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提学副使张公书

渭闻之，贵贱之势，其相悬也，若太行、王屋之与归墟也。夫太行、王屋，其高也几天；而归墟之谷，其渊也测地。苟非盲瞍者睹之，皆知其为绝廓也。故凡士之贱者，其视尊贵而当轩冕也，若斧钺之加胸臆也，春冰之在巨津也，瞻顾盼而股栗，睹颜色而肉悸。非尊贵之故以威其下而□其颜也，势若此其悬也。嘻，士亦戚而卑哉。故遇其赏则佯狂者见珍于执政，大夫种是已；潜其声则居郑者没誉于君卿，列御寇是已。今渭无御寇之玄通，而明公之明达过于范蠡，故渭不以尊贵为畏而轻犯其下风。愿明公假之以容，款之以色，勿略其鄙贱，怜其菲谫之才，而后其狂悖之诛，俾得申其孤孽之苦，陈其履历之难，以观意向之所在。则蟠木朽株或可比于积苏，鱼目燕石庶几归于箧笥。非敢借口说为苟进之资，以翰墨为炫售之术也。

渭闻贫窭者，士之常也；时命者，士之几也；修身者，士之的也。故智士不语贫，达人不言命，庸众不期的。是以亢激节而树玄邈，尧舜不能臣；振清风而肆逃遁，文武不能粟。追其辙迹而拟诸后人，则自媒者当衾影而惭，奔竞者宜闭户而入。然当今之士，遇熙灏之辰而急进取之义，六甲未窥者以朱紫为周行，四书未阅者以官仕为标的。设若素居草莱而坐待哲人，则虽服闵、曾之行，抱左、陆之才，生则没身荆棘，与乔木同系，死则名逝道绝，长弃沟壑而不返，上既乖于汇征之义，下无以协白驹之遐心。兹伏生之老死，志士至今惜之。孟轲之徘徊七国，韩愈之趑趄相门，彼岂示□于人，抑将以劳为安哉？

渭也何人，敢言韩、孟？原其志意，未必无可取者。渭运时不辰，幼本孤独，先人尝拜别驾，生渭一岁而卒。有二兄，伯贾于外，仲远取贵州，至今充庠生。渭少嗜读书，志颇闳博，自有书契以来，务在通其概焉。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九岁成文章，便能发衍章句。君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此有识共闻，非敢指以为诳。十三岁老母终堂，变故寻□，丝棼缕叠，有非说所能尽者。五尺之躯，百事攸萃，志虽英锐，而业因事牵。家本伶仃就衰，而渭号托艺苑，不复生产作业。再试有司，辄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业坠绪危，有若棋卵，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萁豆相然，日夜旋顾，惟身与影。

尝观北溟之鱼，终亦南徙；扶桑之鸟，岂当垂翅？古人志在四方，故桑弧蓬矢，取诸广远。重耳奔窜而霸，马援牧边而达，奋名发迹，岂有拘方？激昂丈夫，焉能婆娑蓬蒿，终受制于人哉？遂诣父兄宗党，誓曰功名何处不取，复似今日形骸，不上此堂也。便欲往之贵州，从仲兄以希肄业发科，而徒手裸体，身无锱铢，去路修阻，危若登天。未尝通晓一艺，而欲致足万里之饔飧，不亦难哉？乞食于异域，委骨于他途，此所预定，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夫以伍员策士，志在报楚，犹吹埙而假食于蒲关；韩信壮夫，未遇汉王，尚垂钓而寄餐于漂母。有二贤之才，以当纷争之世，一时不遇，终日无资。况于某者，乏二贤之蕴抱，而无漂母之知人，虽使亦有之，岂能遇地尽同哉？步随情变，衣共体单，飘游云天，跼蹐霜月，进不能取功名以发舒怀抱，退则蒙诟当途，君子不齿，乡曲不由道，食其出誓，不为义人耳。比诸木偶，方以游芥，夫岂过哉？则虽自咋己指，戒辄既晚，悔之何追？徒取父老之侮，只为伯仲见侮之媒耳。何以竟己少时之志，以复见先人之庙耶？

