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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贻先生（1939—1989），号旻盦（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朴学斋、仪二王斋（“二王”指王念孙、王引之）、冷凳斋。1939年1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碑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先后就读于当地小学和张店市初级中学、济南市第三中学，讷言敏行，沉静好学，成绩优秀，而尤以语文为最。1957年至1961年就读于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名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分配在语言文学研究室，给姜亮夫先生当助手，至1965年秋季“四清”运动止。“文化大革命”后调中文系任教。1979年被评为讲师，198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核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是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1989年1月10日因病逝世，年仅五十岁。著作《训诂丛稿》、《训诂学》、《敦煌变文集校议》（与张涌泉、黄征合著），以及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旻盦文存》上中下三编，2002年5月已汇集为四卷本的《郭在贻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大学毕业后，在姜老的引导下，先生没有急于述作，而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当时他读书的重点是语言文字学，旁及历史、哲学、文学，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他专攻的对象。后来先生回忆说：“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我从头到尾读过三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笔点读过一遍，然后又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浮签，用一句套话来说，可谓‘丹黄烂然’了。”
这段时间的读书生活，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而又宽博的基础。他的处女作是1978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上的《〈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等5篇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说文段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文化大革命”十年，举国板荡，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先生凭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超然物外，仍一意沉潜于书卷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读书生活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转而进行专门性的研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楚辞》。自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而下，前人对《楚辞》已进行了反复深入的研究，有关的著述不下数百种，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明，谈何容易！但先生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在研读了数以百计的《楚辞》论著的基础上，他凭着扎实的古汉语和古文献方面的功底，精思博辨，写成了《楚辞解诂》一文，对《楚辞》中的一些聚讼纷纭、向无定论的疑难词语进行了类似破译密码的考释工作。如考证“九约”即“纠钥”，“志度”即“跮踱”，“雷渊”即“回渊”，等等，莫不洞见幽微，得其本真。他还写了《近六十年来的楚辞研究》《楚辞要籍述评》等论文，对《楚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宏观的评述。文章论述全面、评议得当，反映出一位深有造诣的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此外，他还写了《〈汉书〉札记》《〈论衡〉札记》《古汉语词义札记》等论文，对《史记》《汉书》《论衡》中的一些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亦皆精审，多发人所未发。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先生的学术活动也跨入了新的阶段。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熏陶下，他的学术研究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从汉代经师到清代鸿儒，传统的训诂学在先秦两汉典籍的训释方面无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对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工作，却不曾很好地做过。这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文字训诂之学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从1979年在《中国语文》刊发《古汉语词义札记（二）》一文开始，先生继踵张相与蒋礼鸿诸前辈之后，对汉魏六朝以来文献中的大量“字面生涩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方俗语词进行了考释，先后发表的有关论文多达40余篇。这些论文，思致绵密，征引详赡，结论多可信从。诸如杜甫《彭衙行》的“咬”字，白居易《琵琶行》的“滩”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何许人”，长期以来以讹传讹，未得确诂，一经先生点破，便有雾解冰释之妙。在俗语词研究中，先生既汲取了前辈学者经常使用的归纳类比的训释方法，又善于把俗语词研究和文字校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如他考释王梵志诗中的“蛆姡”一词，便是从文字校勘入手，指出“蛆”即“怚”的假借字，而“姡”则即“妒”的俗体字，破除了字形的迷障，“蛆姡”的意义也就豁然开解了。先生还善于将俗语词考释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追本溯源，求其会通。他非常注意观察那些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努力探寻揭示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唐诗中的反训词》《杜诗异文释例》《唐诗异文释例》诸文，都是如此。为了促进俗语词研究工作的开展，先生还从理论上对俗语词研究的特点与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先后写了《俗语词研究与古籍整理》《俗语词研究概述》等论文。在1986年出版的《训诂学》一书中，更把汉魏六朝以来的方俗语词研究辟为专章，对俗语词研究的意义、历史和现状、材料、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堪称俗语词理论的奠基之作。日本学者佐藤晴彦教授指出：“郭在贻氏前年出版的《训诂丛稿》，以其踏实的工作方法而引人注目。这次的《训诂学》也是非常独特的。直截了当地提出俗语词问题并辟为一章，通过丰富的例证来强调说明俗语词的研究成果对于正确地理解文句是多么的重要，恐怕还是从本书开始的吧。在传统的色彩极其浓厚的训诂学的世界里，只有郭著这样说并且付诸实践，这是很不简单的啊！”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旧的训诂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其主要目的是为经学服务的。过去的一些训诂学著作也往往言必称九经三传，摆脱不开为经学服务的老框子。所以如何加强训诂学的实用性，是摆在今天的训诂学家面前的一大任务。先生在训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十分注重训诂的实用性，撰写了《训诂学与语文教学》《训诂学与辞书编纂》《漫谈古书的注释》等一系列论文，努力使艰深的训诂之学同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以及大中学校的语文教学挂起钩来。在《训诂学》一书中，“实用性”更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书中所揭示的训诂学的作用，极具说服力；所概括的训诂方法，又切实可行。现在许多高等学校把郭著《训诂学》作为教材，良非偶然。
