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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英国东方学家亨利·玉尔（又译裕尔，Henry Yule，1820—1889）译注的一本《马可·波罗行记》，后由法国东方学家亨利·考狄（自用名高第，又译考迪，Henri Cordier，1849—1925）补注，成为东方学领域的名著，出版迄今一百多年，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马可·波罗行记》是记录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13世纪中后期前往东方的旅行记和见闻录，其中包含了大量此前欧洲人所不知的东方财富和传奇，为读者喜闻乐见。所以，这本书在热那亚甫一问世，就广为传抄，从热那亚到马可·波罗的老家威尼斯，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欧洲各地，抄本越来越多，译本也层出不穷，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16世纪以前的不同语言的抄本就有一百多种。经过学者们百余年来的研究，《马可·波罗行记》大体上有三个抄本系统，各自都有其他抄本系统所没有的内容，不能归并为一。这三个抄本系统分别简称F、R、Z本，其中F本以巴黎国家图书馆藏Fr. 1116号抄本为代表，此本1824年由巴黎地理学会（Société de Géographie）收入《游记与回忆录汇编》（ Recueil de Voyages et de Mémoires ）第1卷出版，故此也称作“巴黎地理学会本”；R本指意大利里米尼（Rimini）人剌木学（又译作赖麦锡，G. B. Ramusio，？—1557）在其主编的《航海和旅行丛书》（ Navigationi et Viaggi ）第2卷中的意大利文刊本，其所依据的许多抄本因为出版社的火灾而付之一炬，许多其他抄本没有的内容赖此刊本保存下来；Z本是原属主教泽拉达（Cardinal Zelada）的一个拉丁文抄本，后收藏在托莱多的天主教大教堂分会图书馆（Chapter Library of the Cathedral），1932年12月由英国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发现。每个抄本系统中，都有不少各不相同的抄本存在。其中的Z本是玉尔身后发现的本子，但此前已存的抄本也不在少数。因此，要整理研究或翻译《马可·波罗行记》，首先要处理纷纭复杂的抄本问题，这也是玉尔在译注《马可·波罗行记》之前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最近，王冀青教授发表《玉尔〈中国之路〉成书考》，对玉尔的生平做了详细的论说，对于中文读者了解玉尔及其著作很有帮助，值得参看（文载《丝路文明》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820年5月1日，玉尔出生在英国的苏格兰，父亲威廉·玉尔（William Yule）是一位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军队退役的军官，收集了不少东方文物和有关东方的书籍。少年的玉尔，就从父亲的书房里找到1818年威廉·马尔斯登（William Marsden，1754—1836）英译本《马可·波罗游记》（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并被书中的东方神奇故事所吸引。在经过良好的西方古典学训练和军事院校的培训后，1840年，玉尔追随父亲的足迹，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入孟加拉工兵部队，任中尉军官，开展孟加拉东北边境地区的民族学调查与研究工作，以后又参与印度西北边境水利灌溉系统的开发，并参加两次锡克战争（1845—1846，1848—1849）。战后玉尔曾回苏格兰休假三年，开始系统研究《马可·波罗行记》。1852年，玉尔返回加尔各答，在英属印度政府的公共工程部工作，军衔上尉，负责印度铁路的建设工程。1855年曾随费勒（Arthur Purves Phayre）少校的使团访问缅甸北部的阿瓦王国，完成使团报告，并于1858年正式出版，名为《1855年奉印度总督之命出使阿瓦宫廷记录以及有关这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注记》（ A Narrativeof the Mission Sent by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 ofAva in 1855, with Notices of the Country, Government and People, London 1858）。
1862年，玉尔从印度退役，军衔为上校。他没有回英国定居，而是选择了在《马可·波罗行记》的诞生地热那亚居住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十多年，其间在意大利境内更换过一些地方，目的是利用当时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开放的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有关《马可·波罗行记》以及相关的材料。为此，玉尔辞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的头衔，主要接受其下属的哈克鲁特学会（Hakluyt Society）的委托，调查意大利各公共图书馆中有关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记录。
