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西和县有仇池山,绝壁高险,下覆如壶,郦道元谓其“高二十余里,羊肠盘道,三十六回”,上又有平田百顷,能“煮土成盐”,甚宜隐者避世离居。玄宗朝有位淘气嗅了道中御果,致使所有橘子均缺一瓣的真人罗公远便曾在此间修行,故而仇池山在道家七十二福地中位列第五,算是小得仙缘的一方胜地。
乾元二年(759),杜甫以直谏遭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心灰意冷之下,他辞官西去,由关中而陇右、自秦州往成州,辗转三月终以南行入蜀。
或是想起了少年时与李白同行问道的岁月,也可能只是卖药生计所需,在秦州居住的这段时日,老杜沿洛峪水行道,探罢石龛山,特地也走了一趟仇池。在《秦州杂诗》里,我们很易看出他对此地的喜爱:
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
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
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
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道教名山等级森严:洞天直接仙山,福地则通洞天。“王屋山有小天,号曰小有天,周回一万里,三十六洞天之第一焉”,仇池作为直通王屋小有洞天的福地,对一个仕途失意的中年人来说,当是极好的万花筒。
穷途思隐。循着泉水仰见山端,想象其上平田屋舍,秀出白云,老杜难免生出架茅屋居长住此间的盼望——实则他在秦州所作《佳人》中那位“幽居在空谷”“日暮倚修竹”的女郎,也是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牵萝补茅屋”的日子。诗中“空谷”是否指向“仇池穴”尚未可知,然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老杜“长怀十九泉”后直思“送老”,伤遇之心也便自不难见。
在关中送友人韦十六入陇时,他曾有“受词太白脚,走马仇池头”之句酬答。太白即太乙山,距仇池尚数百里之遥,诗笔挥洒,似走马能至,然亲自行来,便不能作此神行。仇池山险,本难驰马,而此地本是氐人所据,山民剽悍,多以伐薪围猎为生,与幽谷佳人能靠婢女“卖珠”维持生计的想象也相去甚远。杜甫已过中年,不复少时雄健,挈妇将雏兼以百病缠身,这所茅屋自然也便很难搭在仇池山顶了。
后来他在成都盖起了自己的茅屋,虽无白云,却有水鸥堂燕,也足自安。只是出山水浊,以老杜心热,自更是难作真隐,这则是后话。而仇池,也便再次化为了一张轻飘的梦影,贴在了一代代诗人的旅窗上。
福地藏山,人间换世。及至北宋元祐六年(1091),仇池千里之外的颍州府衙内,失意外放的苏轼也在一场清睡里看到了它。许多年后,贬至惠州的他在《和陶桃花源并引》的小序中珍而重之地记录了这个梦:
予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畤(德麟)者曰:“公何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外知颍州原是苏轼避朝中排揎的权宜之解,故梦中官府与山川融融交见,是如吏隐。这本不是他第一次来颍州了:上一次来,是二十年前赴杭州任途中来颍探望恩师欧阳修。此时欧公早已作古,苏轼也已过知天命之年,思昔醉翁太守之乐,夜梦“山水有足乐者”自也不足为奇,所以记忆深刻,当只因梦中官府堂上榜书“仇池”二字。
依坡公自述,他做梦时本不知仇池是道家福地:他所记得的仇池只是氐人盘踞的蛮荒山林,至次日属官兼好友、颍州公事赵令畤引杜甫《秦州杂诗》告他仇池可为修道端居,能通王屋小有洞天,苏轼方觉此梦有了意义,也继而隐隐起了几分向道的兴头。
元祐七年(1092)春日,知颍州未及八个月,苏轼被转调去了扬州做知州。最早拜入苏门的晁补之此时恰在扬州做通判,闻说恩师来州,虽以属官不能出境,仍大喜投以一篇七古相迎。
苏轼心气虽减,才力仍健,疾笔即成次韵。就中有谓“避人聊复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幨”云云:自颍来扬,仍脱口即是瀛洲、青霞等道语,足见梦中仇池对他影响之大。
然坡公究竟不是李白。
