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永嘉今日见盟旗
——记夏承焘先生

顾学颉

顾学颉（1913—1999），字肇仓，号卡坎，别署坎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历任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师院、湖北师院讲师、副教授、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高级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著作有《元人杂剧选》《元曲释词》《顾学颉文学论集》《坎斋诗词录》《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整理古籍《醒世恒言》《今古奇观》《随园诗话》《白居易集》等。

那是农历丁巳年（1977年）新春，长期阴霾、令人窒息的天气，略见开朗之际。人们庆幸大难（自然界的唐山大地震和人为的“文化大革命”）不死，居然“活”下来了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朋友们都怀着既高兴又有几分悲凉的心情，互相走门串户，寻亲访友，问问彼此的情况，倾吐各自的满肚子苦水。一见面，就像水库开了闸门，有着倾泄不尽的苦闷，争着向对方宣泄。但彼此都心有余悸，话也只能“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说到六七分而止，怕的是万一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余震，吃不消！

我也是抱着这种心情，去拜访了唐山地震后曾在一个胡同里一同度过几天震后余惊生活的夏瞿禅先生。说起来，我们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他比我长十多岁，算是忘年交吧）。那时他住在朝内大街一栋楼房面积不大的单元房里。一见面，自然十分高兴，互相庆贺，又互相慰叹。十年浩劫中，我作为“牛鬼蛇神”中的一员，遭际可想而知，不必多谈。即使像夏先生这样一生谨慎、专门治学的老学者，遭到的灾难，也很难令人想像。“文化大革命”中的例行公事，如：滥加头衔，在他头上“反动权威”是免不了的；其他什么封书、抄家、批斗之类，或多或少也总要沾点光的。然而夏老却胸怀坦然，一笔带过，不以为意。但在他极其谨小慎微的言谈中，还是可以领会出他的一些难言之痛的。

后来谈到前些时，他和朋友们到京郊各名胜处游览，大失所望，没有什么好看好玩的风景，远不如南方。那几天北京正值寒潮来临，刮大风，我打趣说：北京有“风”无“景”。他和夫人吴闻听了大笑。

谈了一阵之后，他拿出一本头年避地震在长沙时朋友们为他油印的词集《瞿髯词》，并亲笔签名送给我。他作的词，平时看到一些；他论词的主张，我也略知一二。为了答谢他的盛情，于是索笔即席填《浣溪沙》一首送他；并推崇他为当代词坛盟主（词的末句，即本文的标题）。他看了，连声说：“不敢，不敢！”词云：

健老逢春不自持，登山临水有襟期。为歌明盛谱新词。芳躅辛陈辞慷慨，衙官秦柳语喃呢。永嘉今日见盟旗。

“永嘉”二字，原为“剡州”。他看了，说：我是永嘉人。于是改成“永嘉”。我回家又用宣纸写成小条幅送给他。

话再说回去。

我和夏先生信函交往，是1954年开始的。在此之前，约在1941—1942年，我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即北师大在抗日战争时期迁往西北后的改名）教词曲课（1946年离开），开始撰写了一篇温庭筠《〈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诗旧注辨误》，载西北师院《学术季刊》上（抗战胜利后，又载《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上）。之后，又连续写了有关温庭筠事迹的考证文章及温庭筠传论等。其中《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一文较长，在1947年《国文月刊》上发表。到1954年，我早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一天忽然接到夏先生自杭州来信，说：他编著《唐宋词人年谱》已有多年，现将完成、出版。其中温庭筠年谱，拟部分采用我的文章，征求同意。并问还有无其他有关温的著作。我复信同意，并说还有《温庭筠传论》稿，因未完稿，故未发表。后又把《传论》稿寄去。他著的上述《年谱》，经过多次修订、补充，终于195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个年谱共收十二人（二主、二晏），《温飞卿系年》列为卷首。全文40余页，夏先生虚怀若谷，不嫌谫陋，采录拙文，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最有意思的是：有不少论证，竟彼此暗合。因为夏先生的原著过去并未发表；我的文章虽发表过一部分，但时值抗日战争，我在兰州任教，偏处一隅，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夏先生当然没看见我的文章。可是后来一对照，许多论点不谋而合。从这一点讲，不能不说是知音了。

《年谱》出版后，学术界颇为震惊，推为佳作。何其芳同志时任科学院文学所长，也颇为关心，他请出版社的领导同志转告我：夏著第一篇转录了顾的许多段文章，应该请顾写一篇评介该书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推介一下。我不好拂他的盛意，便写文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上海方面也转载了。文中介绍了几点该书的优点，和考证词人事迹的艰辛，从而使人认识到夏先生所用功力之深，成书之难，也略为提到某些不足之处。