玉尔的目的是整理、译注《马可·波罗行记》，但第一步是要把中世纪欧洲有关中国的记载，特别是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过中国的各种人物的小型游记整理出来。1866年，玉尔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录汇编》（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由哈克鲁特学会出版。第1卷前面是有关好望角海路发现之前中国与西方各国交往史的长篇导论，共九章，然后是鄂多立克旅行记的译注；第2卷是拉施德丁（Rashidud-din）书、佩格罗提（Francis B. Pegolotti）贸易记录、马黎诺里（John de Marignolli）旅行回忆录、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旅行记、鄂本笃（Benedict Goës）旅行记的译注。这部书是玉尔《马可·波罗之书》的姊妹篇，也同样重要而备受学界重视。玉尔去世后，法国学者考狄根据中亚考古新发现和后来的研究成果对本书加以补正，于1913—1916年间出版了增订新版，分作四卷，仍由哈克鲁特学会出版。中国学者张星烺在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1930年）时，就编译了许多玉尔此书（名为《契丹路程》）的内容；其长篇导论则由张绪山译出，以《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为名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华书局，2008年）。
玉尔译注、考狄补注《马可·波罗之书》
就在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出版之前一年（1865年），法国学者颇节（M. G. Pauthier）出版了《马可·波罗之书》（ 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Conseiller privéet Commissaire Impérial de Khoubilai Khan, rédigé en Français parRusticien de Pise ），利用收藏于巴黎的三种用宫廷法文抄写的《马可·波罗行记》（FA1、FA2、FB4）校订而成，并利用阿拉伯、波斯和中国史料佐证马可·波罗的记录。估计这本法文《马可·波罗之书》的出版，促使玉尔在翌年就迅速出版了《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而后全力投入到《马可·波罗行记》的译注工作当中。
1870年底，玉尔完成了《马可·波罗行记》的校订、英译、注释工作，并撰写了长篇导言。翌年，玉尔的两卷本《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先生关于东方诸王国与奇闻之书》（ The Book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Marvels of the East ，简称《马可·波罗之书》）由伦敦约翰·穆雷出版公司出版。玉尔在长篇导言中，探讨了马可·波罗的家族、生平、旅行，当时东方各国形势、欧洲形势、诸国战舰等问题，还就《行记》成书过程、使用文字、抄本印本的流传等进行了考证。玉尔对他多年在意大利等地调查所见的75种《马可·波罗行记》抄本进行归纳整理，合并为四类，即法国地理学会本（F）、颇节的法文本、皮皮诺修士（Friar Pipino）的拉丁文本和剌木学的意大利文刊本，在Z本发现之前，这应当是第一个比较科学的分类合校的本子。玉尔虽然知道F本最接近原本，但他认为这个本子文辞鄙俗，因此选择颇节的宫廷法语本为底本，用其他本子校勘、补充，翻译成英语，并对专有名词做了详细的注释。尽管底本的选择不无可议之处，但这本《马可·波罗之书》无疑是当时最好的《马可·波罗行记》了。玉尔也因为此书的出版和此前的业绩，获得1872年度英国国家地理学最高奖“创建者奖章”（Founder’s Medal）。
玉尔的英译本十分畅销，不久即售罄。四年以后的1875年，玉尔又刊出了第二版。1889年12月30日，玉尔在伦敦去世。同样是他的法国友人考狄，根据最新的东方学成果，对玉尔的书做了补注工作，仍作两卷，1903年仍由伦敦约翰·穆雷出版公司出版，这是玉尔《马可·波罗之书》的最佳版本。
考狄1849年8月8日出生在美国，3岁时被父母带回法国。1865年随父在英国两年，使英语达到熟练程度。1869年来中国，在上海的美国商会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任职，并收集书籍，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编目，并结交在上海的汉学家。1876年回国后投入学术事业，以后任教于巴黎东方语学校，后来的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戴密微均出其门下。考狄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把17、18世纪欧洲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编辑为《中国书志》（ Bibliotheca Sinica ），1878—1885年出版的第一版计2卷8分册，1902—1908年又出版增补版4卷8分册（最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北京中华书局分别以《西方汉学书目正续编》和《西人论中国书目》之名影印再版）。1890年，考狄还和荷兰的施古德（Gustav Schlegel，1840—1903）合作创办欧洲东方学刊物《通报》（ T’oung Pao ），并长期担任主编。因为熟悉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和担任杂志主编，考狄对于欧洲东方学的进步了如指掌，因此把其中有关马可·波罗以及同时代其他相关记录的研究加以整理，用补注的形式为玉尔的两部著作进行了增补。英国学界对他的这一工作表示敬意，并且在1908年聘请他为皇家地理学会通讯会员。他的著作还有《1860—1902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 Histoire des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 1860—1902 ,Paris 1902）、《东方史学与地理学论集》（ Mélanges d’Histoireet de Géographie orientales , Paris 1914—1923）等。1925年3月16日，考狄在巴黎去世。
