他叔叔佩顿（Payton）的奴隶加入了邓莫尔的部队。他知道什么叫混乱。他认为，“因政府的松散而导致的混乱局面随处可见”，因而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大会可用手段的具体措施，以避免混乱。 ^[35]

代表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最混乱的局面是邦联议会的债务，邦联资金匮乏，无法增税，不能平息反叛，也不能解决州与州之间的争端。但伦道夫像其他代表一样，相信此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州宪法之间的不同倾向。“我们的主要危机来自各州宪法中强调的民主部分。”他说。马萨诸塞州的煽动者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认为各州都在承受“过度民主”的痛苦。伦道夫相信会议的要点是“医治美国深受其害的恶疾，而人们在民主带来的动荡和愚蠢行为中找到了恶疾的源头，因此必须寻求某种监督体制，阻止我们各级政府中出现此类倾向” ^[36] 。

那些反对建立国家政府的代表原以为他们来到费城就是为了修改《邦联条例》，他们不想让公众了解讨论的内容，担心后者听到会议厅的低声交谈会惊恐不安。不过代表们承诺，将对大会的审议内容保密，时间为50年，这对麦迪逊这样的人会大有好处。在大厅内，则允许代表直言不讳，畅所欲言。

起草于费城的宪法成为对独立革命的检验，对激进倾向的制止，如果说革命在政府和自由的平衡中倾向于自由，宪法则在平衡中倾向于政府。但从许多方面来看，宪法还兑现了革命时期的承诺，特别是对代表权的承诺。在新国家政府的总设计中，代表们坚定地拒绝了由州立法者——而非人民——选举国会议员的提议。“在现存邦联体制下，议会代表州，而非代表人民，”乔治·梅森说，“他们的行动作用于州，而非作用于所有个体。这种状况将在新政府方案中得以改变。人民将被代表，因此他们应该选择自己的议员。” ^[37]

无论代表们在大会上如何谴责某些州宪法的过度民主，或后悔有些州降低了选举权的财产要求，他们并没有在联邦宪法中设立相关限制。富兰克林争辩说，没有地产的穷人在战争中打过仗，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在新政府中投票。“谁是邦联众议员的选举人呢？”麦迪逊问道，“不论贫富、有无知识、出身名门或出身微贱，全部一视同仁。选举人应该是合众国的绝大部分人民。”关乎政治，也关乎原则。康涅狄格代表奥利弗·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说得更简单：“如果人们觉得国家宪法有可能剥夺他们的选举权的话，他们不会轻易接受它。”投票资格交给各州决定。

宪法也没有规定竞选联邦公职的财产要求。“谁是公众选举的对象呢？”麦迪逊问，“凡是其功绩能赢得国家的尊重和信任的公民都是这种对象。”还有更具颠覆性的话语吗？“财富、门第、宗教信仰或职业都不得限制人民的判断或者使人民的愿望受到挫折。”麦迪逊坚定地说。 ^[38]

秉承同样的革命精神，宪法要求国会议员必须有报酬，这样政府公职不会仅限于有钱人。宪法要求移民只需短期在美居住便可竞选联邦官职。主张更强限制的代表必须考虑这些移民，如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汉密尔顿，出生在苏格兰的詹姆斯·威尔逊（他不知道在“他参与制定的宪法规定之下，是否有资格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这些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那么其他问题则更加困难，大会发现它面临着一个几乎无法弥合的分歧：在一个由面积差距巨大的各州组成的国家政府中，怎样才能公平分配国会代表名额。有项提议涉及重新绘制合众国地图。“把邦联地图放在桌上，”新泽西的一个代表建议重新画图，“把现存的州界涂掉，整体重新分割为13等份。” ^[39] 但麦迪逊指出，问题不仅是各州的面积大小，还有各州的人口状况。他解释说：“各州之所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不是因为它们的大小不同，而是因为它们是否拥有奴隶。” ^[40]

以人的形式存在的财产问题比革命前更严重。战后的几年时间见证了历史上美洲最大规模的非洲奴隶输入——仅10年就有100万人成为奴隶。合众国的奴隶人口在1776年是50万，1787年飙升为70万。《巴黎和约》之后，不列颠承认合众国独立时，英国把以前的殖民地看成外国，这意味着包括西印度群岛港口在内的英港禁止美商通行。其结果就是，奴隶贸易在合众国境内增长，因为南方的奴隶主将他们的财产卖给了穷乡僻壤的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的定居者。南方各州的奴隶人数在增长，北方的奴隶人数在下降。到1787年，奴隶制在新英格兰得到有效的废除，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则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从经济角度看，这里的意味非同寻常。13个州中只有5个州、南方只有2个州（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奴隶制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会议上，回避蓄奴制问题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代表权的问题触发了它，还因为人们对专制本质的理解要依赖它。当麦迪逊指出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现象不可避免时，他引证的是古代史，讲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富人如何压迫穷人。但他同样引证了当代美国史。“我们已经看到，在最开明的时代，在人类有史以来实行最压迫统治的土地上，仅存在肤色的差别。” ^[41] 麦迪逊指出这种压迫现象，但没有企图把蓄奴制作为论述的要点（尽管他不可避免地会这样做，因为那天他说的话透露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肤色差异”，不应该作为奴役他人的依据）。他想说服所有代表的是，一个共和政体要够大，要有大量的派系，这样多数人便无法压迫少数人，但蓄奴制是他所理解的压迫方式。

蓄奴制成为费城会议分歧的关键，因为奴隶被纳入两种计算方法当中：在富人看来，他们代表财产；在人口计算中，他们代表人。其实两者不可分割。

大会中最困难的问题是代表权问题。人口众多的州自然要求在联邦立法机构中的代表人数与人口成比例。人口少的州则要求每个州都有人数相同的代表。奴隶众多的州要求将奴隶算作人民，计算时只算为代表人数，而非纳税人数。没有奴隶的州的要求则相反。“如果我们放弃代表权与人口成正比这个原则，那就失去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在6月9日提醒大家。 ^[42] 当天晚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整理好了他的信件，向全世界主要反蓄奴制领导人分发了一份“宾夕法尼亚废除蓄奴制促进会”新章程，“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的人道精神的盟友都是同一民族、同一宗教的。” ^[43] 富兰克林就代表权问题在大会上发言，他的宾夕法尼亚同胞威尔逊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公正的态度。威尔逊比其他代表聪明的是，他理解政治分歧的性质，这种分歧会瓦解联邦。

7月11日，威尔逊质问，如果黑人算人民的话，为什么他们不能“被当作公民”对待？还有，“为什么他们不能与白人公民一样被平等对待”？如果他们不算人民，“那么他们是被当成财产吗？那为什么其他的财产不能纳入统计数字？”

大会几乎陷入僵局，只有另一项涉及“西北地区”的共识才算得以缓和局面。《西北条例》规定，任何在俄亥俄河以北进入联邦的新州，将彻底废止蓄奴制，而俄亥俄州河南部各州将维持蓄奴制存在。这一条款在7月13日得到通过。4天以后，大会接受了所谓的“康涅狄格妥协案”，在参议院建立等额代表制，每个州选举两名参议员，在众议院建立人口比例制，每4万人选举1名众议员（在最后1分钟这个数字变成了3万）。而且，出于对代表权的考虑，每个奴隶将按五分之三个人计算——麦迪逊于1783年提出的设想。设立联邦人口普查以统计人口，每10年一次。 ^[44]

如此重大决策的最大成果，是让奴隶州比非奴州在国会中拥有更多的代表席位。1790年，美国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计算出新罕布什尔有14万自由公民，这意味着“花岗岩之州”在众议院得到4个席位。但南卡罗来纳有14万自由公民和10万奴隶，它得到6个席位。马萨诸塞的人口比弗吉尼亚多，但弗吉尼亚有30万奴隶，所以它又多了5个席位。如果不是那个“五分之三”的规定，自由州的代表席位将以57∶33超过奴隶州的代表席位。 ^[45]

