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争与革命

OF WARS AND REVOLUTIONS

本杰明·雷（Benjamin Lay）身高不过4英尺，弯腰驼背，大大的脑袋，还有桶一样的胸肚和两条细腿，看上去好像无法支撑他的体重。小时候，他在英格兰，在哥哥的农场里干活，后来给一个手套商当学徒，负责去毛和缝皮。21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海，闲暇之时躺在吊床上借着烛光读书。雷称自己是“穷水手和文盲”，但事实上，他读了很多书，游历也广。他曾航行到叙利亚和土耳其，在那里碰到了“做了17年奴隶的4个人”——曾被穆斯林贬为奴隶的英国人。他和这几个人在（运送非洲人的）英国奴隶贸易船上干擦甲板的工作，听到了很多阴森恐怖的离奇故事。1718年，雷乘船到了巴巴多斯，看到有人被烙上烙印，被折磨，被拷打，饿得昏死过去，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上帝的冒犯，上帝“没有让别人成为我们的奴隶” ^[1] 。

雷和他的妻子（同样一瘸一拐，弓着后背的贵格会讲道人）在巴巴多斯仅住了18个月便回到了英格兰。也许是驼背、不起眼、受冷落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让他对蓄奴制的残酷、对打断脊背、残害身躯之事咆哮不止。1732年，他们乘船前往宾夕法尼亚，加入了威廉·佩恩的“神圣的试验”。在费城，雷成了书商，卖《圣经》和识字读物，还有他钟爱的诗人的作品，如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以及他最喜欢的哲学家的作品，如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散文集——塞内加的《道德论》。 ^[2] 他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个殖民地到另一个殖民地，到处游历，全部步行（他不愿用马刺刺马），在总督、牧师和商人们面前公开谴责蓄奴制。“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伪君子和大骗子啊。”他说。 ^[3] 他的争辩被置若罔闻。他在妻子死后失去了最后的顾忌。1738年，他来到新泽西贵格会的一个会场，手里拿着一本被他撕掉了几页的《圣经》，他把一个装满深红色浆果汁的猪膀胱放进了书里。“哦，你们所有的黑人奴隶主，都在心安理得地把同类当作奴隶来掌控。”他高喊着走进会议厅，“你们声称‘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应该看到正义，“以全能的上帝的眼光去看。他关注和尊重所有民族的人，任何肤色的人，对人类平等看待。”然后他从大衣里掏出他的《圣经》，从腰里抽出一把剑，用剑刺向《圣经》。让所有教民大吃一惊的是，《圣经》里奇迹般地喷出了鲜血，飞溅到人们的头上和衣服上。雷从他瘦小的躯体里发出了叫喊，“上帝也会这样，让那些奴役同类的人血溅当场。” ^[4]

下一个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版了雷的书——《所有奴役无辜者的奴隶主都是叛教者》（ All Slave-Keepers That Keep the Innocent in Bondage ， Apostates ）——一本长达300页的、充满愤怒呼喊的论辩作品。富兰克林在他的书店销售这部书，2先令1本，12先令1打。雷免费分发。 ^[5] 后来，他就做了隐士，在费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挖了一个山洞，里面有他的书斋，其中有200种神学、传记、诗歌和历史著作。他曾决定抗议蓄奴制：凡是由强迫劳力生产出来的吃的、喝的、穿的等任何东西，他都不用。他还拒绝吃动物的肉，靠水、奶、烤萝卜和蜂蜜生活；他养着蜜蜂，纺亚麻，自己缝衣服。富兰克林曾到山洞拜访他。富兰克林一度拥有一个叫约瑟夫的“黑仔子”。到1750年，他又拥有了两个奴隶——皮特和杰米玛，这是一对夫妻。雷不断质问他：凭什么这么做？

富兰克林本身是一个逃跑者，他知道，每一个印刷商知道，报纸的每个读者知道，每张报纸的字里行间都有革命故事隐含在逃跑者的故事中。以下是其中几例：贝特，她的“乳房上有块大疤”，1750年从长岛的一个男人家中出逃。她在寒冷的1月只穿了一条衬裙和一件夹克。普里默斯，37岁，某只脚的大脚趾少了一截，可能是以前企图逃跑所受的惩罚，他1753年从哈特福德逃跑，带上了他的小提琴。杰克，“瘦高个，非常黑，英语讲得很好”，1754年7月离开费城。山姆，木匠，30岁，是个“肤色较深的黑白混血儿”，1755年冬从马里兰乔治王子郡逃跑。“他可能潜伏在查尔斯县，”主人说，“因为那里住着一个黑白混血的女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称她妻子，但由于他是个有本事的家伙，能读能写，很可能设法逃到省外。”威尔，40岁，1756年夏天从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逃跑，他的主人说，他“后背上有很多鞭笞留下的疤痕” ^[6] 。

1771年，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写自传的时候，他把自己逃跑的故事——跟随哥哥詹姆斯做学徒期间逃跑——变成一种隐喻，表达各殖民地对议会统治的日益不满。富兰克林写道：“詹姆斯的粗暴和专制让我厌恶集权专制，这种厌恶会伴随我终生。” ^[7] 每个关于奴隶逃跑的故事亦然，都不断见证他对专权的厌恶。

1757年4月，在富兰克林准备启航到伦敦之前，他起草了一份新的遗嘱，承诺在他死去之日，皮特和杰米玛将重新获得自由。两个月后，富兰克林到达伦敦，他写信给妻子黛博拉说：“我奇怪你怎么会得到本杰明·雷的画像。”她曾把这位侏儒隐士站在山洞外、手持开卷的画像挂在了墙上。 ^[8]

美洲革命并非开始于1775年，而战争结束的时候，革命也没有结束。“雷先生取得的成功——在新世界和旧世界播撒……道义、贸易及政府革命的种子，应该会教导人类仁慈，如果他们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慈善主张或事业结出的果实，也不必失望。”费城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后来写道。拉什签署了《独立宣言》，他在大陆军中任军医总监。对他来说，革命起源于像本杰明·雷这样的人播下的种子，“有些种子在短期内长出了果实，但最为珍贵的种子，如古橡木，需几个世纪的成长。”拉什写道。 ^[9]

1758年，当本杰明·雷的画像挂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家墙上的时候，费城贵格教会开始谴责奴隶贸易，贵格派成员买卖奴隶将失去教会资格。雷听到这个消息后说：“现在我可以安心地死了。”然后他闭上双眼，撒手而去。 ^[10] 当年，另一名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成员安东尼·本尼泽特（Anthony Benezet）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关于奴役、进口和购买黑人的若干意见》（ Observations on the Inslaving, Importing and Purchasing of Negroes ）。书中指出，蓄奴制与“基督福音不能协调，与天然正义和人类共同情感相互矛盾，会产生无穷灾难”。 ^[11] 贝特、普里默斯、杰克、山姆和威尔根本没有白跑。

18世纪末的美国革命并非一场，而是两场：一场是从英国独立的斗争，一场是终结蓄奴制的斗争。只有一场斗争获得了胜利。

I．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7年航行至伦敦前写了一份新遗嘱，因为英法在海上互相攻击对方的轮船，他担心他坐的船会被击沉。两国的战役开始于三年前，也是富兰克林印刷《要么联合，要么死亡》蛇形图的几个星期之后。战役并非始于海上，而是陆地，就在富兰克林所在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英国人非常想得到法国人在俄亥俄谷地宣称主权的土地，他们抱怨“法国人抢走了我们在北美十分之九的地盘，只把大西洋海岸的边缘留给了我们” ^[12] 。抛开边缘不说，英国定居者已开始一步步向内陆挺进，进入原住民占领但法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为了阻止他们，法国人在边界修筑了许多要塞，不可避免的小规模摩擦开始于1754年5月，一小股弗吉尼亚民兵及其印第安同盟在21岁的中校乔治·华盛顿率领下在谷地伏击了一个法国的营地。

华盛顿1732年生于弗吉尼亚的威斯特摩兰县，10岁时继承了第一批奴隶为私有财产，年轻时到西印度群岛旅行，20岁时接受了他的首次军事任务。他个头很高，显得很威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他缺乏经验，首次战役的结果就是弗吉尼亚人惨败。他们撤到附近的一个草甸，匆匆用木头搭起一个小小的堡垒，他们恰当地称其为“急救堡”。一天之内失去三分之一的士兵，就像麦秆被镰刀砍断一样，年轻的中校被迫投降。几个星期之后，殖民地代表在奥尔巴尼集会，讨论富兰克林组织防卫联盟的提议。他们通过了提案，但他们的殖民地议会拒绝批准。

战争起源都是相似的：东印度群岛贸易权、纽芬兰海岸捕鱼权、密西西比河上船运货物、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同所有战争一样，穷人肩负着最重的负担，他们在打仗，而销售武器和军需品的贸易商获得利润。“英格兰开始宣战——商人们普遍欢呼雀跃。”一个纽约人在1756年写道。 ^[13] 殖民者把这场战争称为“法印战争”，以他们在北美作战的人民的名字命名，但这场战争从孟加拉延伸到巴巴多斯，奥地利、葡萄牙、普鲁士、西班牙和俄国都卷入其中，参战的还有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陆军和海军。法国和印第安的战争做到了富兰克林木刻中没有描绘的事：从北部的新英格兰，它将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连在了一起，尤其是它促使了《美洲杂志》（ American Magazine ）的诞生。杂志在费城印刷，由此地送到牙买加和波士顿的订阅者手上。正如其编辑们夸口的那样：“我们的读者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群体，包含了不列颠美洲的所有党派和信仰者。” ^[14]

在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早期战争中，殖民者大多自己作战，招募的是镇上的民兵和外省的军队。但1775年，英国将正规军团送往北美，由顽固而暴躁的爱德华·布拉多克（Edward Braddock）将军指挥。富兰克林把布拉多克的任命看作皇家故意让殖民地保持弱势。“不列颠政府并没有像奥尔巴尼会议上提出的那样，允许殖民地联盟，并把这种联盟与他们的防御结合起来，以免他们因此变得更加军事化”，他写道，他们“派遣了布拉多克将军率领的两个英国正规军团” ^[15] 。布拉多克肩负着抵抗法军防线的重任，他开始准备在俄亥俄河源头西部边界的迪凯纳堡（Fort Duquesne）与法军交战。富兰克林警告将军说他计划的路线如蛇一般卷曲，将暴露自己，并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富兰克林解释说：“那条细细的战线有四英里长，你的部队必须从那里通过，这很容易暴露自己，并突然遭到来自侧翼的袭击，就像一条线一样被剪成很多小段。”布拉多克似乎对富兰克林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好似国王对臣民的那种微笑。“这些野蛮人，在你们这些没有经验的美洲民兵眼里可能的确是个可怕的敌手，但对经过正规训练、纪律严格的军队来说，先生，他们根本不值一提。”他说。

