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云从师对我的关怀

尊敬的云从师离开我们已经三个多月了，回忆先生生前对我的教育和关怀，心里就感到无限的哀痛，令人悲泪难已。

蒋礼鸿先生对我的教育是从我进大学时开始的。1978年初，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我有幸跨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大门。入校不久，祝鸿熹师和郭在贻师为我们讲授古代汉语课，他们在讲课时不时提到云从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及其他一些著述，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勾起了我这个古汉语爱好者的景仰之情，并渴望有一天能亲聆这位语言大师的教诲。机会终于来了，大三后，选修课有一门“目录学与工具书”，任课老师正是我仰慕已久的云从先生。当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修了这门课。先生讲课极富条理，一字一板，娓娓道来，生动而有趣。先生十分重视基础知识的掌握，他强调治学要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但我当时已热衷于所谓“著述”，先生的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并没有认真听进去。期末考试，只有一道题，就是写出一些字的四角号码。对此，我重视不够，缺少准备，一时手忙脚乱，胡乱标注一通，成绩之糟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后，我上先生家，先生问明原因，并没有多加责备，而是破例允许我补考一次。这使我既惭愧又感激。今天，我能熟练地使用四角号码翻检工具书，就是得益于先生当时对我的教育。后来，当我自己站在讲台上，常要求学生能够运用四角号码检字法，也是基于这一师承。

接受之前的教训，我开始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大学毕业前的一个学期，我和计伟强、郑良根同学在云从师的指导下撰写题为《〈太平广记〉引书考》的毕业论文，和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先生不但为我们指出论文的具体写法，还一一列出参考书的详目。当我们碰到困难时，他老人家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悉心指导。因撰写这篇论文，我们查考了大量的史志笔记，增长了许多文献学方面的知识。这篇长达五六万字的论文在先生的指导、修改下完成后，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为“功德无量”云云，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先生成就卓著，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却从不摆什么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大三以后，我常常写一点“札记”“商榷”性的文章，诸如《对〈唐诗选〉的几点意见》 《〈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注释商榷》 《评〈小说词语汇释〉》 《〈辞源〉修订本商榷》 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像样的“论文”，当时先生都仔细看过，并且丹黄杂下，几乎每页上都留下了先生红笔或蓝笔楷书的批注。这些批注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改正错字错句；2.指明内容正误，补充资料；3.指示写作方法。如《评〈小说词语汇释〉》原稿上有这样一段话：

（该书）有些条目存在着重复的情况，如“统口”，《汇释》又另立“不统口”条，而后者只不过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否定副词而已，实在用不着慷慨笔墨。

先生改“慷慨”为“多花”，又另加浮签写道：

“慷慨”二字语近挖苦，评论人家的东西宜表现得忠厚谦和，此二字不宜用。

又如先生在《〈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注释商榷》一文前批道：

颇多见解。

文章要写得简明。此稿当须加以删削，尤其不要批评及于二书之外。

对《〈辞源〉修订本商榷》一文，先生提出了两整页的修改意见，又用红笔批道：

以后望注意好好把文章写得简洁，这是要花工夫的！

《对〈唐诗选〉的几点意见》一文原稿中有这样一条：

陈子昂《感遇》诗之十九：“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唐诗选》注：“鬼工”两句的意思是：“即使真有鬼神供役使，这样奢侈尚且不可，何况全用人工，如何能不把民力用尽呢？”

按：注者径以“不可”来释“未可”，意未惬。笔者以为“可”当训作易，“未可”即不易，句意谓如此奢侈（即“云构”两句意）鬼工尚不易作成，何况全用人工，民力岂能存乎？“可”有“易”义，如曹植《朔风》诗：“千仞易陟，天阻可越。”萧统《相逢狭路间》诗：“君居在城北，可寻复易知。”杜甫《破船》诗：“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均“可”“易”互文，足以为证 。又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又《夏夜叹》诗：“永日不可暮，炎蒸毒中肠。”二“可”也是易义。

先生加浮签注云：

这一条，你的意见是对的。《文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且夫邛笮西夷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李善注：“不可，犹不堪也。以其不堪为用，故弃之也。”“不可”就是“不堪”，则“未可”就是“未堪”。陈诗的“堪”是吃得消的意思，“未堪”就是未能吃得消，也就是吃不消。以上意思可考虑加入。

