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词乐

夏承焘

夏承焘与夏敬观书（1930年9月15日）：夏间以拙作《白石歌曲考证叙例》《白石石帚辨》由榆生兄转呈乞政，承开诲一一，无任感荷。榆兄传先生语，谓宋词乐律来自外域，清人著作之牵附我国古乐者皆不足信。长者卓见，当较时流所云益加精辟，是《声律通考》译宋俗字谱之法，及《东塾集》驳凌次仲宋字谱出于郑译龟兹琵琶之说，皆为失当。（《声律通考》卷十译姜词旁谱法云：以朱子《琴律说》及《词源》考之，可由俗字而得当时字谱，由当时字谱而得其律吕。又以其宫调考之，可由律而得其宫商，又由宫商而得今工尺。如《扬州慢》首句“淮左名都”，其旁注 ，乃“六凡工尺”四字，即“黄清无南林”，为“羽，徵，变徵，角”四声，即今之“五，六，凡，工”也。此已不啻重译而通矣。《东塾集》卷四《复曹葛民书》驳凌次仲说云：今之字谱非宋之字谱，宋之字谱又非出于郑译，古籍具存，明明不可以假借。又云：澧之所谓通者，将使学者由今之字谱而识七声之名，又由七声有相隔相连而识十二律之位。识十二律而古之十二宫八十四调可识也。又由十二律四清声而识宋人十六字谱，识十六字谱而唐宋俗乐二十八调可识也。）特不知先生何以解《词源》上卷宋俗字配律吕诸节，岂玉田之说亦不可据，抑榆兄传语偶未尽耶？拙作《姜词考证》拟依东塾说译旁谱为今俗字，为此踌蹰不敢下笔。闻尊著《词调考源》阐发此旨甚详，而坊间又迟未出书，倘承略示绪论，一发鄙款乎？又拙著于《姜词校律》诸书止引方成培、戈载、凌次仲、郑文焯、戴长庚、陈澧、张文虎七家，见闻弇陋，定多未备，并乞写目赐示，尤极感祷。（《夏承焘日记全编》第四册，第2135—2136页）

夏承焘与赵尊岳书（1930年11月27日）：啸山校语果是彊老殊本，快慰无似。彊老藏本题钱启耐庵过录，似即蕙翁旧藏扬州知足知不足斋本，弟未寓目。彊老殊本中有史汇东注语数条，为他本所无者，即此本否？其书何时何人据何本刻，便中肯赐示一一乎？姜钞比世本多词三首，《越女镜心》第二首，《阳春白雪》作赵闻礼，《绝妙好词》《历代诗余》作楼采，显非石帚手笔。惟《月上海棠》难得确处，此词《钦定词谱》较尊钞“悄月上”句多一“悄”字，其他字句亦微有异同。《词谱》“姝丽”作“殊丽”，“美人”作“人面”，“辽韶光”作“遇韶光”，“日叹”作“自叹”。不敢妄改。啸山校语有显是尊钞偶误者，皆已代加是正。如 作“可”， 作“四”等字。姜钞不分自度曲、自制曲，甚合愚见。惟《杏花天影》《鬲溪梅令》《玉梅令》《醉吟商小品》《霓裳中序第一》诸首，每阕结拍皆作 ，与自度曲皆作 者不同。世本与自度曲分列，或有微意。姜钞惟此点可疑。尊见以为何如？郑大鹤校语数十条，姜钞次第暨尊跋凡例，皆已迻录拙作中，拙作之成颇承友好嘉惠，百朋之贶，馨香以谢矣。（杨传庆整理《夏承焘致赵尊岳书五通》，《词学》3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夏承焘与吴梅书（1930年10月22日）：承焘学词未久，比年时诣彊老请业，妄欲为白石歌曲作考证。初依《声律通考》重译旁谱之法，为注俗乐工尺。旋见张啸山答杜小舫书（《舒艺室尺牍偶存》），则以转译今谱为疑。坐此迟回不敢写定。闻先生能以今乐歌曲白石自度曲，富有创说，倘承不靳明诲乎？兹奉《白石歌曲考证叙例》乞教，粗具拙书崖略。昧于知音，而妄订姜谱，先生阅之，当咥其笑矣。（《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文献》1980年第3期）