在8月大会休会期间，麦迪逊忙于处理个人事务。一个叫安东尼的17岁奴隶，从蒙彼利埃出逃，麦迪逊问从前是财产的比利（现在叫威廉·加德纳）是否知道安东尼的下落。 ^[46] 安东尼去寻找能成为“五分之五”个人的地方了。

富兰克林利用休会的时间休息，并继续思考蓄奴制的问题。他原本计划提出一项提案，呼吁发表一份谴责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本身的原则声明，但北方代表说服他撤回了该提案，因为目前达成的妥协本来就已相当脆弱。马萨诸塞代表鲁弗斯·金（Rufus King）在休会期间重新思考就“五分之三”做出的让步。而当大会重新开始时，金提出国会至少要拥有废除奴隶贸易的权力，但南卡罗来纳代表则清楚地表示，任何限制奴隶贸易的企图都将迫使他们离开大会。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不能容忍这种现象。马丁是新泽西一个农户的儿子，当律师之前曾是一名校长，1778年被任命为马里兰司法部部长。他宣称奴隶贸易“与革命原则不符，有损美国的名誉”。他个头不高，脸涨得通红，尽管他很聪明，却很邋遢。据说“他的才气和恶习一样令人瞩目” ^[47] 。但他证明了自己是个有原则的人。他退出了大会，拒绝在宪法上签字，反对宪法的批准，并警告说，“在这个世界上，国家级的犯罪通常只能遭到国家级的惩罚”。 ^[48] 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对马丁的说法置之不理。拉特利奇48岁，是南卡罗来纳议会印花税法案代表大会和大陆议会的议员，他是南方利益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他坚定地说：“目前真正的问题是南方各州究竟是否应该成为联邦的一部分。”

新英格兰人放弃了这一点。“让他们想进口什么就进口什么吧。”康涅狄格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说。埃尔斯沃思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原准备从事牧师职业，后来当了律师。“蓄奴制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判断是每个州自己应该考虑的事情。”他说，并相信这一制度正在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蓄奴制将不再是我们国家的污点。”

反对奴隶贸易的人和赞成奴隶贸易的人之间最终以一个动议达成妥协，即国会在20年内不干预各州的奴隶贸易。麦迪逊觉得很不开心。他更希望在宪法中完全不提奴隶制的事。“若是一个词让国格显得很不光彩，宪法中就应该只字不提。”他提醒说。加弗努尔·莫里斯被车轮轧断了一条腿，被开水壶烫坏了一条胳膊。他对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非常震惊，决定发表一段演讲。“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居民去到非洲海岸，违背了人类最神圣的法制法规，把同类从他们最亲爱的亲友身边夺走，使他们陷入最残忍的奴役状态，如今将在一个试图捍卫人类权利的政府中拥有更多的选票，而宾州和新泽西的居民目睹着受人赞美的恶行，选票数却更小，多么恶毒的举动。”他说他“将很快提出一项税案，为美国所有黑人赎买自由，免除这样的宪法留给子孙后代的负担”。正如莫里斯所指出的，代表们在这里构建一个共和国，但没有什么东西显得比蓄奴制更具贵族制特点。他说这叫“上天的诅咒” ^[49] 。

宪法无法摆脱这种诅咒。相反，它想把诅咒隐藏起来。在宪法定稿中，“奴隶”或“奴隶制”的字眼根本没有出现。“这套确立管理自由人权利的新原则要以源于奴隶的势力为基础。”宾夕法尼亚的约翰·狄金森深感疑惑，但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预言：“忽略那个词将被看作对一个令我们羞愧的原则的极力掩饰。” ^[50]

大会结束前5天，乔治·梅森提议增加一条权利法案。“只需几小时就能写成这样一条法案。”他说。但梅森的提议被否决了，没有哪个州投赞成票，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州都有了权利法案，也因为代表们都筋疲力尽了，巴不得早些回家。

1787年9月17日，星期一，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之后，一份经润色的宪法草案最终可供大家签署了。在宪法文件首次被大声宣读之后，被痛风所累的富兰克林挣扎着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但像会议中几次出现的情况一样，他发现自己已疲惫得无法发表任何讲话。威尔逊只有富兰克林一半的年纪，由他来宣读富兰克林写好的意见。

“主席先生，”他以称呼华盛顿为开端，“我承认，这部宪法有些部分我目前不同意，但我不能肯定我会永远不同意。”他表示可能会在某一天改变看法。“因为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在很多事情上，甚至在重大问题上都改变过我的初衷。年纪越大就越怀疑自己的判断，越尊重别人的判断。”为了让其他不愿妥协的代表也放开思想，他提醒人们情绪狂热的代价。“很多人像宗教派别一样，认为自己拥有真理，认为别人若和他有分歧，错在他人。”但在这种情况下，谦逊难道不是最佳的选择吗？“由此，先生，我同意这部宪法，”他结束道，“我不相信，要是召开另一个制宪会议能够制定出一部更好的宪法。” ^[51]

下午4时，代表们开始在4页文稿的最后一页上签字。梅森属于拒绝签字的几个人之一。华盛顿坐在窗前。富兰克林理解政治舞台的重要意义。他说，会议期间，每当他不知道时间的时候，他会想到透过窗户能看到的太阳，这也是映在华盛顿椅子后的这个太阳，到底是在升还是在落。但现在他终于知道，那是朝阳，不是落日。 ^[52]

大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严格保密如此之久刚被写在纸上的文件终于被传抄和公布，它们被印在了报纸上，出现在传单上，而且“我合众国人民”总是用特大号字体。华盛顿给身在巴黎的拉斐特送了一份：“现在它已成为幸运之子。”如麦迪逊所说，宪法“就像它赖以承载文字的那张纸，是空白的，除非它能得到它所顾及的人们的认可……即人民自己”。 ^[53]

《独立宣言》是由大陆议会成员签署的，没有经过公众投票。《邦联条例》经过了各个州的认可，但认可者是州立法机构，而不是普通百姓。除了《马萨诸塞州宪法》（1780）和第二个《新罕布什尔宪法》（1784），还从来没有哪部宪法、哪个构建政府体系的文件交由全体人民批准。“这是人类史上全新的事件。”康涅狄格州州长在该州的宪法批准大会上这样说。 ^[54]

有关批准宪法的争论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政治创作，不仅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还出现在成百上千份传单和小册子上。赞成批准宪法的文字不断发表，词语雄辩、说服力强，共85篇文章，合集为《联邦党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Papers ），于1787年10月至1788年5月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笔名写作出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了51篇文章。他年轻气盛，一头红发，在制宪大会上还不是个重要角色，他认为宪法构建了一个太过民主的政府。麦迪逊写了20多篇文章，其余的文章出自约翰·杰伊之手。

争论出现在宪法批准集会上，但在国家周报上表现得更加激烈，它确立了这个新国家的两党制结构。反对联邦的人不幸得名“反联邦主义者”，他们反对批准宪法。如果不是这种二选一的选择，还有以派别划分的新闻媒体的话，合众国很可能建立起一种多党制的政治文化。

反联邦主义者普遍指控宪法蓄意侵犯他们的自由权，尤其是因为它缺少一项权利法案。杰斐逊在巴黎抱怨道：“权利法案使人民有权反对世上任何一个政府。” ^[55] 反联邦主义者还指出国会规模太小，这里他们引用约翰·亚当斯说过的话，一个立法机构“应该是一个缩影，是对人民的精确描摹”。受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Laws ，1748）的影响，反联邦主义者相信一个共和国应该规模不大，性质统一，而合众国规模太大，不适于这种政府形式。他们还指控宪法晦涩难懂，这种晦涩进一步证明它是刻意不想让普通人读懂，仿佛是故意让人难以理解。反联邦主义者认为，“明智而自由的人民的宪法应该像我们的字母表一样表达明确”，像《常识》一样通俗易懂。“宪法应该像一座灯塔，树立在人们眼前，人人都能看懂。”帕特里克·亨利宣称。 ^[56]

