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数字民主

A DEMOCRACY OF NUMBERS

1787年，当联邦派和反联邦派拿着各色纸张的美国报纸，或在地板吱吱作响的会议厅为提议中的宪法争论不休时，约翰·亚当斯（英国公使）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住所的办公桌前不断抱怨，而托马斯·杰斐逊（法国公使）则倚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朗雅克酒店的一张豪华办公桌旁。这两个远离家乡、共同缔造了《独立宣言》的人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的书信辩论，他们隔着英吉利海峡互相写信，似乎是举行了一场两人的宪法批准大会。亚当斯担心宪法会给参议院太多的权力，杰斐逊则惧怕它给总统太大的权力。“你害怕的是一个人——我害怕的是少数人，”亚当斯写信给杰斐逊说，“你担心君主制，我忧虑贵族制。”两个人痛苦地思考选举的事，杰斐逊担心选举太少，亚当斯则担心太多。亚当斯写道：“亲爱的先生，我一想到选举就觉得恐怖。” ^[1]

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争论在宪法得到批准后仍未停止。在华盛顿1788年当选，以及随后执政期间（亚当斯时任副总统，杰斐逊时任国务卿）仍未停止。华盛顿于1792年再次当选后，他们二人的争论还未停止。相反，在1796年，他们的争论促进了美国两党制的诞生。

杰斐逊担心宪法允许总统一任再任，直至他死去，就如同国王一样，而亚当斯喜欢这个想法。“这样更好。”他在1787年写道。 ^[2] 1796年，华盛顿宣布他将不竞选第三届总统，而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想去接替他，亚当斯险胜。两个人下一次角逐是杰斐逊所谓的“1800年革命”。这是不是一场革命先不说，1800年大选将亚当斯和杰斐逊长达十年的辩论推向高峰，最终导致了宪法危机。宪法并没有为党派做规定，选举总统的方式也无法照顾到党派。然而，亚当斯和他的竞选伙伴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曾任法国部长）代表联邦派竞选，杰斐逊和他的竞选伙伴、前纽约参议员阿伦·伯尔（Aaron Burr）代表共和派竞选，这意味着，无论怎样投票，谁也无法预料最终结果，特别是当两个人在选举团的得票数一样多的时候。按宪法条款规定，这样的平局只有经国会众议院再度投票才能打破。

杰斐逊听谣传说，如果他获胜，联邦派将“拆散联邦”，他相信他们希望更改宪法让亚当斯的任期成为终身制。“宪法的敌人在策划一项可怕的举动。”他警告说。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发出警告，如果亚当斯当选，弗吉尼亚人将“动用武力”把联邦派赶下台。传言甚至还说，国会的某些联邦主义者已经决定，他们就算不顾及宪法而冒险发动内战，也不能让杰斐逊当选。“谁将是总统？”一位忧心忡忡的议员问道，“我们的政府将会成什么样子？” ^[3]

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持续的争论，既是两个野心家的对战——痛苦而琐碎，又是有关美国实验的根本性质的争论——深刻而厚重，1800年，亚当斯64岁，比年轻时更爱争论，更加自负，更加博学。作为美国艺术科学学院的奠基者，他写了一部厚重的、三卷本的《对美利坚合众国诸政府宪法之辩护》（ A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阐释了富人的贵族制和穷人的民主制之间的脆弱平衡。“在任何一个存在财产的社会，都会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他写道，“穷人和富人同处一个议会中，永远不要期待平等法律的存在。平等法律要么是数字堆砌而成，用于掠夺少数富人，要么凭借影响力，榨取多数穷人。” ^[4]

杰斐逊57岁，是美国哲学协会的会长，他喜怒无常，狂躁易怒，是一位犀利的作家，与亚当斯同样博学，但远没有亚当斯逻辑严密。他信奉的是多数人的统治。他相信美国实验的关键是“用实例证明人类理性足以处理人类事务，而多数人的意愿——每个社会的自然法则——才是唯一真正的人权守护者” ^[5] 。亚当斯坚信要限制多数人的意愿，杰斐逊则坚信要顺从多数人的意愿。

二人都认同亚里士多德有关三个政府形式的论断，认同每种形式都可能出现腐败，而完美的政府就是能最佳平衡三者关系的政府。亚当斯相信最“容易接受改进”的政府形式才是政体，如果议会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能做得更好，更能准确反映人民，改善就能实现，民主带来的恐惧就可以避免。“在构成代表团体时，最终目标似乎是人民的感受、公众的声音，它的完美之处就在于它的相似性。” ^[6]

亚当斯一直在谈论形式和相似，但两人的分歧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数学。人民政府毕竟是个“计算上的事”，是个数字问题：谁投票？每张选票到底值多少？

亚当斯和杰斐逊生活在一个量化的时代。它开始于时间的计算。时间曾是一个旋转的车轮，周而复始；在科学革命过程中，时间变成了一条线。时间作为最容易的量化标准，成为每项经验探寻的引擎，成为一个轴，一个箭头。对时间的新用法和新理解构成了进步这一概念——如果时间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圈，那事情就会越变越好，而不是无休止的循环起落，如同四季更迭。进步的概念推动了美国的独立，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的量化导致世间所有事物的量化：人口的计算，劳力的计算，把利润当作时间的函数进行计算。把握时间与积累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一样——“时间就是金钱”。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 ^[7]

量化同样改变了政治机制。无论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区别有多大，他们都同意政府依赖数学关系：等式和比例。“人数、财产，或二者全算，应该成为规则，”亚当斯坚持说，“选民和议员比例应是个计算问题。” ^[8] 确定这条规则是制宪大会的责任，修正这条规则是1800年大选的责任，此后的每次政治改革，也都是计算问题。

I．

国王是生出来的，总统是选出来的。但怎么选呢？1787年，詹姆斯·威尔逊在费城解释说，代表们一直“为该计划中没有明确选择总统的具体方法而感到困惑”。在大会上，威尔逊曾提议公民直选总统。但詹姆斯·麦迪逊指出，由于选举权在北方州比在南方州普及得多……南方州（基于黑人的数字）可能不会对选举产生任何影响。这就是说，在直选中，北方有更多选民，就会有更多选票。结果威尔逊的提议以12州对1州的投票被否决。 ^[9] 大会的某些代表相信国会应该推选总统。这种方法（非直接选举）允许大众参选，而且远离了“过度民主”，但它以少数人的判断过滤掉多数人的意愿。比如说参议院就是非直选的结果：美国参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而是由州议会选举的（参议员的直选到1913年宪法第十七修正案获得批准才得以实现），但就总统职位来说，非直选存在一个问题：让国会选举总统违反了权力分散的原则。

威尔逊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如果人民不能选举总统，国会不能选举总统，也许某些其他团体可以选举总统。威尔逊提议人民选举代表构成选举团，一个由具有实力和名望的人组成的团体，由他们进行实际选举，这一提议得以通过，但威尔逊的让步是基于另一种让步：奴隶比例。选举团的代表人数将不是由一个州的人口总量来决定，而是由它在众议院的代表人数来决定。这就是说，一个州在选举团的代表人数是由代表规则决定的——每4万人在国会有一个代表，奴隶以其他人的五分之三比例计算。 ^[10] 选举团是对奴隶主做出的让步，是一件既有数学计算又有政治计算的事物。

这些计算需要人口统计，人口统计又依赖于最新的人口统计学［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奠基性著作《人口原理》（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第一版于1798年出版］。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美国的人口每十年统计一次。人口普查员要计算“自由人口的总数”和“所有其他人口”，但不包括“没有纳税的印第安人”，即那些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人，尽管他们居住在美国宣示主权的地区。1790年首次联邦人口普查统计是390万，包括70万奴隶。“五分之三”条款不仅保障了奴隶州在国会不成比例的代表权，还增加了它们在选举团的选票。如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有大约相同的自由人口，但由于奴隶人口的存在，弗吉尼亚在国会多了三个席位，在选举团多了六个选举人，也正是因为这个结果，在共和国36年的历史上，有32年的当政总统都是拥有奴隶的人，唯约翰·亚当斯除外。 ^[11]

还有更多引发争论的计算，选举团代表的选择交给各州决定。1796年，16个州中的7个州由人民选举了代表，其他州由州议会选举代表。最初的想法是让代表们用自己的判断决定如何在选举团投票，尽管他们在1788年和1792年没有判断的余地，因为没有人反对华盛顿。但是到1796年，两个政党已经出现，选举团必须做出决断，党首们慢慢相信，代表需要听从选他们之人的话。一位联邦主义者抱怨，他并没有选择选举人“来为我决定是约翰·亚当斯还是托马斯·杰斐逊更适合成为美国总统……不，我选他做选举人是让他行动，不是让他去思考” ^[12] 。

这种模棱两可导致了选举的失败。按宪法规定，得到选举团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票数第二的人当选副总统。1796年，联邦派想要亚当斯成为总统，托马斯·平克尼（Thomas Pinckney）做副总统。但在选举团里，亚当斯得到71票，杰斐逊68票，平克尼只有59票。联邦派选举人曾得到指示，将第二张票投给平克尼，但不少人没有这么做。因此，杰斐逊成为亚当斯的副总统，这令所有人失望。

