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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与胡适书（1928年8月18日）：顷读大著《词选·词的起原》篇，名通之论，叹服无已。“词的音调里仍旧是有泛声的”一语，尤有先得吾心之快。词中衬字，出于泛声，而清初人词书，皆以虚字当之，谓实字不得借口为衬，如卓人月《词统》举“纵”字；沈天羽举“这”“那”“正”“个”等字；万红友且矢口不信衬字之说。承焘曩作《词有衬字考》时，未见大著，引方成培《词麈》及江顺诒《词学集成》诸说，证同一调中字数多寡不同，皆由于乐调有泛声，唱时可增减随意，以驳《词律》“又一体”之妄。愚者一得，据以自喜，不知大作已先发之（拙作亦引《思帝乡》调为证，暗合大作）。惟大著主长短句起于词人依曲拍为歌词，不信朱子“后来人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之说；拙作则仍从朱子、沈括、胡仔之说，且以诗、词、曲三者之递变皆与衬字有关。臆妄之见，知可通否。兹奉上数纸，祈多多赐教。
又大作以长短句词调起于中唐，引刘禹锡集中“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一语，证据甚强。顷翻得数说，可为尊见印证者：
（一）《蔡宽夫诗话》云：“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随声为长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诗，歌者取其词与和声相叠成章耳。予家有古《凉州》《伊州》辞，与今遍数悉同，而皆绝句也。岂非当时之辞为一时所称者，皆为歌人窃取，播之曲调乎？”
（二）《梦溪笔谈》云：“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缠声，亦其遗法。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
（三）《苕溪渔隐丛话》云：“唐初歌词，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者，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
三条皆足助证大作“初唐、盛唐乐府歌词都是五七六言绝律”之说。沈括、胡仔已言之明白如此，此说为必不可易矣。《词源》云：“古之乐章、乐府、乐曲，皆出于雅正，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此虽亦出自宋人，而概泛之语，不举实证，当不足翻前说。
尚有一事献疑者：大作谓“乐曲有调而无词，文人作歌词填进去，使此调因此更容易流行”，为唐人填词动机之一。王静安先生答先生第二书谓“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至李卫公而始依此调作词；旧有《菩萨蛮》曲调，至宣宗时始为其词，此说似非不可通”云云。大作考《教坊记》之结论，亦谓“我们绝对承认调早于词”。但鄙意以大作所谓“调早于词”，若指无名之调如《避暑录话》所记“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之“新腔”则可（“新腔”得柳词始有调名）。王先生谓开元《教坊记》中之《望江南》《菩萨蛮》曲调，至李卫公、宣宗时始有词，则窃不敢信。古人信有先制腔而后填词者，如杨元素先自制腔，而张子野、东坡填词实之，名《劝金船》；范石湖制腔，而姜尧章填词实之，名《玉梅令》等是（引方成培《词麈》）。然当有词以后，始得调名。一调之成，或先有词，或先有腔，而调名则当在有词之后。调名《菩萨蛮》，其初当有词咏女蛮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之状。《忆江南》本名《谢秋娘》，其初李德裕当有词咏其妾谢秋娘（据《乐府杂录》说）。亦犹张志和《渔父》“道渔家之事”，张子野《师师令》“赠妓李师师”。《乐府杂录》《碧鸡漫志》下逮杨慎调名原起之说，虽或不可尽信，而非尽不可信者。若徒有腔而无本意之词，则《菩萨蛮》《忆江南》之名何由来哉？（高似孙《唐乐曲谱·荔枝香》云：“贵妃生日，张乐长生殿，奏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荔枝香》。”此先有曲而后有名，然不能必其曲为徒有腔而无词。）故鄙意疑古调所谓“有谱无词”，若《齐东野语》所称“南宋时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具备，而有谱无词，实居其半”，其已有调名者，当是古有其词，而后亡之，非本无词者。大作及王先生所主“调早于词”，若谓已有调名之《忆江南》《菩萨蛮》亦皆词在调后，窃以为未安。臆测如是，客处僻左，无从翻书，谨以俟教于先生。（《夏承焘日记全编》第三册，第1835—18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