在中国，张星烺曾经根据考狄整理的第三版，把玉尔《马可·波罗之书》的导言、序言和第1卷的大半部分翻译出来，1929年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可惜后面的部分没有再译。中国读者乃至学术界迄今所用的《马可·波罗行记》汉译本，主要是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此本是根据1924—1926年出版的沙海昂（A. J. H.Charignon）据颇节本翻译的现代法文本（ Le Livre de Marco Polocitoyen de Venise ），底本不如玉尔本，但玉尔本迄今没有人翻译出来。
考狄整理刊布的玉尔《马可·波罗之书》第三版的原版现在已经非常难得。2015年12月我在东京访书，在凌琅阁书店偶然购得1926年第三版的重印本前两卷，此前曾经在香港买到过1993年纽约Dover出版公司的影印本第一卷。现在中西书局据考狄整理的第三版原样复制再版，对于学界来说应当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也会方便中国的青年学子充分利用此书。职是之故，李碧妍女史找我给这个影印本写篇序言，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邀请。
（2017年4月9日完稿于北大朗润园，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5期，2017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2017年5月由上海中西书局影印出版。）
本书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出现的专有名词所做的注释和研究，作为伯希和的遗著之一，由其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整理出版，第1—2卷为注释，第3卷为索引，分别在1959、1963、1973年陆续出版。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 Notes on Marco Polo ），原本是他与英国汉学家慕阿德（A. C. Moule，1873—1957）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的第3卷，这在《寰宇记》第2卷的后面有明确的记录，其中部分稿子在1939—1940年间已经交到伦敦。但伯希和多才多艺，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直到1945年去世为止，也未能完成。但伯希和显然对此做了详细的规划，首先就是把书中所有的专有名词提取出来，通过各种写本、印本的拼法，找出《寰宇记》笔录者鲁斯蒂谦（Rustichello）所使用的正确形式，以便于在他们的校译本中使用统一的正确拼法。然后按照字母顺序，对这些专有名词做详细的解说，包括对这些专名的语源考释，找出专名在各种语言中的转译以及异写的原因，根据东西方史料对人名、地名、国名、部族名等按年代或专题加以阐述。由于工作量太大，即使有天大本事如伯希和，也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只写了从A字头的Abacan 到C字头的Çulficar，尚未完成C字头的所有条目，其中有些条目也比较简单。伯希和去世后，对蒙古史也有很高造诣的弟子韩百诗将他留下的笔记整理成两卷本《马可·波罗注》，包括D字头到Z字头的残稿，又编制详细的索引，作为本书第3卷。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第1卷所收的A至C字头专有名词的注释编作1—203号，计1—611页；第2卷所收D至Z字头专名的注释编作204—386号，计613—885页；前者3个字母有600多页，后者24个字母只有272页，可见是一部没有完成的《马可·波罗注》。作为伯希和与慕阿德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的续编，这部在巴黎出版的著作用宽体大16开的开本、咖啡色的封面，都和前者保持一致。
在已写就的A至C字头的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希和才华横溢的篇章。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注释”词义来理解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在那个注释越长越显得有学问的时代，有些条目早已超出一般的注释，而成为一篇系统论述该主题的文章，甚至是一本书！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条目的页数，比如Alains“阿兰”，也就是古代的奄蔡，是16—25页；Caragian“哈剌章”，云南，169—181页；Caraunas“哈剌兀纳思”，183—196页；Cascar“喀什噶尔”，汉唐的疏勒，196—214页；Catai“契丹”，216—229页；Cin“秦”，中国，264—278页；Ciorcia“主儿扯”，即女真，上溯到蠕蠕、柔然，366—390页；Cotan“忽炭”，于阗，408—425页；Cowries“贝币”，531—563页；Cublai“忽必烈”，565—569页；Curmos“忽鲁谟斯”，576—582页；Caiton“刺桐”，泉州，583—597页；都是一篇文章的篇幅。最长的两条，一条是Cinghis“成吉思”，281—383页，越百页；另一条是Cotton“棉花”，425—531页，也超过百页。两者都有若干小标题，如前者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出生、血统、“铁木真”之名、登基、“成吉思汗”称号、去世时地、陵墓，等等问题；后者讨论得更为广泛，涉及印度、中亚各种棉花的记录，以及如何进入中国的问题，两者都是一本书的规模。这就是伯希和的风格！他生前完稿的正式著作并不多，大多数是论文、札记、书评。马可·波罗的书本来是最能让伯希和展现才华的场域，可惜他铺的摊子过大，有些条目外延过多，最终让这部宏伟的《马可·波罗注》成为一座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