在亚当斯动荡的执政期内，两党之间的差距更大了。一是被自身的傲气所损害，不满足于只是发出党争危险的警告，亚当斯试图取缔反对派。1798年，当美国和法国卷入不宣而战的战争时，国会通过了《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授权总统可以监禁他认为危险的非公民，并惩罚反对他执政的出版商：25人因煽动罪被捕，15人被起诉，10人被定罪。在那10人中，有7人是支持杰斐逊的共和派出版商。 ^[13] 杰斐逊和麦迪逊认为《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违反了宪法。如果总统超越权限，如果国会通过了违宪的法律，各州该怎么做？宪法并没有授权最高法院去裁决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违宪，那是法院自己决定行使的权力，但在1798年，法院还没有尝试过。与此同时，杰斐逊、麦迪逊和其他共和党人提出了另一种形式的司法审核：他们认为各州能够评判联邦法律是否违宪。他们起草决议，反对《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麦迪逊为弗吉尼亚起草了决议；杰斐逊为肯塔基起草了决议。“除非把《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拒之门外”，杰斐逊警告说，《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将迫使各州“走向革命和流血，会带来对共和政府的新诽谤，为那些相信必须用铁棒才能实施统治的人找到新的借口” ^[14] 。

逐渐加深的两党分裂还固化了人们对蓄奴制的看法。海地革命期间，杰斐逊（倾向法国）希望最多与那个被释奴隶小岛保持一种疏远关系。但亚当斯政权（倾向英国）想和这个加勒比小岛重续贸易关系，甚至想承认它的独立。“如果让他们自立，圣多明格的黑人不会比他们作为法国的臣民更加危险，这再明显不过了。”亚当斯的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在1799年写道。同时，美国的非洲人在海地事件的新闻中受到鼓舞。1800年夏天，一个名叫加百利的铁匠——被称作“美国的杜桑”——在弗吉尼亚领导了一场奴隶暴动，喊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游行。暴动失败了，加百利和他的26名追随者遭到了审判和处决。反蓄奴派预计加百利式的叛乱不会是最后一次。“加百利死了，但敌意尚存。压抑在奴隶受辱的铁链之下。”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警告说。 ^[15]

杰斐逊相信1800年大选将“修正我们的国格，并决定是共和制还是贵族制能够获胜”。无论如何，它的确在美国的政治史上留下了若干个传统，包括党内预选会议和不受限制的政治竞选风格。早些年，国会的联邦派和共和派为了避免1796年混乱局面重演，事先召开会议，确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称这种会议为“预选会议”（caucus，这是个独具美国精神的词，源自阿尔冈昆语，原意为“顾问”）。共和派提名杰斐逊，联邦派提名亚当斯，尽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试图说服联邦派放弃亚当斯，转而支持他的竞选伙伴、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他性格中固有的巨大缺陷使他不适合于主政官的职位”，汉密尔顿在写到亚当斯时说，并引用了俗语，“（他）不幸的缺陷包括无尽的虚荣和能使万物失色的嫉妒” ^[16] 。亚当斯保住了他的提名地位，靠的是他的鹰爪紧抓不放。

候选人本身并不参加竞选活动，美国人把候选人直接向公众发表演讲看成一种煽动行为。当亚当斯从马萨诸塞经过华盛顿时，一位共和党的报纸编辑问道：“为什么总统必须绕50英里到华盛顿一趟？”候选人不亲自参与并不意味着竞选能保持安静，竞选活动主要出现在全国的报纸上。选民们在客栈、田野中争论，甚至在路边讨论。这种对话被《卡罗来纳公报》的一篇文章捕捉下来，文章标题全用大写单词写着《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对话》：

共和党人：你好，联邦党人先生，天气不错啊！今儿有什么新闻吗？大选进展怎么样了？谁可能成为我们的总统呢？

联邦党人：我看呀，我宁可选国内任何其他人，也不会选杰斐逊先生。

共和党人：敢问为什么这样歧视杰斐逊先生？

联邦党人：根据我所听到的，我不喜欢这个人，也不喜欢他的原则。首先，因为他没有对基督教的绝对信仰；其次，因为我担心他是法国原则和政治信条的鼓吹者；最后，因为我知道，他对任何与英国相关的东西都极端反感。

他们继续争论。“杰斐逊先生的宗教原则和你或任何人有什么关系？”共和党人问，此后，他们的论争几乎以大打出手告终。 ^[17]

共和党人攻击亚当斯滥用职权。联邦党人攻击杰斐逊拥有奴隶——美国人不会“向一个弗吉尼亚奴隶主学习自由原则”，一个人喊——他对宗教的看法更是攻击的焦点。在《弗吉尼亚州笔记》（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中，杰斐逊说他秉承宗教宽容的政策。“我的邻居说，世上有20个上帝，或者干脆没有上帝，这都不会对我有任何伤害，”他写道，“这既不是掏我的兜，也不是折我的腿。”在讲坛上，联邦派牧师鼓吹这样的观点只会导致肆无忌惮的邪恶、犯罪和堕落。一个纽约牧师回应杰斐逊：“如果让我的邻居发现世上没有上帝，他会立即掏我的兜，不仅打折我的腿，还会扭断我的脖子。”联邦派报纸《美国公报》坚持认为，大选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选择：“上帝——虔诚的总统”和“杰斐逊——没有上帝” ^[18] 。

共和党以更大的夸张回应联邦党的夸张。1799年，联邦党继续以煽动叛乱罪追捕费城出版商威廉·杜安（William Duane），但未获成功。1800年，杜安在他的报纸《曙光报》（ Aurora ）上印了一组列表，让人们对比了两个候选人。如果亚当斯第二次当选，国家将忍受更多的“既成事实”：

革命的原则和革命的爱国者遭到谴责。

国家全副武装，但没有敌人，国家分裂，但没有原因。

虚假警报制造的恐怖统治助长了国内的不和与国外的战争。

一项“煽动叛乱法”。

一个官方教会，一场宗教测验，一道神职命令。

但如果杰斐逊当选，国家可期待“将发生的现实”：

革命的原则得以恢复。

国家和世界安宁，自然团结如一。

共和主义为国内的相互敌视退烧，并用理性和正直的力量征服对方。

出版自由。

宗教自由，道德权利，没有神职，只有真理和杰斐逊。 ^[19]

苏格兰讽刺作家詹姆斯·卡伦德（James Gallender）在名为《我们的前景》（ The Prospect Before Us ）的小册子中写道：“在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做出你的选择吧，一个是战争与贫困，一个是和平与富足。”贵族主义或共和主义，秩序或无序，善良或邪恶，恐怖或理性，亚当斯或杰斐逊。“这种报刊宣传从来都能取得最佳效应。”杰斐逊私下评论卡伦德的小册子。因《我们的前景》，卡伦德以煽动叛乱罪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在监狱中，他写完了小书的第二册。他对公诉人嗤之以鼻，将其中一章命名为《更多的煽动叛乱》 ^[20] 。

竞选活动持续了过长时间，部分原因是美国在1800年还没有一个全国选举日。投票活动从3月一直延续到11月。投票公开进行，不避隐私，而且几乎用不到纸和笔，统计选票（又一个计算的例子）通常意味着数人头，或者不如说数头顶。“poll”这个词是“头顶”的意思。（在《哈姆雷特》中，奥菲利娅说波罗纽斯，“他的胡须像白银，满头黄发乱纷纷”。直到19世纪，poll才开始具有“投票数”的含义。）计算票数需要集合人群——所有赞成联邦党的人站在这边，所有赞成共和党的人站在那边——集合好之后才用得上选票，投一张票通常意味着把一个球投进一个盒子里。“选票”（ballot）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中的ballota，意思是“小球”——早期美国人用大豆、卵石、子弹头（不常见）投票。1799年，马里兰州通过法律，要求在纸上投票，但多数州采纳这种新办法的进度很慢。无论如何，这种改进并不意味着投票是秘密的，公开投票被理解为共和国的公民行为。 ^[21]

杰斐逊所称的1800年革命是“通过理性而和平的改革工具——人民的选举权”——完成的一场选举上的革命。 ^[22] 不论怎样，在全国523万总人口中，只有大约60万人拥有选举权。只有在马里兰生而自由的黑人可以投票（直至1802年，该州宪法才将他们排除在外）；只有在新泽西，白人女性才可以投票（直至1807年州议会才填补了这个漏洞）。联邦全部16个州中，只有3个州——肯塔基、佛蒙特、特拉华——没有将选举权限制在财产拥有者或纳税者范围内，这些人占白人成年男性人口的60%至70%。只有在肯塔基、马里兰、北卡罗来纳、罗得斯和弗吉尼亚的选举团代表是由选民选出的。没有哪个州是选民直接给总统候选人投票的：他们投票选举议员，或选举“选举团”代表。每个州采用哪一种方法，首先就是整个选举活动的一部分，因为一种方法更具贵族制，另一种办法更具共和制——这就是杰斐逊把大选称作“革命”的真正含义。 ^[23] 大选结束前，联邦的16个州中有7个州更换或修改了他们向选举团推选代表的程序。这开始于1800年春，在共和党于新英格兰地方选举中大放异彩之后，以联邦党为主的马萨诸塞州议会和新罕布什尔州议会取消了普选，而将选择选举团代表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一些试图操纵投票活动的做法受到了阻挠。在杰斐逊竞选伙伴阿伦·伯尔设计的一场选举中，纽约人选举了一个共和党议会，汉密尔顿试图说服州长约翰·杰伊召集“跛脚鸭”联邦派议会更改规则，将选举代表的事情扔给人民去解决，故新议会将不能选择杰斐逊派的选举团代表。汉密尔顿无法忍受亚当斯，但他又觉得杰斐逊是个“可鄙的伪君子” ^[24] 。他的提议公然违反道义，但如果结果能“阻止一个宗教上的无神论者、政治体制中的狂热分子掌握州权舵柄”，汉密尔顿告诉杰伊，“不必过于谨慎行事”。杰伊对此表示拒绝。 ^[25]

