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过去的本质

THE NATURE OF THE PAST

“我们见到了赤身裸体的人。”一位宽肩膀的热那亚船长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他几周内只能盯着深蓝色海面后首次接近陆地时写下的。这至少也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10月的一天在他的日记里想写的内容。墨笔滑过纸片，如蜗牛在大地上留下一条湿痕。没人能确切地知道船长在那天究竟写下了什么，因为日记最后丢失了。16世纪30年代，在日记丢失之前，一位身穿修士袍、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多明我会教士抄录了部分日记，但后来抄件也找不到了。直到约1790年，一位年长的水手在一个西班牙公爵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它。1894年，另一家图书馆馆长的遗孀出售给某公爵夫人某些古文稿残片，似乎是哥伦布日记的原稿，有哥伦布的签名，而且封面上写的是“1492年”。此后，这位遗孀就消失了，她可能会收藏的任何原始文件也都不见了。 ^[1]

一切都非常可惜，但也合乎常理。大多数曾经存在的东西已经消失。鲜肉会烂，木质会腐，墙会倒塌，书会被焚，还有天灾人祸。历史是对留存下来的事物的研究，只要能留存下来的，不管是什么东西——信件、日记、遗传基因、墓碑、硬币、电视广告、绘画、光碟、病毒、废弃的脸书网帖、国会辩论的笔记，以及楼宇的废墟——只要它能经历时间和战争的蹂躏最后残存下来。这当中的某些东西，残存下来纯属偶然，就像飓风吹过小镇之后某幢房子奇迹般地挺立一样。但历史学家的研究之所以能够留存，是因为它是被特意保存的——放在箱子里，挪到阁楼上，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存在博物馆里，拍照记录，下载到电脑服务器上——都是经过精心保存，甚至是进行过编目的。所有这些偶然的记录和有意珍藏的历史（遗迹、遗物、知识宝库、继承物等），都可称作历史记录，但它既不全面，又不公平，令人抓狂，令人沮丧。

考察这些字迹斑驳的记录需特别谨慎。不过，证据的缺失也能说明问题。“我们见到了赤身裸体的人，”哥伦布的日记写道（至少据德拉斯·卡萨斯的抄录），“他们是一群一穷二白的人。”船长接着描述在被称作“海地岛”上看到的人。“海地”就是“山地”，但哥伦布把这个地方叫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西班牙岛或海地岛——因为他认为此岛原本没有名字。岛上的人没有武器，他说，他们也没有工具。他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信仰。“他们好像没有任何宗教。”他们不知道诡计，也不知道猜疑和质疑。“我可以抓六个这样的人带给陛下看看，”他向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这样写道，“这样他们还可以学说话。”似乎无法想象他们会拥有语言。 ^[2] 后来他承认了真相：“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3]

哥伦布抵达海地两个月之后准备返回西班牙，但他的三桅旗舰在海岸边搁浅了。哥伦布的手下抢救出了一些木料，用它们营造了一个据点。沉船的遗骸从此再也没有找到，连同海地人在一个奇怪的船长被冲上岸的那天所说的话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在乘小型快捷的横帆船回家的路上，哥伦布思索着他见到的完全不能理解的那些人，他叫他们“印第安人”，因为他相信自己抵达了印度群岛。他也许突然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没有宗教或语言，只是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过于神秘，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他无法了解。他需要别人帮忙。在巴塞罗那，他雇用了牧师兼学者罗曼·佩恩（Romón Pané），让他在下次航行中随行，去“发现和理解……印第安人的信仰和偶像，以及……他们怎样崇拜他们的神明” ^[4] 。

佩恩随哥伦布于1493年出航。抵达海地后，佩恩遇到了一个叫瓜提塔巴努（Guatícabanú）的人，他通晓岛上人所说的所有语言，也学会了佩恩的语言——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即西班牙语），还教佩恩他自己的语言。佩恩四年来和原住民泰诺人住在一起，给哥伦布写报告，那份报告名为《印第安古风记》（ An Account of the Antiquities of the Indians ）。不久以后，这份报告就遗失了。

古书的命运与大海的深度相似，各不相同。《印第安古风记》遗失之前，哥伦布的儿子费迪南德（Ferdinand）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传记，誊抄了该份报告。尽管这本传记在费迪南德1539年去世时仍未出版，但其中抄写的佩恩的神奇描述，随后又被其他学者大量转抄，其中包括学识渊博、顽强不懈的德拉斯·卡萨斯——他不会放过书里的每一页。1570年，一个威尼斯学者将佩恩的《印第安古风记》翻译成意大利文（他因被控是法国间谍而入狱，最后死在监狱里），他翻译的书于1571年出版。结果，这成了最接近佩恩原著描述的一个版本。而佩恩的原著也不过是经过多次转译的粗劣的意大利版，从其他语言到瓜提塔巴努的语言，从瓜提塔巴努的语言到卡斯蒂利亚语，后来又由佩恩写成西班牙语。 ^[5] 但无论如何，这份报告仍然是一件珍宝。

“我匆匆地记录，连纸都不够用。”佩恩深表歉意。他收集了泰诺人的故事，尽管他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其中太多的故事在他看来有些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们没有字母和文字，”佩恩说，“他们无法更好地描述他们是如何从祖先那里听到这些故事的，因而每个人说的都不是同一回事。”泰诺人没有文字，但与哥伦布的最初印象相反，他们确实有宗教。他们称上帝为玉卡胡（Yúcahu）。“他们相信他住在天堂，长生不老，无人可见，而且他有母亲，”佩恩解释说，“但他不知生于何处。”还有，“他们还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太阳和月亮来自哪里，大海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死人会到哪里去”。 ^[6]

人们按他们故去亲人的故事、他们的上帝和原始法律传说安排自己的世界。泰诺人告诉佩恩，他们的祖先原来住在山洞里，夜里才出来，但有一次，有人回来晚了，太阳就把他们变成了大树。还有一次，一个叫牙牙的男人杀死儿子牙牙尔，把他的骨头装在葫芦里，挂在房顶上。当他的妻子把葫芦取来打开时，里面的骨头变成了鱼。人们把里面的鱼吃了。他们想把葫芦再挂起来，但葫芦砸到了地上，里面的水全洒了，那水就变成了海洋。

泰诺人没有文字，但他们的确有政府。“他们有法律，编进一首首古歌里，由此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佩恩这样汇报说。 ^[7] 他们唱自己的法律，唱自己的历史。“这些歌在他们脑子里而不是印在书上，”另一位西班牙史学家观察道，“而且以此咏唱他们的祖祖辈辈，各任酋长，各届国王，各类领主，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经历的苦难灾害和快乐时光。” ^[8]

这些歌诉说着他们的真理。他们唱到自从宽肩膀的船长发现了他们那个小岛后的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那是他们度过的最艰难困苦的时光。他们的上帝玉卡胡曾预言：“他们能享受的好日子不会太长，因为穿衣服的人会登岛征服他们，并杀了他们。” ^[9] 这一预言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个山地之岛在哥伦布抵达时有300万人；50年后，这里只有500人；其他人都死了，他们的歌也不再唱响。

