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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义乌农村长大的。虽然爸爸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但由于妈妈在农村务农，所以命运注定我一出生便是一个农民。小学、中学碰上“文化大革命”，喧闹十年，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1974年初高中毕业后，用不着响应谁的号召，我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老家，当起了正儿八经的农民。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后，为了谋生，我又做过砖瓦匠，当过搬运工。由于我身体比较单薄，其实并不太能胜任这些强体力劳动。夜深人静，揉揉酸痛的肩膀，想到一辈子就要这样与泥巴为伍，心里充满了悲凉。不过那是个连梦都不敢做的年代，面对现实，我和大家一样，只能忍受再忍受，并不指望有什么奇迹会发生。
然而奇迹竟然发生了！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作为这一制度的第一批受益者，第二年春天，我跨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昔日的砖瓦匠、搬运工，一下子成了大学生，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这转变如此之大，真的？假的？一切恍如梦中！
初入校门，一切都是新的：同学，老师，环境……什么都想试一试：诗歌，散文，古代文学……当时的中文系，名师云集，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蒋祖怡、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刘操南、王维贤、倪宝元、蔡义江、吴熊和、郑择魁、王元骧、陈坚、陆坚等等，是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现在看来都是一代宗师了。他们的课，他们的书，精彩纷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通向多彩世界的大门。同学们很快便迷恋上了屈原、陶渊明、李白、苏东坡，迷恋上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凌晨去书店排队买书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读书求知成了我们共同的精神追求。很快，“诗人”“作家”们便纷纷诞生了。记得当年食堂入口的黑板报上，经常发表“诗人”们的新作，其中的一句“快把窗户打开，多放进一些春风阳光”，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不过我却是一个丑小鸭式的人物。默默无闻、不善言辞、不好交际，这些词搁在我身上大概都很合适。说起来也有些可怜，大学四年，我连个小组长、课代表都没有当过，是我们一百四十多个同学中最不起眼、最没有浪花的一个。开始的两三个学期，我基本上是围绕着课本转，充实而忙碌。不过我心中也时不时闪动些许火花。比我们稍晚一些，系里进来了“文化大革命”后入学的第一批研究生，如陈植锷、邵敬敏等，他们是我仰慕的对象。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准会出现在我们寝室窗下操场的网球场上，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自己虽然有时也会冒出“彼可取而代之”的狂妄念头或生发“大丈夫当如此也”的雄心，然而“乱花渐欲迷人眼”，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面对纷繁的学科知识，我似乎有些迷茫，不知道目标是什么。虽然年级主任刘一新老师时不时训导我们“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织网”，但我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网该怎么织。
转变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大约第三个学期，我们开设的一门新课是古代汉语，任课老师有一位叫郭在贻。郭老师中等个子，说话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求知的欲望，也激起了我对古汉语的兴趣。每次听郭老师上课，就像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总是早早地赶到教室。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郭老师的信徒，尽管当时郭老师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上的是大课，全年级一百四十一个人挤在一起听课，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任课教师是不可能认识的）。两个学期结束，古汉语期末考试我竟然得了个全年级最高分。这使郭老师感到意外，他专门把我找了去，对我取得好成绩表示祝贺，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
这次意外的“出人头地”，尤其是郭老师的鼓励，给了我自信，使我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心中萌发了成为郭老师这样的语言学家的梦想。此后，我便有事没事去向郭老师请教。在郭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著，诸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等，都是我涉猎的对象，这为我后来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80年上半年，我开始阅读杜甫诗及其他一些唐诗的选注本，其中如明王嗣奭的《杜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我都仔细地读过，并认真地做了笔记。一次，我把阅读杜诗的一些札记送给郭老师看，郭老师亟表赞赏，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我把它们整理成文，郭老师专门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推荐给杭州大学首届文科学生论文报告会，后来又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发表。那几年我还写了另外几篇读书札记，每一篇郭老师都仔细地看过，一字一句也不放过。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郭老师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郭老师还把他写的论文手稿拿给我看，只见毛笔小楷，一笔一画，极其工整，所有的引文都详细注明书名、版本、卷次、页码，显示了郭老师谨严朴实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几年，我还有意选修了一些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的课程，诸如蒋礼鸿先生的“目录学与工具书”、王维贤先生的“语法研究专题”、郭老师的“楚辞研究”，都使我获益良多。蒋先生讲课极富条理，一字一板，娓娓道来，生动而有趣。他十分重视基础知识的掌握，强调治学要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但我当时已热衷于所谓“著述”，先生的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并没有放在心上。期末考试，只有一道题，就是标出十来个字的四角号码。由于我事先不够重视，缺少准备，一时手忙脚乱，胡乱标注一通，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后，我上蒋先生家，先生问明原因，并没有多加责备，而是破例允许我补考一次。这使我既惭愧又感激，铭记终生。后来我又和计伟强、郑良根一起在蒋先生的指导下撰写题为《〈太平广记〉引书考》的毕业论文，增长了许多文献学方面的知识。当年我写的一些“札记”“商榷”性的所谓“论文”，蒋先生也都认真看过，并且丹黄杂下，几乎每页上都留下了先生红笔或蓝笔楷书的批注，或指明结论正误，或改正错字错句，或指示写作方法，或补充资料，使我知道了自己文章的问题所在。其中有一条关于陈子昂诗的札记，我的原稿约340字，而蒋先生的批注却有约370字。先生对后学的殷殷关怀之情，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都洋溢于字里行间，令人感动，促人奋进。
正是在蒋先生、郭老师等母校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我一步一步走上了治学之路，并在《杭州大学学报》《浙江学刊》《语文园地》《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过或长或短的论文，算是掀起了些许浪花。1982年1月，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郭老师极力推荐我留校任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被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对此，郭老师十分惋惜，但他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并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4个大字送给我。在我悲观的时刻，是郭老师的临别赠言，给了我按既定目标继续前行的信心与勇气。
告别母校，我踏上了新的路途。虽然世事多艰，前路难料，但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了我知识，磨炼了我的意志，孕育了我人生的梦想。有梦想就有希望，我已做好准备，去迎接新的更大的挑战！
2014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