选举团在1800年12月举行会议的时候，设计上的一个错误立马清晰地显现出来：亚当斯输了，但胜者尚未确定。共和党选举人本应给杰斐逊和伯尔投票。为了让杰斐逊当上总统，至少有一个共和党选举人记住，必须不能投伯尔的票，这样杰斐逊会赢，而伯尔票居第二。那个“某人”忘记了这一点。结果，杰斐逊和伯尔都得到了选举团的73票，亚当斯得到了65票，平克尼是64票——联邦党选举人记住了要给候选人（而不是他的竞选伙伴）多投一票（这个问题在1804年得到了修正，宪法第十二修正案将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分割开来）。杰斐逊—伯尔平局的问题扔给了国会众议院，而众议院是“跛脚鸭”联邦党占优势。杰斐逊党刚刚赢得了众议院的67个席位，联邦党只有39个席位，但新当选的议员还没有就职。 ^[26] 在杰斐逊和伯尔之间，国会逐渐决定支持弗吉尼亚人。同时，在新英格兰，联邦党人蒂莫西·皮克林给杰斐逊起了个绰号叫“黑人总统”，因为他的选举人票数中有12票都是“五分之三”条款的结果。没有这些“黑人选举人”（北方人这样称呼他们），杰斐逊会以61∶65输给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指出，“杰斐逊先生当选总统，代表着南方对北方的胜利——奴隶代表权对纯粹自由的胜利。” ^[27]

1801年2月17日，杰斐逊终于当选总统。“我把七匹马和两辆马车及马具留在美国的马厩里，”亚当斯写信给他说，“这些可能不适合你，但它们肯定会为你省去一笔不小的花费。” ^[28] 杰斐逊于1801年3月4日宣誓就职，即《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过期一天之后。他是第一位在新首都华盛顿宣誓就职的总统。他放弃盛大仪式，也没有骑亚当斯的任何一匹马，或坐马车，这位人民的总统步行穿过了城里泥泞的街道，波士顿人坚持让他不要走路，要坐在“奴隶的肩膀上进入自由的殿堂” ^[29] 。

杰斐逊的就职标志着新国家第一次在对立党之间的和平权力交接，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两党制最终成为共和制强大的基础，一个稳定的政党体制能够组合不同见解，将不满转化为公众利益。它能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交接中失势的一党自愿地、毫不犹豫地将权力移交给获胜党。

杰斐逊在尚未完工的国会大厦发表了就职演说，但他是在向美国人民讲话：“朋友们、同胞们。”这是美国写得最好的就职演讲词之一。他讲到“观念的竞争”，即全国自由报刊上展开的竞争。他试图忽略竞选中令人痛心的两党分裂，挫败《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中体现的非容忍态度。“每一种见解的不同并非所持原则的不同，”他说，“我们是同样原则之下不同名字的兄弟。我们都是共和党，我们都是联邦党。如果我们中有人希望解散联邦，或改变其共和形式，那就让他们不受干扰得像纪念碑一样站在那里，这标志着错误的见解可以得到容忍，而理性也可以自由地去攻击它。”两个星期后，杰斐逊写信给山姆·亚当斯：“风暴已经结束，我们都在港湾。” ^[30]

风暴没有结束。约翰·亚当斯离开总统职位时做出的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决策，是任命弗吉尼亚人约翰·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是杰斐逊的表兄，也是他最强劲的政治对手。联邦党已经在政府三大分支中的两个分支失去了权力，但他们保住了司法分支，并坚守不放。这是对人民行使选举权机构的一种限制，一种更易得到滥用的权力形式。

腐败的或权力过大的司法机构曾是滥用职权的一种表现，也是革命的肇因之一。1768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将司法任命列为“美国人不满的原因之一”；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把国王“让法官只依靠自己的意志”列入他的申诉清单上。 ^[31] “司法权应该与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同，而且应当独立，”1776年，约翰·亚当斯曾争论说，“因此它可以监督其他二者。” ^[32] 但在司法独立和分权治理之间存在制约关系，任命终身法官看起来有助于司法独立，但哪方面的权力可以制约司法机构呢？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全民选举法官——人民监督司法——但法官的普选将使最高法院卷入各种政治变数当中。在立宪大会上，没人提议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该由普选产生，不是因为代表们不关心司法独立，而是因为人们并不太支持普选，包括总统的普选。尽管人们曾一度争论是否由参议院或总统任命法官，但最后的提议是应该由总统任命，由参议院认可，这些法官应在“行为良好时”继续他们的职务。这个提议很快被采纳，没有遇到太多异议。 ^[33]

不过，在宪法批准过程中，这种机制确实引起过争议。在一篇名为《最高法院：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塑造政府》的文章中，一位反联邦主义者指出，我们现在授予法院的权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前所未有的”，因为法院的法官最终不必听任何人的话：“他们可能犯的错误没有更高的权力可以纠正，如果这种权力存在的话，他们也不会因做出那么多错误决断而遭罢免。” ^[34]

这就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认为有必要强调司法分支的弱点是权宜之计的原因之一。 ^[35] 最开始的时候，最高法院连一座自己的楼都没有，确实如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薄弱。它最初的职能是作为上诉法庭和审判法庭，并在1789年《司法法案》的规定下，成为一个巡回法庭。人们认为法官巡回是个不错的想法，可以让他们对公民有更多的了解。法官们很不喜欢巡回审判，于是他们在1792年向总统提议撤销这一职责，说“我们无法让自己接受远离家庭，过流离生活的想法”。华盛顿没有孩子，并不为之所动。 ^[36] 有一次，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写信给华盛顿，说他不能参加下一次巡回审判，因为他妻子要生孩子（“我不能说服自己在这个时刻离开她。”杰伊写道），再说，诉讼表上本身也没什么大事。1795年，杰伊辞去首席法官的职务而去做纽约州州长，这样离家近些。华盛顿要求汉密尔顿顶替他的职位，汉密尔顿说不，帕特里克·亨利也说不。参议院拒绝了华盛顿的下一个杰伊替代者的提名者——南卡罗来纳的约翰·拉特利奇后，他竟然想在查尔斯顿附近溺水而死。他哭喊着对搭救者说：他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法官，还没听说哪条法律禁止一个人自取性命。 ^[37] 总而言之，最高法院麻烦重重。

离职前，亚当斯试图重新任命杰伊做首席法官，但杰伊拒绝了，他向总统报告说：“我离开法庭的时候已完全相信，在具有如此缺陷的体制之下，它不可能获得能量、力量和尊严，而这是让它能为国家政府提供应有支持的基本要素，它也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而这是它作为国家公义的最后屏障所应拥有的。” ^[38] 这些，在约翰·马歇尔那里都得到了改变。

1801年，马歇尔被任命为首席法官。总统住在总统宅邸，国会在国会大厦办公，但最高法院仍没有自己的办公楼。马歇尔在国会大厦地下室的一间阴冷、黑暗、潮湿、“家具破旧、非常不便”的房间宣誓就职。这个首席法官没有职员，没有房间换长袍或议事。一位建筑师评论说：“我们某些最聪明的司法人员之死，都该怪法庭的位置。”马歇尔聪明地让所有法官都在同一家公寓租房居住，这样他们就有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还不被人注意。 ^[39]

亚当斯离职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劝说“跛脚鸭”联邦党国会通过1801年的《司法法案》，将最高法院的法官减少到五人，此法在下一个空缺出现时开始实行。这一策略的要点只有一个，就是让杰斐逊没有机会任命新法官，直到两个法官都离职。第二年，重新选举的共和党国会驳回了1801年法案，更有甚者还叫停了后面两次最高法院的正式会议。

国会的例会向大众公开，讨论结果完全公布，符合詹姆斯·威尔逊在立宪大会上呼吁人民大众拥有知情权一事。但马歇尔决定最高法院的讨论应该是秘密的。他还让法官提供匿名决策——单一见解，最好由首席法官写定——并销毁所有证据和不同见解。

马歇尔的批评者认为他的这些举措有悖于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杰斐逊也表示不满，“秘密讨论的想法让人生疑” ^[40] 。但马歇尔自行其是。1803年，在“马尔伯里诉麦迪逊案”（一桩起诉杰斐逊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的案子）中，马歇尔授权最高法院一项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力：有权决定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违宪。

马歇尔宣布：“司法部门的辖域和职责就是确定法律是什么。” ^[41] 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话将刻在大理石上，但在1803年，这些话还让人难以置信。

II．

共和国在扩张，如森林中的蕨类植物在地面上蔓延。在联邦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美国的人口从390万增加到530万，到1810年，增加到720万，一直以每10年35%的惊人速度增长。到1800年，50万人口从东部州搬迁到沿田纳西、坎伯兰（Cumberland）、俄亥俄河地区，这预示着面向西部的政治变迁。杰斐逊相信共和国的前景在于扩张：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农民。他相信自耕农财产有所保障，独立于他人的影响，是最好的公民。“依赖他人将导致顺从和贪婪。”他写道。杰斐逊倾向农耕也有些浪漫色彩：“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受马尔萨斯的影响，杰斐逊相信新国家必须获得更多土地，不仅供增长人口的食物之需，还能维持共和体制的性质。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的永恒增长趋势将超过维持生计的手段”。自然法则在人口增长过程中，贫困将像人年迈一样无法避免。 ^[42] 对于这项法律，托马斯·杰斐逊希望美国是个例外。

