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里的阳光
——记季羡林先生对我的关怀

1988年的冬天，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冬天。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里，我敬爱的导师郭在贻教授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年仅五十岁。

失去敬爱的导师，使我感到无限的悲痛，也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尝到了人世的艰辛。也许是我天生急躁、直言不讳的禀性，容易使人不舒服，甚至得罪人。郭师在世时，有他的庇荫，一切总算顺利。郭师去世后，情况就有了不同，以致自感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情非常压抑。当时的境况，套用一句成语来说，可真是惶惶不可终日。1990年、1991年，我两次申报副高职称，都铩羽而归。尽管当时我自认为很用功，也发了不少论文。

1991年岁末，又是一个阴冷的冬日，郁郁寡欢的我终于作出了“走”的决定。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的有关领导和师长，他们几乎同时作出了收容我的决定。但是令我不解的是，南师大发出的“商调函”却被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否决了。尽管我所在的部门已签署意见同意放人。

“商调”不成，我只得改用迂回的办法走人。1992年春，在项楚师和四川大学中文系领导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幸运地被录取了。但杭大领导又要求我把档案留在杭大，“定向”培养。

1992年下半年，四川大学有关领导考虑到我家庭的实际困难，对我这个“老”学生给予了破天荒的特殊照顾：让我就近在杭大学习外语和政治课，学习费用由他们承担。也正是在那年下半年，当我作为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在杭大学习外语和政治时，在沈善洪校长的直接干预下，杭大却破格晋升我为副教授，尽管我所在的部门并不同意。

像我这样一个确确实实的无名小卒，却一再受到校长的垂顾，不要说别人不理解，当时我自己也感到纳闷。平平常常的我，哪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与季羡林先生的关怀有关。郭在贻师去世以后，作为全国敦煌学研究中心之一的杭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力量受到很大影响，而姜亮夫、蒋礼鸿二先生又都年事已高。对此，季羡林先生十分关切。据说有一次季先生见到杭大沈善洪校长，其间说起杭大敦煌学研究的传统优势，季先生说，卢向前、张涌泉、黄征都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希望杭大爱护他们，关心他们。1990年7月，季先生在为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写的序中，又把我当作当时业已“脱颖而出”的八位青年学者之一给予肯定。正是季先生在不同场合的关心和“吹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也正是出于一种感恩的思想，我从四川大学回到了杭大，并将从北京大学回到杭大，尽管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希望我留下来，这是后话。

其实在进北大以前，我和季先生并没有太多的接触。20世纪90年代初，季先生主编“东方文化丛书”，收入在贻师的《敦煌学论集》，作为该书的编者，在钱文忠先生的陪同下，我曾去拜访过先生。1992年9月在北京房山举行敦煌学学术讨论会，有机会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但在我的心目中，先生是巍峨的高山，是浩瀚的大海，在先生面前，自己却是那样的渺小。所以几次拜访先生，大抵只是汇报自己的研究情况，而很少及于其他。没想到，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初学者的了解比我预料的要多得多，先生把爱的阳光也洒到了我的身上。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啊！

在那以后，季先生给了我更多的关怀。1994年初，我想申报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推荐人选。后来我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通过荣新江先生征询季先生的意见，没想到季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正是在季先生的大力举荐下，我的两篇在今天看起来并不成熟的论文评获当年的青年语言学家奖二等奖。

杭州大学和四川大学是季先生偏爱的两所学校，他认为国内的敦煌学研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几个中心，杭大和川大就是两个重要的中心。季先生知道我从杭大到川大去攻读博士学位，是非常赞成的，他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学术交流。1994年夏，季先生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写的评语中写道，论文作者是把四川大学和杭州大学这两个敦煌学研究中心联系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他的论文是这种联系所产生的优秀成果。1995年初，我到北大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有机会更多地聆听季先生的教诲，先生又一再提到杭大和川大敦煌学研究的传统优势，其语殷殷，其言切切，使人感到老一辈学者对后学的无限期望。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把老一辈开创的敦煌学事业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以不辜负季先生的关怀。

1995年10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博士后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