愚以君子不蹈危地，哲人宜务先几。吾儒行事，当如用兵，一失其算，安可再振？遂使智逾黄帝，勇先贲、育，无所复施。况渭今日之事，犹宜敬慎而念此者也。是以犹务隐忍，寄旅北门，意在强为人师，以糊方寸。何期营营数旬，竟无一人与接者。流水既鼓，而钟期未缘；駃𫘨非驽，而方皋泯迹。刍米仆赁，无以为资。将击无鱼之歌，恐鲜孟尝之听；若欲闭门偃卧，不免袁安之狷。俯仰牵制，桎梏加躬，愤懑抑郁，若蹈汤火，五内怛然。窃计返家，则倏去忽来，若猿狙也。长江非遥，若隔秦楚。因兹不返，则馆帷壁立，仅存古书数十卷，旦无见援，夕当弃失。畏路阻而处饥困，避道乞而将操瓢，是犹恶影而居日，恶臭而闻庖也。是故每至终夜，淡焉寂寥，起舞而为歌曰：“鸿鹄兮高飞，昔时渡江兮何时能归？亡绝四海兮羽翼未舒，中路阻险兮当复谁依？”慷慨三四，不觉泪下。悲哉悲哉！事未易为俗人言也。

伏睹明公鹏迹霞骞，丰采玉立，德参天地，文协典谟，因将以齐足三代，而卓荦于虞夏者也。是故四绝之称，见许当道，一代之士，仰为宗师。灵珠在室，四隅煌然，语以欧、胡，未能尽善。士之闻謦咳者，奕奕然出冥室而观日月，去污渎而浮江湖。譬诸钧天广乐，悬于虞庭，而伶官俳优，快呈其响。故巴人郢客，忭舞雀跃，鸢鱼蝼蚁，翕翼俯首。何者？以明公为人物之橐籥，文章之钤键，足登龙门，声逾珠玉。此怀粟缕之技者，悉皆攘臂；耿剑隙之明者，亦愿发辉光。虽知染淬之色未合玄黄，桑间之音难应风雅，所在大雅含弘，君子矜悯也。

况渭遭此荼毒，旅于穷途，盖将洒泪旋车，比于阮生者也。为人木强块崛，不能希声钓望，既寡淳于、仲连之荐，终鲜叔牙、得意之交，狼狈偃蹇，安所施计？一不火 ^[1] ，胡能生活？尚恐救死不赡，奚暇役志诗书？虽明敏若颜、端，经济若董、贾，文章若班、马，授以广成、羡门之诀，投以岐伯、卢扁之术，终当捐骸，岂有过补？生无以建立奇绝，死当含无穷之恨耳。故曹沫、聂政无三尺之剑，则不如农夫之处陇亩。蛟龙处木，不若狐狸；骐骥处水，不若跛鳖。士而无资，何以异此？每念于斯，未尝不掷卷投札、流汗至踵也。

伏冀明公悯其始终历涉之艰难，谅其进退患难之危迫，怜其疏鄙之才，援其今日无资之困。请假晷刻，试其短长，指掌之间，万言可就。或者才有可观，物非终弃，则愿挈之枯涸，置以清波，俾得饭茹糗粝，虽云驽蹇，尚奋驰驱。不过期月，则书生之学可通；假以三年，则道理之堂可造。语文章则跨制两汉，语尽性则驾轶四儒。此亦学者之志愿能事，岂敢夸张虚说以炫耀大人哉！

夫信陵、春申，战国之鄙夫也，且致客数千而名流后世。飞剑跃舞，小人之技也，亦能见悦元君而赏以百金。渭虽寒贱，岂直剑舞之士哉！愿明公进而教之，则二君不足数，而皋、夔易为也。明公岂靳毫发之劳，使才士沉沦朽没，不得仰首信眉、激昂当世也！昔荆轲、豫让，行若屠贩，一感国士之遇，思报其主而不可解，遂至于殉身而不可化。中流之龟，北溟之鱼，灵岂多于人哉？乃能报珠而浮渡。渭颇读诗书，亦知大义，岂同负贩，有异鱼虫，使一辱英盼，九死甘心。第恐天地无穷，徒怀衷悃耳。

渭又闻河海纳流，百川归潦，一人悯士，四方翘首。谅明公观于超旷之道，必不以疏远见拒。故敢述其始末，托书自陈。万一因其昏愚，加以摈斥，则有负石投渊、入坑自焚耳。乌能俯首匍匐，偷活苟生，为学士之废弃、儒行之瑕摘乎！惟明公其生死之。渭恐惧顿首。

《徐文长佚草》卷八，清初徐沁辑息耕堂抄本

点评

这是徐渭写给浙江按察司副使张岳的自荐书。张岳于嘉靖十七年（1538）八月由广东廉州知府升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十八年十二月升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明世宗实录》卷二百十五、卷二百三十二）。由此可知，徐渭上书的时间当为嘉靖十七年八月至十八年十二月期间，时徐渭年十八至十九。