I．

人类起源的故事几乎总是始于黑暗、土地、水和末世般的暗夜。太阳和月亮从洞穴中升起，泰诺人告诉佩恩，海洋是从一个葫芦里涌出来的。大湖区的易洛魁族人说，一切都始于一个生活在乌龟背上的女人。加纳的阿肯人讲述了一个住在大地附近的上帝的故事，说他住在低空，直到一位老妇用木杵打他，才把他赶走。“起初，神创造天地，”据《创世记》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地质学的历史也是一片黑暗，其证据来自岩石和骨头。宇宙创建于140亿年前，证据是流星留下的痕迹和后代的星辰——明亮而遥远，闪烁而暗淡。地球大约形成于40亿年前，证据是流沙、岩石、海床和山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地球上的土地都聚在一起，直到3亿年前，它们才开始分离；脱落的各个部分因漂移而相互分离，如同一艘沉船的碎片四处漂流。

来自远古的证据难以获得，但它们的确存在于最不可能的地方，甚至是6000万年前爬行在北美大地的林鼠的巢穴里。林鼠用树枝、石块和骨头筑巢，并在上面撒尿，尿液像琥珀一样凝固后能够保护鼠巢，就像把它们装在了玻璃里。与林鼠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动物和植物后来都消失了，永远找不到了，最后只能在林鼠巢中找到。它们的存在，不仅为进化论，也为地球变暖提供了证据。鼠巢不像是地质学记录，它更像是个储藏器，一个集合，负责收集和保存，也像个保存遗忘的旧手稿的旧书图书馆、一个动植物远古遗迹的记录。 ^[10]

化石记录则更为丰富。查尔斯·达尔文把留存的古化石记录称作“非完整保存的世界史”。根据这一记录，直立的现代人大约在30万年前出现在今天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一带。后来的15万年间，早期人类扩张到了中东、亚洲、澳洲和欧洲。 ^[11] 像林鼠一样，人类也会储藏和保存。早期人类的记录（不管多么不完美）不仅包括化石，还有工艺品（词本身就是“艺”和“工”的结合）。工艺品和化石记录一同讲述了大约在2万多年前，人类如何从亚洲迁移到了美洲——北美的西北端和亚洲的东北端在大陆浮出水面的时候曾一度相连，使人类和其他动物能够跨越现在的俄罗斯与阿拉斯加之间约600英里 ^[12] 的距离，直至海面再次升高，世界的一半才与另一半再次分开。

1492年，有7500万人居住在南美和北美。 ^[13] 密西西比河洪泛平原的卡霍基亚（Kahokia）是当时最大的城市，那里的人们建造了巨型广场和土丘，有些土丘甚至比埃及的金字塔还高。在大约公元1000年，即卡霍基亚没落之前，仍有1万多人住在那里。曾创造大规模古代文明的阿兹特克人、印加人、玛雅人在那里修建不朽的城市，留下了精心的记录和精确的历书。阿兹特克人于1325年建造的特诺奇蒂特兰城拥有至少25万人口，是15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这些城市之外，大多数美洲人居住在较小的聚集区，靠采集和狩猎为生。有不少人是农夫，他们种植葫芦瓜、玉米、豆角，靠打猎和捕鱼生存。他们养猪、养鸡，但不养更大的动物。他们讲几百种语言，信仰许多不同的宗教。大多数民族没有文字。他们崇拜多种神明，也崇拜各种动物和大地本身的神性。 ^[14] 泰诺人的村庄有一两千人，领头人是位酋长。他们捕鱼、种地，和邻村开战。他们装饰身体，把自己涂成红色。他们咏唱自己的律法。 ^[15] 他们知道死去的人都去了哪里。

1492年，大约有6000万人住在欧洲，比美洲少了1500万。他们生活在村镇、城市、邦国、王国和帝国境内，并接受管辖。他们建造了辉煌壮丽的城镇、城堡、教堂、神殿、清真寺，以及图书馆和大学。大多数人在围有护栏的土地上耕种劳作，种植庄稼，饲养猪马牛羊。“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在《创世记》中告诉亚当和夏娃：“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他们操着几十种语言，书写着几十种文字。他们在精美的卷轴和书籍上记载自己的宗教教义和宗教故事。他们是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有时，不同信仰的人们长时间相处融洽；有时又长期相互殊死争斗。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的真理，是他们的上帝透露给先知们的话。对基督徒来说，则是以“福音书”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耶稣的话。

1492年之前，欧洲经受物资匮乏和饥馑。1492年之后，由压榨非洲奴隶得来并输送到欧洲的巨大财富带给各国政府新的力量，并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兴起。

一个民族是有共同祖先的一群人。一个国家是一个通过法律来治理的政治共同体，至少在理论上，它将有着共同祖先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民族国家的另一个形成方式是从人口中以暴力形式清除掉那些有着不同祖先的人）。当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它需要通过讲述国家起源故事和编织神话来进行自我说明。比如，“英国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祖先之类，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民族国家的历史只比掩盖了民族与国家之间接缝的神话好一点点。 ^[16]

美国的起源就存在于这些接缝里。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民族？杜撰一个共同祖先的故事从表面上看是荒唐的；他们来自各个地方，而且在和英国打了一仗后，他们最不想庆祝的事情是他们的“英国性”（Englishness）。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最早的历史学家决定从哥伦布航行讲起，把1776年接缝到1492年。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在1834年出版了他的《美国史：从发现美洲大陆到今天》（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to the Present ），当时，这个国家的历史仅有50年出头，还是个刚刚出壳的雏鸟。班克罗夫特从哥伦布算起，将美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三个世纪，美国成了一只羽翼丰满的老鸟。班克罗夫特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位政治家：他曾在三位美国总统的政府中任职，包括担任美国扩张时期的战争部部长。他坚信“天定命运”，即美国注定要从东至西统治这块大陆的信念。对班克罗夫特来说，美国的命运在哥伦布起航之日就已注定。通过向美国人提供一个更为古老的过去，他想说明，美国的成立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成长是不可阻挡的，是上帝之命。他同样要为美国欢呼，美国不是英国的某个旁系子孙，而是一个四海一家的多元化的国家，它的祖先遍及世界各地。“法国推动了美国的独立，”他论述道，“我们的语言可以追溯到印度；我们的宗教来自巴基斯坦；我们教堂里吟唱的赞美诗中有些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有些传自阿拉伯沙漠，有些传自幼发拉底河畔；我们的艺术来自希腊；我们的法学来自罗马。” ^[17]

但把美国的起源定于1492年也引来另一个更大的麻烦：建国的真相中充斥着严酷的暴力，惊人的残忍、征服和屠杀。美国史可以说是始自1492年，因为平等观念源于对不平等观念的弃绝；因为献身于自由出自对蓄奴制的愤怒抗议；因为那时还远非不言自明的自治权要通过刀剑和更为猛烈的笔伐来争取（更残酷的是出自羽笔）。反对征服、屠杀和蓄奴引出一个紧迫而持久的问题：“凭借什么权力？”

