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一个梦

从义乌市城区往东二十三里，有个小镇叫廿三里，那儿是世界知名的义乌小商品城的发源地。从廿三里镇再往东北七里，有个小村叫泉塘。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五六百号人，四面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山，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小山村。我从小便生活在这里。村子南面有一个十来亩大小的水塘，常年有泉水涌出，号称大泉塘。不消说，村名来源于此。我的名字大概也与这个水塘有关。就当时的行政区划而言，如果上高中，我本应到廿三里中学就读，然而命运的嘲弄，没能让我如愿，于是才发生了本文要讲的故事。

一、机会来之不易

我出生于1956年。父亲是一个中学老师（后来调义乌师范学校任教），但由于妈妈在农村务农，所以命运注定我一出生便是一个农民。我们兄弟姊妹六个，都是农业户口，从小都跟着母亲在农村生活。那个年代，伴随我们成长的是“反右”、“三面红旗”、“四清”、忆苦思甜以及后来的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我的小学、初中阶段在村小和隔一里地的邻村李塘上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的。当时的小学、初中虽未能做到应上尽上，实行全民教育，但如果家里经济条件还过得去，一般的适龄儿童都是能上的，因而普及率相对较高。但高中、大学就不一样了。在我初中毕业的20世纪70年代前后，高等教育仍处于停顿状态（1972年高校开始逐渐恢复招生，但实行推荐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二到三年），上山下乡依然整天挂在嘴上（虽然当时几乎已不产出“知识青年”了）；高级中学一般每个区或镇有一所，1971年恢复招生，但每年只招一两个班，并且以“推荐”为主，因而竞争十分激烈。虽然我小学、初中成绩不错，而且都是班干部，但因为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地方上没有什么“人头”，于是我在本区的高中入学招生时便败下阵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父亲所在的苏溪中学1972年春季招一个高中班，并且教师子女可以照顾入学。父亲还告诉我，这个班的师资配备很强，班主任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水平很高。知道又能读书的消息，而且老师超棒，可把我乐坏了，心中充满了期待。

二、我有了一个梦

苏溪镇在廿三里镇西北侧，离我老家约二十里地。1972年3月，我跟着父亲步行到苏溪中学报到上学。苏溪中学校园很普通，但我们的老师却不一般。班主任程思维兼教语文、政治，副班主任俞萃能兼教数学，他们爱生如子，管理严格，教学认真负责，深得同学们喜爱。特别是班主任程思维，对我影响更大。

程老师原名程四维，老家在海盐县澉浦村，家里兄弟四人，程老师排行老四，故名四维，思维应是他工作后所改。程老师的爷爷程煦元是清末秀才，主编过《澉志补录》 ，上海开埠后赚了一些钱，然后回老家置地，结果土改时被划定为地主。程老师在县城读完初中后考入平湖师专，1956年又考入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成绩优异。但因为出身不好，1960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义乌工作。先后在义乌师范、义乌教育局函授站、大陈初中、苏溪中学、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后任义乌二中校长，是义乌首批中学高级教师之一。苏溪中学是程老师在义乌工作的第四站，调到苏溪中学后，他便被安排出任我们春季班的班主任。这对我和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程老师头发微卷，架副眼镜，身材高挑，外表冷峻，学识渊博，言辞犀利，举手投足间弥漫着儒雅的气息。他讲课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语言风趣幽默，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每每让同学们着迷倾倒。尤其是我，自小就偏好语文，更是被程老师的风度和学识所折服，很快，程老师便成了我心中真正的明星和偶像。

作为班主任，程老师对班里每个同学的情况都很了解，他既善于因势利导培养全班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又善于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对此，我自己的感受尤为强烈。语文是我的强项，我的语文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记得好几次，程老师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来讲解，又刊发在学校主干道旁边的板报上，让我“大出风头”，使得我在语文方面的潜能和兴趣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另一方面，程老师又常常单独把我叫去（当时我和父亲就住在程老师的隔壁），为我“开小灶”，指出我作文中空话大话多、无病呻吟多、观察不够细致的毛病，耳提面命，一针见血，切中我作文中的软肋，让我不服不行，很受教益。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努力把文章写得实些再实些，并梦想着将来要争取考上程老师所上的大学，做程老师那样优秀的老师。说实在的，后来高考时我之所以一心要报考中文系，并且第一志愿填报杭州大学中文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程老师的影响。

三、鲤鱼跳龙门

两年难忘的高中学习生活一晃就过去了。1974年，我高中毕业。因为本身就是农业户口，所以用不着响应谁的号召，我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老家，当起了正儿八经的农民。高中毕业生当时在农村也算个人物，所以村里安排我到农科队工作。农科队负责全大队的农业科学实验方面的工作，诸如植保、育种等等，算是农村里一个比较时髦的组织。不过我身体向来比较单薄，难以胜任砍柴、挑粪等重体力劳动，所以年底评工分时最高只评了7分（正劳力每天10分），比我的同龄的小伙伴差了一截，那自然是很没面子的事。