杰斐逊尤其惧怕制造业和工厂的兴起。他认为，英格兰蒸汽机工厂的工人与共和国所需的善良、独立的公民恰恰相反，他们是依赖他人的劳力，卑躬屈膝，为钱而干。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奴隶庄园有一个制钉厂，尽管规模不大，但他想避免制造业发展到下一阶段——工业生产。他没有看到，也看不到的是，他的田野就是一个工厂，不是靠机器运作，而是靠强迫劳力，靠100多个被迫为奴的活人。

西方世界的第一批工厂并不是建在装有蒸汽驱动机器的建筑物里，而是建在户外，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地里，在卡罗来纳的稻田里，在弗吉尼亚的烟草地里。蓄奴制是一种形式的实验，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而将活人变成了机器。另一种实验是蒸汽机的发明，这两种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共通的，两者都需要投资，都依赖时间的系统整合。 ^[43] 两者的区别将美国经济一分为二：一个是以工业为主的北方，另一个是以农业为主的南方。

杰斐逊的总统任期是在两个体系的较量中度过的，这就意味着要眼望西部。在密西西比河西部占地近100万平方英里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自1763年起就一直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那里居住着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非洲人，以及忠于英国的印第安人。西班牙允许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从咽喉港新奥尔良运送货物，这对西方定居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1800年拿破仑·波拿巴（已于1799年控制了法国）私下购买了这个地方。此后，他想重建圣多明格的奴隶制，希望将它作为新世界帝国的经济中心。拿破仑的军队在1802年抓获并监禁了杜桑·卢维杜尔，但第二年法英战争爆发，拿破仑便从圣多明格撤出了军队。岛上的前奴隶于1803年宣布独立，建立了海地共和国。美国拒绝承认海地，但从它的独立中获了利，没有它，拿破仑占据路易斯安那地区就没有太多用处，再说，和英国的战争已经让法国资金紧缺了。杰斐逊和麦迪逊让同是弗吉尼亚人的詹姆斯·门罗前往法国，准备出200万美元购买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他有权支配1000万美元）。出人意料的是，拿破仑愿意以1500万美元卖掉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门罗抓住机遇，当场决定购买。这一决策的地理效应和经济效应无比巨大：美国的领土由此增加了一倍。

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后果，既是宪法上的，又是政治上的。恢复密西西比河上的运输权，连同使用新奥尔良港，都是不小的胜利，但在宪法规定下，购买土地的费用必须经众议院批准，条约必须经参议院批准。国会有权批准新州纳入联邦，只要是“建立在合众国范围之内”，但宪法没有特别指出国会有权获得未来将加入联邦的新土地。有关此事的见解也是以党派划分的。以新英格兰人为主的联邦派认为杰斐逊的使节超越了权限，而且，这种购买将使共和国“分散过广”，其结果终将是“瓦解政府”。共和党则争辩说，此项购买在签订条约的范围之内。杰斐逊并不后悔购买，但他确实对这项购买是否符合宪法存有疑虑。自1787年以来，他一直主张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他相信要修宪才能使条约得以批准。“我宁愿请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扩大我的权力，也不愿通过建设使权力无限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如果宪法规定如此宽泛，我们签订条约的权力可以被解读成买地的权力，那样，杰斐逊想，宪法也就是“一张白纸”。不过到最后，杰斐逊听取了顾问的意见，没有寻求修宪。他想，这大片的地域可能是“我们吸引所有密西西比河东部的印第安人迁移西部的一个工具” ^[44] 。

1804年，在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修订版之后，杰斐逊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书“大部分内容并不适合我们”，由于“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再加上富饶的未开垦土地的特殊情况，食物能够与人口增长比例一同增长”。杰斐逊承认，马尔萨斯或许推导出了一条自然法则，但美国的情形例外。“通过扩大自由帝国的面积，”他在1805年写道，“哪怕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这个国家的原则所赖以存在的条件恶化了，我们都能通过扩张领土找到使其再生的新源泉。” ^[45]

这基本上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1806年，杰斐逊争取到了《非进口法》的通过，禁止某些英国商品进口。1807年，《禁运法》通过，禁止美国所有商品出口。在英国和法国交战时，英国一直扣押美国商船和船员。杰斐逊相信，禁止所有贸易活动是保持中立的唯一途径。美国船只不得驶往外国港口。他认定，美国人所需的所有货物都可以在家生产。“国内的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制造厂，通常都能够在自家制造中等结实的东西，能够满足人们家用和衣食，”他写信给亚当斯说，“除了自己种的棉花、大麻、亚麻，我认为家里每人一只羊就足够用于穿衣。”杰斐逊（无视蓄奴制存在）相信农业上独立需要精确地限制经济活动：“制造业，在原料基础上生产足够消费的产品（不必更多）。商业把我们消费剩余的农产品运到市场上，以换取我们无法生产的东西。这些才是真正的制造业和经济活动的底线。超过底线就会增加我们对外国的依赖，也使我们更易卷入战争中。” ^[46]

禁运摧毁了美国经济。杰斐逊的农业主义不仅是向后看，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梦想。1793年，当杰斐逊第一次听说轧棉机（一种分离棉絮和棉籽的机器）时，他觉得这对家庭操作来说真是太棒了。到1815年，他还在吹嘘“每个街坊有梳理机，大的家庭有纺纱机，小的家庭有纺车”，这都是禁运的结果，那一年，美国南方的奴隶种植园还将1700万包棉花运往英格兰，棉花在兰开斯特（Lancaster）和曼彻斯特的蒸汽动力纺织厂梳理、编织和纺纱。 ^[47]

英国议会于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美国国会在1808年紧随其后，也正是宪法条款下能够终止奴隶贸易的第一年，但轧棉机已使美国的奴隶制比以往的利润更高。国会在杰斐逊1809年离任（追随华盛顿先例不竞选第三任）后废除了《禁运法》，但新英格兰人仍继续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于是，国会为下次联邦人口普查（1810年）增加了一项新的计算内容：美国制造业清单，由前财政部副部长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监督执行。1812年，国会无法在拿破仑战争中继续保持中立，以微弱的多数票优势批准了杰斐逊的继任者麦迪逊总统的请求，向英国宣战。南方人支持宣战，但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多数州表示反对。宣战会给北方制造业带来不利影响，北方会受到来自加拿大方向入侵的威胁。对许多联邦党人来说，宣战象征着共和党占据令人担忧的政治主导地位。这些考虑并非没有原因，联邦党在杰斐逊政权和麦迪逊政权之间看不到太大的区别，在麦迪逊的继任者詹姆斯·门罗（在“五分之三”条款下当选总统的弗吉尼亚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后来称作“1812年战争”的战事大多发生在海上和加拿大，英国成功地保住了北方的领土。1813年，英国人攻占了美国首都，麦迪逊及其内阁逃亡到弗吉尼亚，在战争和自然的风暴之中，总统的家宅被彻底摧毁。战争办公室的三名职员将美国宪法的原始纸稿塞进一个麻布袋子，将它送到了弗吉尼亚的一个磨坊。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后来英国人烧毁了这座城市。再后来，有人问麦迪逊宪法哪里去了，他竟全然不知。 ^[48] 战后，重建的总统宅邸粉刷一新，开始以“白宫”命名。

1812年战争使北方人时时记起共和国1787年因政治计算所付出的代价。新英格兰人本来不想打这场战争，但他们发现自己在南方奴隶州面前无能为力，而南方州正在将奴隶制扩展到新近收获的地域，势力更为强大。1804年，在收买路易斯安那地区之后，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呼吁废除“五分之三”条款。到1812年，废除条款的呼声变得更为激烈，新英格兰作者的一本论辩小册子《论奴隶代表权》（ Slave Representation ）指责“五分之三”条款是“宪法中的腐烂之处”，必须“切除” ^[49] 。眼看着联邦接纳新州将不可避免，马萨诸塞的一位作家计算了一下，“密西西比的一个奴隶在国会拥有的权力能顶五个纽约州自由人”。联邦党的愤怒情绪在1814年哈特福德大会上达到了高潮。新英格兰的五个州的代表聚集在康涅狄格讨论采取行动，包括退出联邦的可能性。有的州向大会提交申诉呼吁彻底结束奴隶代表权，但就在大会向国会提交它的建议三天之后，最后一场战役在新奥尔良打响。来自田纳西的一个年轻的将军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率领美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新英格兰的抗议被人遗忘了，去除“五分之三”条款的呼吁被忽略了。1815年3月3日，国会例会的最后一天，哈特福德大会决议被载入了会议记录，但迅速被搁置起来。 ^[50]