将合众国的历史起点定于1492年，就是严肃认真地将美国观念本身作为一个起点。然而，远非其立国不可避免，其扩张命中注定的是，美国的历史，同其他国家的历史一样，几乎是一团由偶然、意外、奇迹和恐怖所组成的混沌，它出人意料、超出常理、令人错愕。

首先，权衡证据，有些令人惊讶的是，是西欧人而不是另外一些人在1492年横跨大洋发现了一个失落的世界。开启这场远航需要知识、能力和利益。玛雅人的领土从今天的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哥斯达黎加，他们早在公元300年就掌握了充分的天文知识和海洋导航知识。然而，他们没有海船。古希腊人深谙制图法，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天文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设计了一种方法，以近乎完美的比例将球体表面投射到平面上。但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摒弃了他们视为异教徒的古希腊人的作品，丧失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中国人在11世纪就发明了指南针，他们的舰船也相当优秀，郑和在1433年去世前，已经带领着200艘舰船和2.7万名水手航行探索了亚洲和非洲东部的大部分海岸。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到15世纪末，它已经不探索印度洋以外的任何海域了，理由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已价值不大，或者毫无利益。西非人沿着海岸线和河流航行形成了巨大的内陆商业网，但盛行风和洋流阻碍了他们北上的行程，而且他们很少去探索海洋。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从未放弃古代知识和托勒密的计算，他们设计了精密的地图，建造了坚固的海船。但由于他们主宰地中海的贸易，还经由陆路与非洲进行黄金贸易，并与亚洲做香料生意，已经没有多少理由再去进一步探索。 ^[18]

所以，这里面存在着某种铤而走险：欧洲最西端、最穷、最弱的基督教君主正与穆斯林打仗，他们嫉妒伊斯兰世界在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并且热衷于扩张他们的宗教，于是开始寻求通往非洲和亚洲的通路，但那需要横渡地中海。15世纪中叶，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开始派船沿非洲西海岸航行。他们沿途修建要塞，在岛上建立殖民地；开始与非洲商人进行贸易，买人卖人，以钱换肉，贩卖奴隶。

繁忙的地中海港口热那亚市的市民哥伦布，自1482年起，在葡萄牙贩奴船上当水手。1484年，33岁左右的他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一项航行计划——跨海向西航行抵达亚洲。国王组织了一个学者团队来考虑这项计划，但最终否决了：葡萄牙致力于西非的探险，而国王的学者们看到的是，哥伦布明显低估了此次长途航行的距离。计算得更准确的是一位葡萄牙贵族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此人于1487年曾绕行非洲最南端，证明了从大西洋抵达印度洋是可能的。当通往东方的另外一条航线已被发现，为什么还要向西穿越大西洋呢？

然后哥伦布将他的建议提交给了西班牙国王和女王，他们起初也表示拒绝；他们在忙着发动宗教战争，清除人口中有不同祖先和不同信仰的人。1492年年初，当西班牙最后一座伊斯兰城市落于西班牙王室之手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下令将所有犹太人赶出他们的领地，他们相信冷酷无情的宗教审判所已经将穆斯林、犹太人、异端者和异教徒逐出疆界，之后才令哥伦布开始航行和贸易，以及传播基督教信仰，也就是去征服、记录和宣扬真理，并书写下来。他的航行日志就是这样写就的。

写下某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真实的。但真实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是捆绑在一起的，如同桅杆之于船帆。世界上有三个地方在三个不同时期发明了书写时段：公元前32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1100年的中国，以及公元600年的中美洲。在世界历史上，大多数曾经活过的人要么不会写作，或者就算会写，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录极其令人感到不公的原因之一。把某些东西写下来是在制作一件心灵的化石记录。历史故事充满力量，饱含激情、真理、谎言、遁词和真诚。演讲通常比写作具有更大的张力和紧迫感，但大多数词一经说出口便会被遗忘，而写作却会留存，这是17世纪英国牧师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得出的观点。帕切斯从未离开过他的教区超过200英里，但他认真研习所有旅行家的故事，因为他想写一本新的文字史。 ^[19] 在考察了若干世纪以来不同大陆上各个年代和区域的人们之间的全部差异后，帕切斯被他所谓的“文字优势”——书写的意义——所震惊。“通过写作，”他写道，“人类似乎能不朽。” ^[20]

真实历史的新篇章——美国将在某一天凭此昭告和宣布独立的真理概念的基础——始于哥伦布的第一次航海行动。如果历史上任何一个人曾有过“文字优势”，那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的海地阳光灼热，在两位船长的见证下，哥伦布（据德拉斯·卡萨斯记录）宣布“他将要占领（事实上他已经为国王和王后陛下占领）该岛”。随后他将这些记录了下来。 ^[21]

此行动既新鲜又奇异。马可·波罗在13世纪游历了东方，他没有宣布中国属于威尼斯；约翰·曼德维尔爵士于14世纪游历了整个中东，曾有意占领波斯、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哥伦布读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曼德维尔的游记，他好像在航海的时候都带着这些书。 ^[22] 与马可·波罗和曼德维尔不一样的是，哥伦布没有对他遇到过的人的行为方式和宗教信仰做过记录（只是后来才雇用潘佩做这些事）。相反的是，他认为他遇到的人都没什么行为方式和信仰。他把所见到的差异视作一种缺失。 ^[23] 他坚信这些人没有信仰，没有公民政府，因此是无信者和野蛮人，无权拥有任何东西，所以他通过书写这一行为来宣告对这些土地的占领。这些人属于一个不具备真理的民族；他要把自己的真理传给他们。他会告诉他们，人死之后会去哪里。

哥伦布与马可·波罗和曼德维尔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的航行开始于德国铁匠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印刷机之后不久。印刷术加速了知识的传播，拓展了历史记录。印刷出来的东西将比书写下来的东西更长久地保存，因为印刷可以产生很多的复本。这两个男人经常被同时提及。“我经常考虑两件事是可以被称作古老和不朽的，”一位16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写道，“那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和新大陆的发现。” ^[24] 哥伦布拓展了世界，谷登堡让世界转得更快。

但哥伦布本人并不认为他所踏访的土地是一个新世界。他认为他只是发现了一条通往旧世界的新路。倒是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大胆的公证员的儿子——在1503年穿越大洋之后这样描述他所发现的土地：“我们应当称之为新世界。”维斯普西带回家的报告很快以《新世界》（ Mundus Novus ）为名出版，后被翻译成8种语言，出版了60多种不同的版本。维斯普西所报告的发现更令人难以置信。“我发现了一块大陆，人口密集，动物遍野，超过了欧洲、亚洲、非洲。”他写道。 ^[25] 这听上去像是“伊甸园”，一个之前只能想象的地方。151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顾问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出版了一本虚构的小说，提及维斯普西的船队中有个水手走得更远一些，抵达了一个叫作“乌托邦”——一个不存在的地方——的完美共和国。 ^[26]