布拉多克和他的部队继续行军，一路上恣意抢夺百姓。没过多久，不少殖民者都觉得，他们害怕英国军如同害怕法国人一样。富兰克林痛苦地写道：“就算我们曾真的需要任何帮助的话，这样的保卫者也足以让我们丢掉幻想。”布拉多克的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布拉多克也受了枪伤。在一次突围撤退的过程中，奄奄一息的将军被华盛顿救出战场。 ^[16]

无所畏惧的新国务大臣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决定打赢这场战争，一次性解决英国在北美的土地主权问题。为了纪念他，当英美军队最终夺取凯迪纳堡之后，他们将其改名为皮特堡。但皮特留下的巨额战争花费造成了长期影响。没过多久，一支4.5万人的军队在北美参战，其中一半是英国士兵，一半是美国士兵。皮特向殖民地人民许诺，将“以国王陛下的费用”打赢这场战争。正是因为英国违背了诺言，加上又给殖民地增加新税，最终导致了殖民地和英格兰彻底分离。

但是，在此之前，美洲那场历史上费用高昂的战争就已经让英国失去了北美殖民者的忠心。英国军队抢劫殖民地家庭，袭击殖民地农场。像布拉多克一样，他们也经常嘲笑殖民地民兵和外省军队的笨拙无能。在住处，在营房，在行军途中，双方都注意到了英军和美军的差别。英国发现殖民者缺乏经验，不懂纪律，不守规矩。但对殖民地的美国人（很少有人去过英国）来说，他们没有英国人那般贪婪好色，亵渎神明，以及专横无理。 ^[17]

事实证明，冲突难以避免。在不列颠军中，级别就是一切。不列颠军官是富人和贵族，入伍兵征自贫穷民众。在殖民地军中，级别之间几乎没有差距。在马萨诸塞，每三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参加过法印战争，无论是一文不名的职员，还是家底丰厚的商人。无论怎样，不列颠的头衔和级别的差别，都在殖民地并不存在——至少对自由人来说如此。在英格兰，不到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可以投票；在殖民地，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二。大部分人能达到获得选举权的财产要求，以至于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在1749年竞选总督失败后就在抱怨波士顿城是“专制的民主”。 ^[18]

“太阳之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比美国在级别和财富上更加平等。”南卡罗来纳总督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宣称。这是真实的，只要不把被当成财产的人也算进去（平克尼本人绝不会这么做），把45个斯尼农场的奴隶算进去的话，为他家庭获取财富的一共有55人。这些人中，有一个木匠叫塞勒斯（平克尼估价120英镑）；塞勒斯的孩子，夏洛蒂（80英镑），山姆（40英镑），贝拉（20英镑），他的孙女凯特（70英镑）；还有一个叫琼的老女人，可能是塞勒斯的母亲。平克尼给这位曾祖母的估价是零，她对他来说毫无价值。 ^[19]

1759年，英军和美军打败了魁北克的法国人。这是一场惊人的胜利，易洛魁人由此放弃了长期的中立立场，加入英国人一边，这扭转了战争的势头。1760年8月，英国人占领了蒙特利尔，战争的北美部分结束于距离开战时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在不列颠帝国参差不平的西部边缘。

几个星期之后，年轻的乔治三世加冕为大不列颠国王，时年22岁，出奇地害羞，是个扮成大人的男孩子。他身穿金衣，脚穿白扣皮鞋，鞋子踩在一袭貂皮长袍上。他把自己打扮成动荡世界中新教信仰者和英国自由守卫者的样子。在他还是威尔士王子的时候，他宣布过，“大不列颠的自豪和荣耀，及其制度的终极结果就是政治自由”。 ^[20] 但到了现在，北美的臣民在欢呼新国王加冕礼的时候，可能很容易想到富兰克林在20年前《穷查理历书》中的一条箴言：“即便是身处最高贵宝座上的伟大君王，也得受累用自己的屁股去坐。” ^[21]

1763年和平之日到来之时，地图绘制者削尖了羽毛笔，重新绘制了北美地图。按条约规定，法国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新法兰西割让给不列颠；法国将密西西比河以西所有土地，称路易斯安那地区，割让给西班牙；西班牙收复了古巴，但将佛罗里达割让给了英国。不列颠沿大西洋海岸的裙边式殖民定居地，现在看来像一匹布在裁缝的地板上铺展开。

“我们在美国当然有无数条理由欢呼，”马萨诸塞著名律师小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 Jr.）于1763年从波士顿写信说，“现在可以确切地说，不列颠的统治和势力是从大洋延伸到大洋，从那条伟大的河流延伸到地球的尽头。”如果战争使殖民者和帝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那么和平则加强了帝国和殖民者的联系。奥蒂斯还说：“大不列颠真正的兴趣与她的殖民地利益是互惠的，是天意让两者连接在一起，谁也别企图将其分开。” ^[22]

但战争将不列颠带到了破产的边缘。战争几乎使不列颠的国债翻倍，皮特的承诺开始出现动摇。之后，国王的大臣也觉得，捍卫帝国在北美的新疆界需要一万人以上的军队，特别是当奥塔瓦人酋长庞蒂亚克（Pontiac）领导的印第安同盟占领五大湖区和俄亥俄河谷的不列颠若干要塞之后。据说，庞蒂亚克是被一种预言鼓动而采取行动的，那就是地球上“没有人的天堂”的创造。 ^[23] 乔治三世担心镇压印第安人起义所需的费用，于是颁布了一条公告，下令殖民者不可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定居——其实许多殖民者早已跨越了这条界线。

1764年，为了支付战争欠款并为保卫殖民地筹措资金，议会通过了《美洲岁入法案》，又称《糖税法案》（ Sugar Act ）。1764年之前，殖民地议会已经提高了他们自己的税收，议会管理商贸。议会通过《糖税法案》（主要是对早期的措施严格执行）之后，一些殖民者提出异议，他们争辩说，殖民地在议会没有任何代表，议会无权向殖民地课税。《糖税法案》本身不算激进，但反响却很激烈，这是代表权的思想不断获取新能量、殖民议会实力不断增长的结果。

税是百姓交付给统治者的钱，用于维持国家秩序和保卫疆土。在古代世界，土地拥有者用庄稼或牲畜缴税，没田没地者用自己的劳动缴税。征税使中世纪欧洲的帝王富有，只是到了17世纪，各国君主才开始把征税权让给了立法机构。 ^[24] 税收和代表权联系在一起，恰逢英格兰在北美和加勒比建殖民地时，也是英国人开始统治奴隶贸易之时。在18世纪60年代，这两个问题一直含混不清。马萨诸塞议员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问道：“如果各种各样的税收摊派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却没有一个合法代表参与被摊派的讨论，我们不是从自由臣民的身份降格为悲惨的进贡奴隶了吗？” ^[25]

像亚当斯一样的人争辩说，纳税而无代表权就是强行统治，而强行统治就是蓄奴制。这一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债务有关。“借方是贷方的奴隶。”如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历书》中所说。 ^[26] 负债者可以被逮捕并被送进债务人监狱。 ^[27] 债务人监狱在英格兰比在殖民地更为普遍，殖民地从很多方面讲都是债务人的避难所。 ^[28] 但如果说殖民地对债务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容忍，那么负债者的数量也会特别多，因而在18世纪60年代，殖民地又突然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负债者。马萨诸塞总督汇报说，“所有贷款形式将会停止”，甚至会出现“整体破产现象”。 ^[29] 法国和印第安战争的终结导致信贷的缩减，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萧条，外加（特别在南方）连续几年的农作物歉收。切萨皮克市烟草种植园主严重亏欠英国商人，而英国商人自身已手无分文，非常急切地想收回债款。特别是这些种植园主发现，他们把自己描述成债权人的奴隶很有政治用途。 ^[30] 不过，同样在这几年，加勒比以甘蔗为主要作物的殖民地得以繁荣，尤其因为《糖税法案》实行垄断，按某些条款规定，北美大陆的殖民者必须从不列颠属西印度群岛购买蔗糖。 ^[31] 人们并没有忽视这种差别。“我们的烟草殖民地从未像蔗糖群岛那样，经常给我们送回如此富裕的种植园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此评论道。 ^[32]

议会的下一个税收法案做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应。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要求殖民地所有印刷品——从付款通知到纸牌——都必须加贴政府发行的纸税印花。印花在不列颠帝国处处需要，而且按此标准，摊派到殖民地的税并不算高：殖民者的税费只是不列颠人税费的三分之二，但对信用危机下的大陆殖民地来说，这一条款很难承受。反对此法案的人开始采取“自由之子”（由爱尔兰18世纪50年代“自由之子”组织得名）的做法，把自己描述成反抗蓄奴制的人。债权人是“别人钱袋的主宰”，不列颠债权人和英国议会本身难道没有诈骗北美负债人的钱袋，剥夺他们的自由吗？议会难道没有把他们变成奴隶吗？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一个29岁的波士顿律师，是印花税的反对者领袖，他这样写道：“我们可不做他们手下的黑人。” ^[33]

一场不断加剧的信贷危机正吞噬着不列颠帝国，从弗吉尼亚庄园主到苏格兰银行商再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出口商，殖民地也深陷其中，但殖民地的危机也有美洲的独特之处：《印花税法案》对所有印刷品，包括报纸，都征税，这相当于议会把税加在了那些最能抗议的人——报纸印刷商——身上。“这对印刷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行业。”富兰克林提醒大家，并恳求议会三思。 ^[34] 从波士顿到查尔斯顿的印刷商抗议说，议会企图用摧毁出版自由的方式将殖民者的地位削减到奴隶状态。《波士顿公报》（ Boston Gazette ）的印刷商拒绝购买印花，将报纸的格言改为“维护人民尊严的自由期刊”。在新泽西，一个叫威廉·戈达德（William Goddard）的印刷商发行了一份报纸，叫《宪法报》（ Constitutional Courant ），报头刊登的就是富兰克林的那幅切成一段段的蛇图。这一次，当被问到联合还是死亡的时候，所有殖民地决定选择联合。