反联邦主义者，包括以前制宪大会的代表，还反对“五分之三”的条款。路德·马丁把这叫作“对上帝的严重嘲笑和侮辱”，并说这条款“涉及按一个州违反自由权的程度增加其权利这件荒唐事，这与该国家侵犯自由权利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57] 。麦迪逊在捍卫这一条款，认为没有别的办法计算奴隶的人数，除非把他们既当成人，又当成财产，这是“他们生存之下的法律所赋予他们的特性” ^[58] 。

宪法的批准过程扣人心弦。到1788年1月9日，5个州——康涅狄格、特拉华、佐治亚、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已经批准了宪法。在马萨诸塞，于1月开始的论争变得更为激烈了。“你知道我们有些爱挑剔宪法的人，”珍·富兰克林从马萨诸塞向哥哥汇报说，“但是看来，这些人的判断力并不好。”她安慰哥哥，想让哥哥放心。 ^[59] 在联邦党人承诺他们将在新联邦国会的第一届会议上提出一项权利法案之后，马萨诸塞州在2月以187票对168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该法案。3月，当初就拒绝派代表参加制宪大会的罗德斯，如今拒绝举行宪法批准大会。马里兰于4月通过宪法，南卡罗来纳是5月，新罕布什尔是6月。这样共有9个州赞成宪法，达到了认可宪法的最低要求。

不过从实际角度看，弗吉尼亚和纽约的认可才是最为关键的。在弗吉尼亚会议上，帕特里克·亨利指出宪法侵犯了各州的主权：“他们提议在各州之间签订协议了吗？如果签了，这就是个联邦，但显然它不是，而是个联合政府。”那问题就转到了那件可怜的小事上——就是那句表达，“我是合众国人民”，而没说是各个州。 ^[60] 联邦派最终获胜，以89票对79票于1788年6月25日认可了宪法。

7月4日，当詹姆斯·威尔逊以高昂的激情在费城的游行队伍中演讲时，纽约的宪法批准大会正在进行。“你们听说过斯巴达，听说过雅典和罗马，听说过他们令人羡慕的宪法，还有他们享有的至高无上的自由。”他对听众说。然后他问了一些修辞问题，但他们的宪法是成文的吗？听众大声回答：“不是！”他们是由人民书写的吗？不是！他们把宪法交给人民讨论批准吗？没有！“人民的批准或拒绝影响兴衰了吗？”回答还是没有。

3周以后，纽约以微弱优势（30票对27票）批准了宪法。 ^[61] 就是这3票，使宪法成了法律。不过政治斗争仍在激烈地继续。投票后的第二天，托马斯·格林利夫（Thomas Greenleaf）——在联邦主义者主导的纽约城中唯一一个反联邦派出版商——傍晚回到家中，发现一群联邦派成员用猎枪射击他的家。他把两支手枪上好子弹，放在床旁边的箱子里，然后上床睡觉，但半夜被房子外边的几个人的喊声所惊醒。当一伙暴徒开始破门、砸窗、扔石头的时候，格林利夫从二楼的窗子朝人群开枪。他本准备再装子弹，但后来决定逃跑。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从后门死里逃生之后，暴徒冲进了他的房子和办公室，捣毁了他的打字机和印刷机，对一个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62]

宪法认可的过程非常痛苦，它也很可能走上另一条路。一个难以控制的新的共和国，诞生了。

III．

国会第一次大会于1789年3月4日在纽约市政厅召开，这就是德国出版商约翰·彼特·曾格1735年受审的地方，也是一个叫恺撒的黑人1741年面临最终命运的地方，还是《印花税法案》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每一次都是为了争取自由的审判。该大厅被重新命名为“联邦大厅”，有了新的用途，它扩建了，更新了，更宏伟了，装上了托斯卡纳石柱和多里克石柱，采用的是法国建筑师皮埃尔·查尔斯·郎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的设计（当联邦政府迁移到波托马克河畔的时候，他设计了国家首都的布局）。在郎方的设计中，市政厅比原来扩大了三倍，其美学理念开创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联邦式。在宽敞的新阳台（面朝华尔街）之上是一只巨鹰，配有13支箭，似乎要射穿云端。屋顶是圆形的，有扇半圆形窗户，面向天空。 ^[63]

联邦大厅极其壮观辉煌，是共和主义的纪念馆——大楼的门向人民敞开。宪法要求“每个议院都要保存一本会议日志，定期出版”。《议会记录》曾经出版过，因为它必须公开，但国会决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会议过程公之于众。1776年，宾夕法尼亚宪法规定，“议会的大门……将一直敞开，所有行为得体的人都可以进入”，而众议院遵守了这个先例，从第一次会议开始就敞开了大门。众议院大厅有拱形，呈八角形状，有两层楼高，有很多大型画廊供游客参观。 ^[64]

新总统直到4月30日才宣誓就职，延迟的主要原因是举行第一届总统选举需要时间。华盛顿当选没有任何异议，但仍有一个计算票数的过程。新总统将如何就职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宪法只规定总统宣誓，郑重承诺将“珍惜、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

在预定的华盛顿宣誓就职仪式开始的几小时前，国会的特别委员会决定，如果总统在宣誓时将一只手放在《圣经》上，也许会非常得体。不幸的是，联邦大厅中没有一个人带着《圣经》，人们便飞速去找《圣经》。正午时分，华尔街上挤满了人，华盛顿站在阳台上宣誓，头上是那只在空中俯瞰大地的巨鹰。

他宣誓，然后亲吻了那本借来的《圣经》。宣誓仪式后，华盛顿走进联邦大厅，发表演讲，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他起草了演讲稿。宪法并没有要求总统做就职演讲，但华盛顿对这一时刻的理解很深。他以称呼“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公民同胞们”开始他的演讲。他在那个有拱顶的八角大厅对国会讲话，但呼吁的是人民。“维护神圣的自由之火和共和制政府的命运，系于美国人所遵命进行的实验上。” ^[65]

华盛顿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成了先例。倘若他在宣誓就职前决定解放自己的黑奴，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况？他对蓄奴制失去了幻想，他自己的奴隶，还有他妻子所拥有的更多的奴隶，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道德负担，而且他非常明白，由强制之下无偿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还有蓄奴制本身的存在，对国家来说，都是一种道德负担。有一种微弱的迹象表明，华盛顿草拟了一份声明，说他准备在就任总统之前解放他的黑奴。（或由于那份声明像华盛顿的就职演讲一样是由汉密尔顿——纽约奴隶解放协会成员——起草的。）华盛顿知道，这同样会成为一个先例：在他身后的每一位总统都必须首先释放自己的奴隶。他不会，也不能那么做。 ^[66] 华盛顿的决定中很少有哪一桩因未采取行动而造成长期的可怕后果。

宪法没有太多地谈到总统的职责。“总统应为美国陆海军总司令，”根据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他得要求每个行政部门长官就他们各自职责有关的任何事项提出书面意见。”但宪法没说需要总统内阁。不过，首届国会成立了若干个行政部门，由华盛顿任命首长：国务卿是杰斐逊；财政部部长是汉密尔顿，战争部部长是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

国会面临的最大行政压力是起草一份权利法案。麦迪逊已经准备了一份提案，在“反对宪法的那些人看来，这将使宪法更为完善”。他于6月8日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12条修正清单。他本希望修正条款能写入宪法，放在恰当的地方，但它们全被放在了最后。 ^[67]

在麦迪逊的修正提案讨论和修改的过程中，国会讨论了国家司法权的问题。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但细节问题留给了国会。1789年9月24日，华盛顿签署了司法提案，确定法官人数为6人，规定法庭的权限（非常小），创立了司法部部长的职位，华盛顿任命埃德蒙·伦道夫担任此职。