找到一个地方，结果哪里都不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整个世界似乎一直由三个部分组成。在7世纪，塞维利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写了一本百科全书叫《词源》（ Etymologies ），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仅留存下来的就有1000多种手写本。此书将世界描绘成一个圆，周围是大洋，大海将世界分割成三块大陆：亚洲、欧洲和非洲，分别居住着诺亚的三个儿子（闪、雅佛和含）的后代。1742年，《词源》成为首批印成铅字的书，大主教的地图成为第一份被印刷的世界地图。 ^[27] 20年之后，此书被废弃不用。

找到那个“哪儿都不是”的地方是制图者的工作，这是另一种宣告真理和所有权的书写形式。1507年，住在法国北部的德国制图专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将他手里一本法语版的《新世界》刻成了12个板块的木质新世界地图。这是一套通用版的宇宙志刻本，印行了1000多册。人们将这12块印版拼在一起，像壁纸一样贴在墙上，形成一幅巨大的地图——4英尺 ^[28] 高，8英尺宽。壁纸褪色、剥落，最后只有一份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复本留存了下来。但在那遗失已久的地图上，有一个词比瓦尔德泽米勒写下的任何一个词的留存时间都长。出于对维斯普西的致意，瓦尔德泽米勒发明了一个新词，献给世界的第四个部分——那个无人知晓的乌托邦：“亚美利加”。 ^[29]

这个名字能延续至今完全出于偶然。大多数其他词都没能留下来。泰诺人关于洞穴的故事，易洛魁人关于乌龟的故事，老女人拿着木杵的故事，《旧约》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所有故事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都将无人知晓。这些东西的留存至关重要。现代就起源于为哪些故事是真实的而争斗的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思考真理的本质、历史的本质和统治的本质的时候。

II．

1493年，当哥伦布从他那难以想象的航程中返回的时候，一位生于西班牙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将佛得角以西300英里的那条经线以西的大洋彼岸的所有土地划归西班牙，而将这条经线以东的土地（西非）划归葡萄牙。这位教皇宣称他有权分配居住在那里的千百万人口及土地，好像自己就是《创世记》中的上帝。毫不奇怪的是，英格兰、法兰西和荷兰的领袖们认为教皇的宣言荒唐至极。“阳光照在我身上，也照在别人身上，”法兰西国王说，“我倒要看看这份将我排除在世界某一部分之外的亚当的遗嘱。” ^[30] 西班牙对世界另外一边的主张同样遭到了反对。一个泰诺人告诉瓜迪卡巴奴，西班牙人“非常邪恶，强行夺走了他们的土地” ^[31] 。瓜迪卡巴奴把此话又告诉罗曼·佩恩，后者将此记录了下来。费迪南德·哥伦布又重新誊抄出来，誊抄者中还有威尼斯监狱里的一名学者。这好像是那位泰诺人从自己的屋顶上拿下来装满儿子尸骨的葫芦，将其打开，涌出了一片观念的海洋。征服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假装大海能够重新灌回葫芦里。

观念的海洋无法重新灌回葫芦里，欧洲人和美洲人都在摸索，想知道如何记录共识和分歧。他们提出新问题，把老问题提得更尖锐：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是同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有什么权力占有另一个民族的土地和劳力，甚至夺取他们的生命？

有关这些问题的任何历史性思考都始于计算和测量。1500年至1800年间，大约有200万至250万人移民美洲，他们强行携带1200万非洲人同往，多达5000万美洲原住民死亡，主要原因是疾病。 ^[32] 欧洲的面积约为400万平方英里，而美洲的面积是2000万平方英里。多少世纪以来，地理条件严重限制了欧洲人口和经济的增长，而随着欧洲人占有了五倍于欧洲面积的土地，那个时代走向了终结。拥有南北美洲为欧洲人带来了过剩的土地，它结束了饥荒，带来了长达四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增长，许多欧洲人将此理解为上帝恩泽的证据。一个西班牙人在1592年给他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哥哥写信说：“这片土地和我们的土地一样好，因为上帝在这里赋予我们更多，我们一定会富起来的。” ^[33] 甚至连穷人都变得富有了。

欧洲人攫取美洲的财富使资本主义的兴起成为可能——新式贸易、新的投资和新的利润。仅在1500年至1600年间，欧洲人记载了从美洲运回的黄金近200吨、白银1.6万吨，大多都是通过走私贩运的。“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群岛航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两件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书中写道。但哥伦布和迪亚斯的航行同样标志着另一个经济体制发展的转折点，那就是奴隶制：美洲的财富通过非洲人的强制性劳动流向了欧洲。 ^[34]

几个世纪以来，奴隶制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要把他们的敌人变成奴隶，把眼中的异己者判为终身奴役。有时候（虽不经常），奴隶的身份是世代相传的：奴隶的孩子终身为奴。许多战争都和宗教有关，而且由于很多奴隶都是战俘，奴隶与他们的主人常常信奉不同的宗教：基督徒奴役犹太人；穆斯林奴役基督徒，基督徒奴役穆斯林。从中世纪开始，北非的穆斯林一直从奴隶制盛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买入非洲人。在非洲大多数地方，是劳力——而不是土地——构成了法律认可的唯一财产形式，这是一种巩固财富、赚取回报的形式，这就意味着非洲国家一般较小，当欧洲人为土地而战时，非洲人却在为劳力而战。商人、地方官和国王们在大型市场上买卖被俘的非洲人，自15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船长也开始参与进来。 ^[35]

哥伦布是这种生意的行家里手，他向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报告说，奴役海地人易如反掌，因为“用50个人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征服，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36] 在糖厂和金矿，西班牙人让他们的奴隶劳累至死，更多的奴隶死于疾病。不久之后，他们又转向了另外一个强制劳动力的来源：由葡萄牙人贩来的非洲人。

对每一艘船上的货物统计记账的欧洲人对一个极端不对称的现象感到迷惑。人口从欧洲和非洲流向美洲，财富从美洲流向欧洲，动物和植物从欧洲流向美洲，但很少有人或动植物流向非洲，至少没有成功的案例。“好像有一种无形的障碍在阻止物品流向东方，却允许向西流动。”后来一位植物学家写道。 ^[37] 人口的单向迁移是不言而喻的：人类控制船只，往西运的人远远多于往东运的，它们带来了士兵、传教士、定居者和奴隶。但直至19世纪末达尔文和细菌致病理论出现之前，完全令人迷惑的动植物单向迁移只能通过神圣的天道信仰来解释：基督徒们认为这表明他们的征服行动乃是受上帝之命。