升沉一世,他当然早知长生无稽,假梦通仙,到底不过是想为自己找个抬望时不至失焦的看头。于是用青莲笔法完成一个视角的小腾跃后,苏轼旋老老实实地还言“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蝴蝶翕翅般一个垂首,诗便看向了自己当下。
他想起了扬州的平山堂与欧阳修:“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如今我也是垂垂老矣,他日你想起我,该如我在扬州想起恩师一般无二。前人已逝,今人已老,这样的话实已将诗迫到了极低闷处,而苏轼却当然不会让后辈读到尴尬,于是诗腔微哽之后,他偏再次轻快地振起:“路傍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赖有风流贤别驾,犹堪十里卷春风。”
从空到实,自往而今,虽然万事转头乃空,但未转头时,他依然珍重眼前人事,愿意欢欢喜喜地回到当前的路上。“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篇末用杜郎旧典,虽亦有人事代谢的无奈,却也极见春风无恙、行乐及时的规劝,正宜作投门收束。此诗虽酬答作,要如此自如,却也是非要通彻如大苏方能的。
苏轼来扬州时身体本已很差,偏又赶上了灾年。因恐劳民伤财,他虽自知大煞风景,却还是命晁补之取消掉了扬州年年举办的“万花宴”,旋即迅速投身政务。直至与从岭南解官归来的表弟程之元重逢,苏轼方才稍稍匀出几分心神,小安逆旅生涯的劳顿。
程之元时任广南路转运使,是金部主客郎中,“参掌天下给纳之泉币”。他本是能吏,早年逢灾时,程之元与苏轼一在楚州,一在杭州,俱“活数万人”。程之元与苏轼不但是中表兄弟,也是莫逆知己。二人皆长身玉立,苏轼说在京中上朝时,因他与自己“皆寿骨贯耳”,站在后面的官员开玩笑说“不问而知其为中表”——为脑后一块骨头相似也能得意如此,足见他是真的喜爱这位表弟,什么偶然都愿靠到缘分上去。
早在上年赴颍州时他便曾写信给程之元相邀一聚(有《春中贴》至今仍存于故宫博物院中),两人原盘算能把京中的苏辙和曾任嘉州通判的堂兄苏子明一起拉来,此时来看却当已无望。然少胜于无,客途得一小聚,本足令人喜欢。为此,程之元也做了准备:苏轼自谪黄州便好集石,此番自岭南迢迢归来,他也就特为表兄带回了两块当地英石,并作诗以赠。
运石极难,亦颇耗资,而英石产于溪水之下,倒悬岩底,需极有经验的石工入水锯下,采集更为不易。两方石虽都不过尺把高,但从岭南一路携至扬州,程之元当然也是很费了一番心力。苏轼得之大是喜欢,即刻次韵:
岚薰瘴染却敷腴,
笑饮贪泉独继吴。
未欲连车收薏苡,
肯教沉网取珊瑚。
不知庾岭三年别,
收得曹溪一滴无。
但指庭前双柏石,
要予临老识方壶。
贪泉、继吴,指晋吴隐之饮贪泉而清操愈厉;人石互见,是赞程之元入险地而犹持身自守。连车、薏苡者,说马援以薏苡而死于人言,写机心之险。而沉网取珊瑚则言取石之难:义山《燕台》诗有“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句,谓虽有痴心,却下网都不知去何处打捞,相较观之,大苏此诗则见沾沾知遇之自得了。我们犹可在末句多着一分关注:方壶者,方丈仙山也。苏轼心思仍在梦中偶见的小有洞天、仙家福地,而这双岭南来的英石恰好有意无意地留储了道教的意象寄托,也正因此,苏轼很自然地想起了颍州的梦与赵令畤的解,当即为它们取名为仇池石。
他在《双石》的小序里记录了这段心思:“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为了显示自己与双石的默契,在这段小记里,苏轼特地模糊掉了赵令畤的提点,而将老杜诗据发于己口。
自《次韵诗》和《双石序》中看得出,初得二石,苏轼是将它们放置在了官署庭中(“但指庭前双柏石”),然不久即寻到一只盆子,埋沙汲水,种为案头清赏。所以将石命名仇池,或是因绿色石上“达于背”的孔穴很类道家洞天,更与《水经注》中记载里下覆如壶的仇池山有几分相似,究竟这盆石供对苏轼的意义已不完全在于一座小小的福地了:从《双石诗》中“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的想象里,我们不难看到太白《蜀道难》的影子。太白即太乙山,峨眉即峨眉峰,仇池本在长安赴蜀的路上,而出川日久的苏轼自外知颍州起一直心心念念的,本便长是带着妻子回乡告老。