夏承焘与龙榆生书（1930年11月27日）：暑间过高斋，承示汪憬吾先生所录陈东塾译白石《暗香谱》，虽心知其用《声律通考》译法，而匆匆寓目，未遑详辨。惟于其间有一字而沓用二工尺者，仍沿方成培、戈载之误，则深以为异。顷接读《词刊》，翻姜集细校，乃知其果用《通考》旧法，而不免疏牾。盖东塾未见善本姜词，又未遑比勘上下片异同，且不深信张文虎、戴长庚沓谱是拍号之说，故尚多罅隙也。《暗香》一谱，弟所见到东塾之疏，约有六端。有从陆钟辉刻本致误者，如“色”旁张奕枢本作 ，乃“工”下拍。依《通考》法，当译“上”拍。陈从陆本作久，译作“工”，非。“管”字对下片“萼”，乃“一”旁拍，当译“六”旁拍。陈从陆本作 ，译作“上”，非。“寄”旁张本作 ，盖“凡”字，应译“尺”，陈认陆本 为“上”字，译作“五”，非。此其一。有刻本不误，而陈氏误认者，如“几”旁各本皆作 ，明是“凡”字，应译“尺”，不当译“五”。此其二。有误连工尺与拍号为一字，致莫能辨识者，如“潮”旁、“手”旁皆“凡”旁拍，“风”旁、“萼”旁、“湖”旁皆“一”旁拍，当译“六”旁拍。“入”旁、“国”旁皆“工”拍，当译“上”拍。“碧”旁张本作 ，是“合”拍，应译“工”拍。“路”旁乃“凡”字，应译“尺”，陆本、朱本作 ，微讹。“树”旁张本是“合”字，应译“工”，陈谱十字阙疑，皆可据此补。此其三。有原谱本有拍号而陈译略去者，如“言”旁 应译“工”拍，“时”旁 应译“工”拍，“见”旁 应译“六”拍。此其四。有误以拍号为工尺，致一字有二工尺者，如“寒”旁 乃“合”下拍，“与”旁、“也”旁、“处”旁 皆“六”下拍，“疏”旁 亦“六”下拍，陈皆认拍号为“工”字，误译为“上”字。此其五，又此调“六”译“工”，则“合”当译“低工”。“五”译“凡”，则“四”当译“低凡”。陈谱概不分别。此其六。至若“寒”旁 ，上半明是“合”，应译“工”，今误译“上”。“与”旁 ，上半明是“六”，应译“工”，今亦误译“上”。此则由字形相似，传写貤谬，当非陈氏之讹矣。昔戴氏《律话》曾尽译白石十七谱，而亦以未见善本，颇多违牾。且止译宋代工尺，未尝翻为今谱。弟曩尝有意尽翻姜词为宋工尺、今工尺、十二律、七音四种谱，并比勘各刻本异同，定其从违，附为校记，顷校记已成，而未遑译谱，此间有友生陈君，颇喜从事，当嘱其译成奉教，或可附见于下期《词刊》耳。姜谱拍号未明，虽译成工尺，亦不能歌。陈氏《通考》谓可被管弦，殊不足信。又东塾译谱实无板眼，仅每句用底拍处注一“板”字而已。其圆圈处是断句，非歌谱中之中眼，今日瞿安先生书来，嘱转告吾兄，可于三期《词刊》申明此意。憬吾先生此谱，得于何许。东塾考谱之书，尚有未刊者否。便乞代询汪公，尤为盼祷。匆匆敬颂著安。弟夏承焘上。十月廿九日。近日写《重斠词源斠律》，于大鹤误说颇有诤辞。惟大鹤手批之《词源斠律》，弟未寓目，沪上可踪迹否？遐庵嘱写小词，兹奉七首，乞代转。查宽之书来问二期《词刊》及《词律斠笺》，望代一催。白石谱已译出二三曲，待嘱陈生译完十七曲再奉，前寄《旁谱辨校法》，二校由弟自校最佳，中有数字须斟酌也。（《词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33年12月）

