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

敦煌古代文化遗产包括先民创造的石窟艺术遗存、敦煌藏经洞出土古代文书和敦煌历史遗迹等。

1.敦煌莫高窟与敦煌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在外来佛教和佛教艺术刺激下产生出来的一种艺术形态，是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敦煌石窟包括古代敦煌郡、晋昌郡范围内就岩镌凿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及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等佛教石窟寺。

我们国家的石窟寺很多，比如河南的龙门石窟、山西的云冈石窟、四川大足石刻，甘肃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其中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是敦煌莫高窟，它不仅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具有重要价值，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古代的美术博物馆，还为研究音乐舞蹈史及古代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敦煌莫高窟又叫千佛洞，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代表。它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坐西朝东，前临宕泉，面对三危山。莫高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历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明、清等朝代陆续修建。唐武则天时期，就已经有“窟龛千余”了。敦煌莫高窟前后有一千多年，从宋元以后艺术水平就越来越差了。清朝末年，莫高窟已破败不堪。现在的莫高窟是1949年以后国家斥巨资修复的。

这些历代开凿的洞窟密布岩体，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如蜂窝状，全长达1600余米。

莫高窟有很多层，开始可能是先从底层开窟造像，后来底层没空间了就往上层修建，越建越高，最高的有十几丈高。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泥通道，把上下都连接起来。古代的时候都是用木架子作为连接上下的通道。

莫高窟窟群分为南、北两区，现存有壁画、塑像者492窟，多分布于南区。北区除少数洞窟有壁画，其余250多窟均无壁画塑像，多为僧人居住的僧房和库房，另外还有放僧人骨灰的地方。所以，南区应该是当时的工作区，北区则是生活区。

莫高窟壁画和塑像的数量，壁画有约4.5万平方米，如果将其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展开，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壁画的万里长城。彩塑有3000余身，在全国也是最多的。这些石窟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及顶部均彩绘壁画，地面漫铺花砖，窟外有窟檐，是当时佛教信徒修行、观像和礼拜的处所。

洞窟的形制，早期是以中心塔柱窟为主。中心塔柱窟在形制上的特点是窟室平面呈长方形，在主室后部中央凿出通连窟顶与地面的中心塔柱。柱身四面凿龛造像，正面为一大龛，其余三面都是两层龛，除两侧面上层作阙形龛外，其他都是尖楣圆券形龛。在窟室后部，中心塔柱与窟室侧壁、后壁之间形成绕塔右旋的通道，通道上方为平顶。在塔柱前面约占全室纵深三分之一的部分，顶部凿成人字披形状，并塑出半圆形模仿木结构的椽子、檐枋和脊枋。人字披檐枋两端，有的还塑绘有木制斗拱承托。这种居中凿建塔柱的洞窟，可供僧人和信徒绕塔观像、供养礼拜。这种窟形流行于北魏前期至西魏、北周时期。

隋唐以后，殿堂窟（即覆斗顶窟）成为主要窟形。殿堂窟平面为正方形，窟顶作覆斗状，窟顶四面呈斜披。这种形制最早出现于西魏的249窟。北周时期有较大发展，在隋代成为基本窟形。在窟中有的正面开龛，有的三面开龛，有的作马蹄形佛床，有的依壁造像，布局多种多样。这种窟形为以后的唐代所沿袭。平面呈正方形的主室后壁即对窟门的一面开一神龛，两侧一般不再开龛，室内宽敞的活动空间，供善男信女巡礼、瞻仰、参拜和斋会。主室前一般都有平面呈横长方形的前室。室外多有木构建筑以连接各窟。窟檐和廊道大部为单层建筑，结构简单，但因上面盛饰彩画，便显得华丽壮观。

从中心塔柱窟到殿堂窟的变化，与宗教活动有关。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法事活动，要围着洞窟内的中心塔柱观像礼拜。到隋唐时期，佛教法事活动流行的是斋会和讲经，讲经或举行斋会就需要大一点的活动场地，于是就出现了场地比较宽敞的殿堂窟。

在唐晚期和元代，又曾出现在洞窟中央设立佛坛的窟形。

洞窟的主体是佛的塑像，位置显著。莫高窟的造像与内地的云冈、龙门等处的石窟造像不同。云冈、龙门的佛像都是依山雕凿而成，但鸣沙山属第四纪玉门系的砾岩层，系由积沙和河卵石沉淀黏结而成。卵石坚硬，金石难琢；沙层疏松，难御水浸风蚀，故不适于雕刻。所以，莫高窟的佛像都是敷彩的泥塑。这种塑像根据形体的大小来确定塑造的方法。小型彩塑是用木头削制成人物的大体结构，表面上塑以细质薄泥，而后上色。大一些的塑像则用圆木根据塑像姿势的需要扎制，即在圆木上包上芦苇或芨芨草，捆扎成人物的大体结构，再用麦草和泥捏在芦苇或芨芨草上，晒干。在此基础上，再加麻筋和细泥，最后上色。塑造高达二三十米的泥塑，则不能用木质骨架，而是在开窟时预留塑像石胎，然后在石胎上凿孔插桩，再于表层敷泥上色。这种泥塑的表现力比石雕更为丰富、有力。