知扬州几个月间,苏轼开始次韵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大苏朋友甚众,爱好亦广,生活更多有闲趣,但真正坐下来内省时,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的。
他其实并没有多么喜爱酒:二十首饮酒诗写下来,苏轼身心几都不曾真正地参与进来。酒之于他,似乎更多是一件得以模糊掉醉和醒、身与梦的介质,让他有能力将种种规范和坚持打碎、绞合,然后雾化,最终接受“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的自劝。
或者正因此,东坡饮酒诗多有种劝辩的口吻,令人乍然读来并不太觉愉快,甚至易于想起总喜欢絮絮叨叨给人讲道理的白居易。虽然他后来“东坡”之号正缘出于白,但苏轼与乐天并不相似。白居易的劝诫多属对外,这源自他自以为的通彻:居于无惑,方得度人,白居易自认为他想通了,可苏轼没有。
苏轼的劝辩往往是对己的。
他常常借着作诗抽身物外,并试图以释怀的姿态自我审视,再自我说服。诗中的第一人称只是一个不存在的理想人格:他捏塑出了一个通达而完满的苏轼,并极力地纵容他在诗中回过身去戏谑甚至刻薄尘世中那个可怜的自己。“吾事幸不谐”“人间本儿戏”,这些本不是苏轼的真心话,却是他希望自己能相信的话。他始终在寻找一个走向无惑的途径,但聪明人,最擅长制造的原本就是疑惑。
朝廷没有给他太多避居求退、与自己和解的时间。这年九月,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再次还朝。时在汴京任门下侍郎的苏辙极为高兴,奏请后特地出省来迎,苏轼也即在寄弟诗中自嘲“荒鸡号月未三更,客梦还家得俄顷。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既蒙重宣,那么前番两年余的还蜀归田之计当然又成泡影。
朝廷此番是打定主意要重用苏轼了。回京后,苏轼得诏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身兼两学士职,在当时也是极其罕见的恩遇,礼部尚书更是他一生所居的最高位。以此,苏轼很觉不安,先后上书请求外放越州或找个重难边郡知兵,均不受许,不得已,他只得打叠起精神,再奉天子了。
此来汴京,苏轼也特将一双仇池石带在身边,安置于京邸。京中故友甚多,《和陶桃花源并引》序中提过的工部侍郎王钦臣便是其中之一。正是在京中观赏这双英石时,他与苏轼闲谈起了自己出使时路经仇池的经历。
王钦臣曾任陕西转运使,藏书极丰,治学亦精,往来甘陇过杜甫行处亲往探证自不奇怪。他见过山上的平田百亩,见过山中的“九十九泉”(老杜只说有十九泉,不知王钦臣是如何补足的剩下八十泉),山外的“万山环之”,而想是读过了苏轼在扬州所作的《和陶饮酒》,王钦臣述说仇池时更特地补了一句“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之于苏轼,仇池本来只意味着梦中的一场道遁,一如归途上的一个地标,而他真正开始对这两块石头另眼相看,该正源于王钦臣闲谈间这一笔无意的回扫。仇池对他而言从此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了,而视他在京与好友钱勰、蒋之奇、王钦臣三人唱和作诗,就中一首便以《见和仇池》为题,共用了扬州《双石》的旧韵:
上穷非想亦非非,
下与风轮共一痴。
翠羽若知牛有角,
空瓶何必井之眉。
还朝暂接鹓鸾翼,
谢病行收麋鹿姿。
记取和诗三益友,
他年弭节过仇池。
诗虽由石始,却早已不滞于石。非想、非非想者,是《俱舍论》谓无色界之第四天,无粗想,亦非不想,是三界最高顶,实则与苏轼所谓“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甚为类似,仍是粉屑虚空,无可无不可的境界。出句高举如是,对句却兜头回转:“下与风轮共一痴。”苏轼此前有诗:“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晋书·天文志》云:“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风轮一痴,即虽心游物外,而身终不可脱出:心忘身痴,魂魄相违,此即东坡自承难处。