在宪法规定下，最高法院的权力非常有限。行政分支手里有利剑，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第78号”（《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写，立法机构手里有钱包。“与此相反，司法机构对利剑和钱包都没有影响，它既不能驱使社会力量与财富，也不能主动做出决议。”法官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审判。“司法机关是三个权力部门中最弱的一个，”汉密尔顿总结说，并在一个脚注中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在上面提到的三种权力中，司法权几乎为零。” ^[68]

最高法院在联邦大厅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最高法院开会（若开会的话），就把会场设在宽街和水街交界处的石头大楼（称“商务交易楼”）二楼的一个通风不错的屋子里。楼下是一个拱廊，用于股票交易。楼上办演讲和音乐会。在法院召集开会的第一天，只有三名法官露面，不够法定投票人数，于是宣布休庭。 ^[69]

华盛顿签署司法法案的第二天，国会将麦迪逊的12条宪法修正条款交由各州批准。与此同时，国会讨论其他问题，而立即面对的就是蓄奴制。1790年2月11日，一组贵格教派的人提出了两条请愿，一条来自费城，一条来自纽约，都是要求国会终止奴隶进口，并逐渐解放在押奴隶。在联邦大厅的八角厅，在佐治亚代表和南卡罗来纳代表起身谴责请愿之后，麦迪逊决定把请愿提交给委员会。第二天，国会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废奴协会提交的请愿，催促国会“在他们拥有的权限条件下，采取明智的措施，促进废奴，阻止各种形式的奴隶贸易”，提案的签字人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

几小时的辩论（当着画廊参观者的面）之后，国会以43票对11票决定将所有三项提案一并交给特别委员会（11张否定票中有7票来自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3月8日是委员会提交报告的日子，南方代表成功地拖延了报告日期。佐治亚州的詹姆斯·杰克逊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说宪法是一个“神圣的协约”，南卡罗来纳的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的讲话又是两小时，他反对解放黑人，坚持认为，如果黑人成为自由人，他们就可能和白人通婚，“白人种族将会灭绝，美国人民将全部变成黑白混血儿” ^[70] 。

纽约几英里之外，那些参加会议讨论的人曾经拥有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也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哈里·华盛顿在1783年离开纽约去了哈利法克斯，他在考虑是否要把全家搬到西非的一个新殖民地上。首批航行者曾于1787年5月从伦敦抵达塞拉利昂，当时立宪大会的代表正拖拖拉拉地抵达费城。大约400个移民准备参加航行，非洲出生的作家和前奴隶库伯纳·奥托巴·库戈亚诺（Quobna Ottobah Cugoano）警告大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游到岸边，在英国保住生命和自由，而不要在海上冒险……不要冒险在塞拉利昂定居。”他们还是出航了。穿越大西洋之后，他们建了个首都，选择了来自费城独立战争的老兵理查德·威弗（Richard Weaver）做总督，他也是个逃奴。五个月之后，他们陷入了疾病和饥荒，122名定居者死亡。更糟糕的是，库戈亚诺所说的话得到了应验，有些人遭到了绑架，再次作为奴隶被卖掉。但对有些人来说，塞拉利昂就是家。弗兰克·彼得斯（Frank Peters）在小时候就被绑架，之后在南卡罗来纳为奴种地，直到1779年参加了英军。他到达塞拉利昂两周后，也就是他29岁的时候，一个老妇人找到了他，抱住他，紧紧地抱住了他，那是他的母亲。 ^[71]

最后，哈里·华盛顿决定加入来自美国的近1200人的黑人难民群，从哈利法克斯乘15艘船出发，驶向西非海岸，其中有两个黑人牧师，摩西·威尔金森和戴维·乔治。车队离开港口之前，每个家庭都接到了一封证书，证明“抵达非洲后将得到一块免费土地”。但华盛顿抵达塞拉利昂之后，发现殖民地的新都城——自由镇已经陷入疾病和贫困（因高额租金导致）的泥潭。“我们以前确实叫它自由镇”，威尔金森痛苦地说，但现在“我们有理由叫它奴隶镇了”。 ^[72]

在纽约，作为一个奴隶镇，负责回答反蓄奴制提案的国会委员会终于提交了一份报告。宪法禁止国会在1808年之前废除奴隶贸易，但国会拥有对进口货物征税的权力，委员会报告说，这个权力包括对奴隶贸易征收高额税款，高到足以阻止，甚至终止蓄奴制的程度。麦迪逊起身讲话，声音和缓。他主张取消这种（收税）许可。窗户本来就很小，不能再小，麦迪逊就干脆把它关上了。最终的报告结束于：“国会无权干涉任何一个州内部解放奴隶或如何对待奴隶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由相关各州本着人性的和真实的原则单独确立内部法规。”这一报告的决议以29票对25票得以通过，票数之差仍以地区划分。报告将蓄奴制问题推到了1808年。 ^[73]

富兰克林躺在病榻上试图抗议。早些时候，他试图安慰妹妹：“我所遭受的痛苦让你伤心，但与我的长寿所享受的健康和安逸相比，这只是件小事。” ^[74] 他只不过在掩饰他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攻击过蓄奴制，文章的签名是“Historicus”——历史的声音。 ^[75]

两周之后，富兰克林去世。他是唯一一个签署过《独立宣言》《巴黎和约》和美国宪法的人。他最后的公开活动是敦促废除奴隶制，然而，国会没有听从他的声音。

由蓄奴制造成的分裂几乎阻止了联邦的形成，也终将会使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当然，还有其他的分裂存在，深刻而久远。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之间的分裂没有因宪法得到批准而停止，它也没有以批准《人权法案》而告终。1791年12月15日，由麦迪逊起草的12条修正案中的10条经所需的四分之三州通过。这就是《人权法案》，这将成为永无休止的激烈论争的主题。

《人权法案》中包含的是一系列国会不曾拥有的权力。第一条修正案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以下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或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这一原则来自一些早期的文字，包括麦迪逊1785年的“反对宗教评估的请愿和抗议书”（“每个人的宗教应该由每个人的信念和良心来决定”），杰斐逊1786年的“宗教自由法令”（我们的人权不依赖于宗教观念，就像不依赖我们在物理、几何上的意见一样），以及宪法第五条（绝不得要求以宗教宣誓作为担任合众国属下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 ^[76]

《人权法案》确定的权利同样非同寻常。几乎每一个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都有其特定的宗教，康涅狄格1639年宪章解释说，政府的全部目的是“保持和维护主耶稣福音的自由和纯洁”。自康涅狄格宪章颁布，到1787年的制宪大会召开，中间一个半世纪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宪法不用说确立一种宗教，甚至没有提到“上帝”（god）一词，用到日期时除外（“耶稣纪年之……”）。只有两个州不要求以宗教宣誓开启任职时，宪法禁止了这种做法。只有三个州不信奉官方宗教时，《人权法案》禁止联邦政府确立国教。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和麦迪逊一样相信，宗教只有在摆脱政府后才能够兴旺发达，而自由政府只有在摆脱宗教之后才能兴旺发达。 ^[77]

《人权法案》在各州得到了批准，但新争议随之出现。美国政治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两派意见分歧的历史：一派主张有强大的联邦政府，一方则主张各州的权利。在华盛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争论围绕汉密尔顿提出的经济计划展开。争论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债务问题。首先是个人债务。战后的经济衰落使许多美国人无力偿还债务。当时有许多人被关在费城的债务人监狱里，在那里，他们还印行了自己的报纸《绝望的希望》（ Forlorn Hope ） ^[78] 。其次是各州在战争时欠下的债务。再次是大陆议会所欠的债务。这些政府债务若不能偿还，合众国将没有贷款方，没有外国投资，将无法参与任何国际贸易。