标志的出现数不胜数。当哥伦布1493年第二次跨海航行时，他指挥着由17艘舰船组成的船队，带着1200人，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军队：小麦、鹰嘴豆、甜瓜、葱头、萝卜、青菜、葡萄藤和甘蔗的种子或插条，还有马匹、猪、牛、鸡、山羊、绵羊，都是公母成对。偷渡者藏在人群、植物和动物中间。种子会粘在动物皮上，钻到斗篷或毯子缝隙处，也会藏在土块里。大多数种子在欧洲人看来是野草的种子，如蓝草、雏菊、蓟、荨麻、蕨类和蒲公英。野草在松土上长得最好，没有什么比军队松土松得更好的了——他们为了木材和取暖砍伐森林，他们的靴子、牛马的蹄子将地皮翻起。牲畜吃草，人吃牲畜：牲畜把草变成肉食供人享用。欧洲人带到新世界的动物——牛、猪、山羊、绵羊、鸡和马——在美洲没有天敌，却有着充沛的食物来源。它们以欧洲无法想象的数量繁殖。牛的数量每15个月就能翻一倍。不过没有什么动物能比得上猪。猪能把它所吃的20%的食物转化成肉食供人类享用（相比之下，牛的转化率是二十分之一，即5%）；猪自己觅食，而且一窝能生10个猪崽，或者更多。在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几年间，他所携带的8头猪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后代。一位观察家说：“所有山头上都有猪头攒动。” ^[38]

与此同时，新世界的人口却数百、数千、数万、数十万、数千万地死亡。美洲与世界的其他地方隔绝了数亿年，这意味着千年以来，欧洲人和非洲人已经获得其免疫力的那些疾病对美洲原住民来说是全新的。装载着人和动植物的欧洲船只也带来了疾病大军：天花、麻疹、白喉、沙眼、百日咳、水痘、黑死病、疟疾、伤寒症、黄热病、登革热、猩红热、阿米巴痢疾和流感。这些疾病已经与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城市——的人类和他们驯养的动物一起进化，而人类和动物产生的废弃物养活了老鼠和蟑螂等害虫害兽。然而，绝大多数美洲原住民并不住在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即便是那些住在村庄里的人也常常随季节迁徙，解散村镇并在别处建立新的村镇。他们并不堆积污物，而且也不合群而居。他们没得过什么传染病。欧洲人面对这些疾病几千年了，已然建立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产生了针对某些细菌的抗体，而新世界的人从未接触过这些疾病。

后果完全是一场灾难。在每100个首次接触天花病毒的人中，就有近100人感染，25人至33人死亡。他们死前会感染更多的人。天花的潜伏期是10至14天，这意味着那些还没有感到不适的人准备逃离，结果在自己病倒之前把病毒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果能得到很好的看护，有些受到天花感染的人的确可能恢复，但当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生病、许多人又跑掉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留下来看护病人，结果病人死于饥渴、痛苦和孤独。 ^[39] 他们还死于折磨，拖着生病虚弱的身体劳累饥饿而死。在加勒比海的群岛上，那么多的原住民很快就死去，促使西班牙人决定尽快征服更多的领土，他们需要抓获更多的战俘用作奴隶，让他们来为金矿和银矿干活。

西班牙征服者最初在1513年踏上北美土地，几十年间，“新西班牙”不仅涵盖了后来的墨西哥，还囊括了一半以上如今的美洲大陆，其疆域在东西方向上从佛罗里达横跨至加利福尼亚，北至大西洋边的弗吉尼亚和太平洋沿岸的加拿大。 ^[40] 疾病走在了西班牙入侵者前面，摧毁了这个大陆上的大片区域。首先是在西班牙人中间，然后依次是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这种将自身的财富和健康以及原住民所患的严重疾病视为上帝神迹的做法，变成了一种普遍甚至是必然的现象。“接触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有件事我不得不提及，”一位法国移民写道，“非常明显，上帝希望他们把地盘让给新来的人。”死亡让他们立即确信了自己的权利及其信仰的真实性。“原住民，他们全都死于天花，”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在1630年抵达新英格兰时写道：“主已经赋予了我们拥有之物的所有权。” ^[41]

欧洲人渴望从他们的上帝那里获得征兆。否则的话，他们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以及进行奴役的权力在人类法律中找不到任何根基，这常常会让他们暂停行动。1504年，西班牙国王召集了一个由专家和律师组成的小组为他提供建议，讨论究竟征服行动“是否符合人法和神法”。争论的关键在于两个问题：原住民真的拥有自己的土地吗？（他们是否拥有“统治权”？）他们是否能够治理自己？（他们是否拥有“主权”？）为回答这些问题，国王的顾问们转向了古代哲学。

国王的大臣们称，按照罗马法，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管理财产关系，而据哥伦布所言，原住民根本没有政府，也没有财产，因而没有统治权。至于主权，国王的大臣们找出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Politics ）。“一些人统治，而一些人被统治，不仅必要，而且有益。”亚里士多德写道。“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有的人就被打上了服从的标记，另一些人则被打上了支配的标记。”按亚里士多德所说，所有关系都是等级关系；灵魂统治肉体，人类统治动物，男人统治女人，主人统治奴隶。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奴隶制不是个法律或习俗问题，而是个自然问题。“一个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是个天生的奴隶；属于他人的人，虽为自然人，却同样是一件所有物。”那些从本质上讲是一件所有物的人在理智上低人一等；所以这些人“是天生的奴隶”，亚里士多德写道：“对他们以及所有次等人而言，更好的方式是让他们处于主人的统治之下。” ^[42]

国王非常满意，原住民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天生就是奴隶。征服在继续。然而在大洋的另一边，一位牧师却吹响了抗议的号角。1511年12月基督降临节（Advent）的第四个星期日，多米尼加牧师安东尼奥·德·孟德西诺（Antonio de Montesinos）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座教堂里进行了一次布道。他与国王大臣们的观点不同，他说征服者们犯下了难以言表的罪恶。“回答我，你们凭借什么权力和理由如此恐怖残忍地奴役印第安人？你们倚仗什么权柄对这些默默安居在自己土地上的百姓发动令人发指的战争，以前所未闻的谋杀和破坏夺取无数人的生命！”然后他质问道，“难道他们不是人吗？” ^[43]

1513年，这一抗议导致了一项令人不安的决议：西班牙征服者被要求向他们打算征服和奴役的所有人大声宣读一份名为《索求》（ Requerimiento ）的文件。简单地说，这是一部从创世到征服的世界史，一个为暴力辩护的起源故事。

文件开篇说道：“主啊！我们的上帝，活泼而永恒地创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你们和我们，这世上所有人，以及我们之后的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它要求任何听宣的人承认“教会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和首脑，其领袖被称为教皇，而（西班牙）国王和女王以教皇之名行事”。如果原住民接受《创世记》的故事，并宣称这些遥远的统治者有权统治他们，西班牙人承诺：“我们将代表他们接受你们，以所有的爱和慈善，将你们的妻子、孩子和土地留给你们，完全自由，不受奴役。”但西班牙人警告说，如果原住民拒绝这些真理，“我们将强行侵入你们的国家，以任何方式、用所有手段与你们开战，让你们接受教会以及国王和女王陛下的约束和管辖；我们将夺走你们、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并将他们全部变成奴隶”。 ^[44]

手持《索求》文本，带着爱与仁慈的承诺，以及清除和毁灭的威胁，西班牙人穿越了北美大陆。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古巴圣地亚哥市的市长，决意要在马上取功名，他率领600名西班牙士兵和1000多人的原住民盟军，以15门加农炮扫荡了古巴岛。在墨西哥，他毫不留情地摧毁了特诺奇蒂特兰这座据说比巴黎和罗马更为雄伟的城市。他的人烧毁了阿兹特克图书馆，以及阿兹特克人用来记录历史的诗歌集。一些残存的《悲歌》（ Icnocuicatl ）描述了这场浩劫。有首歌的开篇这样唱道：