到颔联即实写其难了:孔雀逢觝,瓶居井眉,本皆不自量力而临危地的境地,而“若知”“何必”,则更易见他强烈的自省:苏虽慕陶,却并不似陶能坦然自承“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陶爱众生,能如无我,而苏爱众生,却必有我。陶渊明眼中世界是点状的,而苏轼的则是网:他既享受那些持久的羁绊,自便没有资格奢望能从中脱身。诗尾他与三人相约“他年弭节过仇池”,希望自己能如仇池石穴,自凿空明,从此藏身人海,块然吞吐而得以不受波澜,但这空明,仍与陶渊明的“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不同——陶渊明可以变为精卫,变为刑天(另有说法“刑天舞干戚”句实为“形夭无千岁”,此处取通行版本),但苏东坡只能是苏东坡,他即使同物,也只能勉力去变成一个无用的苏轼,而不是一只鸟,一朵花。
他不能纵舍自己的灵魂——大患有身,本就是苏轼学佛学道学儒都未能解决的问题,而这,也当是他宦海思退的真实原因。
既留京师,苏轼公务之余也便继续布置自己的仇池石,聊求相对得一寄托:“盛以高丽盆,藉以文登玉。”他换了一只来自高丽的大盆,又在双石之下散放了自己在登州捡来的白石。
我疑心高丽盆是钱勰所赠:钱勰与王钦臣都曾出使高丽,但王钦臣拘谨持重,并不喜欢买东西,倒是钱勰自高丽回京时,给许多京中好友都带了当地礼品,并附诗以赠——给张耒的是两把松扇,赠黄庭坚的除松扇外更有一支猩猩毛笔,黄称苏轼“爱其柔健可人意,每过予,书案下笔不能休”,常去蹭用。正因几个好友答赠间多方提及,加以主人的着意布置,这双取自岭南,却以甘陇仇池山为名的石头渐渐吸引了众多名流的注目,其中一位,即是苏轼的旧友王诜。
王诜原是驸马,然行多纵浪,曾为此得罪外放,至公主病卒前向皇兄神宗代为求恳方得召回。他擅绘工书,兼能诗文,尝召西园雅集,府内巨公才子,往来不绝。以财力甚巨,求索亦勤,王诜集聚了大量的前代法书名画,于物既痴,也则不免多有不择手段处。
米芾《书史》有一段毫不客气的记录:“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王诜常请米芾来家中临其藏帖后寻人做旧、以真品跋文拼连其后,再寻当朝公卿加跋,俨然便成真迹,以易以售,都是极好交易。米芾还曾说王诜曾借走他珍藏的《快雪时晴帖》,还回来时,“国老署及子美跋”已被剪去,很可能就用来贴到其他近临字画之后以高其价了。
除行家造赝外,王诜更广为人知的是其借阅不还的名声。米芾收藏的易元吉所绘鹳鹤图、苏轼所绘松竹石图,下场都是“晋卿借去不归”,而苏轼早年为王诜作《宝绘堂记》,当头亦言:“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劝他莫要对取物太过执着,这本即对其集藏劣迹点到为止的不以为然。
这次,王诜的手伸向了仇池石。
他一如惯例写诗相请,欲借仇池石一观,苏轼当即生出警觉。王诜是他多年旧友,“乌台诗案”时更是曾冒奇险向苏辙报信,终以此遭重罚,这样交情又只说借观,于情于理,苏轼不该不与。可累经赵令畤以梦解道、程之元千里转运、扬州和陶思归、王钦臣譬喻桃源,更兼置庭、汲水、埋盆、换盆、缀石种种劳作设计,这双仇池石之于苏轼,却也早已不只是一件可以物易的清玩之物。
它更近乎东坡躯壳的一部分外化:肉身不得自由时,则不妨任灵魂出入其中,以石中孔穴,涵养自己求而不得的归梦。大苏早年既谓章惇“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自己当然是不肯拼命的,而仇池如今既如发肤,他当然也不愿将之置于险地。
犹豫再三,苏轼先将一首诗送到了王诜府上。
题目把话挑得极明白:《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如是借,自不辞,如欲夺,丑话也说在前面。
诗中,他仔细描述了奇石的样子:“海石来珠浦,秀色如蛾绿。坡陀尺寸间,宛转陵峦足。连娟二华顶,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他所写的是那块绿色石,说它曲势蜿蜒,兼有穴中空,如道家福地云云,却全未提及另一块“正白可鉴”的白石。我道这是为来日预留后手之举:他打算即使出借,也只借绿石,而将白石藏在家中。如此万一王诜不还,便可借口叠景未完,持白石再去讨要。
诗中,他更交代了得石渊源:“殷勤峤南使,馈饷淮东牧。得之喜无寐,与汝交不渎。盛以高丽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气压三伏。”“峤南使”指程之元,“淮东牧”自是他自己了。不提中表却用官称,自是另一重心机:公务礼节,则不同于私授,不能完全视为物权转让,便更不宜轻易处置。后文高丽盆、文登玉者,苏轼也均一一加以注解,心思愈详,用意自也愈明:仇池石此刻已非天然,就中种种好处,都有主人的心血在,是以不能相让。
