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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好词学，得从我的老师谈起。十四岁的时候，学做旧体诗。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唐人朱庆余的《宫中词》，其中有两句：“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刚好在同学处见到一本《词谱》，兴之所至，我便试作了一首《如梦令》，最后两句是：“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意思是说，尽管你会学舌，可是我梦中说的话，你总学不了吧？教国文的张震轩先生看到后，颇为赞赏，在这两句词的下面，用朱笔浓浓地画了几个圈。我拿到笔记本，高兴极了。小孩子多么看重这几个圈呀，它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从那以后，我填词的兴趣更浓了，一有时间就背诵东坡词，还工工整整地抄了全部《白香词谱》，慢慢地走上了研究词学的道路。
我天资很低。正因为这样，更促使我发奋苦学。我曾经跟朋友说：“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考温州师范学校的时候，入学试题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是《礼记》中的两句话）。我在试卷上这样写道：“凡是自以为学问已经足够了的，那是没有学过的人；凡是说教学没有什么困难的，那是没有做过教学工作的人。”当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这个思想却影响着我一生的学习和研究。
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读书很努力的时期。一部《十三经》，除了《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直摔到地面。我从七八岁开始读书，读了几十年，除了生大病，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现在回忆起二十岁以前的这段苦读生活，感触颇多。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句话确实是很有道理的。不懂的书读多了，就能逐渐了解它的语法、修辞规律，就能逐渐理解其中的含义，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
二十岁那一年，我在师范学校毕业，到北京、西安等地谋职。这之后的五六年时间，是我做学问的探索时期。我曾经对王阳明、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在西北大学讲授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准备治小学。后来，我又发愿研究宋代历史，妄想重新编写一部《宋史》，看了许多有关宋史的资料。放弃了这个计划后，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那时兴趣很广泛，计划也很庞大，甚至还对古都长安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工作。但究竟专心治何业？如何做学问？经常处在矛盾斗争之中。
一九二五年，我二十五岁时又回到了故乡温州。那时瑞安孙仲容先生的“玉海楼”藏书和黄仲弢先生的“蔘绥阁”藏书已移藏于温州图书馆，我就将家移到图书馆附近，天天去借书看。图书馆的藏书几乎本本都翻过。每天晚上再把白天所见记入日记。不久，我到严州第九中学任教。第九中学原来是严州的府学。我到学校，拿了钥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打开看，发现一个书库，里边尽是古书，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浙局“三通”、《啸园丛书》，在严州得此，如获一宝藏！每天上完课，就钻进书库读书。在那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后来，我写的《唐宋词人年谱》以及姜白石研究资料，都是在这里积累起来的。
一九三〇年，我刚好三十岁，开始在之江大学任教。我住在钱塘江边的秦望山上，小楼一角，俯临六和塔边的月轮山，写了不少诗词，也写了一些词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我最早写的一篇文章叫做《白石歌曲旁谱辨》。说起来还很有意思。白石旁谱历来被视为一门绝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是无法求其音节的。我当时年少气锐，不知深浅，非要做“攻坚”工作不可，孜孜兀兀地写了好几篇文章。有一次，顾颉刚先生到之江大学，在书架上发现了这几篇文章的初稿，带回北京。不久，其中一篇发表在《燕京学报》上。有一天，《燕京学报》给我寄来稿费，我记得很清楚，是一百个银元。我从很行把钱取回来，同事们十分惊讶，有的人说，真想不到一篇文章会有这么多稿费。其实，一篇文章得来着实不易，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说：“江湖秋浩荡，魂梦夜飞沉。”一点不夸张，有时想一个问题，坐卧不宁，常常整夜失眠，直到想通，才踏实下来。
最近几年，报上经常表彰社会青年坚持自学、著书立说的事迹，我看过深受感动。我也没有念过大学，在自学的道路上，可以说与这些青年有着相同的甘苦。我愿意把我的体会写出来，以使青年们少走些弯路。
师范学校毕业时，我才十九岁。离开学校，我才更深切地感到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第二年，南京高等师范开办暑假学校，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听了当时几位新学巨子的课，大开眼界。返回温州后，苦于失去进修机会，时时感到困惑。但是，在自学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比如我读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就以李氏为榜样，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读了《龙川文集》，便为陈亮怀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所感动，着意效法。同时，经常与同学朋友切磋探讨，也大受其益。在温州任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慎社、瓯社，在其中与社友谈论诗词，进步很大。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慎社》杂志上发表。
我还竭力争取名师指点，一九二九年冬，由龙榆生介绍，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彊村老人通信。彊村老人对后进尽力栽培。我寄去的论词文稿，他都细心审阅，给我的鼓励极大。我的第一部著作《白石道人歌曲考证》，彊村老人亲为题签。彊村老人并约我“相访”，这真是难得的机会。见了面，老人十分诚恳地开导我。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蔼，这对于培养青年人做学问的兴趣，关系极大。至今，我对于这位老人的印象仍然十分深刻。
在治学的过程中，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我还不断外出寻师访友。近代文坛先辈吴梅、夏敬观、冒广生、陈匪石、马一浮等，我都登门拜访。对于词学同行，我都尽量争取向他们求教。当我闻知江都任中敏、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探讨问题。
几十年来，我在词学方面如果说取得了点滴成就，与师友间的互相启发，是分不开的。
我当时，除了依靠图书馆，就是借和抄。借书因为得来不易，每一书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同时，看过之后，要坚持写札记。