断矛横于路，

悲伤使人狂。

屋顶已不见，

鲜血溅满墙。 ^[45]

1540年，一位叫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squez de Coronado）的年轻贵族率领一支西班牙军队横穿大陆，去寻求一座传说中的黄金之城。在今日的美国新墨西哥州，他们发现了一群蜂巢状的陶土住宅组成的居民区，西班牙人把这种小镇称作“印第安村”。科罗纳多尽责地宣读了《索求》，但祖尼人听到的是一种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他们穿着铁制外套，头戴金属战冠，携带短杖式的武器，会喷火，响声如雷。”祖尼人后来这样描述科罗纳多的士兵。祖尼武士把玉米粉撒在路上，向西班牙人打手势，意思是他们不能越过这条线。一场战斗开始了。用弓箭作战的祖尼人输给了用枪的西班牙人。 ^[46]

征服行动仍在疯狂地进行，争吵和辩论也是一样的，甚至美洲人、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立场和界限都开始模糊。西班牙人与后来的英国殖民者不一样，他们到新世界旅行并不带家属，甚至不带女人。他们是作为男性军人来到这里的。他们抓捕和强奸女人，然后爱上她们，和她们结婚，一起组成家庭。拉马林奇是一个纳瓦女人，被分配给科尔特斯做奴隶，后来成了他的翻译，和他生了一个儿子（大约发生于1523年），这象征着命中注定的结合。在“新西班牙”大多数地区，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女人生的混血儿叫“麦斯蒂索人”，数量上早已超过当地印第安人。一种复杂的种性体显示出由欧洲人、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混合而成的肤色的渐变层次，就像植物制成的颜料：黄樟黄、甜菜红、角豆黑。后来，英国人只认可黑人和白人，而纯粹的黑人和白人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如同没有黄昏的夜晚和没有黎明的白昼。但是这两个种族体系——融合或假装不融合的文化——都将一个有关共同人性的问题抛至每个人面前：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吗？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曾是1511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定居者。当孟德西诺布道时质问“难道他们不是人吗”的时候，他深感不安，遣散了自己的奴隶并成为一名牧师、学者以及研究征服行为的历史学家，这使他后来抄写了部分哥伦布的日记和佩恩的《印第安古风记》。1542年，德拉斯·卡萨斯写了一本书，叫《印第安人被毁灭的简史》（ Brevi Sima Relacion de la Destruccion de las Indias ），这部历史不是辩护，而是良心的哭喊。一个受到良心谴责的人满怀激情地问道：“什么样心智健全的人会对那些无害、天真、温和、赤手空拳并无力抗辩的人发动战争呢？” ^[47] 八年后，一位西班牙新国王在巴利亚多利德城召集德拉斯·卡萨斯及其他学者进行了另一场辩论。新世界的野蛮原住民违反自然法了吗？比如他们自相残杀，所以我们应该依法向他们发动战争吗？或因他们对此违法行为一无所知，因此这种战争就成为非法的吗？

德拉斯·卡萨斯认为征服行为是非法的，他坚持所谓的自相残杀的指控是“纯粹的谎言和无耻的鬼话”。持相反意见的是西班牙皇家历史学家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他从未踏足过新世界。作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者，塞普尔韦达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奴隶的理论。他说原住民和西班牙之间的差别就跟“猿与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他问道：“我们怎么能够怀疑征服这些如此不开化、如此野蛮、如此污浊、如此不虔诚、如此淫荡的人是不正当的？” ^[48]

裁判者意见相左，未能达成结论。征服仍在继续。断矛横于路，鲜血溅满墙。

III．

在所有这些方面，英国确实姗姗来迟。西班牙人于1565年就已经定居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1607年，又在大约2000英里之外的圣达菲建立土坯房的定居点。法国人于1534年开启了首次美洲之行，至1608年建成了后来的石头城魁北克（Quebec）——一座山顶上的城堡。英国于1497年派遣约翰·卡伯特（John Cobot，又译约翰·卡波特）横渡大西洋，但他在返程途中消失，从未有人再见过他的影子，在他之后，英国几乎不再考虑远洋探险计划。“殖民地”这个词直到16世纪50年代才进入英语词汇表。尽管英国曾特许成立了几个贸易公司，如1555年的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1581年的土耳其公司（Turkey Company）和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但它们的目标全部在东方而不是西方，对于美洲，英国举棋不定。

1584年，残酷而坚毅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询问她最精明的大臣之一理查德·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她是否也应该在美洲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她想到了西班牙人，想到了他们的盲目崇拜、残忍、巨富和暴政。到伊丽莎白开始向西跨越大洋时，德拉斯·卡萨斯那本凄惨的《印第安人被毁灭的简史》早已被译成了英文，书名通常叫作《西班牙人的残忍》，后改名为《印第安人的眼泪》，并配以大量反映暴行的版画。英国人逐渐相信——作为属于“英国民族”的信条——他们比西班牙人更高贵、更公正、更聪颖、更优雅、更专注于自由。“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统治充满了傲慢和暴政”，哈克路特提醒女王，与任何被迫为奴的人一样，原住民“全部在大声哭喊着：自由，自由” ^[49] 。英格兰应当解救他们。

英格兰认为自身是自由之地的观念是一个与英国国家故事联结在一起的英格兰民族的故事。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但当西班牙征服者正在打造一个“新西班牙”时，英国已然成了一个新教国家。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创立了英格兰教会，大胆地脱离了罗马教会。因忙于宗教和国内事务，英格兰向新世界的探索完全是试探性的。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后，他的儿子爱德华成为国王，但到1552年，爱德华病入膏肓。为防止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继承王位（她是天主教徒），爱德华指定他的堂妹简·格雷（Jane Grey）女士做他的继承人。可当爱德华死后，玛丽夺得了政权，将简·格雷斩首，她由此成为英格兰的首位执政女王。她试图恢复天主教，迫害宗教异己分子，近300名异教徒被烧死。因宗教理由反对她统治的新教徒称她不具有统治权，因为她是个女人，而弱者统治强者“是对正常秩序的颠覆”。还有玛丽的新教徒批评者抱怨她的统治来自上帝的惩罚，上帝“匆匆让一个女人统治我们，而她的天性却是服从男人”。与此同时，玛丽的天主教维护者也争辩说，从政治上讲，玛丽是个男人，是“女性王子”。