早期即北凉时期的几个洞窟内的佛像都是单身塑像，且多以弥勒为主尊。第275窟南北壁上部的阙形龛中塑了形象各异的交脚弥勒像，故也被称作弥勒窟。北朝时期发展为成铺的组像，即一般在居中的主尊佛或菩萨的两侧增加左右胁侍菩萨。隋代的塑像则继往开来，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首先是继承并发展了北朝时期的群像形式。在一龛之内以佛为主尊，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形成三至七身一组的格局。唐前期的彩塑在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整铺的群像为主，由一铺五身、七身而向九身、十一身发展，气势宏大。

莫高窟的壁画多数属于水粉壁画。它的制作程序是先把碎麦秸和麻刀和成的泥涂抹在壁面上，其厚度约半寸，然后再在泥壁上涂上一层薄如蛋壳的石灰面，打磨光滑作底。作画时先用赭红色打底，也有用淡墨线打底的。所用颜料大都是粉质的，不透明，层层涂绘，最后再用色或墨线描绘一层就完成了。壁画所用颜料有烟炱、高岭土、赭石、石青、石绿、朱砂、铅粉、铅丹、靛青、栀黄、红花（胭脂）等十几种。其中石青、石绿、朱砂、赭石等为矿石颜料，不易变色，唯赭石颜色略为变深；但含铅的颜料却往往因氧化由白变黑。所以，莫高窟早期的壁画至今颜色多已变得暗淡、浓厚。这种虽已非当年本色的壁画，却也另有一番魅力。

莫高窟的壁画内容十分丰富，且在每一个石窟中大体上都有一个整体布局。一般说来，四壁的中间即人们平视的最佳部位，画佛像和主题故事画，这些画的下边是小身的供养人即出资造窟者的画像；四壁上端绕窟画天宫伎乐，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飞天，是在佛说法时，在旁边飞来飞去制造气氛的一种角色；壁画中部的空隙处则布满千佛；窟顶画装饰性图案和平棋、藻井。北凉和北朝时期洞窟内的壁画是为禅僧们修习禅定和善男信女巡礼瞻仰用的，主要内容有佛说法图、佛传故事和佛本生故事。其中佛本生故事画最为引人注目。

所谓佛本生故事画，指的是追溯佛前生的故事，这当然用的都是佛教的概念了。佛教认为佛是有前生的，因为按照佛教的说法，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永远像车轮一样，六道轮回。这六道就是在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堂六个范围内转化。按佛教的说法，佛在成佛之前也是有轮回的，佛教里专门有一部经，即《佛本生经》，记载了佛的各种前生。但是这个《佛本生经》，根据学者的研究，它是把印度的民间传说和婆罗门教的传说撮合起来，编的这么一部经。莫高窟的佛本生故事画最典型的有第275窟“尸毗王本生”、第254窟“萨埵饲虎本生”和带有寓言色彩的第257窟“九色鹿拯救溺人本生”。

隋代以后，本生故事画逐渐衰落，经变画日益增多，并逐渐丰富起来。一般说来，一切以佛经为依据的壁画，都可以称为经变或变相。但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只把按一部经绘成一幅画的巨型结构称为经变。经变在隋以前已经出现，但在隋代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结构也趋于宏伟。随着大乘佛教思想在敦煌的流行，大乘经变在莫高窟也不断出现。隋代经变除去图解抽象的教义，还包含一些故事情节的描绘，画面结构上也适应新的内容创造出了新的形式。到唐代就发展成为鸿篇巨制，演变为中国式的大型经变。如第220窟南壁的贞观十六年（642）阿弥陀经变（西方净土变）。这一幅画有上百个人，有很多内容，但中心是佛说法图。唐代处理这种巨型的图像，不但有一个整体的设计，局部也很细腻，阿弥陀经变里的菩萨，都是很美的。唐代洞窟中还有药师经变、弥勒下生经变等多种经变。

唐晚期以后，壁画出现程式化趋向，供养人像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位于第156窟南北两壁下部并延展到东壁下部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是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最杰出的作品。宋代壁画的精品是绘在第61窟西壁的通幅《五台山图》。元代的敦煌壁画以密教题材为主，其中的欢喜金刚和千手千眼观音水平也很高，有的壁画在线描方面也很有成就。

2.敦煌藏经洞与敦煌文献

宋元以后，莫高窟逐渐衰落，不再为世人所知。19世纪末，一个名叫王园禄的道士来到了莫高窟。1900年的6月22日，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现编号为17窟）甬道北壁偶然发现了一个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复洞。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在7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

雕版印刷至少在唐代已经发明了。可惜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没有保存下来。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十件雕版印刷品，就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现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拓碑技术出现得更早，但早期的拓本也未能保存下来。而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数件唐碑拓本也就成了现知世界上最早的传世拓本。其中包括唐太宗书写的《温泉铭》、欧阳询书写的《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和柳公权书写的《金刚经》等碑的拓本。