汉密尔顿提议联邦政府不仅应偿清大陆议会的债务，还应承担各州的债务。为此，他主张建立国家银行，像英格兰银行那样，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拥有稳定全国的纸币体系。国会通过了一条提案，于1790年建立合众国银行，为期20年。在此提案签署为法律之前，华盛顿询问过杰斐逊。他提醒总统，汉密尔顿的计划不符合宪法规定，因为它违背了通用的第十修正案，即“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或由人民保留”。宪法并没有特许国会有建立国家银行的权力，既然第十修正案说所有没有授予国会的权力或归各州所有，或归人民所有，国会就不能建立国家银行。华盛顿还是签署了提案，为宽泛而非狭隘地理解宪法提供了一个先例。他同意汉密尔顿的意见，创办国家银行符合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授予国会“制定……必要而恰当的任何法律”的权力，与国会解释它在征奴隶贸易税方面的权力正好相反。

汉密尔顿计划的其他部分引起了别的反对意见。有些州已经付清了战争债款，如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它们反对联邦政府承担州债，因为联邦政府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收的税会被用来给仍有债务的州还债，如南卡罗来纳州和马萨诸塞州。汉密尔顿相信，说他的计划不符合宪法的想法，一定是“某种要么被扼杀，要么会杀死宪法的精神症状”。汉密尔顿算是达成了一项交易，南方人也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因为它强调制造业而不是农业，因此，似乎对南方各州不利。国会议程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哪里设立国家首都。第一届国会在纽约举行了前两次会议，在费城举行了另外两次会议。大陆会议还在巴尔的摩、普林斯顿以及其他五六个地方举行过会议。鉴于地区间的争论一开始就困扰着联邦，国会和联邦政府的其他分支机构应该固定在哪里开会，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在杰斐逊位于纽约梅登巷的家里，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晚餐后达成了一项协议，也就是所谓的“餐桌交易”。汉密尔顿支持在南方设立国家首都的计划，以换取麦迪逊以及他的南方伙伴对汉密尔顿提出的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计划的支持。1790年7月，国会通过了汉密尔顿的债务计划，并投票决定在波托马克河沿岸10平方英里的河岸上（当时属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建立国家首都，并根据宪法的授权，建立一个联邦特区，它将被称为华盛顿。 ^[79]

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的未来在于制造业，它会使美国人摆脱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刺激经济增长。为此，他的计划包括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并为国内制造商和商家提供联邦政府的支持。国会简单地试验过国内的征税（包括对马车、威士忌酒和邮票征税），然而，在南北战争之前，联邦政府几乎完全是通过进口关税来提高收入和监管商业的。与直接税收不同，关税避开了奴隶制问题，因此争议性大大降低。此外，关税似乎将税收负担置于商人身上，这对杰斐逊很有吸引力。“我们在进口税问题上更趋一致，”杰斐逊解释说，“因为它完全属于富人。”杰斐逊认为，美国的承诺是“农民看到他的政府得到了支持，他的孩子接受了教育，他的国家变成了天堂，而且只需要富人做出贡献” ^[80] 。

但以杰斐逊为首的汉密尔顿的批评者指责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会促进投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对汉密尔顿而言，投机对于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对杰斐逊来说，这是对共和国美德的侵蚀。1792年，当投机引发新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恐慌时，这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

如许多金融危机一样，故事始于野心，终于腐败。汉密尔顿与华尔街12号办事处的进口商约翰·品塔德（John Pintard）是朋友。品塔德于1790年当选为州议会议员，第二年，他成为伦纳德·布利克（Leonard Bleecker）的合伙人，而布利克正好是纽约贫困债务人救济会的秘书，他们一起拍卖股票。在布利克结束他们的伙伴关系之后，品塔德开始与汉密尔顿的财政部助理部长威廉·杜尔（William Duer）交往，杜尔是一个奸猾之徒，他想控制合众国银行的股价。凭品塔德做他的代理人，杜尔借来了“店主、寡妇、孤儿、屠夫、司机、园丁、女商贩”一生的积蓄。1792年，当人们清楚地看到面值超过一百万的纸币（品塔德签名）还不值他们印刷所用的纸张钱时，杜尔和品塔德破产了，这引发了美国的第一次股市崩盘。一群暴民想把杜尔砸死，后来又想把他抓到债务人监狱。品塔德藏在曼哈顿的联排别墅里。“他不会聪明点，逃亡到有破产法的州吗？”一位朋友问。 ^[81] 品塔德越过大河逃到了新泽西，最终在那里被发现，并被送进了债务人监狱。

即便是最杰出的人也无法逃脱债务带来的监禁。詹姆斯·威尔逊是制宪会议中最民主的代表，现在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他深陷债务问题，甚至不敢出门办事，生怕被债权人抓住，被链子锁住。（他欠了皮尔斯·巴特勒近20万美元，后者是南卡罗来纳制宪大会的代表。）1797年，威尔逊也进了品塔德所在的新泽西债务人监狱。尽管他设法从儿子那里借了300美元，保得一时出狱，但又被扔进了北卡罗来纳的另一所监狱，第二年，他的妻子找到了他，只见他衣衫褴褛，污浊不堪。他很快感染了疟疾，最后因中风而死，年仅56岁，死前胡言乱语，疯狂诉说着他的债务。 ^[82]

汉密尔顿决定应使美国拥有不可动摇的信誉。国家的债务可以得到尊重：个人债务可以得到原谅。在新共和体制下，个人债务——人们因冒险陷入的债务——可以免除债务清偿。品塔德得以从债务人监狱释放，得益于1798年新泽西的破产法，后来，他在美国第一部破产法（1800年）条例保护下申请破产保护。 ^[83] 他从法律上免除了还债义务，账本清零了。债务人监狱被破产保护替代，这将改变美国经济的性质，刺激投资、投机和冒险。

1792年的经济恐慌也有以下影响：它导致纽约的代理人签署了一项协议，禁止私人投标股票，使得无人能再做杜尔曾经做过的事情，那项协议标志着后来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立。

IV.

“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可能被找寻。”托马斯·潘恩于1791年在英格兰，在他的《人权论》（ Rights of Man ）的第一部分中写道。他很快逃离英格兰前往法国，在那里写下了书的第二部分。“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潘恩可能会回答：“还没有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国家。” ^[84] 潘恩没有试图激起革命的国家是海地。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但潘恩不是在寻找奴隶反叛。

海地当时被称为圣多明格（Saint-Domingue），是加勒比地区最大、最富有的殖民地。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它的人口包括4万白人，2.8万有色自由人和45.2万奴隶——占整个加勒比地区奴隶人口的一半。作为世界领先的蔗糖和咖啡生产地，该岛出口的食用糖几乎是牙买加、古巴和巴西的总和。 ^[85] 它的革命始于1791年。

海地发生的事件紧随法国自身开始于1789年春的残酷革命。一个特别立法机构的成员在回应法国战争债务困难时违抗国王，组成了国民议会，废除了贵族的特权，并着手起草宪法。在8月，拉斐特向议会引入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第一条读道：“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永远如此。” ^[86]

潘恩在“恐怖统治”和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期间正在巴黎。他在囚室里完成了《理性时代》（ The Age of Reason ）第二部分的大部分，监狱每天都有囚犯死去。在1794年夏天的六个星期里，共有1300多人被处决。 ^[87]

法国大革命走得太远，是一场永无休止的革命。它使美国人感到恐惧，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种恐惧还不及海地1791年革命带来的恐惧的一半。在这场革命中，成千上万的奴隶摆脱了枷锁。革命之初的领袖人物叫布克曼（Boukman），布克曼死后，由奴隶出身的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继续领导革命。海地的奴隶反叛是一场独立战争，也是西方世界的第二场独立战争。

美国奴隶主对海地发生的事件感到恐惧——他们内心深处最阴暗的恐惧变成了现实。但对新英格兰的一些激进派来说，海地革命是人类自由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下一步。康涅狄格州杰斐逊主义者亚伯拉罕·毕晓普（Abraham Bishop）是少数欢迎革命的美国人之一。“如果自由取决于肤色，如果黑人是为做奴隶而生，那么西印度群岛的人可能会被称为叛乱分子和杀人犯。”毕晓普在波士顿发表的“黑人权利”系列文章中说道。“但开明的美国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毕晓普继续说，“我们相信自由是所有理性众生的自然权利，我们知道黑人从未自愿放弃这种自由，那么他们的事业难道和我们的事业不一样吗？”