更后,他又用杜诗言明此石寄托着自己待老归田的梦想:“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又说王诜早年也遭过贬谪,看山不少,不必再为一座假山多费心思。(“风流贵公子,窜谪武当谷。见山应已厌,何事夺所欲。”)最终他更可怜巴巴地追了一句:“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留肯定也是留不住的,但希望你借走以后别再借别人看了,看完早些还我。
诗写得看似可怜,实则寸步不让:所有话都明堂堂地摆了出来,也封住了对方的所有后路,不稍作丝毫曲转。
可以想见王诜收到此诗是哭笑不得的。苏轼从未如此和他计较过东西,而他痴嗜本在书画,于集石也无多大兴致,此番借石,更可能是闻诗好奇,至多旨在研究皴法。但苏轼既直指他“意在于夺”,他也自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
王诜稍作考虑,也回了一首诗。诗已不传,但从苏轼的下一首诗题中不难看出,王诜反将了他一军,直说自己就是要这块石头了,让他看着办。
一件小事因东坡的如临大敌无由生出火药味,三个朋友也各自示诗表态:钱勰和王钦臣均认为不能送给王诜,而苏轼的同年蒋之奇却觉得不必为一块石头破坏人的交情——为此,苏轼显然还专门将他请来家中看了这块石头,促使蒋之奇改变了主意。再答诗时,苏轼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王诜执意要仇池石,便需以他珍藏的《韩幹散马图》来换。(“君家画可数,天骥纷相逐。风鬃掠原野,电尾捎涧谷。君如许相易,是亦我所欲。”)如谈交易,苏轼极力淡化了自己对仇池石的执着,然实则,此是将心比心告知王诜仇池石对于自己的意义。
诗中,苏轼将仇池石拟为女性,比作了自己的灵魂伴侣:“相如有家山,缥缈在眉绿。谁云千里远,寄此一颦足。平生锦绣肠,早岁藜苋腹。从教四壁空,未遣两峰蹙。”仇池石以其绿如眉,宛然已成了苏轼精神上的苏珊娜。“The buckwheat cake was in her mouth, the tear was in her eye”,对一个带着故园气息姑娘的遥望,足以支撑五弦琴游子的终生浪游。
不难看出,前文以马换石的提议也是在呼应他新加诸仇池石身上的女性特质。“相如虽老犹能赋,换马还应继二生”,爱妾换马,本是他惯以调侃友人喜新厌旧之典,如此用来,却是反语自抑,请王诜自度了。
“吾今况衰病,义不忘樵牧。逝将仇池石,归溯岷山渎。守子不贪宝,完我无瑕玉”。对于一个已经经历过人间诸多磨难的老人来说,家山的原风景本是多舛人生得以完满的归途,这样的请求,本不为过分。
从苏轼的第三首诗题看,将借观转为交易,再将交易付诸寄托后,王诜犹豫了。在他的犹豫下,老实持重的王钦臣退出了讨论,而钱勰与蒋之奇则再添了一把火:一个说索性全给了我,免得你们再起争执,一个说索性两件东西全砸掉吧。而自诗中打圆场样的结尾“三峨吾乡里,万马君部曲。卧云行归休,破贼见神速”,我们不难看出,一片起哄声里,王诜最终放弃了这次借观,也即索要。
他有他所不能割舍的东西,于是也理解了苏轼的执着。
许多人把这场仇池之争解读为苏轼口是心非的占有欲:毕竟他曾在诗文中那么多次强调造物无尽,告诫朋友不能“留意于物”,此时却用尽浑身解数去捍卫自己的物权,几乎放弃了一个文人应有的身段和体面。但我不尽以为然。
真正明白仇池石对苏轼的意义则会明白,苏轼对仇池石的守护,实则正在于他对心,而非对物的看重:作为书家,他喜欢钱勰送黄庭坚的猩猩毛笔,却只限于登门时借来用用;作为画家,他也喜欢韩幹的马,但仅止步于感叹题诗,直到这次被逼急了才在威胁王诜时拿出来一提。苏轼的喜欢,通常只流于随喜,因为他更看重的并不在对物的拥有,而是自己与物的关系,而他最终不愿让诸王诜的,本身就是这段关系。
当仇池石失去苏轼,它将彻底走出那个颍州午后的梦境,继而失去它的名字、它接连洞天的仙缘、避世平居的茅斋,甚至修眉曼睩的秀色——苏轼的梦之于王诜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仇池石在苏轼呵护下萌发的新蘖,将随着易主全部被剪断,这并不是物权的转移,而是生命的折损。
认清肉体不得不妥协于命数之后,后人又如何能怪罪苏轼对心的寄托,庄严得近乎偏执?