1558年玛丽去世，新教徒伊丽莎白继位，而玛丽的拥护者却试图抗议伊丽莎白的统治，所以不得不去反驳他们原来的论点：他们无法很好地说明伊丽莎白是个女人而不能执政，因为他们之前坚称玛丽的性别不影响玛丽的王位。论战转移到另一个层面，让英国人厘清了许多关于统治本质的观念。伊丽莎白的最佳辩护者认为，如果上帝决定“女性应当进行统治和治理”，那么女性“本性羸弱、体形纤弱、胆小温柔”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上帝可以使任何一个正当的统治者强壮。无论如何，英国宪法遵守“混合统治”，即君主的权威受议会制约，而且，“并非她在统治，而是法律在统治”。伊丽莎白本人又提出另外一条依据：人民的爱戴。 ^[50] 混合宪制、法治和人民的意志，这些英国观念有一天将被叫嚷着“自由”的美国人借为己用。

伊丽莎白的眼睛盯着西班牙，后者曾一直和英格兰、法兰西以及反叛的荷兰人（荷兰人直到1609年才第一个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出来）激战。她决定在各个战场上同西班牙开战。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问题上，哈克路特向伊丽莎白提交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方近期的探索成果可能为英格兰王国带来巨大必要性和多种商品的专项讨论》。另一位顾问同时提交的报告题目很好地说明了英国女王是如何受对西班牙的仇恨之情所支配的：女王陛下应如何激怒西班牙国王。 ^[51]

哈克路特坚信，英格兰向西班牙发动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不仅是攻击西班牙战船。建立殖民地“将极大限度地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他确信这“将给我们带来所有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产品”。而且，如果英格兰女王在新世界开辟殖民地，英国人“将用所有的人道、礼节和自由对待当地人”的说法会很快传播开来，而原住民将“归顺她的政府，并发动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 ^[52] 。英格兰将变得富强，新教将战胜天主教，自由将征服暴政。

伊丽莎白未被说服，她还有其他事情。1584年，她驱逐了一名西班牙大使，因为她揭穿了一个西班牙想通过苏格兰入侵英格兰的阴谋。她欣赏在新世界建立英国据点的想法，但她不想让皇家承担费用。她决定发放一个皇家专利（许可证）给她最受宠的臣子，即英俊潇洒的作家、诗人和间谍沃尔特·雷利，授权他在北美洲的纽芬兰（Newfoundland）以南登陆。纽芬兰的意思是新发现的土地，一个新世界，一个乌托邦，一个曾经不存在的地方。

雷利是个冒险家、行动家，他还是个文学家。晋升骑士之后，他在1584年发起过一次远征。他并没有亲自出航，而是派出了一支由7艘海船和600人组成的舰队，并为他们准备了一本德拉斯·卡萨斯的《西班牙人的暴行（精美插图版）》，用于向原住民说明，英国人不是西班牙人，他们心中充满了怜悯、爱、仁慈和自由。雷利可能还给了他的探险队一本新出的散文集，作者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像威廉·莎士比亚一样，雷利深受蒙田的影响，后者于1580年完成的散文《论食人部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惊人的讽刺故事之一，证明了世界的一半与另一半相遇时所产生的暴力，不仅播下了毁灭的种子，还播下了其他东西。 ^[53]

“野蛮人对我们来说并不比我们在他们看来更难理解，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蒙田写道，“每个人都将和自己不一样的行为称为野蛮。” ^[54] 他们对我们与我们对他们一样，都是真实的：这两种真实其实是一样的。

雷利的船队在今日北卡罗来纳外滩的一个岛屿上登陆，广阔的海岸边缘是海草、高耸的松树和棕榈树。海船开走了，留下了104个男人和很少的生活用品；补给船受创，差一点搁浅在沙洲上。选择这个登陆点是因为它比较隐蔽，常人难以抵达。这里也许曾是海盗们的藏身之处，却是建立殖民地最糟的地方。定居者计划熬过冬天，等待的救援物资春天就能到。同时，他们还想寻找金子，再找个更安全的深港。他们建了一个用栅栏围着的据点。他们的枪瞄准宽阔的水域，相信敌人是西班牙人。他们在据点的保护区之外修建了住房，对已经居住在外滩的人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危险几乎没有任何概念。

他们在给家里的热情洋溢的书信中描绘了这片美丽迷人、富饶得令人吃惊的土地。远征队的领队拉尔夫·雷恩（Ralph Lane）写道：“所有基督教世界的王国和国家，他们的生活用品加在一起都不会比这更多、更好了，因为共同取用是必要的、令人愉悦的。”然而，当补给船延迟到达，身处富饶之地的殖民者开始挨饿时，原住民（殖民者曾向他们传颂福音）开始和他们说：“我们的主不是上帝，因为他让我们忍饥挨饿。”到了6月，一支船队抵达，指挥者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一个航行过全球的海盗。他的船上装着300名用锁链锁住的非洲人。德雷克告诉这些殖民者，要么他给他们留点吃的和一条船，可以让他们寻找更安全的港口，要么他把他们带回家。所有殖民者都选择离开。在德雷克的船上，殖民者占了非洲人的位子。德雷克可能只是把非洲人扔进了海里，因为他们是没人要的“货物”。

另一支于1587年出发的探险队在后来被称作罗阿诺克的地方登陆，他们的结果并没有更好。约翰·怀特（John White）是个艺术家和绘图家，他曾仔细地研究了英国第一次探险的各种报告，他的目标不是在岛屿上，而是在靠近切萨皮克湾的一个后来被叫作罗利的城市建立一个永久殖民地。然而，他的失误一个接着一个。怀特于当年秋天返回英格兰，希望能获得补给和援助。但他选的时机不能再糟了。1588年，一支由150艘西班牙舰船组成的舰队企图入侵英格兰。西班牙舰队最终被击败，但这场海战使怀特未能成功地组织起更多的船只前往罗阿诺克，定居孤立无援。

任何记载英国在罗阿诺克建立殖民地命运的文字，像世界史上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一样，都已消失。当怀特最终于1590年回到罗阿诺克时，他找不到一个英国人，甚至找不到他的女儿和孙女弗吉尼亚［Virginia，取自伊丽莎白“童贞女王”（The Virgin Queen）的称号］。定居点仅剩的东西是刻在树干上的三个字母“CRO”，这是怀特和殖民者在他离开前的约定，表明他们已经收拾好东西到内陆去找更好的地方定居。除了这三个字母，再无只言片语，此后无人再听说过他们的消息。

“我们发现这里的人大多都温和、可爱、忠诚，没有阴谋诡计，没有毁约叛逆，如同生活在‘黄金时代’。”亚瑟·巴洛（Arthur Barlowe）说，他是雷利的一名船长，在早些时候写家信的时候，他将罗阿诺克描绘成一个伊甸园。 ^[55] 原住民不是野蛮人，他们是祖先，而新世界是最为古老的世界。

在这个从哥伦布航行到约翰·怀特航行的野蛮、血腥的世纪，一个想法从幻想和暴力中出现：在这个人们生活的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真正的伊甸园、一个在法律和政府出现之前的自然之国。这一想象中的美洲史成为英国人的《创世记》，成为他们新的真理。

英国人约翰·洛克写道：“在最初，全世界都像美洲。”在美洲，任何事情都是开端。

[1] Christopher Columbus, The Diario of Christopher Columbus’s First Voyage to America, 1492 – 1493, Abstracted by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 transcribed and translated by Oliver Dunn and James E. Kelly J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 Las Casas, summarizing a passage by Columbus, wrote“vireon gente desnuda”(“they saw naked people”); I have changed this to“we saw naked people,”which, as is supposed, is what Columbus wr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diary, see Samuel E. Morison,“Texts and Translations of Columbus’s of the Journal of Columbus’s First Voyage, ”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 (1939) :235–61.