第二天，在蒙蒂塞洛，72岁的杰斐逊思索着他和一个叫萨利·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奴隶所生孩子的前途。杰斐逊的妻子玛莎·威尔斯（Martha Wayles）于1782年去世，当时杰斐逊38岁。她躺在病榻上的时候，杰斐逊曾许诺永不再婚。萨利·海明斯是杰斐逊的妻子同父（约翰·威尔斯）异母的妹妹。约翰·威尔斯和他的一个奴隶（伊丽莎白·海明斯，由一个非洲女人和英国男人所生）共育有六个孩子。杰斐逊在妻子去世的1782年写道：“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整个交易，一方面是热烈的情感活动，一方面是不间断的专制统治。一个人必须是神人，才能够保持他的举止和道德不受这种情况的影响。”1789年，16岁的萨利·海明斯在巴黎服侍46岁的杰斐逊，并与他生活在一起，这时她怀孕了。她本可以离开他，获得自由，因为蓄奴在法国是非法的。但她谋得了承诺，如果她和他在一起，他将赦他们所有的孩子以自由。 ^[51]

但杰斐逊没能尽力守住他和萨利·海明斯所生孩子的秘密。1800年，出版商们曾帮助杰斐逊竞选总统，但由于他们开始审查他的家庭生活，杰斐逊对他们的看法开始变得微妙。（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杰斐逊愤怒地说，报纸应该分成四个部分：真理、可能、也许和谎言。） ^[52] 在宣誓就职后的几天内，他就开始抱怨出版商们“靠煽动狂热和制造分裂为生” ^[53] 。詹姆斯·卡伦德曾因助杰斐逊竞选而煽动叛乱，并因此入狱，后来他想谋求一个政府职位。杰斐逊没能奖励他一个职位，卡伦德便于1802年在《里士满记录报》（ Richmond Recorder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杰斐逊和奴隶生过孩子的消息。“她的名字叫萨利。”他写道。倘若卡伦德将这一丑闻故事披露得更早一些，他说：“仅凭这一事实就可以让他的竞选泡汤。” ^[54] 萨利·海明斯与杰斐逊育有七个孩子，最小一个孩子是在1808年生的。杰斐逊靠着“五分之三”条款竞选获胜，生活在一个——按政治计算来说——他和萨利的七个孩子应该等同于四又五分之一个人的世界。

1815年3月4日，国会搁置废除“五分之三”条款决议的第二天，杰斐逊仍被自己的悲剧和国家的政治计算所困扰。他试图计算，需要经历多少代人才能看到一个拥有全血种的非洲祖先能被称作“白人”的世界。按照弗吉尼亚法的规定——荒谬绝伦——人需要有八分之七的白人血统才能合法地、神奇地算作白人。

“让我们以大写字母代表纯白人血统，”杰斐逊开始书写他的数学求证，“设第一次交会点为：a，一个纯黑人，遇到A，纯白人，”他接着推算，“这里孩子的血量单位由父母双方各占一半组成，即a/2+A/2，我们简称为h（混血）。”这个h就是伊丽莎白·海明斯，萨利的母亲，一个英国男人（A）和一个非洲女人（a）的女儿。他设第二个“纯白人”为B，四分之一的混血儿为q，第三代“纯白人”为C。B就是约翰·威尔斯，萨利的父亲，q就是萨利本人。C是美国第三任总统。他总结他的求证为：

设第三次交会是q和C，他们的孩子将为q/2+C/2=A/8+B/4+C/2，称这个为e（八分之一）。这个e有不到1/4的a的纯黑人血统，即只有1/8，所以不再是黑白混血儿，所以第三次的交会清理了血脉。 ^[55]

在杰斐逊看来，他和萨利·海明斯的孩子是e，第三代。他们不是黑人，因为他们八分之七是白人——不是五分之三个人，而是一个完整的人。

萨利·海明斯的孩子中只有四个长大成人。她知道，他们也知道杰斐逊所知道的事情：如果他们离开蒙蒂塞洛，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算作白人，在一个看重血缘的共和国里重塑自己，成为公民，再做他们自己的计算。

别人的意识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同的。1816年12月，一部分北方改革派和南方奴隶主在华盛顿戴维斯宾馆集会，会议由亨利·克莱（Henry Clay）主持，他是一位健谈的肯塔基议员兼众议院发言人。他们聚到一起是要讨论如何对待人数不断增长的自由黑人。1790年，自由黑人有59 467名；到1800年，是108 398名；1810年上涨到186 446名。人数之众，令人恐惧。人口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美国的人口正在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它也表明了这一点：相对于较新的西部各州，东部最初的13个州正在失去权力。奴隶制远没有像宪法制定者所预言的那样自然消亡，它在西部不断发展，在东部却趋于衰落。两个最近加入联邦的州——俄亥俄州（1803年）和印第安纳州（1816年）——是自由州。还有两个州以奴隶州身份加入联邦：路易斯安那州（1812年）；密西西比州（1816年）。但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自由州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奴隶州。自由黑人人口的增长速度是白人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

在华盛顿，在戴维斯宾馆开会的那些人计划在非洲找一块殖民地，如克莱所说：“将国内无用的、有害的（如果不是危险的话）部分人口移民到那里。”他们选了一个会长——布什罗德·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他是乔治·华盛顿的侄子兼最高法院的法官。安德鲁·杰克逊任副会长。他们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字，叫“美国殖民协会” ^[56] 。

到1816年，党派分歧开始逐渐向奴隶制的分歧转化。前总统之子兼新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开始分别称两党为“奴隶党”和“自由党” ^[57] 。联邦的任何扩大和延伸都威胁着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1819年，南方人定居的密苏里成为路易斯安那地区在密西西比河以西、俄亥俄河以北的第一个要求以州的身份加入联邦的地区。在批准密苏里加入联邦的提案中，纽约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增加了一条补充条款，即州内必须禁止蓄奴制。一位批评此条款的人说，这样做将有损联邦，塔尔梅奇回答说：“先生，如果联邦一定会解体，那就随它去吧！” ^[58]

塔尔梅奇的补充条款在众议院以微弱优势获得了通过，但在参议院遭到了拒绝。随后的论争延续了两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问题的争吵中，国会成员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的有关人口的信息，但他们缺乏审视宪法本身的历史眼光。制宪大会代表所做的50年保持沉默的承诺——阻止麦迪逊出版他的《制宪会议记录辩论》——意味着无论“五分之三”的妥协条款基于什么逻辑，基本上都不为人知。1819年11月，麦迪逊退休后住在弗吉尼亚，他在回答有关密苏里问题时解释了他的观点，宪法也许没有授予国会权力，把禁止蓄奴制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的先决条件，但不管怎样，一旦密苏里成为联邦的一个州，它仍有权推行奴隶制。麦迪逊是殖民协会的成员，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一个是道义问题——与政治计算有关，另一个是宪法问题——与法律有关。

“减少个体奴隶主拥有奴隶的人数，把他们混合在广大自由人当中，这样就能改善奴隶的状况吗？”麦迪逊问道，“通过在特定区域内减少奴隶对自由民的比例，整个国家的力量、安全、安定和祥和的综合指标将得到改善，还是将受到损害？” ^[59]

塔尔梅奇和他的支持者谴责蓄奴政治，攻击奴隶代表权的不公，并坚持认为，无论制宪大会做过什么交易，都不应延伸到1787年尚未存在的州来实行。他们的反对派没有直接维护蓄奴制，而是坚持黑人解放的非现实性，指出黑人永远不能作为平等的个体生活在白人当中。“在美国，没有自由黑人的位子，没有他们免受低人一等的地方，”有人争论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那个殖民协会就不会成立。” ^[60] 在麦迪逊有关“减少奴隶对自由民的比例”的评论背后，在杰斐逊艰辛地计算（自己的孩子多少代之后将成为“白人”）背后，存在着一个确凿的真理：这些人中，没人能够想象得出和非洲人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生活的景象。

不过杰斐逊兑现了他对萨利·海明斯的承诺。他们的两个最大的孩子，贝弗利和哈里特，跟着萨利离开了蒙蒂塞洛，明显是得到了他的许可。“哈里特。萨利的孩子，跑了。”杰斐逊于1822年在他的“农场簿”（记录自己奴隶资产的册子）里写道。哈里特·海明斯没有跑，在她21岁那年，杰斐逊给了她自由。“她和其他人一样白，非常漂亮。”杰斐逊的一个监工回忆说。他还说杰斐逊让他给哈里特50美元，支付她坐公共马车去费城的费用。她从那里又去了华盛顿，她哥哥贝弗利已经在那里安顿下来了。“在去华盛顿的路上，她为自己规划，要做一个白人女性。”哈里特的弟弟麦迪逊说，他是萨利·海明斯唯一一个终生做黑人的孩子。他好像一直没有原谅他的姐姐，但他一直为她保密。“我不觉得她作为蒙蒂塞洛的哈里特·海明斯的身份被发现了。”他说。“哈里特和一个在华盛顿城地位不错的白人结了婚，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他说，“但我不会这么做。” ^[61]

在国会大厅，人们敲着桌子，起立演说；他们也聆听别人，有时专心致志，有时心不在焉。在室内并不新鲜的空气中，飘来了另一项提议。亨利·克莱和约翰·泰勒等南方人开始在数字上讨论“扩散”问题：如果在密苏里这样的州内允许蓄奴制，想拥有奴隶的人必须从弗吉尼亚这样的州购买，这样，蓄奴制作为一种体制将会在西部蔓延，但奴隶的人数不会太多。同时，东部的奴隶数量将继续下降，所以在两个地区，白人将拥有较少的奴隶，在我们的预期中，它将使奴隶的状况有所改善，并能减少他们和白人同居生子的可能性。这样，国家的血液会不会更纯粹了？