干农活难以胜任，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则都是我当年梦寐以求的，但同样因为“人头”不够熟，所以这些好事总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无路可走，我就开始谋划学门手艺。当时做砖瓦也算是一个赚钱的技术活，于是我便拜一位堂哥为师，“出国”（安徽宁国）到一个小山村学做砖瓦。每天和师傅一起，踩泥（在挖来的黏土堆上泼水后牵牛打圈踩踏均匀）、做坯、装窑、烧窑、出窑等等，俨然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小师傅”。然而做砖瓦也是一个力气活，特别是做砖坯，把一块二十多斤的泥块使劲砸向砖模，要确保泥巴能充分挤满砖模四周，这样每次可以切割成两块标准的砖坯。也许是我的力气小，抑或技术没学到家，我做出来的砖坯时不时缺一两个角，成了次品。这让我很泄气。另外烧窑的时候，半夜三更独自一人在山坞里值守，荒山野外，风号兽叫，也每每让我心惊肉跳。

做了近一年的砖瓦匠，我就回到了老家。正好这时姐夫所在的南昌桑海制药厂招收搬运工人，我就又改行当了搬运工。桑海制药厂在南昌近郊新建县，我和四五个民工每天把药厂的糖浆制剂送往南昌火车站，然后从火车站把用于制作糖浆的白糖拉回厂里。白糖每麻袋一百斤，要把一袋袋的白糖搬到卡车上去，也是一件苦差事。不过，装白糖的麻袋经常出现破洞，于是白花花的白糖就露了出来，我和那些民工就趁机大饱口福。在那个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年代，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享受。多年后回想起来，我都感到有一种甜甜的滋味。

当农民、做砖瓦匠、干搬运工，我基本上都失败了。前路苍茫，适合我的道路究竟在哪儿？这时父亲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我老家隔壁的苏溪区联合乡校需要招收一名代课教师。经历一番周折，我顺利竞聘上岗。入校后，由我担任初一班的班主任，主课是教初中语文，兼教机电和音乐。语文是我的强项，机电也勉强可以对付，而音乐课则让我哭笑不得。我从小五音不全，现在竟然让我当音乐老师，这真是要了我的命。没办法，每次上课，我只能让班长领唱，把一些老歌重复一遍。还好不久就来了一个新老师，把我的音乐课给免掉了，这让我如释重负。担任代课教师，重回阔别已久的校园，与那些渴求知识的初中生朝夕相处，亲身体验教书育人的快乐，让我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和人生的理想，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存在的价值，自信重又写在了我的脸上。与此同时，这一年多代课教师的经历，使我得以把久已生疏的语文知识系统梳理了一遍，这为我后来的高考语文考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这确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重要契机。

不过所谓代课教师，是不入正式编制的临时人员，不但工资待遇低，而且学校可以根据员额情况随时解雇你。所以尽管我自己很享受这份工作，但随时面临着被解聘的可能，日子仍然过得战战兢兢。恰在这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兴奋不已，跃跃欲试。然而形势很严峻。当时高考中断十一年，十几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同场竞技，僧多粥少，竞争空前激烈（后来报载这次考试的录取率是4.8%，录取率之低空前绝后），可谓鲤鱼跳龙门，太难了。而作为一个代课教师，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如果请假，这个岗位就会有人取而代之），没有专门的时间来复习。但我明白这是改变自己目前窘境的唯一的机会，在我前面，华山路一条，有进无退，我只能豁出去了。于是我一边继续给学生上课，一边挤时间疯狂地复习迎考。好在我父亲仍在不太远的苏溪中学教书，各方面消息比较灵通。他几乎每周一次往我的学校跑，及时给我送来各种参考资料，帮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当时同校还有三个同事也要参加考试，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启发，帮助很大。

由于考生太多，我们这一届的考试分初试、复试两次进行。初试由各县组织，听说我的初试成绩在全县文科名列前茅，因而得以顺利进入复试。复试为全省统考，在12月中旬进行。考试的具体情况已经有些模糊，只记得作文题目是《路》，我从鲁迅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名言起始，以华主席带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作结，自认比较切题，写得还不错。据说我的语文分数是76分，各科平均分是61.9分，语文分数大概是我能被录取的关键。也正是这条“路”，把我送进了大学的校园。

1978年1月初，高考预录取名单公布，我入围了。上线的考生需填写“××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其中包括“本人志愿学习的学校和专业”，因为受程老师的影响，我只填写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三个志愿，清一色的中文系。无比幸运的是，1978年2月下旬，我被第一志愿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我也是当年义乌全县考生中唯一被杭大中文系录取的。消息传来，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们聚在一起，大家为我高兴，也为村里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而欢呼。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我感恩养育我的父老乡亲，感恩教育、陪伴我的老师同学，感恩所有关心我或者曾经批评我的领导长辈，有他们的关怀和关注，才督促我跨出了这重要的一步；我也感恩生活的馈赠，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幸福还是艰苦，它们都是我人生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四、梦圆西溪

1978年3月8日，是杭州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这一天，我跨进了西溪河边的杭州大学的校门，有幸成了程老师的小师弟。再后八年半，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先后任讲师、副教授。又再十年半，我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被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直接聘任为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高中读书期间孕育的人生梦想，一步一步成了现实。

（原载《七二之春——义乌苏溪中学1972级春季班高中同学回忆录》，2022年3月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