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督学宗师薛公

先生自振古以来有数之人，负当今天下之望，其视学于浙，深以俗学时文为忧，悒悒不满。至如某小子，又时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顾独拔而取焉，以深奖而勤诱之。先生去浙，于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顾盼者，无不接踵于先生之门，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独于前年春，始谋一侍讲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溃寇萧显自松江走乍浦，大战海宁，关市戒严，乃复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于往来生徒过客中，无一不惓惓于某，且曰其令某来，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于先生，乃敢浅且薄如是也！

客有疑于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让子，其后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无疑先生终不满子而不敢往耶？” 恶，是何言也！此在世间校毫厘、分恩怨小丈夫斗气于其行伍者之所为，而岂所以语于师弟子者耶？语于师弟子且不可，而岂所以语于某与先生之师弟子者耶？己有过矣，而欲侥幸于不问；格有当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旧之循。某虽劣弟子，决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见人之有过矣，而果付于不问焉，于格有当破者矣，而惟旧之循焉，此非猎取宽大恬静之名，必模棱应故事以为得者。先生何等师也，而乃肯以是自处耶？而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让，其后又以朴疏以不羁而言诸人矣。至于崇本刊华，谈道论学，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无一生可与语，独庶几于某焉。其所谓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为制文梗时人之齿颊耳。即此则知先生以时俗待众人，而以不时不俗者待某，所谓“大将军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即使某诚小丈夫，诚于先生为寻常师弟子，亦不当有疑，不敢往事，而况某与先生之师子弟耶？恶，是何言也！

今世弟子远从于其师，非请教则候起居。大抵重在请教者久于留，重在候起居者速于去。然于此二事，亦有不亲往而托书者，则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于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处；亲往以候起居，则将速于去矣，不尽也；久于留以请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迟之数年而不亲往，又不敢托书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则又乘人之便，亦不过为候起居计耳。明年二三月间，纵不为请教计，必为候起居计，以一泄数年以来犬马瞻恋感激之衷。

今兹敢复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于某者，恐亦有蜚语入先生之耳，而某于他日面先生时，又不可先述于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钮常州公子之便，为先生预一道破之。噫，某诚犬马，至愚无知觉，至于先生，岂一日而忘之哉！

《徐文长三集》卷十六，明万历二十八年商浚刻本

点评

这是徐渭写给原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旂的一封书信。薛应旂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月任浙江提学副使（《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六），三十二年二月初调离浙江，回到家乡武进（《薛方山集》卷十一《浙江通志序》）。徐渭信中写自己“前年春”去拜访薛应旂，路遇萧显率领倭寇作乱，只能中途折返。萧显作乱发生在嘉靖三十二年四月（《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据此，这封信作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时徐渭三十五岁。

徐渭与薛应旂的交集发生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那年徐渭三十二岁，参加科试。按明清科举制度，科试由各省学政主持，生员必须通过科试才能参加乡试。时任浙江提学副使的薛应旂任主考官，评徐渭为第一，徐渭因此成为廪生，并获得乡试资格。同年秋，徐渭乡试落第。第二年春，前往武进拜谒薛应旂，路遇倭寇作乱，只得从杭州返回绍兴。在薛应旂赋闲在家的两年时间里，徐渭没有再去拜访过。有人就猜测，薛应旂对徐渭不满，没有让他通过乡试，徐渭心有怨恨，所以不去拜望。嘉靖三十四年，徐渭托钮琳给薛应旂带去此信，表明心意，洗脱嫌疑。

薛应旂为人耿直，礼部尚书唐龙称其“性过自执，学不徇人，疾恶如仇，去奸如脱”。正是这种正直的性格使他的仕途充满艰险。他在任考功司郎中时，负责南京官员的考察，因秉公办事而得罪严嵩，后屡遭其迫害，直至罢官。薛应旂在浙江任提学副使的两年多时间里，“矢心竭力”“士论颇协”，但因严嵩的诽谤，考察时置于“才力不及”之列（《薛方山集》卷二《疏稿》）。薛应旂在品评文章、选拔人才方面独具慧眼，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并称时文四大家，“其阅文所品题，百不失一”（《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黄宗羲亦称其“鉴识甚精”（《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在嘉靖三十四年陕西乡试中，从落选的考生卷中取中邹应龙。他对徐渭的评价也是精准的，将其比作“诗鬼”李贺，“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陶望龄《徐文长三集序》）。薛应旂将徐渭列为科试第一，对徐渭无疑是欣赏的。但他也不会庇护徐渭的缺点，曾不止一次批评过徐渭，对此徐渭没有怨言，承认自己有过错。徐渭“句句鬼语”“梗时人之齿颊”的文章，不入其他考官之眼，乡试落第，并不意外。薛应旂肯定徐渭的才华，但对其不合时宜的一面也很清楚，这很可能是他在徐渭乡试一关没有帮忙的原因。他在《浙江乡试录序》中言“狂狷固可进于中行”（《薛方山集》卷十），显然徐渭属于“狂狷”者，与“中行”的标准还有差距。对于乡试未被录取，徐渭肯定很失望，但知道与自己的文风有关，也不好怨薛应旂。至于说自己属于“格有当破者”，是真的认为如此，还是对薛应旂只好这么说，就难说了。他只能从积极的一面看待薛应旂对自己的态度，说薛应旂是以“不时不俗者”待他，全浙江独他一人可与之“谈道论学”。这封信写得坦荡自信、真挚感人。

徐渭称“明年（嘉靖三十五年）二三月间”再去拜见薛应旂，结果并未成行，因当时薛应旂已离开武进。薛应旂于嘉靖三十四年调任陕西鄜州兵备副使，三十五年罢官归，侨居南京，以避倭寇（见《薛方山集》卷四）《答华师鲁问》。嘉靖四十二年（1563），徐渭赴礼部尚书李春芳之召入京，途径江苏，拜访薛应旂，临别时作诗《将游金山寺，立马江浒，奉酬宗师薛公》（《徐文长三集》卷四）：“当年国士知，昨夕鸡黍会。十载并一朝，倏已成梦寐。”此时距离嘉靖三十一年受知于薛应旂，已过去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