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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学术价值。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7万多件敦煌遗书，对历史、宗教、社会、地理、民族、语言文字、文学等人文学科和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等自然学科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敦煌石窟中保存的精美雕塑和绘画，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美学史和生产、生活诸多方面的重要图像资料。
与二十四史等传世典籍相比，敦煌文献多是原始档案，未经史家剪裁，保存了许多未被史家过滤掉的材料，这当然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历史，因而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具体说来，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为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中古时期的一个地区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研究资料。与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等其他出土文献相比，敦煌文献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涉及的学科和方面较多。仅对历史学而言，就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的诸多方面。其次，每件文献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再次，它涉及的时间较长，自公元4世纪晚期至公元11世纪初，达6个多世纪。即使文献年代比较集中的公元8世纪中期至公元11世纪初期，亦达200多年。最后，全部文献都与敦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或联系。就世界范围来看，具备以上条件的出土文献似也为数不多。如果我们依据这些资料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成果将为学术界认识中古社会的具体面貌提供一个模型或参照系，这当然有助于推进人们对中古时期社会的进一步认识。显然，对历史学而言，解剖敦煌这样一只麻雀，其意义会超出敦煌地区，而敦煌文献则为解剖这只麻雀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敦煌文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公元9世纪中叶至公元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公元9世纪中叶至公元11世纪初，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但传世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很难据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公私文书，为我们深入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变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
第三，敦煌文献还为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材料。古代的敦煌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以，敦煌文献不仅对了解敦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许多材料还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一般情况。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属中国古代史的重大问题，但在敦煌文献发现以前，对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材料的具体探讨，才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的认识。又如唐代法典有律、令、格、式，除了唐律保存了下来，令、格、式都佚失了，而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令、格和式就为我们复原唐令、唐格和唐式，提供了依据。
第四，古代的敦煌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窗口。所以，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我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波斯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探索丝绸之路的贸易等课题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这方面材料相比，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在唐代，敦煌汇聚了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这些在敦煌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将是21世纪的一项重大课题。
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批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
二是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也可从两个方面略作说明。
第一，可以使公众领略古代中国处于世界领先时期的风采。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文化遗存。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内部曾经出现过很多问题。如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分裂、唐后期的藩镇割据、五代时期的战乱，等等。但和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兴盛的国度，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等文化遗产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
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1.追求宏大和厚重的情怀。
这个特点以唐代的遗存表现最为鲜明。敦煌莫高窟仅有的两尊巨像，即第96窟高达33米的北大像和第130窟高达26米的南大像，分别兴建于武周延载二年（695）和唐开元年间（713—741）。同一时期，在敦煌以外的地区，也出现了巨型佛像，如始建于开元年间的四川乐山嘉定大佛（高达71米）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时代风貌在敦煌壁画上的表现，就是一部经画满一壁的巨型经变的出现。如莫高窟第220窟南壁的贞观十六年（642）阿弥陀经变（西方净土变），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场面宏大，色彩绚丽，有大小人物近百人。这些鸿篇巨制不仅可使公众充分领略唐代匠师处理巨型题材的惊人能力和气魄，也以具体的形象展示了强盛的大唐王朝的雄伟风姿。
2.女性处于开放和张扬的时代。
从敦煌遗书和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北朝、隋唐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社会风气也相对比较开放。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十余件离婚协议书（放妻书）样式，从这些材料来看，当时协议离婚的原因既有“不敬翁家”（见P.3212背“夫妻相别书”样式），也有“不和”（见P.3730背“放妻书”、S.6537背“放妻书”样式）、“不悦”（见S.5578“放妻书”、S.6537背“放妻书”样式）等因由。“不敬翁家”属于古代可以休弃妻子的“七出”之一，即“不事舅姑”。而“不和”和“不悦”不见于“七出”，应属双方情意不和，即感情不和。说明当时女子离婚再嫁都很自由，甚至可以因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婚，不像宋代以后那样讲究贞节。