不料，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的风暴一起，我首当其冲，被划为右派（之后许多年，已彻底改正）。于是，由人株连到书，由我波及到古人和友人的著作。夏先生为了避免“殃及池鱼”，可能采取别人的意见，把原放在首位的《温谱》，让它屈居全书的倒数第三位。书中原来称我为“顾学颉先生”，也不得不改称“顾肇仓君”了。我看到改版后的书，不禁深有感触，深为惭愧，自己不慎遭殃，连累朋友、书和古人！他们也跟着受灾！温飞卿活着倒霉一辈子，没料到死后千年，也受牵连遭不白之冤！堪称奇闻。

书出版后和“反右”之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有信件来往，商讨一些词人的事迹，并为他找一些资料。他来京开会，我们常见面晤谈。不过，没有多少可提的事；尤其1957年后，我怕连累朋友，主动和他们疏远，他们当然也怀有戒心。中间又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人们几乎都变成了鬼。

1976年，我住在春松胡同，是平房，四周没有高层建筑。大约是地震的第二天，他和夫人吴闻由王伯祥先生的公子王湜华陪同，到我家看望我们。原来他们夫妇避震暂住在王家，与我家相距仅数百步。大难之余，寄居在朋友家，精神上、生活上当然有许多不便、不安。我们也只能互相劝慰，希望大家能平安渡过难关。之后，接连余震不断。我们力劝他到南方暂避。他听了大家的劝告，才离开北京到长沙。我们也到了郑州亲戚家避难。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春松胡同的住宅被强占。1981年秋，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批示落实政策，我由被侵占剩下的一间屋里，迁居到团结湖新寓。不久，听说夏老也在团结湖买了两套新房，他在马路东边稍南，我在西边略北，相距不过千米，我知道了很高兴，赶紧去看望他。他们见了我，也格外高兴，谈了很久。临告辞时，他夫人说：很抱歉！夏老现在行动不便，不能回访了。这时，夏老已确见衰老，神智有些不太清楚，语言重三复四，几次问我：“你比我大还是小？你是抗大的吧？”不过看上去，精神还旺盛，也没患什么大病，我心里感到一些安慰。又过几年，他八十五岁生日，中国韵文学会、中华书局、浙江政协等单位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行了“夏承焘先生从事著述及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兼八十五寿诞”庆祝会，济济一堂，气氛十分热烈。那天我用大红纸写了一副对联送去：

璞玉浑金寿者相，红牙铁板词人心。

因为夏老个子虽不很高（中等以上），但外貌魁梧，满面虬髯，很像一位北方学者。所以说他是“璞玉浑金”。他看了，笑着只点头。可惜没过一年，他就不幸去世了！

夏先生是一位当代的词学大师，著作甚富，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集（校辑）》《唐宋词选》《龙川词编年校笺》《词林系年》《瞿髯词论集》《瞿髯词》等十余种，先后出版。

他对于传统词家的豪放、婉约两大派系，倾向于前者。豪放派一向以苏、辛并举，但夏先生于苏词常有微辞，说：“苏轼受《庄子》、佛家影响很深，其诗文常用豪放笔调来表达颓废的感情，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等就是显例。”对辛弃疾则推崇备至，说：“爱国思想是他一生创作的基调。他与苏轼并称‘苏辛’，但他的思想感情远较苏轼丰富伟大。他融会经史子集，创造出多样的风格，词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对于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英的词，说：“其词字面工丽，音律和谐，但喜用典故，词意晦涩。”张炎评吴词“如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是说吴词用典过多，词意隐晦，但“形式极美”（夏语）。朱彊村与夏谈及张炎这段话时，提出相反的看法。朱说：“七宝楼台，谁要他拆碎下来看！”但夏先生还是说：“吴文英词为‘七宝楼台’，徒有华美的形式而已，应用李白‘一拳椎碎黄鹤楼’的精神，来椎碎这七宝楼台。”夏先生论词及本人所作，都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出发点，故对秦柳派的婉约绮丽，姜夔提出的“清空”，清代浙派词人的“清丽”，都颇不以为然。夏先生本人的词作风格，大体上看，还是近于苏辛一派；尤其与后者，无论思想、气韵、风格，都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夏先生一生治词，词学的功夫深；《天风阁学词日记》所载，可见其治学（词）之勤、之艰辛（这里从略），因而所作，词才常被词学学力所掩。用事（典）有时太多，不免影响或妨碍了气势的流转，词意的晓畅和韵味的深远。其弊与吴文英颇有些近似，但内容迥然不同，是应该分别看待的。这些门外之谈，夏先生在九泉之下，或不以谬妄见责乎？

（《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45期） E26ewzQvuvy8BiECpExvXnYUDpjcXrEiamS4WvdXj7EGp5fWo24WDe2vDQdVpYg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