10月，即《印花税法案》生效前一个月，来自9个殖民地的27名代表在纽约市政厅（约翰·彼特·曾格和恺撒在1735年和1741年分别受审的地方）举行印花税法案大会。印花税法案大会一致宣布：“无人可征税，除非他们本人同意，或他们的代表同意，这是人民自由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也是英国人无可置疑的权利。” ^[35] 他们吃完饭，把剩下的饭菜送给关在大楼顶楼监狱的债务人，与被债权人剥夺了自由的人们达成共识。 ^[36]

人民主权、新闻自由、代表权和征税权的关系、债务如同奴役：上述每个概念都源自英格兰，但在殖民者抵抗《印花税法案》的呼声中找到了落脚之地。然而议会仍对此感到困惑。176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议会下议院解释为什么殖民地拒绝缴纳印花税。年已60岁的富兰克林立即表现得像一个深谙世事之人，显示出一个美洲人特有的智慧、直言、深刻和朴实。

“美洲人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大不列颠议会？”大臣们问道。

“他们认为议会是他们自由和权利的最坚强的堡垒和守护者，一直对议会报以最高的尊重和崇敬。”富兰克林答道。

“那他们现在对议会不再表示同样的尊重？”

“不再像以往一样，程度大减。”

如果殖民者失去对议会的尊重，为什么法案会通过？他们反对印花税的根据是什么？宾夕法尼亚宪章没有哪一条禁止议会行使自身的权力。

的确如此，富兰克林承认，殖民地宪章没有任何特别的规定。援引他们对“《大宪章》所宣扬的英国人的共同权利”的理由，他引述说，殖民者就像是兰尼米德（Runnymede） ^[37] 在场的贵族男爵，乔治国王就是他们的约翰国王，《大宪章》就是他们的宪法。

“美洲人以前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议会想知道。

“享有大不列颠的风尚和产品。”

“他们现在最自豪的是什么？”

“能一再穿旧衣服，直到做出新衣服。” ^[38]

这不，穷理查又带着他的格言来了。

不过，这场对抗并未延伸到魁北克地区和蔗糖群岛，那些地方的印花税负担更重。13个殖民地逐渐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另外13个还没有。大陆的殖民者举行抗议，组织了大会，拒绝缴纳印花税。但除了尼维斯岛（Nevis）和圣基茨岛（St. Kitts）发出一些模糊的、不够坚定的反对声，其他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园主几乎没有吭声抱怨（南卡罗来纳的经济状况更接近西印度群岛而非大陆殖民地，因此摇摆不定）。他们过于担心如果抗议英国，可能会引起另一场奴隶叛乱。 ^[39]

大陆本土的白人比黑人多，比例为4∶1。在各群岛的黑人比白人多，比例为8∶1。不列颠美洲全部英国部队的四分之一驻扎在西印度群岛，专门在那里应对所有奴隶叛乱的威胁。为了这种保护，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情愿支付印花税。牙买加的园主设法从上次叛乱的伤痛中恢复，即1760年那次以塔基（Tacky）为首的阿肯人带领几百名武装人员烧毁了种植园，杀了60多个奴隶主，直至最后被俘。报复性惩罚极端残忍，塔基的头被钉在尖桩上，而且，像1741年在纽约一样，他的随从有的被铁链吊死，有的被绑在刑桩上烧死。但奴隶的反叛持续不断，这使得庄园主们开始怪罪大陆的殖民者：那些“自由之子”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当牙买加的黑人在主人的饭桌旁看到美洲人的抵抗为他们赚了多少钱而兴高采烈的时候，黑人将竭尽全力恢复自由，你会感到吃惊吗？”一个商人愤怒地说。 ^[40]

让人并不吃惊的是，群岛上的种植园主不情愿地参与《印花税法案》抵抗运动，这让“自由之子”非常失望。“他们的黑人好像比主人更具有自由精神，”约翰·亚当斯怨声发问，“我们就不能想办法去惩罚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皇家港吗？”亚当斯是个少见的志向远大、才华横溢的人。他学会了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在18世纪60年代，他对那些拒绝支持抗税运动的人所表现出的愤怒是无法抑制的。“自由之子”想出的惩罚办法是抵制来自加勒比的货物。有的人的用词比亚当斯更加激烈。充满爱国热情的印刷商诅咒“那些充满奴性的巴巴多斯和安提瓜岛屿中穷困不堪、心地残忍、胆小怕事、卑鄙懦弱的克里奥尔人”，因为“他们卑下地背弃了自由的事业，驯顺地屈服于英国的权威，懦弱地顺从于蓄奴制”。 ^[41]

庄园主们蔑视所受的攻击，但挣扎于抵制惩罚带来的后果。“我们可能落入悲惨的境遇，我们缺乏木材，缺乏北方的食品供应，”一个安提瓜庄园主写道，“因为北美人决意不向《印花税法案》投降。” ^[42] 但他们也绝不让步。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北方邻居只不过是吓唬他们而已。“我看他们就像是狗，只会叫，但不会站起来。”一个来自牙买加的种植园主这样说。 ^[43]

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担心一次起义会刺激并引发另一次起义，这也没什么错。在查尔斯顿，“自由之子”在街头示威游行，高喊着“要自由，不要印花！”。跟随他们的只有奴隶，哭喊着“自由！自由！”的“自由之子”的成员中，从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到为终结蓄奴制而战的人并非少数。小詹姆斯·奥蒂斯在《英国殖民者权利宣言》（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sts, Asserted ）这本小册子中坚持认为：“根据自然法，殖民者生而自由，其实所有人都一样，无论白人还是黑人。”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764年，就在几个月前，他还为大英帝国的扩张欢欣鼓舞。奥蒂斯聪慧过人，但情绪无常，后来他失去了理智（1783年被闪电劈死前，他曾被人目击在街上裸奔）。但在18世纪60年代，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清楚地看到了有关自然权利之争的逻辑推论。他发现有此想法的人简直是荒唐透顶，“奴役一个人是对的，因为他是黑人”，或因为他“短短的鬈发像羊毛”。他坚信，蓄奴制“是最令人震惊的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同样也是政治遭受玷污的根源。“那些每天在剥夺他人自由的人，将很快对自身的自由毫不关心。”他警告说。 ^[44]

奥蒂斯的读者对书中的内容精挑细选，看哪些应该认真赞同，哪些应该予以摒弃。但有些东西已经开始在眼前的世界里萌发生长，即一整套关于自由、平等和主权的难以驾驭的思想。1763年，富兰克林参观了一所黑人学校，他承认自己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与原来相比，我对黑人种族的自然能力有了更高的评价。”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弗吉尼亚，乔治·梅森开始怀疑蓄奴制。1756年12月，他寄给乔治·华盛顿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蓄奴制是天下最兴盛的政府——罗马共和国——“走向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还警告说，这同样可能成为大英帝国走向衰亡的主要原因。 ^[45]

在18世纪60年代的政治辩论中，债务、税收和蓄奴并不是仅有的问题。激烈的辩论也强化了新的关于平等的观念。“在基督的真理中，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本杰明·雷曾经说过。这是他从大量贵格会有关灵魂平等的文献中汲取的一种观念。奥蒂斯问道：“女人不是像男人一样生而自由吗？” ^[46] 甚至本杰明·富兰克林长期受难的妹妹珍也开始喜欢这种说法。1765年，珍·富兰克林失去了一直做马具师、从未摆脱贫困的丈夫爱德华·梅科姆（Edward Mecom）。梅科姆在债务人的监狱中生病了，珍开始接待马萨诸塞州议会成员留宿，她写信给哥哥说：“我并非假装懂政治，我只是喜欢听关于政治的言论。” ^[47] 这是一种虚假的谦虚，其实她是想“博取赞赏”，哥哥经常这样责怪她。她坐在桌前就能听到很多东西，1766年，奥蒂斯被选为马萨诸塞议会发言人，但皇家任命的总督拒绝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珍·富兰克林就算还没有准备写有关政治的东西，也已经听到了许多值得她思考的东西。总督推翻了议会选举结果之后，珍写信给哥哥，请他把“发表的所有文章的报纸和小册子都寄来” ^[48] 。她决定要钻研政治。

1766年，英国议会废除了《印花税法案》。约翰·亚当斯在日记里写道，法案的取消“几乎使所有的公众喧哗平息下来，将每一股民众动荡的浪潮转变为一种平和的宁静”。 ^[49] 富兰克林写信给妹妹说：“我祝贺你和我的同胞终于成功废除了这项法案。” ^[50] 法案废除的消息传到波士顿的第二周，市级议会投票赞成“彻底废除其中的蓄奴制”。 ^[51] 小册子作家们开始提议，应该出台一个殖民地范围内的反蓄奴法，其他人则劝告说，这要等到我们与议会的争战最终结束，因为国会取消了《印花税法案》，却又通过了《宣示法案》（ Declaratory Act ），声明议会“在任何情况下”对殖民地拥有立法权。第二年，议会又通过了《汤森法案》（ Townshend Acts ），规定对铅、纸、油漆、玻璃和茶叶全部收税。当这一法案同样在殖民地引发暴乱和抵制时，首相派了两个团的英军驻扎在波士顿，以强化法律的实施。

“这里的所有谈话都是政治。”珍写信给哥哥说。波士顿市级议会决定，“一系列事件……都有充足的理由让人相信，一个根深蒂固而几近残酷的王权专制计划已经成型，有些已开始实施，以取消公民全部自由为目标。”1770年3月，当部队向聚集的人群开枪，造成五人死亡时，“自由之子”称其为“大屠杀”，呼吁取消常备军的专制暴虐。然而在加勒比海岛上，种植园主呼吁的不是减少军队，而是增加兵力，圣基茨岛的殖民议会恳求国王派遣部队，保卫殖民者免受“黑人暴躁和野蛮的性情所引发的骚乱和叛乱”的威胁。 ^[52]

追求自由的激情仍在不断引起结束奴隶制的问题。伍斯特在镇民大会上呼吁将禁止进口和购买奴隶设为法律。1766年，一项反蓄奴提案已递交给马萨诸塞议会。但考虑到废奴问题已经使群岛殖民地和大陆殖民地产生隔阂，许多马萨诸塞人担心更多的反蓄奴行动将会导致南北殖民地之间的分裂。1771年，当提案即将举行投票表决时，一位议员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如果将此提案变成法律，将会影响殖民地之间的联合。” ^[53] 第二年，伦敦王室法院判决“萨默塞特诉斯图尔特”案。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是英国驻波士顿的海关官员，他购买了一个叫詹姆斯·萨默塞特（James Somerset）的非洲人。当1769年斯图尔特应召回英国时，他就带上了萨默塞特。萨默塞特逃跑，但又被抓回。斯图尔特决定将他卖到牙买加，把他关在一艘船上的囚室里。萨默塞特的朋友们将这个案子提交给法庭，法官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勋爵发现英国普通法中没有任何条文支持斯图尔特的立场，于是赦萨默塞特自由。

