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有关创新实践的两对辩证关系，下文分别论述。
创新的目的是发展，发展是创新的归宿。完美的东西不存在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创新必然意味着现状的不完善、不完美。同时，创新又是走向完善完美的运动发展过程，没有崇高的理想目标和正确的道路方向，就不能保证事物是在创新而不是衰退。如果说连续性和创新性是构成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一对辩证关系，那么创新性内部，也有两对辩证关系值得我们重视——目标的完满性与现状的不完满就是创新性的第一对辩证关系。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深刻地指出，美国政治中有一挥之不去的根本矛盾，即长期存在着激情信条与现存权威之间的冲突。美国是一个由清教徒建立的国家，美国革命具有浓厚的清教革命色彩，这决定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拥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的基因，决定了美国文化精英往往追求政治上的完美主义。然而现实总是不完美的，这些理想主义激情信条随时都有可能演变为政治狂热，挑战美国的政治权威与法律秩序。
亨廷顿曾提及一段真实的往事：1969年，参与哈佛大学激进学生运动的梅尔登·莱文在接受警方和学校的质询时，曾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密谋毁掉美国，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了坚持你们一直灌输给我们、教育我们遵从的那些理念。”
美国的立国理念反而成了美国秩序的反对力量，如何看待这一悖论呢？
亨廷顿意识到，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任理想主义激情信条，否则美国将失去起码的政治秩序，而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但反过来，美国也不可能放弃这些理想主义激情信条，因为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除去自由民主理想，除去为实现自由民主理想而付出的努力，美国就变成了没有存在意义、没有集体认同、没有政治文化甚至没有自己历史的国家。”在亨廷顿看来，平衡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不以一方消灭另一方，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正如他所说：“试图缩小制度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但是接受人类本性不完美的事实，这意味着鸿沟将永远无法被消灭。”
亨廷顿的观点对于我们而言，不啻为他山之石。中国的政治文化同样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比美国更加深厚。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历史以儒家价值为正统，中国共产党人更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天下大同为最高己任。放弃这些崇高的理想追求，中国将失去自己的历史传统，将失去自己的集体认同，将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反之，历史的教训也提醒我们，不顾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单纯地以崇高理想否定现实条件，就会陷入道德狂热，走上“左”倾的错误路线。
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光明的前途来自理想追求的高尚性和路线方向的正确性，曲折的道路则来自现实条件的不完满性。共产主义和天下大同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但共产主义和天下大同绝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历史一再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平衡好光明前途与曲折道路的对立统一关系。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就充分蕴含并体现了类似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如果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那么创新性则决定了我们始终都在路上。这条道路来自中华民族的古老传统，去往中华民族的现代新生，并最终到达共产主义、天下大同的崇高目标。因此，古老传统与现代新生的关系就是中华文明创新性所蕴含的第二对、也是更根本的辩证关系。
把握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必先明白：一方面，传统不等于现代，传统也不能自动走上现代的道路，否则党就没有理由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就不需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另一方面，现代又不能与传统截然割裂。每一个成熟的民族，每一种成熟的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历史传统当中，都不可避免地受传统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会以优秀的传统为资源而变革当下。
传统和现代始终是辩证的关系，现代扬弃了传统。扬弃就是辩证否定，就是既批判又吸收。一方面，中国拥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始终在吸收优秀的传统资源，这决定了中国人民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不同于西方。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进步、最现代的政党组织，她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变革中国社会、推动人类历史进步为己任，这决定了中国人民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不是复古保守的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历史延续，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在革命与改革过程中蓬勃发展。文明不是静止之物，而是体现为运动发展的过程。只有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才能充分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