夏承焘与吴梅书（1931年7月21日）：前奉尺敬，并拙作《姜词斠律》一册，计荷鉴正。客岁承诲，论及戴氏《律话》、谢氏《碎金》同出杜撰，不可依据。顷重翻戴书一过，其认姜谱沓字为拍号，在张孟彪之前，洵为白石功臣。惟论律好持唐人宫逐羽音及宫角相应诸说，笔舌甚繁。戈顺卿、郑叔问寄杀清声之说，自持甚坚。拙编因从戴、张主沓字是拍号，曾举郑氏《词源斠律》自相矛盾数处诘之，而不敢自信。究竟姜词有无寄煞之例，戈、郑之说是否可从？并乞明教。海内紫霞，今惟先生，故不嫌唐突，屡渎清闻，幸祈鉴其响往之诚！拙编如荷弁教，俾小山补亡之什，得山谷片言而增重，尤感祷无量矣。（《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文献》1980年第3期）

夏承焘与吴梅书（1931年7月31日）：手教及芜编先后奉到，载承开诲，以南曲证换头短句，考宋人歌词止守旧谱，定《秋宵吟》“悄”旁误字，皆足振发蒙暗。小节题拂，尤见长者掖诱盛意，感荷感荷。兹又举似二事，倘承鉴其响往之诚，重赐指诲耶？

（一）《扬州慢》“角”“药”二字，旁谱作 ，先生定为凡字，甚确。姜谱拍号不在管色谱下方，即在其右方，从无在左方者。大鹤以 为上字，以 为打号，左右误认，故有此讹。其“角”“药”两顿之说，自矜创获。今按谱中 字甚多，不皆在句脚。《扬州慢》“江”字“豆”字，亦注 ，而皆在句中，足见“渐黄昏”、“念桥边”二句，本作上三下四句，宋元人诸作可证。（惟《阳春白雪》郑觉一首上五下四，余皆不尔。）“角”、“药”本不必顿，大鹤谓须用入声，亦不足信，宋元人皆不拘也。（《律话》谓拍号在下者即今之底板在旁者即今之腰板，当否？）至拍号字，以校《词源》管色应指谱乃是折字，证以“清角吹”三字，旁谱作 ，“红药年”三字，作 ，与《越九歌》折字用法作夹折夹无折无者正合。姜词中如《鬲溪梅令》“浪粼粼”、“小横陈”二句，皆作 ，“何处寻”“啼一春”，皆作 ，《扬州慢》“驻初程”作用 ，“麦初青”作 ，“池乔木”作 ，“蒄词工”作 ，“赋深情”作 ，“桥仍在”作 ，“为谁生”作 ，其他三字句第一字与第三字同谱字者，全书共十余处，戴氏《律话》皆注为折字，谓即琴家之进复退复，“角”“药”旁谱 字，可依此定为凡折否耶？（戴氏所谱折字，皆在每句末三字之第二字，若《扬州慢》之“过春风”作 ，而在句中者，皆不注折，故于“角”“药”二字亦止注凡拍而不注折。按《越九歌》“高田莱芜”“高”字折在句首，知不拘在句末三字之第二字，戴说未融。唯白石折字法，谓折字以下字为准，故《越九歌》折字皆不再注旁谱，《律话》注“浪粼粼” 之 字为五折，“何处寻” 之 为一折，与白石说不合。但姜词三字句确有此种进退句法，又似不可抹杀，高见以为何如？）

（二）起调毕曲之说，议者不一。朱子记张功甫行在谱，以首章第一字为起调，谓如《关雎》之关，《葛覃》之葛。方仰松谓当归重起韵及两结，所谓起韵，当指全首之第一韵。今按之姜谱起调（与两结同谱字者）不尽在第一韵，如《霓裳中序第一》之“力”字，《长亭怨慢》之“户”字，《暗香》之“笛”字，《疏影》之“宿”字，及尊说《石湖仙》《秋宵吟》之“处”字、“悄”字，皆在第二韵或第三韵，与朱、方之说不合。是否南北宋乐纪不同？前人曾有何议论？凌次仲持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之说，以驳方氏，不过偏否？并乞一一赐教为荷。

拙编三稿粗具，平居不能自闲，偶一开卷，辄有补订，用是不敢写定，恐贻悔无穷。承先生允为作序，秋间当移出求正。斠律次序以依拙稿编年，不仍原次。（《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文献》1980年第3期）