萨默塞特案给在押的奴隶上了两堂课：第一，他们也许能够依靠法庭获得自由；第二，他们在英国比在殖民地更容易赢得自由。他们开始采取行动了。他们用小詹姆斯·奥蒂斯一样的逻辑，请求法院给他们自由：“我们期待那些曾站在高贵立场上反对同胞奴役自己的人做出伟大决定。”由波士顿四名黑人于1773年4月提出的一份上诉书这样写道。他们还想逃往英格兰，那年9月，弗吉尼亚的一对奴隶夫妻从主人那里逃跑，希望到了伦敦就能获得自由，用一位观察者的话说：“他们持有现在黑人普遍持有的观念。” ^[54]

然而，随着殖民者重新回到与议会的斗争，争取自由的努力最终失败。本部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走到了破产边缘，一方面是由于殖民地的抵抗政策，但更多的是由于孟加拉出现的饥荒，公司投到那里的军费开支，以及1772年帝国境内信用危机导致的股票崩盘。1773年5月，议会通过了《茶叶法》——降低了茶叶的税收，以此作为挽救东印度公司的方法，但再次强调了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费城市民把任何进口茶叶的人唤作“国家的敌人”。茶叶代理商在恐惧中纷纷辞职。那年秋天，满载茶叶的三艘大船抵达波士顿。12月16日夜，数十个殖民者化装成莫霍克人（印第安斗士）冲到船上，把一箱箱茶叶倒进了港湾。为惩罚波士顿，议会通过了《强制法案》（ Coercive Acts ），下令关闭波士顿港口，宣布马萨诸塞宪章无效，于1774年6月正式生效。

在弗吉尼亚，23岁的小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Jr.）在蒙彼利埃（Montpelier）蓝岭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以东皮德蒙特（Piedmont）的家族种植园关注马萨诸塞发生的事件。他两年前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正在家中辅导他的弟弟妹妹。他离事件发生地较远，但他密切跟踪新闻消息，费尽心思地去理解为什么北方和中部殖民地与南方殖民地对茶叶税的反应会有很大的区别。在普林斯顿（一个长老会学院，即一所宗教异见者的学院），他研究过宗教自由，而在倾茶事件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抵制议会权威，而弗吉尼亚没有采取这种方式，因为更靠北的殖民地没有确定的宗教基础。麦迪逊慢慢坚信，宗教自由本身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不仅促进了思想的独立，还使政治自由成为可能。听说《强制法案》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战争。他给他在费城最好的朋友威廉·布拉德福德写信，问他是否最好“尽快开始采取防御行动”。 ^[55]

与此同时，在弗农山，乔治·华盛顿（已于1758年入选弗吉尼亚立法会）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大规模烟草地产的经营上。 ^[56] 他没有为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对议会权威的抵抗情绪感到激动，直至《强制法案》出台。9月，来自13个大陆殖民地中12个殖民地的56名代表在费城一个木匠会馆举行会议，称“第一次大陆议会”。华盛顿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如果说抗议《印花税法案》暂时将这些殖民地联合在一起，那么《强制法案》在许多代表看来似乎只是马萨诸塞自己的问题。对弗吉尼亚人来说，马萨诸塞的代表显得放纵鲁莽，甚至是狂热——特别是当他们谈到有可能最终从不列颠获得独立时。10月，在和“波士顿人”谈话之后，华盛顿松了一口气，他信心十足，觉得可以“宣布一个事实，无论从整体来看，还是从个别殖民地来说，独立于英国不是政府或任何其他大陆团体的愿望或利益所在”。他表示：“以我的经验不能再‘确信’北美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57]

詹姆斯·麦迪逊的朋友威廉·布拉德福德从费城传播正在进行的大陆议会的传言。事实证明，布拉德福德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记者，也是一位更好的侦探。从费城图书馆公司（为大陆议会提供书籍资料）的馆员那里，他听说代表们正忙于阅读“瓦泰尔、布拉马基、洛克和孟德斯鸠”，这使布拉德福德让麦迪逊相信：“我们可以推测他们的办法一定明智入理，他们之间的辩论都像哲学家一样。” ^[58]

他们可能是明智的，但这些哲学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此后它一直困扰着联盟。大陆议会本应是一个代表者团体，那代表的人数是怎么计算的。弗吉尼亚代表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一个目光犀利的、魅力无限的演说家——建议代表的票数比例应以其所在殖民地的白人居民总数计算。由于缺乏任何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代表们只能采取一种更为简单的办法：每个殖民地都有一票。无论怎样，会议的重点超出了殖民地代表集会和表达不满的范畴，促进了一个新政体的出现。亨利说：“弗吉尼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美洲人。” ^[59] 很久以前地图上的一个词，如今已扩展为一种理念。

II．

大陆议会既没有陷入奥尔巴尼会议时的分裂和混乱，也没有接受印花税会议的恭顺请求。这个新的、更具雄心、更为广阔的组织，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它要求殖民者召集民兵，筹备武器。它还同意抵制所有进口的英国货物，禁止与西印度群岛有贸易往来，切断与群岛的联系。抵制运动即将开始的那个月，牙买加议会恭恭敬敬地向国王呈上一份请愿书。牙买加人确切表示，此岛屿无意参加任何叛乱：“本殖民地虚弱无力，白人居民非常有限，再加上拖带着20多万奴隶的累赘，怎么能想到我们企图或曾经企图抵抗大不列颠。”牙买加人解释说。不过他们还说，他们确实同意大陆殖民者的不满，宣称“英格兰人有权参与，并确实参与他们国家的立法事业是宪法首先确立的准则” ^[60] 。

大陆议会不为所动，但带着诚意表示感谢：“你们为了我们与王室进行可怜的调解，对此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激。”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都没有重新考虑《强制法案》的任何意向。殖民者所抗议的税务负担小得可笑，但他们的义愤之声却非常刺耳。首相诺斯勋爵请著名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针对大陆议会的抱怨写了一个回复。很明显，对付殖民者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指控他们虚伪。约翰逊在《税收不是暴政》（ Taxation No Tyranny ）中冷冰冰地发问：“我们听到最刺耳的关于自由的尖叫，都是来自拥有黑奴的人，这是怎么回事？”约翰逊反对蓄奴制远不止于口头上，有个自由的牙买加黑人——弗朗西斯·巴伯（Francis Barber）是他的伙伴、合作者和继承人。（他曾在战时说过一句祝酒词：“为西印度群岛的下一次黑人暴动，干杯。”）但约翰逊指控的虚伪不过就是一年前费城医生本杰明·拉什做作的指控：拉什很奇怪，“一个是英国上议院议员试图奴役自己在美洲的同胞，违背法律和正义强迫他们纳税，一个是美洲爱国者尽力不让他的非洲兄弟陷入违背正义和人性的奴隶制束缚，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61]

到现在，本杰明·雷播下的种子开始结下果实，贵格会已正式禁止蓄奴制——任何宣称拥有另一个人的人将被开除教籍。1775年4月14日，费城第二次大陆议会召开前一个月，20多人（其中17人属于贵格会教派）在费城成立了自由黑人非法被押为奴救援协会。然而与1773年相同的情景再次出现，无论结束蓄奴制的使命如何紧迫，所有殖民地的注意力都再次被分散。5天以后，即1775年4月19日，鲜血洒在列克星敦潮湿墨绿的春草之上。

事件起于英军统帅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他查抄了波士顿城外靠近查尔斯敦和剑桥附近的殖民地军火仓库，并派遣了700名英军到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做同样的搜查。70名武装民兵，或称即招民兵（得到通知可立即进入战备的农民）在列克星敦与他们遭遇，在康科德看到的英军更多。英军打死了10个民兵，自己损失了2人。抵抗力量随后包围了英军占领的波士顿。保皇派仍留在城中，但他们人数不多：城中1.5万个居民中有1.2万人企图出逃，衣衫褴褛的和衣冠楚楚的，年老的和年轻的，都成了这场战争的首批难民。

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约翰·亚当斯和塞缪尔·亚当斯骑马疾速赶往费城。逃亡拆散了家庭。《波士顿公报》印刷商本杰明·伊兹（Benjamin Edes）把报纸和铅字放上推车前往查理河，他划船过了河，但在波士顿，他18岁的儿子却成了战俘。 ^[62] 此时珍·富兰克林已经63岁了，她坐着马车出了城，只带了孙女而把孙子留下了。“我把东西装好，我期待追寻自由所用的东西，企图和上百个不知所向的人一起碰碰运气。” ^[63] 她给哥哥写信说。富兰克林在英格兰住了几年，此时正在返回美洲参加大陆议会的路上。 ^[64]

枪声已响，第二次大陆议会（于当年5月召开）的辩论比第一次紧迫得多。那些继续主张和大不列颠调停的代表（占大多数）现在必须面对更加愤怒、更加激进的马萨诸塞代表（他们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悲伤的故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向你和家乡的人表示最深刻的同情。你对他们失去家园的悲伤陈述令我感触至深。” ^[65] 6月，马萨诸塞的第一枪打响之后的两个月，大陆议会投票决定组建一支大陆军，约翰·亚当斯提名乔治·华盛顿为总指挥。华盛顿是弗吉尼亚人，他性格坚毅、广受尊重，行为举止无人可比，他受命前往马萨诸塞领军，骑行赴任的举动成为南北联合的一种象征。

那年整个秋天，大陆议会都忙于战争的准备工作，招募新兵，组织部队，宣布独立的问题搁置在了一边。大多数殖民者仍是效忠国王的，如果他们支持抵抗运动，那是他们在为自身应有的英国人权利而战，并非作为美洲人为了独立而战。

不过，他们的奴隶打的是另外一场战争。“可以想象，我们的总督对奴隶的态度趋于缓和，其意图不过是万一发生内战，他们能派上大用场。”此时，年轻的詹姆斯·麦迪逊还在弗吉尼亚，他向在费城的朋友威廉·布拉德福德报告说。皇家任命的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试图给愿意加入不列颠部队的奴隶以自由。“说实话，这是本殖民地唯一脆弱的部位，”麦迪逊承认道，“而如果我们被征服，就会像阿喀琉斯一样，倒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手中。” ^[66]