他的美国同胞给出的答案是响亮的“不”。相反，美国报纸报道海地革命是一种疯狂行动，一场杀戮。“当地居民的处境最为痛苦，他们的奴隶在采取行动，成为可怕的引擎，无法控制。”杰斐逊写道。海地革命远没有把“人人平等”的陈述扩展到不论黑白的所有人，它让许多白人相信了完全相反的说法。1791年至1793年间，美国向该岛的法国种植者出售武器和弹药，并提供了数十万美元的援助。 ^[88] 联邦党人更担心的是法国而不是海地。共和党人，特别是南方人，担心这场革命会蔓延。杰斐逊称海地人为“食人族”，他警告麦迪逊，“如果这种骚动能在任何面纱的掩护下潜入我们之中，我们必须感到惧怕。” ^[89]

考虑到法国和海地可怕的“鬼怪幽灵”，美国人担心自己共和国的命运——一块自由与蓄奴共存的土地。麦迪逊许诺宪法将确保国家的稳定。他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即人民联合起来亲自管理政府的国家，总会陷入无休止的“动荡和争议”，但一个共和政府，即人民选举代表负责管理的政府，就能远离这种命运，选出的代表将永远以公众利益为先，狭隘的或党派的利益为后，将全民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早期政治思想家曾说这种体制只适合较小的共和团体。麦迪逊则认为这种体制只能作用于大型共和国，原因有二：第一，在大型共和政体中，可供选择的人更多，因此，人民选出能捍卫公众利益的代表（仅从数字看）的机遇就更大；第二，在大型共和政体中，政府公职的候选人为了知名度和争取更多的选民，他们必须既引人注目又名副其实。 ^[90]

但宪法没有限制派系，早在1791年，麦迪逊就开始修正他的思想。在一篇名为《民意》的文章中，他考虑到大型共和政体特有的不稳定根源：人民会受到蒙骗。“一个国家越大，就越不容易知道人们的真实想法。”他解释道。这就是说，派系最终不可能由聪明、博学和理性的人组成。派系当中可能会包含易怒的、无知的、荒谬的人，这些人可能会被动听的说法引向“伪造的”见解（麦迪逊想到汉密尔顿和他为他的金融计划得到民众支持的能力）。走出这种政治困境的通道是报纸。“报纸向整个人民群体发行，”他说，“这等同于收缩了领土的界限。”报纸会有效地将国家变得更小。 ^[91]

这是个别出心裁的想法，它将接受每一代愤怒的共和主义者的重新审视。报纸将把共和国团结在一起，电报将把共和国团结在一起，收音机将把共和国团结在一起，互联网将把共和国团结在一起。每一个时代中，这种说法既正确，又大错特错。

但麦迪逊敏感地察觉到通信技术发展与舆论形成之间的重要关系。可以说，美国的两党制，国家政治稳定的持久根源，就是由这个国家的报纸创造的。报纸主导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批准宪法的辩论，到1791年，报纸已经开始塑造第一个政党系统，对抗的双方是联邦党人和新兴的反对派民主共和党，通常被称为杰斐逊派或共和党人。杰斐逊和麦迪逊创造了民主-共和党，坚信共和国的命运掌握在农民手中，汉密尔顿和联邦党相信共和国的命运要依赖工业的发展。每个党都在鼓吹自己的党报。18世纪90年代，当联邦党人与杰斐逊共和党人进行斗争时，报纸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的四倍。 ^[92]

共和国早期的报纸倾向于党派并非偶然或无意，它们完全是热情的党派支持者。他们对确定的事实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一场大论战。“我不会从事任何公正的职业，”一位联邦党出版商写道，“公正派总是毫无用处，只会说些漂亮的废话。” ^[93] 《康涅狄格蜜蜂报》出版商承诺，他将只会发表这样的消息：

财运的转变，国家的变化，

受宠者下滑，预示伟人的出现，

旧的管理不善，税收新的改变，

全都不是错误，也不全是真实再现。 ^[94]

一度被诬蔑为有损公共生活的政党，在报纸的推动下成了它的机器。杰斐逊说：“媒体就是引擎。” ^[95]

1796年9月，读者发现，64岁的乔治·华盛顿将不再竞选第三任总统。这是一个惊人的举动，对权力的放弃就像他在战后从军队退役一样，这可能是他任总统后最重要的举动。他知道这将创造一个先例，即任何总统都不能终身统治，或者在任时间太长。作为道别，他写了一封致全民的公开信，此信从未作为演讲出现，但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

该信初稿是麦迪逊于1792年起草的，那是在华盛顿第一次想卸任总统的时候，但他听从了人们的劝阻，决定连任，希望能以此联合联邦派和共和派。此信经汉密尔顿修改，成为众所周知的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它首先出现在费城的一张报纸的第二版，标题是《致美国人民》，签名是“G. 华盛顿”。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包含有关联邦分裂的一系列警告。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不应该认为各自的利益是分裂或对立的。他呼吁说：“你们的联邦应该被看成自由的支柱。”他提醒人们，党派是任何一个政府“最坏的敌人”，以“病态的嫉妒和虚假的警报”扰乱民心，“挑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仇恨，甚至煽动暴乱和起义”。至于共和国的大小，“不是有人怀疑一个共同政府能否控制如此之大的势力范围吗？让经验去解决问题。”美国实验必须继续进行，但实验只有在公民得到宗教和道义的支持、公民享受良好教育的条件下才能成功。“于是，作为首要目标，应提倡普遍的知识传播的机制，”他敦促说，“鉴于政府结构会赋予民意相应的力量，民意得到启发会至关重要。” ^[96]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有一些令人心碎的东西，它对理性、经验和真理充满信念。华盛顿向美国人民递交了这封信，其精神与麦迪逊敦促并帮助起草宪法的精神大致相同。华盛顿说，他希望美国人“控制当前激情的洪流”。“激情”或该词的变体在告别辞中出现了七次。“激情”是每个问题的根源，理性是唯一的补救措施。激情是一条河流，不会改变河道。乔治·华盛顿也未能摆脱它的影响。

在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准备离开首都回到弗吉尼亚的时候，他们的奴隶有其他打算。他们的厨师赫克利斯逃到了纽约，玛莎22岁的奴隶裁缝昂娜·佳琪（Ona Judge）坐船逃到了新罕布什尔，因为佳琪听说玛莎·华盛顿想把她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她的孙女。华盛顿派了一个抓逃奴的人前去追踪，但当那人找到裁缝的时候，他却报告说，“这里的舆论都赞成普世自由”，如果他抓住她将令人看笑话。佳琪带话给华盛顿说，只有给她自由，她才愿意回到弗农山，因为她“宁可去死，也不愿再做奴隶”。华盛顿表示拒绝，理由是那将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 ^[97] 。如何应对奴隶制，如何处置先例，问题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的良心也备受煎熬。

1799年12月12日，在骑马穿越雨雪交加的行程中，华盛顿患病。两天后的下午四点钟，他躺在弗农山庄园宅子二楼的卧室里，奄奄一息。他让妻子玛莎把他事先写好的两份不同的遗嘱拿给他。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读了一遍，让玛莎烧掉其中的一份。不久，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陪伴在他身旁的有他的妻子、医生、秘书和四个奴隶：家用女仆卡罗琳和莫丽；男仆克里斯托弗；还有裁缝夏洛蒂。华盛顿去世时，屋里的黑人多过了白人。

