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氏在月亮湾掘到玉石器,在当时即引起了一些有心人和学者的注意。1931年,一位正在广汉传教的叫董笃宜的英国牧师,在农家院落偶然听到乡人关于燕家玉器的闲谈,当即留了心。
他找到平时过从甚密的当地驻军陶旅长,希望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的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遂派属下从燕氏家中借得5件玉石器,由董笃宜牧师送往成都,请华西协合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
这年6月,戴谦和、董笃宜和华西协合大学的一位摄影师赶赴广汉,对月亮湾出土遗物地点做了初步考察。
1932年秋,成都一位著名的金石鉴赏家也从燕道诚处购得4件玉器,激赏不已。几经渲染炒作,当时的成都古董市场曾一度被“广汉玉器”炒得沸沸扬扬,一些古董商蜂拥而至,去月亮湾寻珍探宝。
就在古董商在广汉争相搜取玉石之时,一位对三星堆文化的早期认识与保护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1933年秋,他最早提出了在月亮湾进行调查和发掘的构想。
1934年春,在当地官员罗雨苍县长支持下,葛维汉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林名均等人赴广汉,开始田野发掘工作。因其时治安十分混乱,“邻近匪风甚炽”,发掘只进行了十天即匆匆结束,但仍有较为丰富的收获,获得各种玉、石、陶器共计600多件。
这是对三星堆遗址第一次较为正式的科学考古发掘,尽管此次发掘未能触及遗址内的“祭祀坑”,但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
1934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左前坑边站立者为葛维汉,右一为林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