但殖民者最惧怕的奴隶叛乱，即“阿喀琉斯之踵”，几乎不算秘密：这是殖民地特色。麦迪逊的祖父安布罗斯·麦迪逊（Ambrose Madison）最先定居于蒙彼利埃，1732年被奴隶杀害，当时他才36岁，明显是被毒死的。在麦迪逊所在的郡，奴隶下毒杀害主人的事件在1737年和1746年又有发生：在第一起中，犯人被斩首，他的头被插在县政厅门前的柱子上杀一儆百；第二起案件中，一个叫夏娃的妇女被活活烧死。 ^[67] 他们的尸体都变成了纪念碑。

没有哪个种植园缺乏“阿喀琉斯之踵”。乔治·华盛顿的奴隶至少从1760年开始就不断出逃，至少有47名奴隶尝试过逃跑。 ^[68] 1763年，一个冈比亚出生的23岁青年成为华盛顿的财产，华盛顿给他起名为哈里，让他去给一个大沼泽排水。1771年，哈里·华盛顿成功出逃，但最后还是被抓了回来。1775年11月，他在弗农山马厩为主人照料马匹，突然听到麦迪逊所惧怕的邓莫尔勋爵的通告：只要加入陛下的军队，一同镇压美洲叛乱，任何奴隶都可获得自由。 ^[69]

在乔治·华盛顿组建大陆军的剑桥，他收到了一份关于弗农山奴隶的报告。“如果确定逃跑能够成功，每个奴隶都想离开我们。”华盛顿的表弟在那年冬天报告说，并加了一句，“自由很美”。 ^[70] 哈里·华盛顿耐心忍让，他将成为那500多名从主人手下逃跑的奴隶中的一员，一起参加邓莫尔的部队，其中有个叫拉尔夫的人，他是从帕特里克·亨利手下逃跑的，还有8人出自佩顿·伦道夫（Peyton Randolph）庄园所拥有的27个奴隶。佩顿·伦道夫是首届大陆议会的主席。 ^[71]

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是南卡罗来纳大陆议会代表团的成员，他说邓莫尔的宣言的确“更有效地推动了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永久分裂——比其他任何可能想到的权宜之计都要好” ^[72] 。不是税收和茶叶，不是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枪声，不是波士顿被围，而是邓莫尔给奴隶以自由的承诺这一行为，让天平开始向独立倾斜。

这些并不是决定性的。约翰·亚当斯推算，有三分之一的殖民者是爱国者，三分之一是保皇派，另有三分之一从未做过决定。 ^[73] 除了邓莫尔给奴隶的自由许诺之外，北美独立最强劲的动力来自默默沉思、坚持不懈的托马斯·潘恩。潘恩1774年从英格兰移民费城，1776年，他匿名出版了一本叫《常识》（ Common Sense ）的小册子，47页的小书中充满了敏锐的政治见解。“我的目的是要使那些几乎不识字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要避免任何文学上的修饰，而把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议会成员可能是哲学家，他们阅读洛克和孟德斯鸠，但普通美洲人阅读《圣经》《穷理查历书》和托马斯·潘恩的作品。

潘恩怀着愤怒书写，怀着闪光的思想书写。“美洲的事业在极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的事业，”他宣布说，“这不是牵涉一城、一州、一省或一个王国，而是牵涉一个大陆——至少占地球上可以居住面积的八分之一——的事情。这不是一日、一年或一个时代的事情，实际上，子子孙孙都卷入这场斗争，并且，甚至永久地或多或少受目前行动的影响。”

他的实证来自乡土，他的比喻来自厨房和农场仓房。“如果认为一个大陆可以永远受一个岛屿的统治，那不免有些荒谬。”他接着将矛头直指大英帝国主义，“你还不如说，因为一个孩子是吃奶长大的，所以他永远不该吃肉。”

他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他融合了洛克的思想，将自然状态的观念解释给普通读者。“在宇宙万物体系中，人类本来就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只能为以后的某一桩事故所破坏。”他以老师教学生的口吻写道。一些人统治其他人，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了差别：这些形式的不平等都是非自然的，不是宗教规定的，这些差别都是行为和习俗的结果。最违反自然的差别就是把人们分成“国王和臣民”，他解释说。 ^[74]

潘恩同样提到《大宪章》，表明“在英格兰保护自由的宪章是在民间形成的，不是在上议院形成的，宪章是人民所支持的，并非王权的赐予”。他要求美洲人写一个他们自己的《大宪章》。 ^[75] 但《大宪章》不能为直接反叛辩解。那么，潘恩认为，最佳的应急措施就是不问先例，或不信教条，只问自然，并坚持天下存在一种进行革命的自然权利，像孩子离开父母一样自然。“我们假定有一小部分人在地球上某一个隐僻的地方住下来，同其他人不发生联系，他们就将代表任何一块地方的，或世界上的第一批移民。”他开始讲，像给孩子讲很久以前的故事。 ^[76] 他们会建立一个政府来保障他们的安全，还有他们的自由。而当那个政府不再保障他们的安全和自由时，他们就会站起来推翻它。他们永远有这种权利。

许多类似的语言最后出现在殖民地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只有如此，殖民地才能在摆脱不列颠束缚的情况下讨论建立新型政府。“所有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平等自由和独立的，并拥有某种固有的权利，当他们进入社会状态时，不能通过任何契约形式剥夺或削减其后代子孙的同等权利。”1776年5月，由大胆的乔治·梅森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这样写道，“所有权力都归属并最终来自人民。”詹姆斯·麦迪逊只有梅森一半的年纪，他被奥兰治县推选为大会代表。他对梅森的宣言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梅森写的是“所有人在宗教上都应享有完全的宽容”，麦迪逊将此内容改写为确保“所有人在宗教信仰上都拥有完全的、自由的平等权利”。提议的修改得到了采纳，麦迪逊成为首位从宪法角度确保宗教自由的人。宗教自由不是容忍，而是一项基本权利。 ^[77]

不可避免的是，蓄奴制以其长期不散的可怕阴影笼罩着这些原则性的叙述：事实上，正是蓄奴制才使这些原则性陈述成为可能。梅森的原稿并没有包括“当他们进入社会状态”后所获得的权利，这些词是后加的，因为大会成员担心原条款可能“有废除奴隶制的效应” ^[78] 。如果从属于公民社会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蓄奴制怎么可能存在？弗吉尼亚大会的回答是，非洲人肯定不属于公民社会，他们依然处于自然状态。

在18世纪的政治思想中，妇女也生存于公民社会的建构契约之外。1776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给丈夫约翰，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修正。她说：“我希望你别忘了那些女人，你对她们要比祖先对她们更慷慨、更喜爱。”这暗指了男人对女人的长期虐待。“不要将无限的权力都交在丈夫们手中。”她写道。她还说到了暴政：“记住，只要可能，所有男人都会是暴君。”她要求他要遵循代表权的原则和逻辑：“如果女性得不到特别的关怀和重视，我们就决定煽动一场叛乱，而且任何没有代表权和发言权的法律，我们都不会服从。”

她的丈夫没有表态。“面对你这份奇怪的法典，我只能付之一笑，”他回复说，“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斗争已经使各地政府放松了约束。孩子和学徒都不听管教——学校和院校变得骚乱不堪——印第安人藐视监护人，黑人对主人无礼……基于这些，我们觉得有比废除男权体制更重要的事情。” ^[79] 妇女被遗落在国家奠基文档之外，遗落在国家创建者公民社会的思想之外，就像奴隶一样，被认为受到自然状态的限制。这将给未来几个世纪的政治秩序埋下后患。

在6月举行的大陆会议上，宾夕法尼亚代表约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起草了《邦联条例》（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邦联的名字应该叫‘美利坚合众国’。”他写道，这可能是首次使用“邦联”这一短语，也可能是狄金森在议会使用的条约集中发现了“合众国”一词。《邦联条例》中包括1667年的一项条约，它把一个独立荷兰州联盟称作“低地国家合众国”。在狄金森的草案中，殖民地——现在称州——要组成一个友谊联盟，“为了共同的防御，为了保障它们的自由，以及它们相互的、普遍的福祉”。草案第一稿呈交大陆议会，号召各州为战争和政府筹款，按人口比例分配份额，因此也号召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草案将经历多重修订，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辩论，然后大陆议会才统一认定一个最终版本。最终版本去除了狄金森原稿中大多数权力归大陆议会的条款；最后的《邦联条例》更像是一份和平协议（在各主权州之间建立防卫同盟），而不像宪法（建立政府体制）。大多数条款都像是权宜之计。例如，所有各州进行人口普查的规定受到攻击，但另一种方法就得到赞同，即依据“每个州拥有土地的总价值”按比例捐资国库，而事实上没人知道各州土地的价值是多少，各州的上缴数额便由各州自己决定。 ^[80]

无论如何，这些新的联合州在一步步走向独立。1776年6月7日，性情激烈的弗吉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提出了一项决议，“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都是（也应该是）自由而独立的州。”对此决议的投票因故延迟，但大陆议会指定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起草一项宣言，这五个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纽约代表罗伯特·R. 利文斯顿（Robert R. Livingston）和康涅狄格代表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杰斐逊同意准备初稿。

《独立宣言》不是战争宣言，战争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了，它是一种国家行为，目的是在国际法中具有效力。《独立宣言》阐释了殖民地争战的目的，它试图明确革命的原因是国王把他的人民置于专制权力之下，使他们沦为奴隶：“大不列颠现任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屡屡伤害和掠夺的历史，其直接目的就是对这些州建立绝对的暴政统治。”许多读者发现这些语句说服力不强。1776年，英国哲学家和法理学家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说宣言中的政府理论是“荒唐和空想”，它那自我求证的真理既不能自证，也不是真理。相反，他认为它们“对每一个事实上的和想象中的政府都具有破坏作用” ^[81] 。

但本瑟姆认为的“荒唐和空想”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概括总结。“《独立宣言》中没有哪种思想不是过去两年在国会中反复讨论过的。”亚当斯后来写道，嫉妒赞扬之词都归于杰斐逊。杰斐逊承认并指出，追求新奇在他的任务中不占一席之地。他宣称，《独立宣言》“既没有以原则或观点的新奇为目标，也没有抄袭某个以前的作品。它的本意是表达美洲人的内心” ^[82] 。但它的思想，那些美洲人的内心表达，更为古老。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杰斐逊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中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新政府。”这里他借鉴并极大地优化了乔治·梅森所写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它说明了只要条件满足，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剩下的就看人们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杰斐逊草稿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国王的不满和指控，要他解释为何“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解散殖民议会，在这里驻扎常备军，“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团的权利”，而这都是早在《大宪章》中就规定的权利。然后，杰斐逊在初稿中用了最长的一段文字把非洲的奴隶制归咎于乔治三世的支持，控诉国王挑起“残酷的、反人性的战争，剥夺了一个远方民族的神圣的生存权和自由权，而那些人从未冒犯过他，他却拐骗和胁迫他们，让他们去充当奴隶”，他阻挠殖民地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这恐怖组合并不需要任何明显的事实证据，现在他煽动同样一批人对我们发起武装起义”。这段文字后来被议会删去了，代表们不想在国家的奠基性文件中提到这个“恐怖组合”。