在华盛顿当总统的第二任期，他曾写信给他的秘书说，他希望“解放我所拥有的一种财产，拥有这种财产与我的个人感受非常抵触”。他曾安排完成此事，前提是在他去世之后。在他妻子没有烧毁的那份遗嘱中——第二份遗嘱，当年夏天才写完，他写道：“在我妻子死后……我个人拥有的所有奴隶都将获得自由。”

当时在弗农山有300多个奴隶，华盛顿拥有123人，其他的归他妻子所有。华盛顿的遗嘱将发表在从缅因州至佐治亚州的所有报纸上，他知道会是这样。弗农山的每个人都知道华盛顿遗嘱的条件。他的123个奴隶只有在玛莎·华盛顿死后才能获得自由。可以理解，他的妻子担心自己会遭到谋杀。 ^[98]

哈里·华盛顿曾是华盛顿的财产，他在远隔大洋的另外一个混乱的共和国生活，可能已经听说了华盛顿去世的消息。约一半以上的塞拉利昂黑人居民开始反抗殖民地专制政府，他们说这个政府是“完全是雅各宾派，就像是在巴黎受过教育和培训一样”。1799年，一群由哈里·华盛顿领导的革命派试图宣布独立。叛乱迅速被镇压下去，叛乱的煽动者遭到放逐。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去世后几个月内，被放逐的塞拉利昂反叛者选举了自己的领袖：哈里·华盛顿。 ^[99]

乔治·华盛顿去世，全国陷入悲痛之中，陷入爆发的激情之中。人们在布道祈祷，人们身着黑衣，泣不成声。商铺关门，祭文篇篇。“悼念，哥伦比亚 ^[100] ！”巴尔的摩的一份报纸写道。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印了又印，读了又读，有人甚至将其绣在枕头上。

“让我们把演说用金字抄写，挂在每个人的家中，”告别演说的某个印刷版本这样鼓励大家，“把它刻在铜板上、大理石上，如神圣的摩西律法，置于每个教堂、大厅和参议院的墙上。”

把它写下来吧！美国人阅读他们的华盛顿。他们看着他，在印刷品上，在肖像画上。在一幅很流行的印刷品《华盛顿把法律带给美国》上，大天使加百利在天空中手持美国国徽，华盛顿穿着罗马外袍坐在众神中间，一只手拿着刻笔，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石板，上面刻着《美国宪法》。 ^[101] 好像宪法是从天堂送下来的，石板上的刻字神圣而庄严，从上帝那里送到第一任美国总统手中。几个世纪的思想，几十年的斗争如何？贫穷的美国人和他们激烈的争论如何？为批准宪法几乎动手的状况如何？宿怨、失败和妥协、对事实的检验、理性和激情之间的争斗，又如何呢？

在不远处的一间安静的房子里，詹姆斯·麦迪逊从柜子里拿出他做的笔记——在费城的那个闷热夏天的制宪会议上，他每天都做的那些笔记。他带着疑惑的神情将笔记重读，然后一字一句地整理。他独自一人，一页一页地翻看。在他的书桌里，安全地保存着宪法成文的故事，以及它所做出的重大妥协，以留给后人。

[1] David O. Stewart, The Summer of 1787: The Men Who Invented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7), ch. 4.

[2] James Madison to Thomas Jefferson, May 15, 1787,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 , ed. James Morton Smith, 3 vols.(New York: Norton, 1995) ,1:477.

[3] James Madison,“Origi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 ed Gaillard Hunt, 9 vol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0) ,2:410–11.

[4] Jean Jacques Rousseau, A Treatise on the Social Compact; or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 Law (London, 1764) ,151.

[5] The Craftsmen 395 (January 26, 1733) :100.

[6] “Letter CCXXI,”March 29, 1750, in The Letters of the Earl of Chesterfield to His Son ,ed. Charles Strachey (London, 1901) ,42.

[7]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the First, Being an Answer to Mr. Burke’s Attac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791) ,27.

[8]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the Second, Combining Principle and Practice (London,1792) ,28.

[9] “Constitution of New Hampshire,”January 5, 1776, 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 4:2452.

[10] Thomas Jefferson to Thomas Nelson, May 16, 1776,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ed. Julian P. Boyd et al., 60 vols. project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1:292–93. And see Francis Cogliano,“‘The Whole Object of the Present Controversy’: The Early Constitutionalism of Paine and Jefferson,”in Simon P. Newman and Peter S. Onuf, eds., Paine and Jeffers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3) ,26–48.

[11] John Adams diary entry, June 2, 1775, in The Diary of John Adams , ed. L. H. Butterfield,4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3:352; John Adams,“Thoughts on Government,”April 1776, in The Papers of John Adams , 4:92. See also Pauline Maier, Ratifcation: The People Debate the Constitution, 1787 – 88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Linda Colley,“Empires of Writing: Britain, America and Constitutions, 1776–1848,” Law and History Review 32 (2014) :237–66.

[12] The Constitution of Pennsylvania—1776, 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 5:3082;“Constitution or Form of Government for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1780,”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 3:1888–89.

[13] Fisher Ames quoted in 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s and Poems (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Co., 1921) ,254.

[14] John Adams to James Sullivan, May 26, 1776, in The Papers of John Adams , 4:210.

[15] “Constitution or Form of Government for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1780,”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 3:1893–1906;The Constitution of Pennsylvania—1776, 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 5:3084–90.

[16] Freeman的意思是“自由人”。——译者注

[17] Emilie Piper and David Levinson, One Minute a Free Woman: Elizabeth Freeman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Salisbury, CT: Upper Housatonic Valley National Heritage Area, 2010).

[18] Nash, The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 282.

[19] Samuel Chase in“Notes of Proceedings i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July 12, 1776,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1:320–21; Thomas Lynch in“Notes of Debates on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Continued,”July 30, 1776, in The Diary of John Adams , 2:246; Benjamin Franklin in 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 1774 – 1789 , ed.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et al., 34 vol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July 30, 1776, 6:1080.

[20]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 1:86; The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 June 28,1787, 25:948–49;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1:444.

[21] For the prehistory of the convention and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see Sean Condon, Shays’s Rebellion: Authority and Distress in Post-Revolutionary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22]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October 12, 1786, PBF .

[23] Quoted in Feldman, Three Lives of James Madison , 82–83, 94.

[24] James Madison to Thomas Jefferson, March 18, 1786, in Republic of Letters , 1:413.Madison,“Ancient & Modern Confederacies [April–May 1786],”in 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 2:369–90.

[25] James Madison to Thomas Jefferson, August 12, 1786, in Republic of Letters , 1:432.

[26] “Proceedings of Commissioners to Remedy Defect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eptember 11, 1786, in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on of the American States ,ed. Charles C. Tansill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7) ,43.

[27] See Jack Rakove, 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New York: Knopf, 1979).

[28] James Madison,“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April 1787, in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 9:355.

[29]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May 22, 1787, PBF .

[30] Benjamin Franklin to Jane Franklin, May 30, 1787, PBF .

[31] Ibid.

[32]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May 22 1787, PBF ; Lepore, Book of Ages , 221, 246.

[33] Wiencak, Imperfect God , 112–13.

[34] On Washington’s apotheosis, see Paul K. Longman, The Inven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and Fran ois Furstenberg,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Washington’s Legacy,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 Nation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35]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1:18, 19, 30.

[36]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1:26; 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 5:138;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1:48.

[37]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1:133.

[38]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2:201;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 57(1788).

[39] Ibid., 1:177, 182, 199.

[40] Ibid., 1:486.

[41] Ibid., 1:134–35.

[42] Ibid., 1:183.

[43] Benjamin Franklin to Granville Sharp, and to Richard Price, June 9, 1787, PBF .

[44]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1:596, 587. And see Margo J. Anderson,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45] 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2005) ,89–98.

[46] Feldman, Three Lives of James Madison , 156–7.

[47] Henry Adam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891) ,2:231–32, and Carl Van Doren, The Great Rehearsal (New York: Viking, 1948) ,88.