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多样，几乎包括了古书的各种装帧形式，但绝大多数是卷轴装。卷轴装也称卷子装，是纸质书籍和文书出现后流行时间很长、普及地域很广的一种装帧形式。卷轴装之外，还有从印度传来的梵夹装。因为经文是梵文，上下有两块夹板，所以被称为梵夹装。敦煌遗书中的梵夹装，是仿制的，或者说是有所改变的梵夹装。第一个改变是经文不再是写在贝叶上，而是写在纸上；第二个改变是经文多数是用中文书写的。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样式，堪称古籍装帧形态的博物馆。

敦煌遗书的文字以汉文为主，但也保存了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语文献。在这类文献中，以吐蕃文为最多。吐蕃文又称古藏文，是唐五代时期吐蕃人使用的文字。由于吐蕃人曾在公元786年至公元848年管辖敦煌，其间曾在敦煌推行吐蕃制度和吐蕃语言文字，所以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一大批吐蕃文文献，有8000多件。这批文献对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变动都具有重要价值。敦煌遗书中的第二种胡语文献是回鹘文。回鹘文是古代回鹘人使用的文字，又称回纥文。在唐宋时期，回鹘人曾在敦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自唐晚期以后，敦煌东边的甘州、肃州和西边的西州都曾有回鹘人建立的政权，在敦煌地区也有回鹘居民。由于以上原因，在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50多件回鹘文文书。这些文书的内容包括书信、账目和佛教文献，对研究回鹘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都对研究古代的民族关系和中外交往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遗书是后凉王相高所写的《维摩诘经》，在公元393年（后凉麟嘉五年），这件文书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年代最晚的是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寿题记，这件文书收藏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从公元393年到公元1002年，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多数敦煌遗书的创作或抄写年代在唐后期五代宋初。

就内容来说，敦煌遗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因为是佛教寺院藏书，所以收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占90%左右。其中有很多是历代大藏经收录的传世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等。以上经卷虽有传世本存在，但由于敦煌遗书抄写年代较早，仍然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和文物价值。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所没有的佛教典籍。这些“逸经”和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存了一批古逸经疏，如《金刚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的注疏就有130多种、530多件。这些经疏是中国佛教徒对佛教的理解，因此可以真实具体地反映古代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文献以外，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敦煌文献中共保存了800多件道经及相关文书抄本，被考定或拟定的经名约有170种、230多卷。其中《正统道藏》未收的有80多种，《道藏》本残缺而敦煌本可补缺的有18种、30多卷。有超过半数的敦煌道教文献不见于传世的《道藏》。还有20种被《道藏阙经目录》著录，是毁于元代焚经的唐代《道藏》所收经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经想尔注》的重新发现，该件虽为残本，但保存了该书第三章至三十七章的经文和注释，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并揭示了道教经教化的另一条途径。《尊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景教文献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等摩尼教文献，则为研究古代景教、摩尼教的流传提供了重要资料。

宗教文献以外的文书，虽然总量不大，只占10%左右，但内容很丰富，涉及古代历史、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很多都是不见于正史的第一手资料。

历史方面，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制书、敕书、告身等公文书，律、令、格、式等法律文书，户籍、差科簿等赋役文书和买卖、借贷、雇佣、租佃等契约文书。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如“景云二年（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是唐代“论事敕书”的原本，存文字8行，文书上钤有“中书省之印”，中间顶天立地的大“敕”字格外引人注目，这件文书已经成了敦煌文书的标志性符号。依据此件，参考其他文献，可以大致了解“论事敕书”从起草到下发的复杂过程。又如“开元水部式”，详细规定了唐朝对水渠、桥梁的管理制度和各级官府的相关职责，不仅为了解唐代的水利管理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还可据之纠正《唐六典》《旧唐书》《新唐书》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对唐“式”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具体的了解，为从唐代文献中搜集其他唐“式”条文提供了文本样板。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社会史资料主要有氏族谱、书仪、社邑文书和寺院文书。氏族谱是记录古代世家大姓的资料；书仪是古人写信的程式和范文，也包括不少对当时礼仪和习俗的规定；社邑文书是古代民间结社的具体资料；寺院文书则记录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团生活及其与社会的联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资料具体地反映了古代生活的真实情况。如关于古代寺院和僧人的生活，依据传世佛教经律和相关记载，古代寺院应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僧尼过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之内并由寺院供食的集体生活。但敦煌寺院文书却为我们展示了另一幅寺院和僧尼生活的图景。一是一部分僧尼并不住在寺内，而是住在寺外的俗家。二是住在寺内的僧尼也是过着单吃单住的个体生活。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作品，以俗文学资料最引人注目，包括讲经文、因缘、变文、话本、词文、故事赋、诗话等。对这些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如对敦煌变文、讲经文等文学资料的研究，就解决了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宝卷等后代流行的民间讲唱文学的来源问题。

以上介绍表明，不论从数量、时间跨度还是文化内涵来看，敦煌遗书的发现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之外，敦煌地区保存的历史遗存还有很多，比如像阳关和玉门关遗址，以及陆续出土的两万五千多枚汉晋简牍，都是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古代文化遗产。 xCmReW7o9AOXSv3bIqpodyZKOq3Y879iQIZohfUbXDu3U8bS55dPJi/pB2LG0q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