议会最后采纳的《独立宣言》是一份言辞犀利的精品，这是一次独具政治勇气的行动。它的出台同样标志着政治意愿上的不小的失败（以忽略的方式阻挡了反蓄奴制的浪潮），这样做都是为了这个最终不能，也无法持续下去的联盟。

7月，街头巷尾都能听到《独立宣言》的大声朗诵。人群在欢呼，大炮在轰响，教堂在敲钟。国王的铜像被推倒，熔化之后造成子弹。几个星期后，牙买加爆发了大规模奴隶暴动，奴隶主怪罪美国人的刺激和煽动。在宾夕法尼亚，一个贵格教会富商深受时代精神的鼓舞，不仅释放了他的奴隶，还发誓用余生寻找他以前拥有和出售过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孩子，为他们赎买自由。1776年8月，大陆议会后的一个月，代表们做出决定——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有时候，一部分人有必要切断与另一部分人的联系。哈里·华盛顿宣布了他自身的独立，他从弗农山出逃，参加邓莫尔的军队，参与作战，他白色的肩带上绣着他的座右铭：“还奴隶自由” ^[83] 。

III．

战争期间，美国有五分之一的奴隶离开家人，逃离美国奴隶制而寻求英国的自由。一个美国难民给自己改名为“英国自由”。新《扬基歌》在伦敦写成，歌词改成了“黑人向美国再见”。新歌中，逃亡奴隶离开了美国，“来到自由统治下的老英格兰，那里没有毒打，没有浑身的铁链”。 ^[84]

没有太多人成功抵达那片自由的土地，甚至没多少人能进英方战场的前线。他们大多都被抓回去遭受惩罚。一个奴隶主抓住了一个逃往邓莫尔部队的15岁女孩，她受到的惩罚是80皮鞭的毒打，奴隶主还把滚烫的炭灰撒在她的伤口上。 ^[85] 不论这次逃亡多么绝望，多么不可能，似乎都值得一搏。精明的观察家预测英国能打赢这场战争，至少英军开始时有3.2万人的兵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华盛顿的1.9万名战士却是良莠不齐，纪律涣散。美国获胜看起来像是场荒唐剧。但英国正规军远离家乡，补给不足，而当英军总指挥威廉·豪（William Howe）把目标定在纽约，然后在费城时，他发现这场胜利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合众国和欧洲国家不同，它没有首都，并非占领了都城就可以打开使其他城市投降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豪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最终与美国人决战的机会，因为担心自己的部队要承受巨大损失，严重的伤亡是否过于危险，而增援部队却还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另外，英国兵力分布太广，横跨全球，多条前线都有战争。对英国来说，美国革命只是场规模更大的战争，是帝国战争和世界战争的前线之一。像法印战争一样，那场战争的主战场是北美，但它也扩散到了其他地方，扩散到西非、南亚、地中海和加勒比海。1777年，豪占领了费城，但在北部，英军将领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却在萨拉托加战役中蒙羞溃败。这场美国的胜利对约翰·杰伊（John Jay）、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非常有利。他们作为外交官在法国谋求一项重要协议：1778年，法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加入战争，而此时此刻，诺斯勋爵热衷于保护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更富裕的殖民地不受法国侵犯，正想退出美洲舞台。西班牙于1779年加入法美同盟，德国也被卷入冲突中，但只提供雇佣军，美国人称他们为“黑森兵”（Hessians）。再者，由于荷兰曾一直向美国提供武器和弹药，英国于1780年向荷兰宣战。法国的参与将战火烧到富裕的西印度群岛，在那里，自1778年开始，法国先后占领了英国的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多巴哥、圣基茨、特克斯（Turks）和凯科斯群岛（Caicos）等殖民地。美洲大陆和英属加勒比的贸易中断给英国利润颇丰的蔗糖殖民地更添一层负担：非洲人饿得要死。仅安提瓜一个殖民地就有五分之一的奴隶在战争期间死亡。 ^[86]

对美国人来说，革命战争不是世界战争，而是内部战争，是那些赞成独立的人和反对独立的人之间的战争。约翰·亚当斯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殖民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仍效忠皇室，另有三分之一的人主意未定，但亚当斯的估算并没有包括更大数量的保皇派，而英国却将他们列入同盟者行列：美洲奴隶的全部人口和几乎全部的原住民。英军无法强化优势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停地变换战场，变换到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保皇派支持的地区，不仅寻求商人、律师和农民的支持，还寻求非洲同盟、印第安同盟的支持。豪的继任者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相信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赢得美国的心，征服美国精神” ^[87] 。这项策略失败了。当这一策略失败后，与其说英国失去了美国，倒不如说是英国放弃了美国。

起初，王室追求的是顺从。1778年，国王派全权特使提出废除英国议会自1763年以来遭殖民地反对的所有法案，但当大陆议会要求国王承认美国的独立时，特使均表示拒绝，同时，克林顿仍占领着纽约城并继续向西挺近，战争的舞台已经挪到了南方：英国大臣决定优先保住富裕的蔗糖群岛，放弃北方和中部的大陆殖民地，并试图占领南方殖民地以恢复西印度群岛的粮食供给。克林顿于1778年占领了佐治亚州的萨瓦纳，然后将目光转向南方最大的城市——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这一举动引发了议会关于武装奴隶问题的争论。1779年5月，议会提议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征集3000名奴隶当兵，报酬就是特赦他们为自由人。“你的黑人军队不会成功，”约翰·亚当斯警告说，“南卡罗来纳人如果连这点苗头都看不出来，他们就是昏了头。” ^[88] 他说的完全正确。南卡罗来纳立法机构拒绝了这项提议，声称“我们觉得非常厌恶” ^[89] 。克林顿于1780年5月占领了查尔斯顿。

1781年，为了夺取切萨皮克（Chesapeake），英国将军康华里（Cornwallis，另译康沃利斯）侯爵在弗吉尼亚约克镇设防，作为海军基地。他的部队不久就遭到了美法联合势力的包围和炮击。法军由拉斐特伯爵（Marquis de Lafayette）指挥，他在大陆军中服役，热情地为美国事业发声，包括到处游说以得到法国的支持。康华里的兵力比较薄弱，因为英国的海军大都被牵制在加勒比海。他于10月19日宣布投降，他没有意识到英军就在他投降的当天已从纽约起航前来援助。康华里在约克镇的失败结束了北美的争战，但并没有结束战争。对大不列颠来说，战争真正的结束时间是1782年。在西印度群岛的桑特战役中，英军打败了一次法国和西班牙对牙买加的联合进攻，其结果证明，不是帝国的势力虚弱，而是出于优先选择。不列颠保住了加勒比，但放弃了美国。

毫不奇怪，和平条款如同战争本身一样杂乱不堪、无序伸展。保皇派和帝国本身一样面临同样的抉择：是否应该放弃美国。“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一首莎士比亚式的打油诗写道，“是该相信恶劣的天气……还是留在反叛者当中！我们留下定会激起他们最强烈的愤怒。”大多数人并没有像哈姆雷特那样优柔寡断，只要可能，他们还是走了，共7.5万人随英军一起撤离，相当于美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他们去了英国或加拿大，去了西印度群岛或印度，他们继续帮助建设大英帝国。“这里除了撤离没别的消息，”一个爱国者从纽约写信说，“有些人满脸笑容，有些人忧郁哀伤，还有一类人陷入疯狂。”没有人比那1.5万名至2万名前奴隶更绝望地想逃离美国，他们也是大逃亡行动的一部分，是美国历史上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3，以下简称《解放宣言》）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解放运动。 ^[90] 1783年7月，哈里·华盛顿（几年前离开弗农山加入邓莫尔的部队）设法到了纽约，从那里登上英国大船“丰收号”，向加拿大的新斯科舍（Nova Scotia）进发。一个职员有本叫《黑人花名册》的账册，记载着那年夏天随英国人撤离的2775名逃亡黑人，以及妇女和儿童，也记录了他的离去：“哈里·华盛顿，43岁，是个好男人。以前是华盛顿将军的财产，7年前离他而去。” ^[91]

康华里在约克镇投降的时候，6万名保皇派人士争先恐后地站在英军后方。知道他们的财产会被没收（如果还没被没收的话），或他们本身会被抓住（作为别人的财产），但他们都选择了离开美国去不列颠或该帝国所属的其他地方。他们前往纽约、萨瓦纳或查尔斯顿，那时，这些地方还是英国所控制的城市，随后不久，再从那里出发。在从查尔斯顿启程的9127名保皇派人士中，5327人是逃亡奴隶。在弗吉尼亚，2000名康华里指挥下的黑人士兵（被称为“黑人群”）从包围中逃生，在沼泽和森林中艰难跋涉，希望能赶上一艘英国船，依据投降条件，华盛顿允许该船驶向纽约。他们忍受疲惫，忍受饥渴，忍受疾病。在逃出托马斯·杰斐逊的故乡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30人中有15人在找到康华里之前就因患天花而死，其他人逃到了法国。“我们收获了一批真正的家佣。”一个深感意外的法国官员写道。武装逃奴追缉队追捕逃奴，抓获了成百名康华里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包括曾归华盛顿所有的两人，曾归杰斐逊所有的五人。在踏上英军前线的竞赛中，怀孕的妇女照样得奔跑，希望她们的新生儿能得到一张文书来认可自由身：“英军前线生而自由。” ^[92]