北朝时期的石刻题记和唐代的敦煌遗书还记载当时的女子可以结成社团从事社会活动。如S.527“后周显德六年（959）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就记载了由15个女人自愿结成的社团，从事丧葬互助和佛事活动。另，敦煌遗书S.4705记载敦煌的女子在寒食节以足踏地，连臂成行，边踏边歌。这都说明当时的女性，并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是可以自由地在大门外的社会上行走，从事各种社交活动，甚至节日期间可以在公开场合跳集体舞。中国古代仅有的两个女皇，一个武周皇帝武则天，一个农民起义的女皇陈硕真，都产生于唐代，应是当时女人社会地位较高的具体反映。以上事例表明，北朝、隋唐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范围，和宋以后的记述差别很大。
3.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刚才已经说到，在唐前期的敦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汉文化，但外来的佛教和祆教（拜火教）、景教和摩尼教都曾在敦煌流行。
就敦煌石窟艺术而言，无论壁画还是塑像，中西文化交融的事例都数不胜数。因为敦煌石窟艺术是一种宣传佛教思想的文化艺术，这种佛教艺术与佛教一样发祥于印度。所以，它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早期敦煌石窟艺术在内容结构、人物造型、绘画技法和衣冠服饰等方面，都具有中西结合的特征。如敦煌莫高窟第272窟西壁的壁画，既采用了传自印度的“天竺画法”，也使用了承自汉晋壁画的传统汉地线描；其人物的衣冠服饰混杂了印度、波斯的装束，但其顶部的藻井，却是模仿我国古代建筑顶部的装饰。
总之，唐前期的敦煌汇聚了中国、印度、中亚、西亚、希腊等不同系统的宗教、文化、艺术。那时因为我们制度先进、文化发达，所以我们就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襟。
中古时期的敦煌古代文化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处于领先时期充满活力的脉动。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就是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而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就是要深入了解古代的历史文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通过学习古代的经典文本、阅读史籍和欣赏古代的文化遗存。与阅读文字资料相比，欣赏古代文化遗存具有更生动、更具体、更直观的特征。
精美的古代敦煌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遗存等敦煌文化遗产都具有资料和文物双重价值，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载体。那些楚楚动人的菩萨、勇猛刚毅的天王、精美绝伦的绢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古代文书等，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向我们诉说着先人曾经创造的辉煌。这些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第二，可以获得宝贵的启示和创新灵感。对敦煌古代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宝贵的启示。如学术界通过对敦煌写本长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很多敦煌写本具有个性特征。这类具有个性特征的写本，是个人使用的、具有笔记本性质的文本。这类文本往往内容庞杂，与印刷术流行以后的印本书籍差异很大。如果用印本时代形成的认知模式来看待这些具有个性特征的写本，就很可能在无意中将其个体特征默认为一般现象，也容易对这类文本的内容产生误读和困惑。这个事例提示我们，用近现代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解读古代文本，有时也会因时代的局限而产生盲区。
欣赏敦煌古代文明成果，还可以激发当代人的创新灵感，创作出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如我国的舞蹈工作者在借鉴敦煌壁画中之乐舞图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敦煌舞，并形成了敦煌舞派，饮誉中外的舞剧《丝路花雨》就是敦煌舞派的代表作。在音乐界，也已有人依据敦煌壁画中的乐器资料，尝试复原带有敦煌特色的古代乐器。
国内外美术工作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借鉴由来已久，临摹敦煌的彩塑和壁画是很多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古代石窟艺术是滋养中国美术人才的重要土壤。现在已有美术家尝试在借鉴敦煌壁画的基础上创作带有敦煌特色的美术作品。如画家张大千，曾在敦煌长期临摹壁画。经过敦煌艺术的熏陶，他在人物画方面有了新的风格。由于对色彩的领悟，张大千在山水画、花鸟画上采用极为大胆的泼墨泼彩法，尤其在其晚年的作品中，已经把敦煌壁画中那种恢弘的气度和绚烂的色彩自由地运用其中。潘絜兹曾长期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他创作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便是直接以他在敦煌石窟临摹的切身感受而画出的。董希文也曾在敦煌学习、临摹壁画。他钟情于西部少数民族风情，画过很多表现少数民族的作品，如《哈萨克牧羊女》，除了构图和人物形态等方面体现出敦煌艺术的特色，飘起的头巾以及衣服的裙摆，都可使人感受到敦煌壁画中人物造型的特征。油画巨制《开国大典》，不论近景中的人物布局、远景中的空间安排，还是色彩明暗的对比等等，都可以感受到敦煌艺术给予画家的深刻影响。此外，曾在敦煌工作过的常沙娜，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建筑的装饰方面，充分利用敦煌壁画中的元素来创作，形成了富有民族精神的工艺装饰。长期在敦煌工作的雕塑家孙纪元、何鄂等，也在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如孙纪元的雕塑《瑞雪》、何鄂的雕塑《黄河母亲》等作品，都是既具有深厚传统精神又富有时代感的作品。
敦煌莫高窟的窟顶壁画保存了大量的图案图像资料，这些图案大多色彩鲜艳、精美绝伦，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对当今的图案设计也有重要借鉴价值。
敦煌遗书以写本居多，7万多件自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写本都是古代书法的标本，包括隶书、行书、楷书、草书，很多写本的书法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欣赏和研究这些古代写本，相信对当代的书法创作亦有助益。
总之，在借鉴古代敦煌文化遗产推陈出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无论是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还是音乐舞蹈工作者，乃至建筑学家、书法家、医学家，都可以从丰富的敦煌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并据以创造出新的成果。
当前，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研究敦煌古代文化遗产，也可为此提供历史借鉴。
敦煌文化遗存本来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产物。如果把古代的丝绸之路看作经济、文化交流的网络，这个网络经由的城镇就像一颗颗珍珠，由于敦煌位居丝绸之路的咽喉，所以它是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书中保存了很多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资料，记录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古代丝路沿线国家交往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价值的背景资料和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