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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可以塑造出一批大师，而一批大师也缔造出一个时代，学术界也不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国家、社会、学术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产生革命家、英雄、学术大师的时代。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由西方科学技术支撑的许多学术领域，中国学者尚未涉足，而西方学者先行一步，走进中国这个未开垦的土地，创造出自己的学术辉煌。
就在此时，法国从事汉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沙畹（Éd.Chavannes，1865—1918）来到中国，以华北为中心，开始他的考古调查工作。
1889年1月，沙畹被法国外交部派往北京，第一次来华，时年24岁。他的身份是法国驻清公使馆散编随员，可以自己安排研究计划，他打算全文翻译司马迁的《史记》，调查两汉画像石，旁及历代碑铭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刻资料。为此，1891年沙畹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证《史记·封禅书》的记载。此行还促成了对泰山祭祀活动和民间信仰的通盘研究，最后写成《泰山：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 Le T’ai Chan ， Essai de monographied’un culte chinois , Paris : Ernest Leroux, 1910）；同时他在泰安碑贾手中购买到武梁祠、孝堂山、刘家村的画像石和碑刻，构成了他另一本书的主要素材，即《中国两汉石刻》（ La sculpture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 Paris : Ernest Leroux, 1893）。
在中国四年的研究与考察，收获满满的沙畹在1893年1月回到巴黎，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1895开始，沙畹把已经翻译出来的《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约当原书的五分之三篇幅，陆续出版，至1905年，计出5册。
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2月5日，沙畹有机会再次来华做考古调查，他的范围更为广阔，但核心地区仍是华北。这次他先到辽宁的奉天，考察清帝陵墓，然后寻访鸭绿江畔的高句丽遗迹，包括《好太王碑》。然后从北京到山东，重访泰山、曲阜。转往开封、巩县、洛阳、登封，一路考察石窟，测量碑石，制作拓片，购买方志。然后西入陕西，调查西安碑林，走访唐朝帝陵，拜谒司马迁墓。再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访五台山寺院，特别是对云冈石窟做了详细记录和拍照。沙畹此行，有中国同行的帮忙，还有他的俄国弟子阿列克谢耶夫（V. M. Alekseev）陪伴，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打制了上千张拓本，还做了大量的笔记，取得丰硕的成果。沙畹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回国后即着手整理，编写《华北考古记》（ Mission archéologique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一书。1909年先将经过选择的照片刊布为《图版卷》（ Planches ）两册，计1793张图片，每张都标注题目、拍摄时间和地点；1913和1915年又分别出版了文字考释的两册，即《汉代雕刻》（ 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Han ）和《佛教雕刻》（ La sculpture bouddhique ），虽然没有能够囊括全部考察资料，但对最重要的武梁祠、孝堂山、嵩山三阙以及云冈、龙门石窟，做了详细的记录和阐述。
［法］沙畹著、袁俊生译《华北考古记》
沙畹继承了他景仰的司马迁践行的学术传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把实地的田野考察和书房里的潜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做一项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到实地进行调查。与同时代的中国金石学家的“访碑录”专注于文本收集不同，沙畹的实地调查，依托于现代学术的考古学方法，不仅对碑刻本身做详细的测量和记录，还对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边环境等，做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加上西洋先进的照相技术和资金支持，使得沙畹的著作成为划时代的学术丰碑，沙畹也由此成为新的汉学研究的一代大师。
其实，沙畹的成就是欧洲学术发展到一定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正是欧洲的考古学者们挺进未知领域的最佳时点。沙畹以其学识和眼光，选择了华北作为考察重点；斯坦因（A. Stein）则选择以和田为中心的丝路南道，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则选择吐鲁番为中心的丝路北道，伯希和（P. Pelliot）直奔敦煌，虽然只看到一件敦煌藏经洞写经。最终，他们都通过实地的考古调查和随后的整理著作，成为一个个领域的学术高峰。沙畹正是在这个时代中间，选择中国学术最核心的华北、泰山、云冈、龙门，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虽然与竞争更加激烈的新疆宝藏相比，似乎没有那么抢眼，但学术意义丝毫不减。而且我们还应当知道，就是在如此繁忙与竞争的时候，1903年，沙畹应俄国皇家科学院之请，翻译出版了《西突厥史料》（ Documents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 St.- Pétersbourg），成为西方研究中亚史的必备参考书；1910至1911年，应友人烈维（S.Lévi）的请求，翻译《选自汉文〈大藏经〉的五百寓言故事》（ Cinqcents contes & apologues, extraits du tripiṭaka chinois et traduits enfrançais ），分三卷出版；1911至1913年，又与伯希和合撰长文《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 10, 1911, pp. 499—617; 11, 1913, pp.99—199, 261—395），成为摩尼教研究的奠基之作；1913年，应斯坦因请求，考释出版《斯坦因在新疆沙碛中所获汉文文书》（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du Turkestan oriental , Oxford），堪称整理汉晋木简和西域出土文书典范。沙畹之伟大，正在于此。
我曾给中华书局出版的《沙畹汉学论著选译》写了一篇代序的文章，题为“沙畹著作的接受与期待”，其中对比冯承钧翻译的《西突厥史料》等边疆史地、求法僧行记等论著，指出支撑沙畹学术殿堂的几块巨大的基石还没有人翻译。可喜的是，中国画报出版社敦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袁俊生先生，将此书全文译出，并利用现代排版科技，把图版随文放置，极便学者使用。相信沙畹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对于两汉石刻、墓葬研究，以及云冈、龙门石窟原貌的追寻，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学术意义早有相关研究者从不同方面给予定位，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沙畹是我所敬佩的学者，为他的著作中译本作序，我倍感荣幸。今承安平秋先生授意，中国画报出版社副总编齐丽华女史约请，不敢有违，因述沙畹此书之学术源流与学术价值，聊作序言。
（2020年2月完稿，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1期，2020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2020年5月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