“用‘扩散’治疗奴隶制，就像用它治疗天花一样。”一个叫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的巴尔的摩律师在一本39页的小册子《密苏里问题》（ The Missouri Question ）中嘲笑说。雷蒙德是美国殖民协会的成员，但他指出，“殖民协会想在任何情况下从我们的土地上铲除奴隶，并取得明显效果，这完全是幻想。”这是一个马尔萨斯式的问题：“随着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完全不可能使国内的黑人在可见数字上减少。相反，无论该协会做出多大的努力，对蓄奴制的诅咒将继续加重，也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蓄奴制不会简单地消失，雷蒙德坚信：“这是一条公理，如欧几里得第一定律一样的真理，如果让它自生自灭，它每年都会更加根深蒂固，更加难以处置。” ^[62]

南方人在参议院议会上攻击雷蒙德的观点。别的不说，他们指出所谓的道义上的反对之声就将受地域限制——西部反对蓄奴制的人承诺将不管南方人怎么做——几乎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弗吉尼亚参议员詹姆斯·巴伯（James Barbour）问道：“什么样的伦理受经度和纬度的限制，在河岸左侧不起作用，在河岸右侧则能量无边？”但雷蒙德的计算，不管怎么说，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以已知增长率为基础计算奴隶人口的增长速度，雷蒙德预计，美国的奴隶人数在1800年不到90万，到1830年将会是190万。他已经非常接近了，事实上是200万。 ^[63]

月复一月地用铅笔在草纸上计算加减乘除，并没有解决美国白人与黑人的比例问题。殖民计划也没有太多的结果。（只有约3000个非裔美国人离开美国去了利比亚。）密苏里问题的解决或多或少是因为偶然。1820年，缅因（曾是马萨诸塞州的一部分）提请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亚拉巴马在前一年夏天被作为奴隶州纳入联邦，这使得自由州和奴隶州的数目相等，即各12个州。国会急于打破密苏里问题上的僵局，想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来维持奴隶州和自由州之间的平衡。在“密苏里妥协案”的规定下，克莱非常熟练地做成了一笔交易（此后他被称作“妥协大师”），密苏里被作为奴隶州纳入联邦，缅因作为自由州纳入联邦，在北纬36°30’划定一条线，正好是密苏里州的南方边界：任何在地区内形成的新州若在这条线以北，则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这条线以南，则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五分之三”条款幸存了，但约翰·昆西·亚当斯相信它不会幸存太久。“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序言——是通往一大本悲剧的标题页，”他在日记中写道，“总统认为一项妥协案就可以让这个问题眨眼而过，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比他和我的政治及个人生活存活得更久，我就算大错特错了。” ^[64] 他没有错。

III．

美国最早的五位总统——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都是外交家、军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是国家的奠基者。即便是五人中最年轻也最不出名的门罗，也参加过革命战争，就职于大陆议会。但到1824年，那一代人都成了过去。约翰·昆西·亚当斯一直被认为——至少他父亲这么认为——会成为他们的继承者，将来当总统。“你具有天生的优势，如果你成绩平平，将会是你的耻辱。”约翰·亚当斯告诉他，“如果你不上进……成为国家的领袖，那就怪你自己懒惰、散漫和固执。” ^[65]

约翰·昆西·亚当斯不是个逃避困难的人。他从1779年开始写日记，那时他12岁，随父亲到欧洲完成外交使命。在完成学业并通过律师考试之后，他成为华盛顿总统的驻荷兰和葡萄牙大使，他的父亲是驻普鲁士大使，以及麦迪逊的驻俄国大使。他会讲十四种语言。作为国务卿，他起草了“门罗主义”政策——确立了美国将远离欧洲战争，但欧洲在美洲的任何殖民冒险都将被视为侵略行为的基本原则。在他决定竞选总统前，他还当过参议院议员、布朗大学逻辑学教授和哈佛大学修辞及演讲学教授。

1824年，据说美国选民面临着在两个人之间的选择，“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会写作，安德鲁·杰克逊，他会打仗。” ^[66] 如果说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之间的争斗决定了贵族主义或共和主义哪一方获胜的话（选杰斐逊，共和主义获胜），那么，安德鲁·杰克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之间的争斗将决定是共和主义获胜，还是民主主义获胜（选杰克逊，民主主义最终将会获胜）。杰克逊掌权，标志着美国平民主义的诞生。平民主义的论点是最好的政府是由大多数人直接领导的。平民主义是一种关于人民的争论，但其核心是一种有关数字的争论。 ^[67]

新奥尔良战役之后，杰克逊成了国家英雄，继续领导驱逐塞米诺尔人、契卡索人和乔克托人的战斗，追求一种一面和谈、一面征战的混合策略，后者居多，前者占少，这是将美国东南部所有印第安人赶往西部计划的一部分。他是个乡下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后来，哈佛大学授予杰克逊荣誉博士学位，约翰·昆西·亚当斯拒绝参加仪式，说自己是“一个不会写语法句子，也几乎不会拼写自己名字的野蛮人”。） ^[68] 他以凶猛残忍、性情恶劣、杀人不眨眼而闻名，在战场上下都是一样。他竞选总统的时候才在参议院当议员不到一年。对他想冲击白宫，杰斐逊明确地说“他是最不适合这个职位的人之一” ^[69] 。

杰克逊做出了一个极其精明的决策。他将自己缺乏的某些素质——智慧、学识和政治经历——都变成了他的强项。他将以全部靠自力更生、性格火暴的军人身份参加竞选。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在新奥尔良战役获胜后几个星期，在备战其政治生涯的过程中，他雇用了一名传记作家——65岁的戴维·拉姆齐（David Ramsay），这是一个南卡罗来纳议员，也是一名有天赋的史学家，他的著作包括两卷本的《美国革命史》（1789）和史诗般的《乔治·华盛顿传》（1807）。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动笔为杰克逊作传，便在查尔斯顿街上后背中枪。杰克逊又雇了他的副官约翰·里德（John Reid），里德写了四章，然后也不幸地意外死亡。“这本书必须完成。”杰克逊说。他找的下一个人是26岁的律师约翰·伊顿（John Eaton）。伊顿在克里克战争和1812年战争中都是杰克逊的部下，是杰克逊的“知心朋友兼养子”，据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Margaret Bayard Smith）——小说家和杰出的华盛顿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者（她的丈夫是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合众国银行行长）——所说。伊顿的《安德鲁·杰克逊传》于1817年出版。第二年，伊顿当选为参议员，1823年，当杰克逊进驻华盛顿时，这两位参议员食宿都在一起。 ^[70]

安德鲁·杰克逊，人民之人，是第一个亲自到场参加竞选、第一个出现在竞选像章上，也几乎是第一个出版竞选传记的总统候选人。1824年，在杰克逊宣布竞选总统时，竞选委员会的伊顿精心地修改了他的《安德鲁·杰克逊传》。他删除或摒弃了杰克逊过去所有看起来不好的东西，把注意力放在所有看起来好的东西上，将早先的弱点都变成了强项：伊顿笔下的杰克逊不是没上过学，他是自学的。他不是粗俗的，他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 ^[71] 。

1824年大选还改变了总统选举的方法本身。为什么一个党的候选人非要经过国会预选会议的推举？只有当选民不介意他们在总统选举中不发挥任何作用时，立法委员会才有用。 ^[72] 取消“国王预选”的呼吁从1822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纽约美国人》（ New York American ）发问：“为什么不在大选前的几个月，在华盛顿召开由各州代表参加的共和党全体代表大会，由多数人选择决定哪个人就职于这个最高职位？”两年以后，民众对预选会议的反对情绪日益高涨。预选会议将在众议院召开的消息在报刊上发表后，240名议员中只有6名愿意出现在怨声不断的公众面前。画廊大厅中挤满了人，高声叫喊着“休会！休会！”，于是就休会了。 ^[73]

随着预选会议的结束，约翰·昆西·亚当斯、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和亨利·克莱重新宣布了他们的候选人资格。杰克逊寻求民众的支持：他是由田纳西议会推举的。杰克逊成为候选人的背后动力，同样来自新近获得选举权的选民。新州加入联邦后要召开大会，起草并通过各自州的宪法：他们几乎总是采取了比最初的13州所采取的更为民主的政策。他们放弃了对选民的财产要求，以司法选举替代司法任命，将选举团代表的推选变成了普选。新生的、更民主的州宪迫使老牌各州重新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到1821年，选民的财产要求在24个州中的21个州已不复存在。三年以后，24个州中有18个州实现了选举团代表的普选。更多的穷白人参加投票并当选为公职人员，这让一些保守派感到非常不快，如纽约州大臣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1821年，他在纽约州宪法大会上抱怨说：“一个人在路上劳累了一天，或一个人在民兵营里闲坐了一小时，但他们却在决定整个政府权力中拥有同样的参与权，这是最不合理且没有司法基础的事情。”他相信比例性的代表权——按照财富比例决定代表权：“社会是保护财产和保护生命的联盟，在指导合伙企业问题上，一个向普通股贡献了一分钱的人，不应该与贡献了数千分钱的人拥有同样的权力和影响。” ^[74]

选民的种类发生了变化，选举方式同样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纸票投选多有不便：选民要带张小纸片到投票站，在上面写下他们选择的候选人的名字。随着选民人数的不断增多，这种方法越发显得不切实际。党派领袖开始印刷选票，通常在党派报纸上印成长条，把所有人都加在“党派选票”的名单上。这种选举方法整合了党派的实力，也扩大了选民的范围：党派选票意味着选民无须会写字，不识字也没关系；选票的纸张颜色不同，每张选票上还有党徽标志。

