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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的兴起，始于1909年中、法、日等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研究。以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至今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这门学科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应该说明，敦煌学不是其所涉及那十几个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种学科的联合体。敦煌是敦煌学的特定空间范围，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如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整体上看，这门学科不属于敦煌学。但如果用敦煌出土的资料或研究敦煌地区古代的历史问题，就属于敦煌学的范围；当然，用敦煌出土的资料或研究敦煌地区的古代历史问题也仍然属于历史学的范围。这样，敦煌学就与历史学产生了交叉。其他如宗教、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情况可依此类推。所以，敦煌学是由与敦煌有关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集合体。
自1909年至今，敦煌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可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为一种专门的学问。1931年至1949年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我国学者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的增多了，这使得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煌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扩大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49—1978）也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内地），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台港地区。自194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我国敦煌学稳步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陆续推出了一批如《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和研究领域。如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辑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潘重规对敦煌赋的辑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等。再次，有一些领域和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如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等。这一时期的成就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敦煌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大陆（内地）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台港地区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第三阶段（1978—2000）是我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落后于国外。当时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激励我国老中青三代敦煌学人焚膏继晷，奋起直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这20多年，内地（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与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比翼齐飞，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各种著作在数百部以上，不仅在敦煌学的各主要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才。这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有所建树，这是我国敦煌学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第三阶段我国学者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基本完成了敦煌文献原材料的公布工作。编纂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等大型文献图集。这些文字清晰的文书图版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对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并在敦煌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的或开创性的论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敦煌学的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我国学者占据了，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是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如何在20世纪研究的基础上将敦煌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在策划2006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将“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确定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了敦煌学在新世纪的转型问题，并确定转型包括继承与发展两个方面。2006年9月7日至11日，“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顺利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努力改变过去比较零碎的研究敦煌文献资料的状况，在宏观把握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实现敦煌学的创新与转型。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转型期的敦煌学》。其后，201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颜廷亮主编的《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此书是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但书名的确定说明敦煌语言文学界也认识到了在新世纪敦煌学的研究需要转型。虽然以上两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仍以传统题目为多，但两书的书名说明敦煌学界已经认识到在新世纪敦煌学必须实现转型。即使到了今天，从选题来看，敦煌学的研究也还是以传统题目和传统方法、范式为主，敦煌学的转型仍然任重道远。但转型的呼声毕竟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强，也出现了一批转型的成果，如写本学、博物学和知识传承等研究都可以看作是转型的结果。
从以上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学问，虽然中国学者在其中的贡献最大，但世界各国学者也一直是敦煌学兴起、兴盛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军。敦煌古代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毫无疑问她应该属于中国，我们中国人有义务和责任对其进行保护和研究。而且，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深入一些，更好一些，这样才不辜负我们的先民。但古代敦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所以我们也应该欢迎世界各国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这才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应该具有的博大胸怀。虽然我们已在敦煌学的诸多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基于以上认识，作为国际显学的敦煌学当然应该属于世界。
最近40多年来，中国的敦煌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完全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所以现在更应该倡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大力推动各国学者开展敦煌学的研究。而今，中国的敦煌学早已与国际敦煌学融为一体，每年都有很多中国的敦煌学者到各国参加学术活动，我们也邀请世界各国的敦煌学者来中国访问和交流。中国的敦煌学者每年都要在国外和国内组织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伦敦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和日本的东洋文库等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全世界各国的敦煌学者有共同的话题和对话平台。我们和外国的敦煌学家是在同一对话平台和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强调“要加强敦煌学研究”。而对“敦煌文献等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被列入了国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些都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敦煌学研究的重视和支持。我国敦煌学界应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和世界各国学者一道，不断将国际敦煌学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本文曾以访谈形式发表于《历史评论》2022年第6期，发表时多有删节，此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