[48] Nash, Forgotten Fifth , 76–77.

[49]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2:364, 371, 415, 222–23.

[50] John Dickinson,“Notes for a Speech by John Dickinson (Ⅱ),”in Supplement to Max Farrand’s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ed. James H. Huts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8–59. And see David Waldstreicher, Slavery’s Constitution: From Revolution to Ratifcat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9); John P. Kaminski, ed., A Necessary Evil?: Slaver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onstitution (Madison, WI: Madison House, 1995); and Fran ois Furstenberg,“Beyond Freedom and Slavery: Autonomy, Virtue, and Resistance in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hereafter JAH ] 89 (2003) :1295–1330 .

[51]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2:641–43.

[52] Ibid., 2:648.

[53]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 40 (1788).

[54] 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2:200 .

[55]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2:588;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December 20, 1787, in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 10:337.

[56] The Papers of John Adams , 4:87;“Address by Denatus,”in Herbert J. Storing, ed., The Complete Anti-Federalist , 7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5:262. Patrick Henry is in Herbert J. Storing, 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54. See also Christopher M. Duncan, The Anti-Federalists and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bert Furtwangler, The Authority of Publius : A Reading of the Federalist Pap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 Saul Cornell, The Other Founders: Anti-Federalism and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 in America, 1788 – 182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57] Luther Martin, Genuine Information , delivered to the Maryland legislature on November 29, 1787, printed in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3:197. And see Nash, Forgotten Fifth , 77.

[58]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 54 (1788).

[59]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November 9, 1787, PBF .

[60] “A Plebeian: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April 17, 1788, in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 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ed. John P. Kaminski, Gaspare J. Saladino, et al., 29 vols. (Madison: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95) ,17:149; 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 3:44.

[61] James Wilson in Pennsylvania Gazette , July 9, 1788. North Carolina rejected the Constitution in 1788 but ratified it at a second convention in November 1789, and Rhode Island eventually gave its consent to the nation’s new frame of government in May of 1790, by which time the government was already in place.

[62] Independent Gazetteer [Philadelphia], August 7, 1788; New-Jersey Journal , August 13,1788; Essex Journal [Newburyport, Massachusetts], August 6, 1788.

[63] Louis Torres,“Federal Hall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9 (1970) :327–38.

[64]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2:653; The Constitution of Pennsylvania,September 28, 1776, 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 5:3085. And see Michael Schudson, The Rise of the Rightto Know: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1945 – 197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By the mid-1790s ,the doors of the Senate were open, too.

[65] U.S. Senate Journal, 1st Cong., 1st Session, April 30, 1789, 18–19.

[66] Robert Darnton, 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New York: Norton, 2003), ch. 1; and Morgan,“‘To Get Quit of Negroes,’ ”421–22.

[67]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2:659;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in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 12:209. And, broadly, see Akhil Reed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Cre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8] Alexander Hamilton, Federalist No. 78 (1788).

[69] I. N. Phelps Stokes, The 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Island, 1498 – 1909 , 6 vols. (New York,1915) ,1:368, 377, 380.

[70] U.S. Senate Journal, 1st Cong., 1st Session, February 12, 1790, 157; U.S. House Journal,1st Cong., 1st Session, March 23, 1790, 180.

[71] Vincent Carretta, Equiano, the African: Biography of a Self-Made Ma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5) ,231; Schama, Rough Crossings , 322.

[72] Pybus, Epic Journeys of Freedom , 150, 182; Schama, Rough Crossings , 310–11, 328, 390,394–95;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 300–3.

[73] U.S. House Journal, 1st Cong., 1st Session, March 23, 1790, 180.

[74] Benjamin Franklin to Jane Franklin, July 1, 1789, PBF .

[75] Benjamin Franklin,“To the Editor of the Federal Gazette,”March 23, 1790, i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London, 1818) ,406.

[76] Thomas Jefferson,“A Bill for Establishing Religious Freedom”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2:545–46; James Madison,“A Memorial and Remonstrance Against Religions Assessments,”ca. June 20, 1785, in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 8:299.

[77] “The 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 1638–39,”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 1:519. And, broadly, see Frank Lambert, 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the Place of Religion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78] Bauer,“The Movement Against Imprisonment for Debt,”90–91.

[79] Alexander Hamilton to John Jay, November 13, 1790,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 ed. Harold C. Syrett, 27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7:149.

[80] Thomas Jefferson to 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 April 15, 1811,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Retirement Series, ed. J. Jefferson Looney, 14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60.

[81] James Grant Wilson, John Pintard, Founder of 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Printed for the Society, 1902) ,17; David L. Sterling,“William Duer, John Pintard, and the Panic of 1792,”in Joseph R. Frese and Jacob Judd, eds., Business Enterprise in Early New York (Tarrytown,NY: Sleepy Hollow Press, 1979) ,99–132; Robert Sobel, Panic on Wall Street: A Classic History of America’s Financial Disasters with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Crash of 1987 (New York: Truman Talley Books/Dutton, 1988) ,17–19, 28; James Ciment,“In the Light of Failure: Bankruptcy,Insolvency and Financial Failure in New York City, 1790–1860,”Ph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2, 42, 160.

[82] Page Smith, James Wilson, Founding Father, 1742 – 179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orlina Press, 1956), ch. 15.

[83] George W. Johnston,“John Pintard,”typescript biographical essay dated January 16,1900, Pintard Papers,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Box 3, in a folder titled“Notes on John Pintard and Governor Clinton.”

[84]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 ed. Philip S. Foner, 2 vols.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69) ,1:286, 344, 404–5;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the First , 76; John Keane, Tom Paine: A Political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1995) ,ⅹⅲ.

[85] Donald R. Hickey,“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Slave Revolt in Haiti, 1791–1806,”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 (1982) :361–79.

[86]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1789, Article 1.

[87]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 1:464, 599.

[88] Hickey,“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Slave Revolt in Haiti, 1791–1806,”361–79; Tim Matthewson,“Abraham Bishop, ‘the Rights of Black Men,’ and the American Reaction to the Hait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67 (1982) :148–54. And see 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Dial Press,1938); Robin Blackburn,“Haiti, Slavery, and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3 (2006) :643–74; 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The 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9]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12, 1799, in Republic of Letters , 2:1095.

[90]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 10 (1787).

[91] James Madison,“Public Opinion,” National Gazette , December 19, 1791.

[92] Jeffrey L. Pasley, “The Tyranny of Printers”: Newspaper Politic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1) ,33 and Appendix 2.

[93] Marcus Daniel, Scandal and Civility: Journalism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94] Connecticut Bee , October 1, 1800. And see Eric Burns, Infamous Scribblers: 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the Rowdy Beginnings of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14.

[95]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February 5, 1799,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31:10 .

[96]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 And see Matthew Spalding,“George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Wilson Quarterly 20 (1996) :65–71.

[97] Nash, Forgotten Fifth, 62–65.

[98] Morgan,“‘To Get Quit of Negroes,’ ”403–5; Nash, Forgotten Fifth, 66.

[99] Schama, Rough Crossings, 390–95; Pybus, Epic Journeys , 202; Cassandra Pybus,“Mary Perth, Harry Washington, and Moses Wilkinson: Black Methodists Who Escaped from Slavery and Founded a Nation,”in Alfred F. Young, Gary B. Nash, and Ray Raphael, eds., Revolutionary Founders: Rebels, Radicals, and Reformers i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 (New York: Knopf, 2011) ,168; Janet Polasky, Revolutions without Borders: The Call to Liberty in the Atlantic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09;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 305.

[100] 哥伦比亚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早期名称之一。美国成立之初开始把哥伦布视为奠定美洲的英雄，并把自己的国家叫作哥伦比亚。——译者注

[101] Slauter, The State as a Work of Art , 297–99. 6jjlql0/VaR0Zah/RT5+sTH3fmtU+fH73SaHwR4BeUKZjFiPaO6YWuRnrQCQk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