1824年，杰克逊赢得了普选票和选举团的相对多数票，尽管不是绝对多数票。选举结果又扔给了议会，最后议会在亨利·克莱的支持下选择了约翰·昆西·亚当斯。然后亚当斯任命克莱为国务卿。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祝贺他儿子胜选。这两个人从政界退出后，又开始重续青年时代的友情。“你的每一行字都让我精神愉悦。”亚当斯回信说。 ^[75]

杰克逊对自己被视作“腐败交易”的结果感到气愤，他辞掉参议员的职务回到了赫米蒂奇（Hermitage），等待选民人数继续增长。在1824年到1828年间，美国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40万增加到了110万。1787年参加立宪大会的人不停地摇着满头灰发的脑袋，警告美国人他们已加冕了一个新的君主——“数字国王” ^[76] 。

1826年7月4日，美国周年庆典，庆祝《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在城市和乡镇，美国人游行、歌唱、举杯、聆听演讲。许多演讲都在庆贺新的民主精神，庆贺他们战胜了对人民的蔑视，这是国家成立的一部分。“可能有人嘲笑这样的建议，即整体的决定优先于少数开明者的判断。”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在波士顿演讲时说。“在他们心中，群众是无知的；农民对立法一无所知；机械师不应该离开他们的车间参加舆论决策。但真正的政治科学确实遵从大众。”班克罗夫特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77]

没有什么比《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和代表独立的约翰·亚当斯同一天去世更清楚地标志着建国时代的结束。90岁的亚当斯在马萨诸塞的家中去世。“他在下午6点钟还有最后一口气，”报纸上说，“就在万众乡民参加国家庆典的庆祝声中，就在咏颂不朽的爱国者以勇敢和美德造就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歌声中。” ^[78] 近几年，他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牙全掉了，眼睛也看不见了。他睡在书房里一个垫得很厚的扶手椅中，穿着外套，戴着棉布帽，周围全部是书；他在遗嘱中把这些书都留给了约翰·昆西。4日的礼炮声几乎被雷声所淹没，那是下午的一场暴风雨。他被扶到床上，动了动，喃喃地说：“托马斯·杰斐逊比我活得长。”傍晚6点20分，他去世了。但在弗吉尼亚，83岁的杰斐逊已于中午12点50分去世。

在杰斐逊几个月前确定的遗嘱里，他给他和萨利·海明斯的最后两个孩子——麦迪逊和埃斯顿——以自由，但他没有提到萨利。杰斐逊接到了7月4日华盛顿庆祝活动的邀请，他回复了一封抱歉信，还说了一段话，庆祝这句不言自明的真理：“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准备好供少数受上帝偏爱的鞭策者合法地驾驭他们。”他要死了。他疼痛难忍，一直靠阿片酊维持，7月2日和3日，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拒绝使用药物。4日去世，正值附近的夏洛茨维尔敲响庆祝美国独立周年的钟声。

萨利·海明斯的弟弟约翰给杰斐逊做了棺材。6个月之后，为偿清债务，杰斐逊的所有地产，包括130个奴隶，在一次拍卖中出售。福赛特家的孩子们（萨利·海明斯的堂兄妹）也在“130个珍贵的黑人”中，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 ^[79] 53岁的海明斯估价50美元，但她没有在拍卖中被出售，那时她已经悄悄地离开蒙蒂塞洛去了夏洛茨维尔，一生都待在那里。她从蒙蒂塞洛带走了杰斐逊的一副眼镜作为纪念——他是一个心亮但眼盲的人。 ^[80]

他们27岁的女儿哈里特·海明斯，在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于总统竞选中战胜约翰·昆西·亚当斯时，仍住在华盛顿。这是一场标志着民主党成立的大选，是杰克逊的党，是一个由普通人、农民和工匠组成的党：人民的党。

杰克逊赢得了超乎寻常的56%的普选票。1828年，参加投票的白人是1824年的4倍，他们成群结队地去投票。他们投的不是小球，而是一张纸条：杰克逊的纸条票。他们用这样的票把杰克逊的代表选入选举团，以及一连串的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多数人做出裁决。目睹美国民主的兴起后，一位上了年纪的政治精英感到绝望，他担心共和党在人民的统治下难以生存。弗吉尼亚的约翰·伦道夫写道：“这个国家被毁得无可救药。” ^[81]

1829年3月4日，一个温和的冬日，两万多美国人聚集在华盛顿，参加安德鲁·杰克逊不同寻常的就职典礼。亚历山大港的汽船推出降价票供人们渡过波托马克河。 ^[82] “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等级差别，组成了围绕国会大厦的人群。”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写道。杰克逊是第一位直接向人民群众发表就职演说的总统。遵循杰斐逊建立的传统，他没有骑马，而是步行到了国会。哈里特·海明斯可能也在人行道上观看。

约翰·马歇尔主持了宣誓仪式。玛格丽特·贝亚德·史密斯说，当杰克逊开始讲话时，“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寂静终于过去了，人群安静了下来，聆听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提高了，他在庆祝“数字”的胜利。“我们体制的第一个原则，”他说，“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他向人民鞠躬。突然间，人们的感情几乎要把他压垮。“他艰难地从国会大厦走下山坡，走过通往大路的通道。”史密斯报道说。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参加了宣誓仪式，然后就离开了，他哀叹这是“乌合之众当政” ^[83] 。

即便总统已经骑到了马上，人民还在跟随他。“乡民、农民、绅士、骑马的和步行的，少年、妇女和儿童，白人和黑人，”史密斯写道，“马车、货车、推车都随他进了总统官邸。”他们从国会大厦的台阶就一直跟随杰克逊，白宫的大门也是首次向公众打开。一群“平民少年、黑人、妇女、儿童在嬉戏打闹、欢蹦乱跳”，史密斯写道，“女士们几乎昏了过去，男人很多也都红着鼻子，这种混乱的场景简直难以描述——挤进门的人挤不出来了，最后不得不从窗户爬出来”。人们担心，这一天，这么多人会不会把总统踩死。“但这是人民的日子，”她写道，“人民的总统，人民的统治。” ^[84] 数字的统治也已经开始。

[1] John Adams to Thomas Jefferson, December 6, 1787,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 ed.Lester J. Cappon, 2 vol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1:213–14.

[2] Ibid., 213.

[3] Quotations from James E. Lewis Jr.,“‘What Is to Become of Our Government?’: The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of the Election of 1800,”in James J. Horn, Jan Ellen Lewis, and Peter S. Onuf, eds., The Revolution of 1800: Democracy, Race, and the New Republic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2) ,10–11, 19, 13–14.

[4] John Adams, A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vols. (London, 1787) ,3:299.

[5] Thomas Jefferson,“Ⅱ. The Response,”February 12, 1790,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16:179.

[6] Adams, A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 1:ⅲ.

[7] Benjamin Franklin,“Advice to a Young Tradesman,”1748, PBF .

[8] Adams, A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 1:preface.

[9]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3:166.

[10]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 2:57, 29.

[11] On numbers and the census, see Margo J. Anderson,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 , 2nd ed. (1988;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Hyman Alterman, Counting People: The Censu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9); Patricia Cline Cohen, A Calculating People: The Spread of Numeracy in Early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On the rise of quantification more broadly, see Theodore M. Porter,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I. Bernard Cohen, The Triumph of Numbers: How Counting Shaped Modern Life (New York:Norton, 2005); and Alfred W. Crosby,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 – 16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 , December 15, 1796.

[13] John Adams to Elbridge Gerry, December 6, 1777, in The Papers of John Adams , 5:346.

[14]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Kentucky General Assembly,”November 10, 1798,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30:554.

[15] Thomas Pickering to Rufus King, March 12, 1799, in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Rufus King , ed. Charles R. King 6 vol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5) ,2:557; Timothy Dwight,“Triumph of Democracy,”January 1, 1801, in James G. Basker, ed., Amazing Grace: An Anthology of Poems About Slavery, 1660 – 181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88.

[16] “Letter from Alexander Hamilton, Concerning the Public Conduct and Character of John Adams, Esq.,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October 24, 1800,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 25:186, 190.

[17] Carolina Gazette , August 14, 1800.

[18] Edward J. Larson, A Magnificent Catastrophe: The Tumultuous Election of 1800 (New York: Free Press, 2007) ,185, 171–72; Federal Observer [Portsmouth, New Hampshire], May 1,1800;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London, 1787) ,265. And see also Susan Dunn, Jefferson’s Second Revolution: The Election Crisis of 1800 and the Triumph of Republican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4), and John Ferling, Adams vs. Jefferson: The Tumultuous Election of 18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 Aurora , October 14, 1800.

[20] Larson, A Magnifcent Catastrophe, 134–35.

[21] Spencer Albright, The American Ballo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2) ,16; Charles Gross,“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Ballot in Englan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 (April 1898) :456–63. And see Robert J. Dinkin, Voting in Provincial America: A Study of Elections in the Thirteen Colonies, 1689 – 1776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7), ch. 6.

[22] Andrew Robertson and Phil Lampi,“The Election of 1800 Revisited,”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Illinois, January 9, 2000.

[23] Alexander Keyssar, The 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24 and Tables A.1 and A.2.

