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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英国汉学家慕阿德（又译穆勒、穆尔，A. C. Moule，1873—1957）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合著《马可·波罗行记》的研究和翻译，以《马可·波罗寰宇记》（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之名，1938年在伦敦出版，是继玉尔（H. Yule）英译本之后最权威的译本，也是最学术的译本，迄今仍然是学界最信赖的本子。
《马可·波罗行记》以抄本众多且内容不一致著称，现在知道主要属于三个抄本系统，分别简称为F、R、Z本。1862—1870年间，玉尔曾经长年在意大利等地调查，以75种抄本和刊本汇校为四类，并以宫廷法语本（FA）为底本翻译成英文。此后，意大利国家地理学会（Italian Geographical Society）和威尼斯市政府希望纂修一部国家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所以委托贝内带托（L. F. Benedetto）教授走访欧洲各大图书馆，搜访《马可·波罗行记》的抄本。他找到玉尔没有见过的近60种抄本，并且在米兰的安布罗西亚图书馆（Ambrosiana Library）找到了一个当时还没有发现的Z本的转抄本（Zt）。这个拉丁语本上有许多内容不见于其他抄本，但由于Zt本抄写者缺乏古写本的知识，致使该本错误较多，而且他不理解原本页边大量注释的缩写词意，因此没有正确转录。贝内带托对所有抄本做了精心的校对，并做了比较合理的分类，即今天学界所遵从的三个系统，在导言中他对每种抄本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其校订本以F本为底本，并在页下把见于其他本子的内容以小字校录出来，并注明出处，于192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书名用意大利对《马可·波罗行记》的习惯称呼，题作“百万”（ Il millione ,Firenze: Olschki, 1928）。1932年，贝内带托出版了据校订后的F本译成的现代意大利语文本，其中包含有其他抄本中重要段落的增补，但为方便阅读，没有标注出处，还对原本的一些明显错误做了改订（ Il libro di messer Marco Polo, cittadino di Venezia, detto Milione, dove si raccontano le meraviglie del mondo , Milano Roma: Treves-Treccani-Tumminelli, 1932）。意大利人里奇（Aldo Ricci）根据贝内带托提供的意大利语文本译成英文，未及出版而亡殁。丹尼森·罗斯（E. Denison Ross）与贝内带托对其译稿做了校订，完善了这个英译本，出于谨慎的考虑，罗斯把贝内带托改订的部分改回为原状。此英译本题“马可·波罗游记”，提前于1931年在伦敦出版（Aldo Ricci, The Travels of MarcoPolo , translated from the text of L. F. Benedetto,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index by Sir E. Denison Ross,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1931）。此本颇受好评，被译成多种语言。我国张星烺先生所译《马哥孛罗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即据此本，但删掉绝大多数注释。日本学者青木一夫、爱宕松男先后据以译成日语，均题为《东方见闻录》（前者东京校仓书房，1960年；后者东京平凡社刊东洋文库丛刊，1978年）。
慕阿德、伯希和著《马可·波罗寰宇记》
然而，贝内带托的校本虽好，但只印了三百部，流通不广；里奇的英译十分准确流畅，却没有异文出处。与此同时在做《马可·波罗行记》整理研究的慕阿德，对此有所不满，他先后撰写书评，除对其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外，还指出贝内带托校本的一些错误和现代语译本的出处问题（刊 BSOS , 5/1, 1928, pp.173—175； JRAS , 3, 1932, pp. 603—625）。然而，促使慕阿德重新翻译《马可·波罗行记》的更大动力，是Z本的发现。
1924年贝内带托在安布罗西亚图书馆找到的Z本转抄本Zt本的注解中说，这个拉丁文的本子是1795年受朱塞佩·图阿多（Giuseppe Toaldo）之命根据中世纪的一个托莱多（Toledo）抄本复制的，朱塞佩·图阿多为此特意感谢泽拉达（Cardinal Zelada）主教借给他这个抄本。1932年12月，英国的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在西班牙托莱多天主教大教堂分会图书馆（Chapter Library of the Cathedral）找到了这个抄本，并于1933年1月得到了抄本的照片。Z本的前面部分有大量删节，但后面越来越多的内容完全不见于其他抄本，因此价值连城。这个本子由大维德爵士交给慕阿德和伯希和，促成了新译本的产生。
根据最先于1935年3月出版的《马可·波罗寰宇记》第2卷后面的一个简要目录，这部由大维德爵士设计，由慕阿德与伯希和合作的新著的完整计划是：第1卷约580页，包括导言、翻译、章节对照表、抄本目录和各种文书档案；第2卷135页，为大维德爵士找到的泽拉达拉丁文本（Z本）的校订排印本；第3卷约580页，是不同作者的专题研究论文、专有名词和东方语言文字的考释、参考文献目录、索引；第4卷是大约80幅地图和图版。显然，慕阿德主要负责第1卷和第2卷，即抄本整理、校勘和英译；而伯希和主要负责第3卷和第4卷，即专有名词考释、研究论文整理、图版的准备和地图的绘制。据说有60页图版和20幅地图，其中有些地图是伯希和专门为此绘制的（此据戴闻达/Jan Julius Lodevijk Duywendak的书评，载 T’oung Pao , 34/3, 1938, pp. 246—248）。