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出生在巴黎，毕业于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师从沙畹（E. Chavannes）、考狄（H.Cordier）和列维（S. Lévi），在汉学、佛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1900年，伯希和在北京遇上义和团运动，为保卫法国使馆，曾与拳民和清军作战。随后几年在西贡的法国远东学院任教，主要研究印度支那。1906—1908年，他率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发掘巴楚、库车古代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攫取大量敦煌写本和绢画。敦煌的巨大收获虽然引起争议，但最终让不满33岁的伯希和在1911年登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的席位。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希和应征入伍，以武官身份于1912—1919年期间再次来到北京，公务之余，兼做研究。1919年回到巴黎后，伯希和进入学术研究的最佳境界，在《通报》《亚洲学报》《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等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书评。1921年，伯希和入选为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1932年，他代表法国教育部，到印度支那巡视法国远东学院工作。然后前往中国和日本访问，均受到热烈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影响了这位学术巨人的正常发挥，而此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马可·波罗注》的撰写。1945年10月26日，刚刚迎来德国投降的法兰西和国际汉学界，却失去了年仅67岁的伯希和教授。
作为一位欧洲的汉学家或东方学家，伯希和继承其老师考狄的衣钵，很早就关注马可·波罗的《寰宇记》。1904年撰写《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EFEO , 4, 1904）时，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南方的描述。韩百诗回忆说，伯希和在1918—1930年和1936—1939年两度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期间，曾多次讲述马可·波罗之书。除了与慕阿德合作出版《马可·波罗寰宇记》外，伯希和生前发表的有关《寰宇记》的专题文章不多，但他几乎对每一种新出的《马可·波罗行记》的整理本或译本，都撰写了书评：1904年发表玉尔（Henry Yule）译注、考狄补注的《马可·波罗之书》（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第三版的书评（ BEFEO ，4，768—772页）；1928年发表沙海昂（A. J. H. Charignon）现代法文译本（ 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的书评（ T’oung Pao ，25，156—169页）；1932年发表里奇（Aldo Ricci）英译本《马可·波罗游记》（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的书评（ T’oung Pao ，29，233—235页）。因此，伯希和虽然没有发表专题论文，但一直在跟踪马可·波罗书的最新研究成果。伯希和的学术范围和对《马可·波罗寰宇记》的长期关注，使他成为解释这部书中专有名词的最佳人选，但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他没有计算好自己学术生命的时限，最终没有完成他的《马可·波罗注》的大业。他的这部遗著也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在戴密微（P. Demiéville）院士的推动下，经过弟子韩百诗的努力，加上突厥学家哈密屯（J. Hamilton）、藏学家麦克唐纳（A. W. MacDonald）的帮助，才得以出版。至于从学术角度看伯希和对马可·波罗研究的贡献，则可以参考法国当今马可·波罗研究的泰斗菲利普·梅纳尔（Philippe Ménard）的专文（Paul Pelliot et les études sur Marco Polo, Paul Pelliot ( 1878— 1945 ) ,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 Actes de colloque,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13, pp. 493—525）。
伯希和著《马可·波罗注》
伯希和大概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汉学家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敦煌盗宝的故事，还缘于冯承钧先生翻译了他的大量西域南海史地论著，耿昇先生则翻译了他的许多西域敦煌考察探险记录。但他用英文撰写的《马可·波罗注》，一直没有中文译本。之前曾听说龚方震先生曾组织人员翻译，但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而未能重新再译。在中华书局成立汉学编辑室座谈会上，一位资深专业翻译家说想翻译这部著作，但苦于手边无书。我随后复印一套寄上，迄今未见出版。这部书的原本现在同样已经很难寻觅，中西书局打算将其影印出版，对于学界无疑是个喜讯。我近年来关注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的研究，应邀撰序，因略述伯希和研究马可·波罗之原委，以便读者使用其详略不一的注释时参考。
（2017年4月30日完稿于东京旅次，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5期，2017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2017年5月由上海中西书局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