[2] Columbus, Diario , 63–69.

[3] Columbus,“The Admiral’s Words ［c. 1496］,”in Ramón Pané, An Account of the Antiquities of the Indians ［1498］, ed. José Juan Arrom, trans. Susan C. Griswold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ppendix.

[4] Pané, Antiquities of the Indians , 3.

[5] Ibid., introduction.

[6] Ibid., 3, 11–12, 17.

[7] Ibid., 20.

[8]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 , as excerpted in 1492: Discovery, Invasion, Encounter: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 ed. Marvin Lunefeld (1529;Lexington, MA: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1) ,152–53.

[9] Pané, Antiquities of the Indians , 31.

[10] David A. Zinniker, Mark Pagani, and Camille Holmgren,“The Stable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Taxon-Specific Higher Plant Biomarkers in Ancient Packrat Middens: Novel Proxies for Seasonal Climate in the Southwest US,”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39 (2007) :271.

[11] Charles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 4th ed. (London,1866) ,375.

[12] 英里：英制中的长度单位，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13] On the debate over population figures, see Charles C. Mann, 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Knopf, 2005) ,92–96, 132–33.

[14] Useful sources include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78, 2008); Alvin M. Josephy Jr., America in 1492: The World of the Indian Peoples before the Arrival of Columb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and Daniel K.Richter, 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 A Native History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 Irving Rouse, The Tainos: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eople Who Greeted Columbu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 Broadly, see Charles Maier, Once within Borders: Territories of Power, Wealth, and Belonging since 15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7] George Bancroft, The Necessity, the Reality, and the Promis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Race (New York: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1854) ,29.

[18] On the native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see Daniel K. Richter, Before the Revolution: America’s Ancient Pas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On Zheng He, see, for example,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 – 1433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On the Maya, see Inga Clendinnen, Ambivalent Conquests: Maya and Spaniard in Yucatan, 1517 – 15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On West Africans, see 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 – 16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Man . . . 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 (London, 1614).

[20] Samuel Purchas,“A Discourse of the diversity of Letters used by the divers Nations in the World,”in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 20 vols.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Sons, 1905) ,1:486.

[21] Diario, 63–69.

[22] Stephen Greenblatt, Marvelous Possessions: 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ch. 3.

[23] See 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24] Quoted in J. H. 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 – 1650 (1970;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

[25] Amerigo Vespucci, Mundus Novus: Letter to Lorenzo Pietro di Medici , trans. George Tyler Northru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16) ,1.

[26] Sir Thomas More, Utopia , ed. Edward Sur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On the traveler’s voyage with Vespucci, see 12–13.

[27] Isidore of Seville, 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 ,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Stephen A. Barney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introduction.

[28] 英尺：英制中的长度单位，1英尺= 0.3048米。

[29] John R. Hébert,“The Map That Named America,” Library of Congr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62 (September 2003).

[30] Quoted in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1994) ,4.

[31] Pané, Antiquities of the Indians , 35.

[32] All of these numbers are estimates and all are contested. On European migration, a useful introduction is Bernard Bailyn,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Knopf,1986). For African numbers, see David Eltis, 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 study of the Voyages Database: Estimates, Voyages: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 http://www.slavevoyages.org, accessed June 2, 2017. For the continuing controversy over indigenous population, see, for example, Jeffrey Ostler,“Genocide and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3] Quoted in 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 76.

[34] 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 59–6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3 vols. (1776; New York: Collier, 1902) ,2: 394. On the rise of capitalism, see Joyce Appleby, 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 York:Norton, 2010). On the long history of slavery, see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and David Brion Davis, Inhuman Bond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5]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 chs. 3 and 4.

[36] Columbus, Diario , 75.

[37] O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1492, see 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2), and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 – 19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quotation is from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166.

[38] Quoted in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 175.

[39]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 ch. 9.

[40] David J. Weber, The Spanish Frontier in North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

[41] Quoted in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 215, 208.

[42] Aristotle, Politics , Book One, parts 1, 3–7. And, broadly, see Anthony Pagden, Spanish Imper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 1;Lewis Hanke, The Spanish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 James Muldoon, 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 The Church and the Non-Christian World, 1250 – 155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9); and James Muldoon, The Americas in the Spanish World Order: The Justifcation for Conqu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43] Antonio de Montesinos, December 21, 1511, Hispaniola, as quoted in Justo L. González and Ondina E. González, Christianity in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human rights, see Samuel Moyn, Christian Human Right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Moyn writes:“Without Christianity, our commitment to the moral equality of human beings is unlikely to have come about, but by itself this had no bearing on most forms of political equality—whether between Christians and Jews, whites and blacks, civilized and savage, or men and women”(6).

[44] The Requerimiento, 1513, in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Documents and Essays , ed. Albert L. Hurtado and Peter Iver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58.

[45] Miguel Léon-Portilla, The Broken Spears: The Aztec Accounts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1962;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137.

[46] Weber, The Spanish Frontier in North America , 14–17.

[47]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 ed. and trans.Nigel Griffin (1552;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48] Lewis Hanke reconstructs the debate in All Mankind Is One: A Study of the Disputation between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nd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in 1550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Capacity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4). For the arguments made by Las Casas and Sepúlveda, see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 ed. and trans. Stafford Poole (1542;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Democrates Alter: Or, On the Just Causes for War Against the Indians (1544).

[49] Richard Hakluyt (the Younger),“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1584, in Envisioning America: English Plans for the Colonization of North America, 1580 – 1640 , ed. Peter C. Mancall(Boston: Bedford Books, 1995) ,45–61.

[50] Constance Jordan,“Woman’s Rule in Sixteenth-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Renaissance Quarterly 40 (1987) :421–51; Natalie Zemon Davis,“Women on Top,”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24–51.

[51] Ken MacMillan, Sovereignty and Possession in the English New World: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Empire, 1576 – 16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2.

[52] On this triangulation, see Jill Lepore, The Name of War: King Philip’s War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dentity (New York: Knopf, 1998) ,9.

[53] See Stephen Greenblatt and Peter G. Platt, eds., Shakespeare’s Montaigne: The Florio Translation of the Essays: A Selectio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4); on Ralegh reading Montaigne, see Alfred Horatio Upham, The French Influence o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the Accession of Elizabeth to the Resto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289–93.

[54] Michel Montaigne, The Complete Essays of Montaigne , trans. Donald M. Frame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80, 152.

[55] Quoted in Karen Kupperman, Roanoke: The Abandoned Colony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1984) , 17. See also Kathleen 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Catastrophe and Colonial Settlement in Early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ch. 1. sB8mOO9fLBEDcaVX4OwMGfDIp9CgqTuOzs4zcPsmSZ5cjM+bzRGR2K+RG0eBVW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