苏轼身宫属摩羯,故主多舛,虽近花甲,仕宦风波也远未结束。当了八个月礼部尚书后,同情旧党的太皇太后薨逝,他也随之被外放定州。绍圣元年(1094)四月,元祐党人遭到清算,苏轼被罢黜、剥夺官阶,调充英州太守,也成了第一位流落到岭南之外的京官。
而英州,恰是仇池石的来处。
狼狈的南迁途中,苏轼遇到了湖口人李正臣所藏的另一件尺把高的奇石,“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他极喜爱,想买来为仇池石作伴:仇池是桃源,九华则是行旅,二石一喻归隐,一喻迁谪,出入之间,俱在造化。
苏轼为此石取名“壶中九华”,诗言“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欲以费长房识壶中天地之眼,将自己南迁之苦袖入结界,不再萦绕心头。然因他本不擅理财,身边并无太多银钱,南行仓促,苏轼没能及时凑足所需百金便又需上路,这桩交易也不得不搁置下来。八年后,苏轼在人生最后一年重过湖口时得知“壶中九华”已为好事者取去,亦只得洒然一笑:“赖有铜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璁珑。”
梦中桃源,不妨常在方寸之内,而人生歧路,向来不在一壶之中。每一寸苦楚,都需肉身亲身经受,艰难捱过,那原不是心想得开了便能消卸的。
千辛万苦赶到英州,苏轼又接到更贬惠州的调令。但在仇池石的故里,他还是带儿子苏过到当地碧落洞走了一圈,“泉流下珠琲,乳盖交缦缨”,洞中奇石百态,自有仇池石所远不能及者,而他当然也已找不到原属于仇池石的锯痕。苏轼触目怆然,思及来日,无心为诗,倒是苏过知道父亲的心思,特作了一首《游英州碧落洞》记游:
千尺琅玕翠入云,
神仙已去洞仍存。
寒崖但见悬钟乳,
流水无穷泻石门。
未到朱明真洞府,
先看峡口小昆仑。
舍舟欲问桃源路,
安得渔人与共论。
方托神仙,更用桃源,在仇池石的故乡,苏过虽一言未及仇池,却字字都写在了老父心上。
许多年后,苏轼携着仇池石,死在了大赦回京的路上。终他余生,也再没能踏上返乡之路,亲眼去看一看那座仇池山到底是否真的适宜结庐终老。
苏轼的仇池终只有尺余,再也不能摇身长大,也永远不会幻灭于真实。
好友黄庭坚追挽寄诗:
有人夜半持山去,
顿觉浮岚暖翠空。
试问安排华屋处,
何如零落乱云中。
能回赵璧人安在,
已入南柯梦不通。
赖有霜钟难席卷,
袖椎来听响玲珑。
他用的是苏轼壶中九华诗韵,然自“浮岚暖翠”“能回赵璧”看,黄庭坚写的却显然是仇池石的故事。
庄子谓“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苏轼所私藏的山本是用以自藏——物我交缠,山河表里,诗中持此山而去的“有力者”,或者本来就是苏轼自己。他回归了天地,也带走了他的心蜕。
《尔雅》谓仇池之仇,是“匹也,合也”。人寿百年,人心亦尔,所栖所求,最终也不过是这样的一程相合相伴。失去了苏轼的仇池石或者还在人间,但它最终只能回归成两块普通的石头,一绿、一白,或为人所珍,或为人所弃(有说它后来被徽宗收入艮岳,随后金兵一火,散落民间),但这些,都已与苏轼不再有关。
仇池石的名字由来于一场梦,因此,也注定要这样消失在另一场更大的梦中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