[24] Alexander Hamilton to James A. Bayard, January 16, 1801,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 25:319.

[25] Quoted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789 – 1968 , 4 vol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1) ,1:111.

[26] Schlesinger,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789 – 1968 , 129–30.

[27] Garry Wills,“ Negro President ” : Jefferson and the Slave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3) ,1 (John Quincy Adams is quoted).

[28] John Adams to Thomas Jefferson, February 20, 1801,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33:23 .

[29] The Mercury and New-England Palladium [Boston, Massachusetts], January 20, 1801.

[30] Quoted in Larson, A Magnifcent Catastrophe, 274.

[31] “Causes of the American Discontents before 1768,” London Chronicle , January 5–7,1768 , PBF .

[32] John Adams, Thoughts on Government: Applicable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 Friend (Philadelphia, 1776), in The Papers of John Adams , 4:91.

[33] Jed Handelsman Shugerman, The People’s Courts: Pursu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s. 1 and 2.

[34] “Brutus, Essay 11,” New York Journal , January 31, 1788. And see Shugerman, The People’s Court , 25–26.

[35] Alexander Hamilton, Federalist No. 78 (1788).

[36] Quoted in Suzy Maroon and Fred J. Maroo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omasson-Grant and Lickle, 1996) ,110.

[37] Quoted in Clare Cushman, Courtwatchers: Eyewitness Accounts in Supreme Court Histo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1) ,2, 5–6.

[38] Quoted in Cushman, Courtwatchers , 10.

[39] Maroon, Supreme Court , 173, 20; Cushman, Courtwatchers , 16.

[40] Quoted in Alexandra K. Wigdor, The Personal Papers of Supreme Court Justice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6) ,9.

[41] Marbury v. Madison , 5 U.S. 137 (1803).

[42]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 274.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1798) ,346. On Jefferson and Jeffersonianism, see Drew R.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acksonian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80); Gordon Wood, Empire of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 1789 – 18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d Annette Gordon-Reed and Peter S. Onuf, “‘Most Blessed of the Patriarchs’: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Empire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Liveright, 2016).

[43] Joyce Appleby, 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W.W.Norton, 2010), ch. 5.

[44] Thomas Jefferson to Wilson Cary Nicholas, September 7, 1803,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41:347. And, broadly, see Steven Hahn, A Nation Without B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orld in an Age of Civil Wars, 1830 – 1910 (New York: Viking, 2016).

[45] Thomas Jefferson to Thomas Cooper, February 24, 1804, and to Benjamin Chambers,December 28, 1805, quoted in Drew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194, 203.

[46]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Adams, January 21, 1812,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4:428;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Jay, April 7, 1809,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 Retirement Series,1:110–11 .

[47]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ury, June 16, 1815,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Retirement Series, 8:544. On cotton, see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 2014).

[48]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Its Travels Since September 17, 1787 , compiled by David C. Mearns and Verner W. Clapp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58) ,1–17.

[49] [Sereno Edwards Dwight], Slave Representation by Boreas, Awake! O Spirit of the North (New Haven, CT: 1812) ,1.

[50] Slave Representation , 1. Alan Taylor, The Civil War of 1812: American Citizens, British Subjects, Irish Rebels, & Indian Allies (New York: Knopf, 2010); Matthew Mason,“‘Nothing Is Better Calculated to Excite Divisions’: Federalist Agitation against Slave Representation during the War of 1812,” New England Quarterly 75 (2002) :531–61.

[51]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 270–71. And see Gordon-Reed, The Hemingses of Monticello .

[52]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Norvell, June 11, 1807,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11:222 .

[53] Thomas Jefferson to Elbridge Gerry, March 29, 1801,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33:491 .

[54] James Thomas Callender,“The President, Again,” Richmond Recorder , September 1,1802 .

[55] Thomas Jefferson to Francis C. Gray, March 4, 1815,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Retirement Series, 8:311. Gordon-Reed, The Hemingses of Monticello , 599–600.

[56]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 The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Colonizing the Free People of Colour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827) ,79.

[57] Josiah Quincy, Memoir of the Life of John Quincy Adams (Boston, 1859) ,115.

[58] 15 Annals of Cong. 1204 (February 16, 1819).

[59] James Madison to Robert Walsh, November 27, 1819, in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Retirement Series, 557.

[60] 16 Annals of Cong. 228 (January 20, 1820).

[61] Gordon-Reed, Thomas Jefferson and Sally Hemings , 246. See also Gordon-Reed, The Hemingses of Monticello , 557–60.

[62] Daniel Raymond, Thoughts on Political Economy (Baltimore, 1820) ,456. Daniel Raymond, The Missouri Question (Baltimore, 1819) ,6–7.

[63] 16 Annals of Cong. 428 (February 1, 1820); Raymond, The Missouri Question , 10.

[64] John Quincy Adams diary entry, January 10, 1810, in The Diaries of John Quincy Adams: A Digital Collection , 51 vol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31:245.

[65] John Adams to John Quincy Adams, April 23, 1794, in The 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 ,ed. Margaret A. Hogan et. al., 13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151.

[66] The National Journal [Washington, DC], April 28, 1824.

[67] As the constitutional scholar Alexander Bickel once explained,“The populist idea,identified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with Andrew Jackson and in some measure with everyone else ever since, is that the ills of society and its government will be cured by giving a stronger and more certain direction of affairs to a popular majority”(Bickel,“Is Electoral Reform the Answer?” Commentary , December 1968) ,41. On populism, broadly, see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and Charles Postel, The Populist Vi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8] John Quincy Adams diary entry, June 18, 1833, in The Diaries of John Quincy Adams ,39:98 .

[69] Thomas Jefferson as quoted by Daniel Webster, December 1824, in 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Daniel Webster , ed. Fletcher Webster (Boston: Little, Brown, 1857) ,371.

[70] Robert L. Brunhouse, ed.,“David Ramsay, 1749–1815: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5 (1965) ,27; Frank L. Owsley Jr.,“Editor’s Introduction”to John Reid and John Henry Eaton, The Life of Andrew Jackson (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4］ 2007) ,ⅴ–ⅶ; John Eaton, The Life of Andrew Jackson: Major General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M. Carey and Son, 1817); Margaret Bayard Smith, 1828, as quoted in Catherine Allgor, Parlor Politics: In Which the Ladies of Washington Help Build a City and a Gover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200.

[71] John Eaton, The Life of Andrew Jackson (Philadelphia: S. F. Bradford, 1824); Owsley,“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Life of Andrew Jackson , ⅹ(Owsley’s annotated edition marks out the changes between the 1817 and 1824 editions). On campaign buttons: M .J. Heale, The Presidential Quest: Candidates and Imag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1787 – 1852 (London: Longman,1982) ,50. On campaigning, broadly: Robert J. Dinkin, Campaigning in America: A History of Election Practices (New York: Greenwood, 1989) ,42. I also discuss Jackson’s campaign biography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Story of America , ch. 10.

[72] Benjamin Austin, Constitutional Republicanism, in Opposition to Fallacious Federalism (Boston, 1803) ,87.

[73] On the rise of the nominating convention: James S. Chase, Emergence of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ng Convention, 1789 – 1832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 National Party Conventions, 1831 – 1984 , 4th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7); Stan M.Haynes,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al Conventions: Transforming Presidential Nominations, 1832 – 1872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2).

[74] James Kent quoted in Reports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Convention of 1821, Assembled for the Purpose of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New-York (Albany, 1821) ,221 .

[75] Quoted in David McCullough, John Adam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639–40.

[76] Quoted in The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Virginia State Convention of 1829 – 30 (Richmond, 1830) ,316. And see Daniel Rodgers, Contested Truths: 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80–111.

[77] George Bancroft,“The Office of the People in Art, Government, and Religion,”An Oration Delivered before the Adelphi Society of Williamstown College in August 1835, in Thomas Breed et al., eds., Modern Eloquence , 15 vols. (Philadelphia: John D. Morris and Company,1900) ,7:79; George Bancroft, Oration Delivered on the Fourth of July, 1826, at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Northampton, 1826) ,20.

[78] Connecticut Herald , July 11, 1826.

[79] Gordon-Reed, Hemingses of Monticello , 655–56, 661–62.

[80] Joseph Ellis,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Knopf,1997) ,287–90; McCullough, John Adams , 644–47.

[81] John Randolph to John Brockenbrough, January 12, 1829, in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John Randolph of Roanoke to Dr. John Brockenbrough , ed. Kenneth Shorey (198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2015) ,317.

[82] Alexandria Gazette , March 4, 1829.

[83] Margaret Bayard Smith to Jane Bayard Kirkpatrick, March 11, 1829, in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Washington Society Portrayed by the Family Letters of Mrs. Samuel Harrison Smith (Margaret Bayard) , ed. Gaillard Hu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6), 290–94; Andrew Jackson,“First Annual Message,”December 8, 1829,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online),comp. John T. Woolley and Gerhard Peters; Joseph Story to Mrs. Joseph Story (Sarah Waldo Wetmore), March 7, 1829, 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seph Story , ed. William M. Story, 2 vols.(Boston: 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 1851) ,1:563.

[84] Bayard Smith to Bayard Kirkpatrick, March 11, 1829. bwr8ALtzpYK8txz0JcRU6OXrX2otpkThVvMa82o6T9gItAVPBFgX9Qg7Ec+HOU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