抵达纽约、查尔斯顿或萨瓦纳只是全部征程的开始。在纽约，有一个南卡罗来纳的逃奴叫波士顿·金（Boston King），他听到谣言说，城里所有奴隶，约2000人，“都将被送还给他们的主人”，他忧心忡忡，生怕美国奴隶主进军城内，“在街头抓获他们的奴隶，或甚至从床上把他们抓走”。金是个木匠，他在回忆录中写城里的黑人恐惧到夜不成寐的程度。一个黑森 ^[93] 军官报告说，当时大约有5000多名奴隶主进城重新抓捕奴隶。乔治·华盛顿确实下令保存那本黑人花名册，以便将来奴隶主可能就英国船只带走的奴隶寻求补偿。在查尔斯顿，士兵们到码头巡逻，阻挡了成百上千个绝望出逃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意识到，这将是他们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争取自由的最后机会。尽管有巡逻，但仍有很多人从码头上跳水，拼命游向驶往英国战舰（包括命名恰当的“自由不列颠号”）的最后一批长艇。游泳的人抓住拥挤不堪的长船栏杆，企图爬到船上。他们死不松手时，船上的英国兵就会砍断他们的手指。 ^[94]

革命最激进之处是它对奴隶制的挑战，最保守之处是这个挑战失败了。不过，这种体制开始出现裂缝，如同一扇玻璃窗有裂纹，但还没碎。1783年，当拉斐特听说特使们在巴黎即将达成和平协议时，他写信给华盛顿表示祝贺，并提议共同完成革命开展的任务。“让我们联合购置一小块土地，在那里尝试进行解放黑奴的实践，”他提议说，“如果我们在美洲获得成功，你的成功例证可能成为一种普遍实验。”他们可以将此实验应用于西印度群岛。华盛顿回信说“我会很荣幸地加入你的这项伟大事业”，并表示希望会面商谈细节。 ^[95]

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受到自由之战对蓄奴制的影响，蓄奴制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费城，1783年，詹姆斯·麦迪逊离开大陆议会，打点行装，准备返回蒙彼利埃。他不知道该怎么安顿比利。比利是他刚到议会参政时从弗吉尼亚带来的一个23岁的青年。比利自1759年出生之日起就是麦迪逊的财产，当时麦迪逊才8岁。1777年，宾夕法尼亚立法机构通过了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废奴法案，规定任何女奴在1780年3月1日后生出的孩子将在28岁时成为自由人，并禁止进行奴隶买卖。纽约的约翰·杰伊宣称，反对奴隶解放将证明“美国向上天祈祷自由都是不虔诚的” ^[96] 。1782年，弗吉尼亚立法机构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奴隶主赦奴隶自由，一个弗吉尼亚贵格派教徒说，在解放奴隶问题上，他已经“完全相信自由是全人类的自然权利，我的职责是，在同样情况下，用自己希望得到的对待去对待别人” ^[97] 。没有几个人响应他的号召。1782年，麦迪逊在费城买了一大批书，其中包括霍布斯的《利维坦》，尽管他手里的钱不多，还抱怨很快就要“到必须卖掉一个黑人的地步了”，他指的就是比利。 ^[98]

一个在未来起草宪法的人要卖掉另一个人去购买哲学书籍，这个可悲的反讽被宾夕法尼亚1780年的废奴法阻止了。事实上，麦迪逊不能在费城卖掉比利。1783年，当他准备离开费城前往弗吉尼亚时，也确实不知道按宾夕法尼亚法律，他是否有权利强迫比利和他一起走。“我想了，最稳妥的办法是不要强迫比利回弗吉尼亚，就算这样做是合法的，”麦迪逊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我相信他的内心已过多地受到污染，无法再和弗吉尼亚的奴隶伙伴相处。”就是说，比利在费城——一个很多黑人都是自由人的城市——伺候麦迪逊已有三年半时间，再回到种植园会是一个麻烦：他会煽动起义。奴隶贸易在宾夕法尼亚是非法的，麦迪逊也许可以把比利偷渡出宾州，把他卖到更南的地方，或者卖到加勒比，但他告诉父亲：“鉴于我们已经为自由付出了代价和鲜血，还不断宣称那是值得追求的属于每个人的权利。我不愿意只因他渴望自由就将其转卖来施以惩罚。”最后，麦迪逊还是决定把比利卖掉，不是作为奴隶，而是作为一个七年期的契约劳工卖掉。比利给自己改名为威廉·加德纳（William Gardener），七年契约已满，成为自由人，给商人做代理并和妻子一起养家（杰斐逊在费城时，她给他洗衣服）。 ^[99]

加德纳在费城找到了自由，但其他男人和妇女却面临着更糟的命运。近3万名保皇派人士从纽约乘船到了新斯科舍，其中就有哈里·华盛顿。这个华盛顿和大约1500个家庭一样在新斯科舍定居，这里成为北美最大的自由黑人社区，聚集在一个卫理公会牧师摩西·威尔金森（Moses Wilkinson）和一个浸礼会教徒戴维·乔治（David George）周围。但是，他们和白人保皇派带到新斯科舍的1200多个黑人奴隶比邻相居，这给自由黑人社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挑战。“白人反对我。”乔治说。当他准备给一个白人男子和女子举行洗礼时，一伙白人暴徒将他从布道坛上推倒。一个新斯科舍白人这样评论自由黑人，“从经验得知，这些人是在受奴役的蓄奴制下长大的，他们得有主人的帮助和保护才能开心”。骗子们夺走了他们分得的土地，卖掉“他们这群黑人的土地，连许可证的影子都没见到”。一个土地勘测员沮丧地写道。自由黑人的社区在萎缩。“许多穷人不得不卖掉心爱的大衣，换5磅面粉，免得饿死。当他们被迫卖掉所有衣服甚至毯子的时候，几个人摔倒在街头，饿死了，”波士顿·金记录道，“有些人把自己家的猫和狗杀死吃掉。” ^[100] 此情此景，如当年的詹姆斯敦一般恐怖。

当美国流亡者在加拿大为生存挣扎之时，本杰明·富兰克林正在巴黎商讨和约的条款。“你做的是上帝都会赞扬的伟大事业。”他的妹妹写信说。 ^[101] 1783年9月，美国代表团签署了《巴黎和约》。英国同意认可合众国的独立和主权，美国同意付清英国债权人的债务。他们还就保皇派及其财产问题、战犯的释放问题达成了协议。西班牙和法国基本上被排除在协商之外，故所得甚少，而英国最终得到的是一个不同于1775年时的格局，但广加蔓延的新的帝国。

和平条款将大英帝国非洲奴隶的人数减少了一半，这意味着英格兰的反蓄奴运动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赞成奴隶制的游说大幅削弱。合众国的情形完全相反。美国革命之后，奴隶主在南卡罗来纳等州赢得了政治权力，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则丧失了这些权力。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对英国禁止群岛与美国进行贸易义愤填膺，最终导致了暴乱的发生。那些离开合众国去往大英帝国其他地方的被释奴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都到了加勒比海。在牙买加，他们开始要求选举权：他们说无代表权而纳税就是专制统治。到最后，美国对帝国的挑战构成了一种对奴隶制的政治批判和道义谴责，对此，大英帝国的感受比美国的感受更深切。 ^[102]

和平协议达成了，乔治·华盛顿骑着一匹灰色的大马进入纽约城。在这里，一面由十三道条纹和五十颗星星组成的星条旗在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的旗杆上高高飘扬。就在几小时之前，英国国旗还在旗杆上面。最后一支英国部队离开了1776年前一直占领的城市，最后一艘英国船开走了，还没有彻底远离视线。华盛顿和士兵们从百老汇大道行进，城市在欢呼声中沸腾。那一夜，华盛顿在一个小旅店举行公众晚餐。他举起酒杯，提议祝酒十三次，敬祝新国家，敬祝自由，敬祝美国同盟等。“为纪念那些为了我们的自由而倒下的英雄，干杯！”并且，“祝美国成为地球上所有受害者的避难所！”最后是：“祝今日的记忆成为王公们的教训。” ^[103]

英格兰将没有奴隶。美国将没有国王。

[1] Benjamin Lay, All Slave-Keepers (Philadelphia: B. Franklin, 1738) ,16, 61, 271.

[2] “To be SOLD, by Benjamin Lay,”advertisement, American Weekly Mercury , October 19,1732. And on Lay’s reading practices, see Marcus Rediker, The Fearless Benjamin Lay: The Quaker Dwarf Who Became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Boston: Beacon Press, 2017), ch. 5.

[3] Lay, All Slave-Keepers , 21.

[4] Roberts Vaux, Memoirs of the Lives of Benjamin Lay and Ralph Sandiford: Two of the Earliest Public Advocate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Enslaved Africans (Philadelphia, 1815) ,1–55.Rediker, Fearless Benjamin Lay , 2.

[5] Advertisement for All Slave-Keepers [“Sold by B. Franklin”] , American Weekly Mercury ,September 7, 1738.

[6] New York Gazette , January 29, 1750. Boston Gazette , November 13, 1753. Pennsylvania Gazette , July 8, 1754. Maryland Gazette , February 6, 1755. Virginia Gazette , August 27, 1756.

[7] Franklin, Autobiography .

[8] Benjamin Franklin,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April 28, 1757, PBF . On Franklin and slavery, see David Waldstreicher, Runaway America: Benjamin Franklin, Slaver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4), and Gary B. Nash,“Franklin and Slaver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50 (2006) :618–35. Benjamin Franklin to Deborah Franklin, June 10, 1758, PBF . Rediker, Fearless Benjamin Lay , 121–23.

[9] [Benjamin Rush],“An Account of Benjamin Lay,” Columbian Magazine , March 1790,reprinted in Pennsylvania Mercury, April 29, 1790, and later published in Dr. Rush’s Literary,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1798).

[10] Vaux, Memoirs, 51.

[11] Anthony Benezet, Observations on the Inslaving, Importing and Purchasing of Negroes (Germantown, PA: Christopher Sower, 1759) ,7.

[12] Quoted in John Mack Faragher et al., Out of Many: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2nd ed., 2 vol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0) ,1:90.

[13] Quoted in Jane Kamensky, A Revolution in Color: The World of John Singleton Copley (New York: Norton, 2016) ,52.

[14] Quoted in Kamensky, Revolution in Color , 65; emphasis in original.

[15] Franklin, Autobiography .

[16] Ibid.

[17] Fred Anderson, A People’s Army: Massachusetts Soldiers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 Years’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111–20.

[18] Quoted in James T. Kloppenberg, Toward Democracy: The Struggle for Self-Rule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95.

[19] 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ed. Jonathan Elliot, 5 vol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01) ,1:443. Pinckney’s human property is listed on an inventory from 1787: https://www.nps.gov/chpi/planyourvisit/upload/African_Americans_at_Snee_Farm.pdf.