温州师校的国文教员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在师校时读元遗山诗，我曾一首一首抄录下来，朝夕咏诵。在自学过程中，我利用各种机会读书抄书，目的就是为以后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青年时，我花了很多时间硬背《十三经》，现在懊悔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所背的书有大部分是可以用工具书来解决的，如果把这些时间用在其他方面，可以多做好些学问。
一个大学生，如果不懂得运用工具书，应该说是没有毕业资格的。青年人要有运用工具书的知识与习惯，专家学者要有肯编纂工具书的见识。工具书顾名思义它是工具，是武器，会运用工具，当可事半功倍。“聪明”人如果认为编工具书是不值得做的“笨事”，那才真是聪明的想法。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浙江巡抚阮元，在杭州设立个诂经书院。其中聪明的学生会写文章，后来辑成好几集《诂经精舍文集》；天资“低”的学生只是抄辑经书子史，一条条老老实实地分类粘贴成为一部《经籍
诂》。这本工具书超了《康熙字典》，印过许多种版本，到现在还有用。它比“聪明”的学生写的《诂经精舍文集》实用价值高得多，影响也大得多。
刻苦读书，积累资料，这是治学的基础。但是，究竟怎样处理“博”与“专”的关系？究竟何时开始做专门的学问比较合适呢？所谓“由博返约”，是主张先博后专，认为在一定的博的基础上才能专，这是对的。但是从前人主张，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以为四十岁之前，“只许动手，不许开口”，这虽是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但是四十岁才开始专，却似乎太迟了。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没能继续升学，苦无名师指点，才走了一段弯路，花费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很可惜。我想，如果有老师指导，二三十岁就应当动手进行专门研究工作。否则，长久的泛滥无归，也是浪费。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精力日衰，才开始专，就未免太晚了。我见过一些老先生，读了许多书，知识十分渊博，但终生没有专业，这是很可惜的。因此，在刻苦读书的基础上，还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性、才学，量力而行，选定主攻目标，以期学有专长。由专向博是很自然的。比如研究杜甫的诗，必须先读《唐书》，读李白、白居易诗，读《全唐诗》、宋诗……如此辗转增益，自然成博。非博不能成专，专的要求，又促使他非博不可。
求专，最重要的是要能“有恒”。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里有两句话：“入之愈深……其见愈奇。”浅尝辄止是永远不会见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王安石在这篇游记中说，当时有人怕路难走，不敢入山洞；有人怕深入进去后烛火不济，半道折回。求专的道路也是这样：比如资料少，同调少，引不起社会上的反应，一时没有成果别人会讥笑等等，都会成为阻碍进取的因素。总之，如果主观上发生动摇，是专不进去的。
每天所读的书，应该有一种是精读的，有一种是泛读的，不可一律对待。正如交朋友，有泛泛的朋友，也有知己的朋友。泛读只要了解个大概，精读则要读透了。
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读书，又要力忌贪多不精。怕书多，读不了，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年》，文章说：有人认为古代书少，后来书一代多一代，后人要把所有的书读完，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章学诚批评这种人说：读书犹如饮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这不是狂妄可笑吗？怕书多的，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我们读文学作品，若是为了欣赏，并不要读许多书。若做专业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图书馆，也只怕书太少，而不会怕书太多。
专门家做研究工作怕书太少，而一般初学却不要贪多。近代扬州有一位《文选》学家李详，少年时家贫无书，却读熟了一部《文选》。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其实这两句话是有因果关系的。案头书少，所以心头书会多起来；案头书多，不能专精，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但心头的书，乃是平时于案头积累起来的，看问题不可持片面观点。
这个问题，我依自己的体会把它概括成三字诀：小、少、了。
（一）小，是说用小本子记。我从前用过大本子做笔记，把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结果不易整理，不易携带。后来读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其中有一段讲到做读书笔记，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掬沤录”。我开始改用小本子，一事写一张，便于整理，好比现在的卡片。苏东坡西湖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亡逋”指逃亡的人）创作如此，写心得体会做笔记亦当如此，有用的知识才不至于在眼前溜掉。
（二）少，是说笔记要勤，但不要记得太多，要记得精简些。做笔记要通过自己的思考，经过咀嚼，然后才落笔。陆机《文赋》中有两句话：“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是说做文章，我以为做笔记也应有“倾沥液”“漱芳润”的工夫。如果不经过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顾炎武著《日知录》，自比采铜于山，往往数月只成数条，可见精练之功。这里，我所说笔记要记少，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条数却要记得多。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孤立的一小条，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拢来，就可成为一个专题，扩充为一篇论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三）了，是说要透彻了解。记下一个问题，应该经过多次思考，要求作彻底的了解。有时要经过漫长时间，才会有接近于实际的认识。浅尝即止，半途而废，便前功尽弃。所谓“了”，就是要让所学到的东西，经过思考，在自己的头脑里成为“会发酵”的知识。如果是思想懒汉，即使天天做笔记，也难有多少心得，那只能叫做“书抄”，叫做“知识的流水账”，严格说来，不配称为“读书笔记”。
最后，还有一点应该谈到的，就是在逆境中怎样对待学习。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逆境。逆境是不愉快的，但逆境并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就不到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逆境，抓紧时间学习。等逆境过后，见到自己的进步或收获，意义不同寻常。“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碰到了逆境，“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夏承焘”，也虽把我惊得目瞪口呆。但我在“禁足怕西湖”的日子里，用心作诗，居然写了几十首“论词绝句”。后来编成《瞿髯论词绝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样用心作诗，既减轻了不愉快，又不让日子白白跑掉。所以，《瞿髯论词绝句》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是我所有书中对之颇有感情的一部。
以上所谈的是我一生学词的粗浅体会，是我在学词方面用的“笨”办法，下的“笨”工夫，作为前车之鉴，献给青年朋友们。
一九八一年三月北京
（杨牧之 整理）
（《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