夏承焘与吴梅书（1931年11月3日）：顷阅最近《东方杂志》载唐兰《白石道人歌曲考》一篇，复有数事请益者：唐君以姜谱与《词源》《事林广记》相校，认得 为尖一， 为尖上， 为尖尺， 为尖工， 为尖凡，谓姜谱作 ，同《词源》《事林广记》之作 。如尖一《词源》作 ，《事林广记》作 ，姜谱则作 。又云：尖一即下一，以下五《事林广记》称尖五可证。又以 为小住， 为大住。（谓《词源》大凡人乃大住之误，人即 之形误。） 为掣， 为折（皆同《词源》）， 为打， 为反， 为拽，（三字唐君创说，谓 为打省， 为反省， 为拽省。《说文》： ，拽也。）亦犹 为折旁斤省。用思甚新，似足补啸山诸人所未及。惟末段云：“近人皆言白石词谱无拍不可歌。”殊不知宋曲谱不必画拍，以一句为一拍也。白石《徵招》叙曰：“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徵调，故足成之。”今依其说寻之，《徵招》首二句曰：“潮回却过西陵浦，扁舟仅容居士。”与《齐天乐》首二句“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全同，则知两拍者特两句耳。又《词源·拍眼》篇云：“大曲《降黄龙花十六》当用十六拍”，此谓一曲前后用十六拍也。又云：“前衮中衮六字一拍，煞衮则三字一拍。”此则皆谓一句用字多少也。其余令、引、破、近之别，官拍、艳拍、大头、叠头之分，名目虽繁，然以句为拍，固可无疑。正如北曲之散拍，南曲之引子，此南北曲所有者，即宋时小唱之法所遗留者矣。

今案《拍眼》篇论慢曲，谓“拍有前九后十一，内有四艳拍”。是慢曲二十拍，除去四艳拍，得十六拍，依唐说每拍一句，则宋人慢曲皆以二十句或十六句为定式矣。今存慢词何尝尽尔。

又：《词源》谓引、近六均拍。考查今存《郭郎儿近》《隔浦莲近》等及名引名近之词，每片皆不止六句。《词源》谓“大曲《降黄龙花十六》当用十六拍”，《碧鸡漫志》谓《越调兰陵王》前后十六拍，皆未尝明言即十六句廿四拍。唐君据姜词孤证，即断定宋词即以句为拍，似于《词源》尚未详参。此与先生曩者赐书论姜词失拍之说不合，且关系宋词唱法甚大，望有以发我蒙也。

又：唐君以 为折字，按之姜谱与《越九歌》折字皆作进退格者皆不合，以 为大住，以句法论，亦嫌未安，并乞一决从违。（《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续完）》，《文献》1980年第4期）

夏承焘与吴梅书（1931年11月19日）：唐君引白石《徵招》序，谓宋词以一句为一拍，初以其不合《词源》为疑。顷间杂览得数事，似足为唐说之补证者，请举以求教：

（一）《破阵子》又名《十拍子》，全词恰十句。

（二）《碧鸡漫志》（四卷一页）谓：“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今《清真集》《越调兰陵王》正三段二十四句。《词谱》分为二十八句，盖连词中“隋堤上”“长亭路”二小句“谁惜”“凄恻”二句中韵而言。

唐宋词调，今可考见拍数者，若《六么》《花十八》前后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文叙子》有十拍；《长命女令》前七拍后九拍；皆见《碧鸡漫志》。《降黄龙花十六》，见《词源》，惜皆不传。传者惟前举二调最显著。唐君如能见此，足为其说张目。惟与《词源》《拍眼》节所说，终不尽合，先生神悟，当有以见诲也。

任中敏君解《词源》“引、近则用六均拍”为排句六拍，然按之“慢曲八均之拍”一语，则均字似不可作排句解，先生以为何如？

又：唐君认 为打， 为反， 为拽，被诸管笛，不知能否成腔？兹录唐君所译一词，乞为决此疑。此词乐大问题，海内解人，惟一先生，尚不厌为屡渎乎？

《词源》《讴曲要旨》“折拽悠悠带汉音”句“汉音”二字，郑氏《斠律》无达诂，亦乞明教。（《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续完）》，《文献》1980年第4期）