[20] King George quoted in Gordon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14. See also Fred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1754 – 1766 (New York: Knopf, 2000). For more on the empire-wide context, see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 – 184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Eliga H. Gould,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J. Marshall,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 Britain, India, and America c. 1750 – 178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 Benjamin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k (Philadelphia: B. Franklin, 1737).

[22] James Otis to the Boston Town Meeting, 1763, quoted in James Grahame,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 4 vol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6) ,4:447.

[23] Delaware prophet Neolin, in James Kenny journal entry, December 12, 1762, in“Journal of James Kenny, 1761–1763,”ed. John W. Jordan,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37 (1913) :175.

[24] Broadly, see Carolyn Webber and Aaron Wildavsky, 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25] Samuel Adams,“Instructions of the Town of Boston to its Representatives in the General Court, May 1764,”in The Writings of Samuel Adams , ed. Harry Alonzo Cushing, 4 vols. (New York: Putnam, 1904) ,1:5.

[26] Benjamin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k for 1757 , PBF .

[27] Richard Ford,“Imprisonment for Debt,” Michigan Law Review 25 (1926) :24–25. Bruce Mann, Republic of Debtors: Bankruptcy in the Age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86n8. See also Margot Finn, The Character of Credit: Personal Debt in English Culture, 1740 – 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0.

[28] Edwin T. Randall,“Imprisonment for Debt in America: Fact and Fictio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39 (June 1952) :89–102; George Philip Bauer,“The Movement Against Imprisonment for Debt in the United States,”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35.

[29] Quoted in Kamensky, Revolution in Color , 99.

[30] T. H. Breen, Tobacco Culture: The Mentality of the Great Tidewater Planter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esp. chs. 4 and 5.

[31]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 3:322–23. See also Trevor Burnard, Planters, Merchants, and Slaves: Plantation Societies in British America, 1650 – 18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32]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 3:245.

[33] Boston Gazette , October 14, 1765.

[34] Benjamin Franklin to David Hall, February 14, 1765, PBF .

[35] Journal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Opposition to the Tyrannical Act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Held at New York, October 7, 1765 (New York, 1845) ,28.

[36] Bauer,“The Movement Against Imprisonment for Debt,”77.

[37] 《大宪章》由英国约翰国王在温莎附近的兰尼米德签署。——译者注

[38] The Examination of Doctor Benjamin Franklin, before an August Assembly, relating to the Repeal of the Stamp Act, &c. (Philadelphia, 1766).

[39] Donna Spindel,“The Stamp Act Crisis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1 (1977) :214–15. And, broadly, see 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 An Empire Divid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Caribbe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 and Selwyn H. H. Carringto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rovidence, RI: Foris, 1988).

[40] Quoted in O’Shaughnessy, Empire Divided , 153.

[41] John Adams diary, January 2, 1766, Adams Family Paper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hereafter AFP); O’Shaughnessy, Empire Divided , 99.

[42] Kender Mason to the Treasury, December 22, 1765, T 1/452/291–294, National Archives(Kew), London, England. With thanks to Peter Pellizzari.

[43] Quoted in T. R. Clayton,“Sophistry, Security, and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Why Jamaica Did Not Rebel,” Historical Journal 29 (1986) :328.

[44] James Otis,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 (Boston: Edes and Gill, 1764) ,43–44.

[45] Benjamin Franklin to John Waring, December 17, 1763, PBF ; George Mason to George Washington, December 23, 1765, in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 ed. Philander D. Chase, 24 vol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7) ,7:424–25. And see Philip D. Morgan,“‘To Get Quit of Negroes’: George Washington and Slavery,”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9(2005) :414.

[46] Lay, All Slave-Keepers , 146. Otis,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Asserted and Proved , 4.

[47]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April 2, 1789, PBF .

[48]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December 1, 1767, PBF .

[49] John Adams diary, November 11, 1766, AFP.

[50] Benjamin Franklin to Jane Franklin, March 1, 1766, PBF .

[51]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Massachusetts , 50 vols. (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974) ,43:.

[52]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November 7, 1768, PBF ;“Boston Town Meeting Instructions to its Representatives in the General Court,”May 15, 1770, in Record Commissioners of the City of Boston, Boston Town Records , 1770–1777 (Boston: Rockwell and Churchill, 1887) ,26; O’Shaughnessy, Empire Divided , 51.

[53] Samuel Cooke, A Sermon Preached at Cambridge (Boston, 1770) ,42; James Warren to John Adams, June 22, 1777, in The Papers of John Adams , ed. Robert J. Taylor, 18 vol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231.

[54] “Peter Bestes and Other Slaves Petition for Freedom, April 20, 1773,”in Howard Zinn, Voices of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4) ,55; Virginia Gazette , September 30, 1773.

[55] Noah Feldman, The Three Lives of James Madison: Genius, Partisan, Presid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7) ,9–12, 18.

[56] Morgan,“‘To Get Quit of Negroes,’ ”410.

[57] George Washington to Robert Mackenzie, October 10, 1774, in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 ed. John C. Fitzpatrick, 39 vol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1–44) ,3:246.

[58] Feldman, Three Lives of James Madison , 19.

[59] Patrick Henry quoted in John Adams Diary 22A,“Notes of Debates i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September 6, 1774, AFP.

[60] The Petition of Jamaica to the King, London Gazette , December 1775.

[61] Address to the Assembly of Jamaica, July 25, 1775,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Samuel Johnson, Taxation No Tyranny: An Answer to the Resolutions and Address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London, 1775) ,89; Johnson’s toast is quoted in Kamensky, Revolution in Color, 323;Rush is quoted in Peter A. Dorsey, Common Bondage: Slavery as Metaphor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09) ,105.

[62] Peter Edes, A Diary of Peter Edes (Bangor, ME: Samuel Smith, 1837).

[63] 珍的家信里的英文拼写和语法均属随意而为，此处勉强译出大意。——译者注

[64]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May 14, 1775, PBF .

[65] Benjamin Franklin to Jane Franklin, June 17, 1775, PBF .

[66] James Madison to William Bradford, June 19, 1775, quoted in Feldman, Three Lives of James Madison , 24.

[67] Douglas B. Chambers, Murder at Montpelier: Igbo Africans in Virginia (Jackson: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2005) ,9–10.

[68] Morgan,“‘To Get Quit of Negroes,’ ”411.

[69] Cassandra Pybus, Epic Journeys of Freedom: 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218.

[70] Lund Washington to George Washington, December 3, 1775, in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 2:477–82; Pybus, Epic Journeys , 11.

[71] Pybus, Epic Journeys , 212.

[72] Edward Rutledge to Ralph Izard, December 8, 1775, in Correspondence of Mr. Ralph Izard (New York, 1884) ,165.

[73] Maya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American Loyalists in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New York: Knopf, 2011) ,8.

[74] Paine, Common Sense , ⅱ, 17, 12.

[75] Thomas Paine,“The Forester’s Letters, Ⅲ: ‘To Cato’”i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 ed. Moncure Daniel Conway, 4 vol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4) ,1:151; Paine, Common Sense , 31–32.

[76] Paine, Common Sense , 2–3.

[77] Feldman, Three Lives of James Madison , 26–7.

[78] The first draft: The Papers of George Mason , 3 vol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0) ,1:277. The final draft: Papers of George Mason , 1:287;“Have the effect of abolishing”: quoted in Gary B. Nash, The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Unruly Birth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11.

[79] Abigail Adams to John Adams, March 31, 1776, and 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 April 14, 1776, AFP.

[80] John Dickinson, Draft of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June 1776,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81] Jeremy Bentham,“Short Review of the Declaration,”in 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73. And see David Armitag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 10.

[82] On the Declaration, see Carl Becker,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New York, 1922); Pauline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Knopf, 1997);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83] Gary B. Nash, The Forgotten Fifth: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8.

[84] Quoted in David Hackett Fischer, Liberty and Freedom: A Visual History of America’s Founding Ide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7.

[85] Pybus, Epic Journeys , 8.

[86] O’Shaughnessy, Empire Divided , 197–98.

[87] Holger Hoock, Scars of Independence: Americas’ Violent Birth (New York: Crown, 2017) ,111 .

[88] Quoted in Kamensky, Revolution in Color , 323.

[89] Christopher Gadsden to Samuel Adams, July 6, 1779, in The Writings of Christopher Gadsden, 1746 – 1805 , ed. Richard Wals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6) ,166.

[90]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 5–6, 8, 91–93.

[91] “Inspection Roll of Negroes Book No. 2,”The Miscellaneous Pap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92] Joseph Plumb Martin, A Narrative of a Revolutionary Soldier: The Narrative of Joseph Plumb Marti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830］ 2006) ,136; Comte Jean-Fran ois Louis de Clermont-Crèvecoeur,“Journal of the War in America,”in American Campaigns of Rochambeaus’ Army 1780, 1781, 1782, 1783 , trans. and ed. Howard C. Rice Jr. and Anne S. K. Brown, 2 vol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4; Simon Schama, Rough Crossings: Britain, the Slav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Ecco, 2006) ,155; Nash, Forgotten Fifth ,39–43 .

[93] 黑森：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交战双方服役的雇佣兵。——译者注

[94] Henry Wiencek, An Imperfect God: George Washington, His Slaves, and the Cre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259;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 88; Nash, Forgotten Fifth , 45–47.

[95] Marquis de Lafayette to George Washington, February 5, 1783; and Washington to Lafayette, April 5, 1783, in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 26:300.

[96] Quoted in Shane White, Somewhat More Independent: The End of Slavery in New York City, 1770 – 1810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2) ,56.

[97] Quoted in Eva Sheppard Wolf, Race and Liberty in the New Nation: Emancipation in Virgini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Nat Turner’s Rebell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4.

[98] James Madison to James Madison Sr., March 30, 1782, in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4:127. And see Edwin Wolf,“The Dispersal of the Library of William Byrd of Westov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68 (1958) :19–106, and Eric Slauter, The State as a Work of Art: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48, fig. 6.

[99] Feldman, Three Lives of James Madison , 50–52. On Henrietta Gardener, see James A.Bear and Lucia C. Stanton, eds., Jefferson’s Memorandum Books, Volume 2: Accounts, with Legal Records and Miscellany, 1767 – 182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808.

[100] “Memoirs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Methodist Magazine , May 1798, 209;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 172–75.

[101] Jane Franklin to Benjamin Franklin, April 29, 1783, PBF .

[102] See Christopher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103] Independent New-York Gazette , November 29, 1783. RdaWbWGPF0PMj6cu77M8sUX0evIxmoJd86aqZPlEbZBQPBVx6RZH9Zd8D79/4N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