但这个注解还有一个问题，即用典问题。好的注本如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徐朔方先生的《牡丹亭》，都把文学作品的用典注出来，这样做对读者体会作品有帮助。《感遇》诗“鬼工”二句用了由余的典故。《史记·秦本纪》：“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举出这个典故，则陈诗也就不待烦言而解了。我以为可用“再则”的形式补进去。

这条原稿约340字，而先生的批注却达到了约370字，先生对后学的殷殷关怀之情，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都洋溢于字里行间，令人感动，促人奋进。正是在云从师、在贻师等前辈学者手把手的教导下，我才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治学之路。现在遽失良师，怎能不令人悲痛万分呢！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我曾到基层文化部门工作过两年。1984年，我回母校读研究生，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从而得以在先生的教导下继续从事古汉语方面的研究工作。1987年前后，在贻师组织我们进行了“敦煌语言文字”的系列研究，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1989年在贻师去世后，因为一些误会，先生曾一度对我有些意见。但说心里话，我对先生的敬重之心从来没有丝毫改变过，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先生的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仍将如此。虽然我当时感到委屈，感到苦闷，但我坚定事实总会清楚的，先生最终也会理解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仍一如既往地尊重先生，有问题主动向先生请教。很快，就得到了先生的谅解，先生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我更多的关怀和帮助。1990年，先生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他让我参加；1994年，为拙著《汉语俗字研究》的出版，先生在病床上写信呼吁有关部门给予资助；1994年初，先生酝酿成立敦煌学研究中心，他让师母打电话把我找去，商量此事，后又让我向学校领导汇报；同年底，我申请进北大博士后流动站，先生又写信予以举荐。这一桩桩，这一件件，都体现着先生对后学的关怀和信任。

1993年春节前后，先生身体欠安，我买了两盒太阳神口服液去先生家中探望。先生得知我当时血压偏低，极表关切，并让师母拿出一支一百多元的西洋参，一定要我带回去补养身体。在此前后，先生和师母又多次到我当时住的破旧的居室来看我。1994年春节，我们搬到新居不久，先生和师母又不顾年老体衰，爬上四楼到我们的新居“参观”。当我看到两位白发老人颤巍巍的身影，不由激动得热泪盈眶。

1995年4月，我回杭州校对一部书稿。5月2日我携幼女去医院探视先生。当时先生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垂危。但先生是一个十分豁达的人，他很少过问自己的病情，可谓置生死于度外。所以尽管鼻腔上插着氧气管，但看上去仍十分平静，看不出有什么痛苦之感。但我们知道内情的人都暗暗为先生的病情焦急，内心感到十分痛苦。我注视着先生，默默地为先生的康复祈祷。临走时，我对先生说，待我暑假回杭再来看他。我相信，先生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人，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在这样的强者面前，病魔是不能得逞其淫威的。

然而，这一次奇迹终于没能出现。一周以后，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我在北京知道这个消息时，已是又一周以后。这时先生的遗体早已送进浙江医科大学解剖室作科学研究之用，我想做点什么，但都已太晚了。我只好默默地遥望南天，在心里倾诉着我的不尽的哀思。

在获知先生噩耗的同时，我收到了岳麓书社出版的拙著《汉语俗字研究》的样书。先生曾长期致力于汉语俗字、俗语词的研究，这本小书就是在先生的影响下写成的。为本书的出版，先生还在病床上向有关部门呼吁。在该书的后记中，我这样写道：

汉语俗字的研究还处在空白或半空白的境地，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这本小书的出版能对汉语俗字的研究有所促进的话，笔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二十五年前，蒋礼鸿师在《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一文中呼吁开展俗字的研究，文章的最后说：“中国俗文字的研究还处在开步走的阶段，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想在起步之前吹一下哨子，希望能追随从事语文工作的同志一同跑上几个圈子。”尽管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在这个跑道上的人仍然少得可怜，但作为受蒋师教育多年的学生，我愿意追随先生在这个跑道上淌上自己的汗水。

虽然，先生最终没能看到拙著的出版，但他如果得知他的学生正在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进，他倡导的事业正在得到延续，先生是一定会高兴的吧！

先生，您安息吧。

（原载《书魂——蒋礼鸿教授纪念文集》，杭州大学1995年10月编印） zRDysmTF86hTxjfO1h1ym5y7Kpdp2dWfv8kBoecML6dFjLIKKyXzm0430JfkxB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