夏承焘与吴梅书（1931年12月6日）：奉廿六日手教，至感雅谊。以 为尖勾尖一为高一尖五为高五，匡唐君之误，允为确当。谓姜谱有节拍流拍，引陈旸《乐书》及南北曲歌法为证，尤甚明晰。焘按《事林广记》《遏云要诀》记唱赚之拍云：“入赚一字当一拍。”又云：“尾声总十二拍，第一句四拍，第二句五拍，第三句三拍煞，此一定不逾之法。”当时唱赚之法如此，则歌慢词当亦相差不远，合之《词源》记大曲《降黄龙花十六》及来教所考以诘唐君一句一拍之说，其不可信已炯无疑义矣。惟犹有二事，承焘未能释然者：

（一）先生以有节拍流拍解《兰陵王》《破阵子》之疑，是《词源》论慢曲所谓“前九后十一内有四艳拍”者，当以节拍、底拍合计，故慢词不必皆二十句，然越调《兰陵王》廿四拍二十四句，《破阵子》十拍十句，何以止计底拍，与前者异。此疑不破，则《词源》与王灼《碧鸡漫志》终不能相通。晚生假定一说，以为宋词拍眼，不但引、近、慢、曲、三台序子各种词体有各种不同之拍，即同为慢词，其拍亦各首不同，有止具底拍者，有兼有节拍者，故越调《兰陵王》《破阵子》之拍，与《词源》所记不同。《词源》所载，殆指普通者，不能尽宋词之各体，于其论拍号、小住不同白石旁谱可知也。此说无明据，特周旋《碧鸡漫志》与《词源》之间为此调停之论，先生以为何如？

（二）姜谱既备大小住打拽反折诸音谱，何以独于拍号而遗之？若云后人追写脱落，何以王骥德《曲律》载《乐府混成集》残谱亦无拍号？岂宋人词谱本无所用其拍号耶？并以承教于先生，（姜谱之力或作 ，即《词源》之小住力无疑。）《词源》谓“大顿小住当韵住”。今案姜词《淡黄柳》“寂”字，《暗香》“国”字，《疏影》“北”字，是当韵住。其《扬州慢》“昏”字，《淡黄柳》“单”字，则不但非韵，且非句脚。）望先生终有以发其蒙也。（《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续完）》，《文献》1980年第4期）

夏承焘与龙榆生书（1934年某月某日）：定白石词谱为琴声，始于清人刘富杰，近日许守白先生亦主此说。弟则不敢尽信，曾于《旁谱辨》中举数证献疑。客岁守白来书，谓姜谱或以琴声度之，而唱时可以箫管协，不必定用琴。此于其前说略有修正，亦较近事理矣。□□先生谓曾亲聆朱执信之尊人以琴叶姜词，能表其词情，甚为美听。《淡黄柳》一阕，尤极凄抑云云。此非不可信之事。缘凡歌曲可吹于管者，本可移弹于弦，其理无间于古今雅俗，（《碧鸡漫志》记《雨淋铃》曲，张野狐以觱篥吹，而元微之《琵琶歌》则云以琵琶弹。）但不可据此疑白石词谱是琴曲。今观其《角招序》云：“予每自度曲，吟洞箫。”《凄凉犯序》云：“以哑觱篥角吹之。”《湘月序》云：“于双调中吹之。”知白石制谱，确以管叶而不以弦。（宋人大抵皆用管叶词。《乐府指迷》所谓：“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不但白石如此也。）又其集内另有琴曲《古怨》一首，调弦法及字谱，与自度曲十七谱大异。十七谱之非琴曲，益可了然。姜词音节拍号，今尚难尽通。若于此根本一概未能明辨，则治丝益棼矣。（《与龙榆生论白石谱非琴曲书》，《词学季刊》第2卷第1号，1934年10月）

