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石洲论修府志书

夫蓬蒿在道，樵采不遗；美玉含山，献人再刖。渭每痛此，谓知己者难。顾今遭遇足下，岂敢隐匿？近闻江村老先生锐意修补郡志 ^[1] ，采访广大，科条精详。因取旧所谓志览观，乃知作者敷叙不经纶，综核无法度。使无填志事实，赖乎前闻之故，一过人目，便可付瓿上耳。夫前此郡公，岂不用心锐志，广收博访？其一时纂集之辈，岂不把毫濡墨，援采简编，丝寻缕对，流汗卷手者哉？所以不免盖瓿者，以作者无人，信耳目而真儒放失也。

夫事不患其不详，而患于无断；文不患其不衍，而患其不古。今积案盈厨，揭章试目，则中才皆无遗，以旧闻昭然而裁断不自己出也。至于宰割简繁，传序文采，求源根、肆评论之际，则百人无一焉。何者？言语一也，重颐缺齿、龋牙而扼喉吃吃者，其对人非不尽事实，与丹唇皓齿、嗓利而舌敏者自异矣。

天下事忌绝盛，唯德行文史弥焉。行于前而可毁于后，非上圣之行也；作于昔而改辙于今，非垂世之文也。故司马迁作《史记》，班固叙《汉书》，其诸传记，在于马者，班未之有易，所乖忤者，特数字数行之间耳。即今之修志，渭尚未尝闻其人若干，其名姓为某。然假令收十人，其重颐缺齿者非能尽删艾也，必丹唇皓齿、嗓利舌敏者亦一二人焉，居其中，使言话，不亦动观听哉？故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郑能用人材，各尽其长，四数不悔，况于莫大之府，为不朽之事，上有郡公之贤、台下诸公之哲，而可以苟且为哉？

士之有才者多耻于自媒。其荐焉者，或未尝专是门户，徒取诸耳目及有司校艺上下以为去留。夫志乃史事，此岂可以当今校艺进退人材哉？此所以十修葺而九不足观也。渭目睹诸公将举不朽之事，恐不免覆瓿之弊，惜旧所荐引之非材，故蹈自媒之行，欲举专是术者如某某等。敢劳转毂，登之府署，俾裨补放逸，少有可观。

昨谒横翁，以宾客满座，不可遽白。欲与台下面陈，伏闻畏暑戒客，又不敢进。以有降使取文之便，谨奉书问。还乞降命，一示可否，不胜幸甚。

《徐文长佚草》卷八，清初徐沁辑息耕堂抄本

点评

这是徐渭写给会稽县知县张鉴的书信。徐渭听闻绍兴知府沈有意重修《绍兴府志》，因而自荐参与。张鉴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任会稽知县（《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二《绍兴郡侯沈公祖清查田粮记》“乙巳南充张侯鉴来知会稽”），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一月升南京监察御史（《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二）。此信当写于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期间，时徐渭二十五至二十八岁。

信的开头即道明写这封信的原因：虽然“知己者难”，但如今遇到您，我就不敢“隐匿”，因而自荐。这是对收信人张鉴的恭维与肯定，相信他眼光独到，是知己者。接着切入正题，指出旧志论述无条理，考核无法度，毫无价值。而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所用非人，之前的修志者大都老迈不堪、笨嘴拙舌、没有文采、缺乏判断力。所以我推荐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位伶牙俐齿、年轻灵敏的专家，必能弥补旧志“放逸”的缺点，使新修的府志“少有可观”。

这封自荐信言辞尖锐、富有攻击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批判者形象。徐渭这种抹杀他人、目空一切的态度并不可取，给人狂妄的印象，容易引人反感，不利于达成自己的目的。

徐渭十八九岁写的自荐信《上提学副使张公书》，展现出的是一个踌躇满志、对未来有憧憬的年轻人形象，与这封自荐信给人的印象差异颇大。这或与徐渭这几年的经历有关。徐渭二十岁时，次兄徐潞病死。这年徐渭第一次参加乡试落第，同年入赘潘家。二十三岁第二次参加乡试，又名落孙山。二十五岁，长兄徐淮去世。两位兄长死后皆无子嗣，徐渭却因入赘潘家无法继承家产，官司失败，财产皆空。二十六岁，第三次乡试落第，是年爱妻潘氏亡故，年仅十九岁。这些变故与挫折让徐渭变得激愤、叛逆。

此次沈重修府志一事未成，万历年间由绍兴知府萧良干领衔重修、张元忭纂写，于万历十五年（1587）刊刻。万历二年（1574），张元忭推荐徐渭修《会稽县志》。当时徐渭已五十四岁，距离写这封信相隔了近三十年。徐渭仅花了六个月就完成《会稽县志》的重修工作，其修志才华终于得以施展。

[1] 江村老先生：沈（qǐ），字子由，人称江村先生，苏州府吴江（今属江苏）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北京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出为绍兴知府，升湖广按察副使。年七十八卒。著有《牧越议略》《吴江水利考》《家居稿》等。任绍兴知府的时间为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545—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