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开始把研攻的重点放到敦煌文献语言文字上来。敦煌文献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史的面貌，也为方俗语词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敦煌文献中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券契等文书，保存着大量的口语资料，它们对于考察宋元白话之沿溯，对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959年，蒋礼鸿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考释了一大批变文中的方俗语词。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复不少，而且蒋书只限于变文，考释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和必要。所以在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俗语词研究的同时，先生注意到了敦煌文献中的俗文学作品，先后发表了《唐代白话诗释词》《王梵志诗校释拾补》《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王梵志诗汇校》等一系列论文。在敦煌文献方俗语词考释的过程中，先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敦煌俗文学作品的作者或抄写者，多数水平不高，写本中字形讹误很多，这些作品中丰富的方俗语词往往是通过俗字别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一些前辈学者在整理敦煌文献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对俗字、俗语词给予足够的注意，整理工作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疏漏，从而也给方俗语词考释工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敦煌文献中的俗语词研究要取得长足的进展，必须从俗字研究和文书校理入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1987年开始，先生和他的学生张涌泉、黄征合作，开始了“敦煌学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吐鲁番俗字典》）的撰著工作。1989年底，“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大致定稿。该书依据敦煌写本原卷，校正了《敦煌变文集》的大量校录错误。以俗治俗，注重俗字、俗语词之考释，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确非自夸之语。
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每立一义，必胪举大量本证、旁证，穷原竟委，不为空疏皮傅之说。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先生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归纳为四点：1.读书要博，研究要精。他认为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猎一些，这对于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大有益处。但对研究工作来说，则必须专精，切忌博杂；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比如搞训诂的，对几种小学名著，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二种，然后由点及面，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广开去。2.方法要讲究，学风更重要。他大力倡导去华崇实的学风，提出“务平实、忌好奇，重证据、戒臆断，宁阙疑、勿强解”的训诂态度，并且身体力行。3.做学问要重创造，贵发明。他崇尚清代皖派学者的发明创造精神，反对粗制滥造、雷同剿袭。他写《楚辞解诂》一文，先后凡七易其稿，参考的书有近百种，历时近十载，而所得不过一篇万把字的论文，其由即在乎此。4.做学问要刊落声华，甘于寂寞。他认为读书人既要耐得起苦，能于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乐趣，又要自觉抵御外界名与利的诱惑，始终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学术。正是以“甘于寂寞”自励，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座右铭，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能闭门读书，潜心著述，诚可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姜老为先生手书《橘颂》语）。
先生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和瞩目。香港《大公报》两度载文评价赞誉《训诂丛稿》，《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语文导报》等报刊也多次载文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主持撰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王力语言学奖；他的论文《楚辞解诂》《唐代白话诗释词》获中国社科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训诂丛稿》一书获国家教委首届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和浙江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关《说文》学、敦煌学、训诂学的论著连续三次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无愧于“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崇高荣誉。
先生为人谦虚谨慎，待人热情坦诚；他不慕荣利，一生清贫。先生手书压在书房台板底下的“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语出《南史》），正是他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先生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不但每学期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还不辞辛劳地亲赴地县为函授学员讲课，满腔热情地为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青年朋友看稿审稿。为教学、为科研，先生竭尽了毕生的精力。
1989年1月10日，万恶的癌细胞夺去先生年轻的生命。他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五十周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原载《汉语史学报》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题《郭在贻先生传略》，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