慕阿德正是按照这个计划工作的，继1935年出版《马可·波罗寰宇记》第2卷的Z本拉丁文校订排印本之后，1938年又出版了本书第1卷，包含上述计划中的所有内容。根据慕阿德撰写的长篇导言，他在玉尔、贝内带托等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总共收集到143种《马可·波罗行记》的抄本和刊本，其中119种为抄本，并以F本为底本，对绝大多数本子据原件和照片做了校对，甄别异同，辑录诸本多出的文字。在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慕阿德把F本全文译成英文，把同一词句的不同异文放到脚注当中，同时把不同本子上多出的词句，用斜体字插入F本的正文当中，如果有两个不同的增补，则中间用分隔号区分开来，在页边注明插入文本的缩写编号，如R、Z，等等。这种有如中国“百衲本”的方式，既可以让读者阅读直体的F本的原貌，而且还可以看到主要来自17种本子多出来的文字，并知道它们原本应当在的位置。虽然这种方法也受到后人的诟病，认为破坏了三个系统的本子独立存在的价值，特别是除了F本之外，我们不能看到R本、Z本的英文本全貌，但迄今为止，这个“百衲本”仍然是最为学术、包含各本信息最全的本子了。慕阿德费尽心力，把不同文本的句子嵌入F本，同时又保持了英语语法的正确，我们在使用中也能感受到他的这番苦心。与底本较差的玉尔本、不注出处的贝内带托/里奇译本相比，慕阿德译本以F本为主，汇集所见各种本子的异文，学术价值最高，而用英语翻译，也便于一般读者阅览，因此可以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本子。因为译者认为马可·波罗这本书并不是一个旅行故事，而是对世界奇闻逸事的描述，所以采用F本的题目Le divisiment dou monde作为书名，英译为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直译就是“对世界的描述”，也有人译作更典雅一些的“寰宇记”，因此这个影印本的中文名字，就定名为“马可·波罗寰宇记”了。
在第1卷的长篇导言中，慕阿德依次讨论了有关波罗家族、马可·波罗的生平和旅行、波罗家的宅邸、《马可·波罗寰宇记》的抄本和刊本、本书的译本等问题，书后附有《寰宇记》7种版本的章节对照表、各种抄本的分类目录，以及关于波罗家族及马可·波罗墓地的文书档案全文，其中有些是首次发表。
1957年，慕阿德又出版了《行在及其他有关马可·波罗的注释》（ 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主要是根据东西方史料，对《寰宇记》中最长的一章加以专门的研究，涉及杭州历史、地理的一些问题。书后列出对《马可·波罗寰宇记》的勘误表，读者在使用这个权威的译本时应予留意。
虽然第1—2卷《马可·波罗寰宇记》由慕阿德和伯希和共同署名，但无疑主要工作是慕阿德所做。慕阿德1873年5月18日出生在中国杭州，父亲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是英国安立甘会华中区主教。1898年慕阿德从剑桥大学毕业，回到中国，作为建筑工程师在中国的教会工作。1904年在山东传教。1909年回到英国，从事汉学研究。1933年接替翟里斯（Herbert A. Giles）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教授。1938年退休，职位由霍古达（Gustav Haloun）接任。慕阿德在汉学方面没有多少建树，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西交通史，大概是他家族或本人的传教士背景，他最关心的是基督教入华史，先后发表《早期基督教入华传教的失败》（The Failure of Early Christian Missions to China, The East and the West , 12, 1914,pp. 383—410）、《十字架在中国景教徒中的使用》（The Use of Cross among the Nestorians in China, T’oung Pao, 28, 1931, pp.78—86）、《中国的景教徒》（The Nestorians in China, JRAS ,1933, pp. 116—120）等论文，著有《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0；有郝镇华汉译本，中华书局，1984年）、《中国的景教徒》（ Nestorians In China ,London: Stephen Austin & Sons LTD, 1940）等。这样的学术背景，对于慕阿德整理研究《马可·波罗寰宇记》一定是有帮助的，而他在杭州的生活经历，无疑更有利于他理解马可·波罗的记述，大概也是由此之故，他还专门把马可·波罗有关杭州的记载写成了一本专著——《行在》。1957年6月5日，慕阿德在英国与世长辞，他没有等到伯希和的注释卷的出版，那是他去世两年后的事情了。
《马可·波罗寰宇记》的另一作者伯希和，没有按期完成他的任务，他的著作在其身后才得以出版，对于他的介绍见笔者给《马可·波罗注》影印本所写的序言。
慕阿德与伯希和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无疑是玉尔《马可·波罗之书》出版以后，最好的《马可·波罗行记》的英译本，因为涵盖了一百多个本子的信息，所以学术性也最强。多年来，这本书成为学者们利用《马可·波罗行记》时的依据。1955年，伯希和的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曾将本书翻译成典雅的法语，前有导言，后有简要的注释、索引和地图（ La descriptiondu monde, Texte intégral en français moderne avec introduction etnotes par Louis Hambis, Paris: Library C. Klincksieck, 1955），极便法语读者使用，颇获好评。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一直没有人翻译此书，大多数学者和一般读者还在使用1936年出版的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近年来，我和党宝海副教授组织马可·波罗读书班，会读并翻译《马可·波罗寰宇记》，将来有望出版一个准确的中文译本。在本书印本已经很少流通，而中译本还没有出版的情况下，中西书局拟影印原书，以飨中外读者，这真是一个好想法，故乐为之序。
（2017年4月28日完稿于北大大雅堂，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5期，2017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2017年9月由上海中西书局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