徐渭虽然在年少时就聪明出众，受到地方长官的赏识，但他在考科举的道路上却一再受挫。第一次参加选拔秀才的童试没有考中，第二次又因“不合规寸”而未被录取。未能考取秀才使徐渭的生活陷入窘迫的境地，一方面要为生计发愁，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父兄宗党的施压。徐渭曾想过远赴贵州，跟随仲兄徐潞一起应试，无奈路途遥远，缺少盘缠。后来徐渭离开家乡，到了杭州，“寄旅北门”，设帐授徒，可惜数月无人问津。此时徐渭进退维谷：若是返家，则受侮于宗党；若是留下，则衣食无着。正是在这种困顿的情况下，徐渭给张岳上书，期望有一个复试的机会。

要达到复试的目的，首先要以才服人，让张岳感叹自己的才华被埋没，惜其不遇。要使提学副使相信在童试中落败的考生有才华，就不能谦卑自抑，必须最大可能地展示自己的才气。对本身处于低位的人来说，谦恭只会让他人更加忽视自身的存在。换句话说，此时的徐渭是没有资本谦恭的。所以徐渭毫不吝啬地夸耀自己才华过人，“假以三年，则道理之堂可造。语文章则跨制两汉，语尽性则驾轶四儒”；同时运用大量典故和对偶，使整篇文章文采斐然。

其次要以情动人，让张岳同情自己的遭遇，怜其不幸。先从自己身世说起，“幼本孤独”，父亲“生渭一岁而卒”，“十三岁老母终堂”，两位兄长都在外地，孤苦伶仃。但一味卖惨只会使人厌烦，在逆境中奋发向上才能得人青目。“激昂丈夫，焉能婆娑蓬蒿，终受制于人哉？”透露出不受命运摆布的志气，才让人动容。

最后还要以辞悦人，让张岳乐意当伯乐，助其成事。张岳可称得上是一代英才，他为人正直敢言，正德朝因谏阻武宗南巡被贬，嘉靖朝又因得罪张璁、严嵩被贬；他还是一位胸怀韬略的将领，多次平定叛乱；一生好学不倦，工于文章，虽戎马倥偬，却著述宏富。但“鹏迹霞骞，丰采玉立，德参天地，文协典谟，因将以齐足三代，而卓荦于虞夏者也”等等，实属过誉之词。

徐渭这封书信在很大程度上模仿李白的《与韩荆州书》。两者有明显相似之处：作为自荐信，都无过多谦抑之词，相反作者对自己的才气都相当自负；都通过用典以彰显自身才华，通过吹捧以取悦对方。甚至连措辞都很接近，如二人对收信人的奉承之词：李白奉承荆州长史韩朝宗“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徐渭吹捧张岳“德参天地，文协典谟”“为人物之橐籥，文章之钤键”。再如二人夸赞自己才思敏捷，李白声称“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徐渭则言“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两者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徐渭自我介绍时多了份危苦之气，不如李白豪气干云。徐渭之文胜在情感动人，不管是哀叹自己身世遭遇流露的凄苦之情，还是为自己怀才不遇鸣不平流露的激愤之情，都倾注了徐渭强烈的情感。因此在文势上，《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迂回往复、引人共鸣，而《与韩荆州书》则更恣肆纵横、气势凌云。

张岳看过徐渭的书信后，曾召其面试（见《徐文长佚草》卷八《上萧宪副书》）。面试后，张岳是否向人推荐过徐渭，尚不能确定。张岳于嘉靖十八年（1539）十二月升为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因此徐渭上书的时间不会迟于嘉靖十八年十二月。而据徐渭自著《畸谱》载“二十岁，庚子，渭进山阴学诸生，得应乡科”，则他中秀才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与上书时间至少相距几个月，甚至更长。且《畸谱》对此次上书只字未提，徐渭自编的三个诗文集也不收此信。如果张岳在面试后直接录取徐渭为秀才，对这样重大的事件，照理徐渭不会只字不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徐渭就考取秀才一事，不止一次提到山阴知县方廷玺。《徐文长逸稿》卷二十二《方山阴公墓表》载“公（方廷玺）又谬器别之，从臾令籍泮为诸生”，写自己得到方廷玺赏识，受其鼓励，后来考中秀才。《徐文长三集》卷七《送方阜民公子还歙》题下自注：“方阜民尊公知山阴，渭始籍诸生，提调师也。”指明方廷玺是自己秀才录取考试的“提调师”。据上分析，尚不能断言徐渭考取秀才与此次上书直接相关。

[1] （bū）：申时吃的饭食，即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