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华民族处于人类创新的前列

随着双手的解放、大脑的进化和语言交流的形成，人类逐渐学会了驯养牲畜，并脱离了蒙昧时代，迈入了野蛮时代。畜牧业的产生是人类生产力的第一次大发展，“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人类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肉制品、乳制品和皮毛制品，这些生活用品不仅能够提供人们日常所需，还有所剩余，商品交换遂成为可能。

随着商品交换的进行，不同部落族群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战争冲突也逐步增加。恩格斯指出：

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在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奴隶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因此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在这个过程中，工具得到了改良，青铜器、铁器先后得到应用，代替了石器，剩余劳动产品越来越丰富，商品交换也逐步扩大。

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

如果说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时期，商品交换还是零星的、偶然的，那么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时期，商品交换就成了常态，“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 ，贵金属货币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

随着商品生产的进行，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三次大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过去的阶级分化，还只停留在生产者之间——那些更聪明、更身强力壮的生产者，能够凭借劳动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因而占据了氏族公社中的更高等级。随着商人作为独立社会阶级的产生，“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 。财富和阶级的分化加速了，氏族公社解体了，人类社会迈过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国家和法律产生了。

显然，商品生产的出现，把原本分散的农牧业、手工业劳动串联起来，某个领域的新发明、新技术才可能具有社会效应，才可能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进步。过去的人类创新活动只是分散的、零星的、不自觉的，但到了这一步，人类创新活动具有了组织性、社会性。我们完全可以说，创新活动诞生于人类社会伊始，而有组织的创新活动则始于人类文明史的开端。

如果我们把有文字记载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识，那么世界文明史至少已经存在了五千五百年。在这五千五百多年时间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相继登场，但只有具备旺盛创新能力的民族或文明，才能在世界历史的大舞台上脱颖而出，赢得竞争。

纵观整部世界古代史，中华民族不仅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哈拉帕一道建立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更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处于人类创新潮流的前列。古代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突出创新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二是中华文明的实践者具有旺盛的创造力。

第一，中华文明是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理解这句话需要注意两个前提：

（1）中华文明是原生文明。

与中华文明一样，古埃及文明、古苏美尔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都是原生文明，然而这些文明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除了中华文明以外，还有其他古老文明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或影响至今，例如古希腊罗马文明、古波斯文明、印度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今天我们还能清晰地看见这些文明的影响力，然而它们都是次生文明。

（2）中华文明始终具备完整的国家形态。

除中华文明以外，还有其他影响至今的古代文明。例如古希腊罗马文明、古波斯文明，其国家早已灭亡千年，它们的连续性只是通过历史文献的方式影响后世的思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只能算有连续性的文化影响力，而达不到文明延续性的高度。

又如印度教文明、犹太教文明，虽然它们有明确的连续性，而且今天仍然作为国家形态呈现在世界舞台之上，但印度教文明、犹太教文明的国家形态是经历过长期中断的。印度教文明本身就是外来雅利安人与土著人结合而来的次生文明，历史上更长期受到其他文明的统治。例如152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后裔巴卑尔在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其国家形态并不属于印度教文明。犹太教文明就更不遑赘述了。

毫不夸张地说，影响至今的古老文明并不少，但迄今仍有文明连续性的古老文明则少之又少，而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更何况中华文明还是原生文明。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站在人类创新潮流前列的基本前提。倘若没有连续性，又怎么始终保持创新状态呢？

第二，古代中国人民具有旺盛的创造力，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源泉。

前文已经论证，人的劳动是创新性的源泉。提炼创新思路、记录创新过程或推导创新成果的人可能是官僚、士大夫，可能是那些不治生产的人，但创新实践的真正思想源泉、创新成果的真正应用推广，一定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理所应当是人类创新实践最根本的主体。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论述甚详，他在巨著《中华人民通史》中明确指出：

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知识；经过口头或文字的传述，被知识分子们接收了，也便能间接地来理解事物，并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推演发展与提高。尽管后世学者们如何精益求精，将那些朴素的理论变成高深的科学，但是归根到底，一切知识的来源，仍然是直接生产者在长期劳动中创造出来的。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劳动人民具有无比旺盛的创造力。张舜徽先生在全书的第三部分“创造编”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手工业生产、饮食内容、生活资料、改造自然环境、医疗保健、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创新成就。本书就不再重复论述了。 p3nETPWg4/p7OgX3WgeytzkYmtGAfKQ9lLYlT9iexFDXeg9U7WKf+onZsbAXns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