夏承焘与龙榆生书（1934年5月17日）：《白石词谱》一字一律，弟曩亦疑其不合当时燕乐歌法，（北宋元丰以前之庙堂大乐，亦以数音歌一字。见《宋史》杨杰议大乐。）晓湘先生谓：“白石依古乐制曲，其他词人决不如此。”此与守白先生“白石有意矫正俗乐，故用雅乐唱法”之说，若合符契。然宋代词谱，白石集外，今惟《曲律》载《乐府混成集》残谱五十余字，亦一字一律，与白石谱无异。知宋谱本皆如此，非由用古乐，吾兄所疑甚是。尊函又谓：“苟宋词亦一字数音，可以由乐工自由增减，何以《渔歌子》曲度不传。苏黄以《浣溪沙》《鹧鸪天》歌之，必依谱改定其句度。”此论尤为精到。弟意白石谱虽一字一律，而缠声赴拍，并非毫无缓急。缘箫笛有举指用气浅深轻重之殊，为应节迟速之用。《梦溪补笔谈》谓：“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此‘字’疑羡）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更有折声，唯合字无折一分折二分至于折七八分者。是皆举指有深浅，用气有轻重。”白石谱工尺之外，附 诸号。今虽未明其何者为敦，为掣，为折、住，然其间有一字当二字，一字折几分。如《笔谈》所说，则可无疑。故虽一字一律，以有此调剂，自可迟其声以媚箫笛也。（惟近日敦、掣、住、折诸号未明，若止依其工尺一字一音以叶箫笛，则必不美听。郑叔问自谓能歌白石词，朱棣垞以白石谱入琴，想皆臆定其节奏，未必真解住折诸号。）客岁唐立庵与弟论白石词拍，引白石《大乐议》“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谓“制谱以一律配一字，歌者永言，遂变为繁声。宋时画拍不如今日之详，故但以一律配一字，而任歌者为之疾徐繁简，如后世《纳书楹》之未点板眼焉”云云。弟曩信此说。顷得兄举《渔歌子》一证，知其论永言是也，谓任歌者为之疾徐繁简，犹为未当。若知敦、掣、住、折诸号，即疾徐繁简之准则，则宋词字音非任乐工自由增减，及白石谱一字一亦未尝不可歌之故，皆圆通无碍矣。（《再与龙榆生论白石词谱书》，《词学季刊》第2卷第1号，1934年10月）

夏承焘与吴梅书（1937年某月某日）：关于白石歌曲旁谱，另有一事乞教者，许守白先生近出《中国音乐小史》一书，有云：“或谓白石旁谱，皆属一字一音，宋人唱词之法，当是如此。愚细绎之而疑不尽然也。尝考白石历史，素以通雅乐名，著有《大乐议》，宁宗庆元中上书乞正雅乐，其歌曲冠以所作《越九歌》十篇，每字旁注黄钟律吕等字，附所作词，注工尺简字，均是雅乐唱法，含有矫正时俗之意味，似非宋燕乐之唱法也。白石旁谱所注，疑用琴曲歌辞法，故为一字一音者。琴曲歌辞，晋、唐皆有之，宋初词亦有协琴曲者，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谓东坡《醉翁吟》，崔闲以琴谱其声，遂为琴中绝妙是也。白石旁谱，当是有意矫俗而非随俗者，似不用宋燕乐法也。”词为琴声，近人刘凤叔曾有此说。凤叔谓：“词为琴声，一字一音，惟前后节用两合音。曲为笛声，一字或八九音，以其声之曲折也，故曰曲。”刘子庚尝叹为真知音者。今按宋人以洞箫、笛、哑觱栗、角和词，明见白石《角招》《莺声绕红楼》《凄凉犯》词序，谓用琴音似嫌未确。考白石论大乐，实反对一字一音。《宋史》载白石大乐曰：“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方仰松《词麈》谓此数语乃辟元丰间杨杰论大乐主“节其繁声以一律歌一言”之说，是白石论乐，乃不以一字一律为然者。

宋人歌词之必非一字一音，观《刘贡父诗话》所谓“近世乐府为繁声加重叠，谓之缠声，促数尤甚，固不容一唱三叹也”数语可知。

元丰三年，杨杰论大乐之失，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声未终，所谓乐不永言也”数语，北宋大乐尚如此，南宋燕乐可知。杨杰主“节其繁声，以一声歌一言”，具见《宋史》。白石谱一字一音，欲以雅乐歌法矫俗乐，或即从杰之说。其《大乐议》所谓“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正用杨语可见也。《词麈》（二）谓白石二语辟杨说似非。许公复列其平生，发兹妙解，允足定千载之疑矣。惟谓姜谱用琴曲引辞法，则窃疑为未妥。其云前后节用两合音，既误认谱中沓字之拍号为工尺，周济《词调选隽序》亦谓姜谱皆一字一音，其有曼声，亦两音而止，同误。至《越九歌》及自度曲之不用琴曲歌法，即据白石集亦可考得数证：（一）《越九歌》折字法“篪笛有折字，金石弦匏无折字，取同声字代之”。是《越九歌》有折字是用篪笛，而非弦音也。（二）《徵招》“再三推寻唐谱并琴弦法……然无清声，只可施之琴瑟，难入燕乐，故燕乐阙徽调”。《越九歌》及《词谱》皆用清声曲，是不可入琴瑟也。（三）《凄凉犯》“琴有凄凉调，假以为名”，云假以为名，则非琴曲可知。（四）《湘月》“予度此曲，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于双调中吹之”。云吹，知必箫管。（五）《角招》“予每自度曲，吟洞箫”。（六）《凄凉犯》“予归行都，以此曲示国工田正德，以哑觱栗角吹之，其韵极美”。凡此皆明言为管声，而非琴声，刘、许二公似未注意。许书八十六页谓姜谱笔划稍多者疑不止一字，即如今日曲谱以数工尺唱一字也。此与前说矛盾，亦失检点。（《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续完）》，《文献》1980年第4期）

夏承焘与吴梅书（1937年9月20日）：暑间奉拙作《旁谱辨》一册，计承察及。文中疏谬不少，《旁谱表》又多讹字，如勾作厶与合混，凡作 与掣混等，校对皆偶失察，幸先生督教之。兹复有一事就正者：宋词至元代何时始不可歌？此问题苦无明文可稽。玉田《词源·讴曲旨要》载歌法甚详，知当时此学尚未失坠。又王恽《秋涧乐府》记歌词之例甚多，如云“赋某调以歌之”，云“放声自歌”，“放歌数阕”，《鹧鸪天》题云“制《鹧鸪天》付乐妓李兰英歌以侑觞”，亦足证元初尚行此学。秋涧以后各词集便少此等题目。惟《秋涧集》中有《黑漆弩》《平湖乐》《绛都春》《乐府合欢曲》四调，皆是元曲。其《黑漆弩》题云：“词虽佳而曲名似未雅，倚其声歌之。”又一首题云：“曲山（人名）亦作言怀词，遂继韵戏赠。”《绛都春》题云：“仍以乐府《绛都春》歌之。”似秋涧实以歌词法歌曲，其称曲为词，或由不知此是曲体，故嫌《黑漆弩》调名未雅，又《南乡子》题云：“和干臣乐府《南乡子》南乐言怀”，以《南乡子》为南乐，似当时指词而言，以别于曲之北乐。据此，则元曲初起，实即用宋词唱法。故前人有以宋词为大乐，据此，则宋词唱法，至元蜕化为曲。可云蜕化，不可言失坠也。元曲歌法，至今失考。依此推之，仿佛可见其大略同《词源》所载矣。惟晚生曩作《姜词斠律》，于《满江红》词下采先生之说，定词曲歌法有悬殊之一点相矛盾。是否元曲前后唱法有异，抑鄙说二者必有一谬。倘承指诲，不胜感荷。（《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续完）》，《文献》1980年第4期）

夏承焘与夏敬观书（1941年11月23日）：前读《同声月刊》“宋法曲大曲索隐”一文，钩沉探赜，非先生不能为。敬佩敬佩！因念往见彊村翁作《 峰真隐大曲校记》谓大曲《柘枝舞歌头》及《柘枝令》皆缺文，有旁谱。焘检文澜阁库本《 峰真隐漫录》则并《柘枝舞歌头》及《柘枝令》二曲原文而阙之。彊村刊《 峰大曲》用史氏裔孙传录四库本校以缪艺风天一阁进呈底本，缪书今不知归何处。闻史氏刊本犹有流传。先生盍踪迹此书，一明大曲音谱情形，以为乐苑一快事。焘曾辗转托人寻觅，至今未获也。董绶经谓日本有《乐府混成集》，叶誉虎谓龙虎山道士藏宋词歌谱，先生曾闻其事否？（《夏敬观家藏尺牍》，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10—311页） eCj+f3CByQLAlGqDNv69W6/wsykWUofERMo2vcjBxxRvFrPZTndP0acz35ZRoQ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