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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创”，《说文解字》本写作“刱”，与“创伤”之“创”，原本是不同的两个字。随着时代的发展，“刱”字逐渐被弃用，其字义归并入了“创”。当代标准汉语（普通话）以声调区别两者：“创（伤）”读“chuāng”，平声；“创（新）”读“chuàng”，去声。
我们从“刱”字的构成，可以看出它的本义。“刱，造法刱业也。从井，刅声。” （《说文解字·井部》） “刱”字由“井”“刅”两部分构成，“井”为意符，“刅”为声符。在古代农耕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凿井取水，“刱”以“井”为意符，具有开始劳作的含义。例如《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将“创”延伸为写作、创作。又如《新唐书·李昭德传》“昭德规创文昌台及定鼎、上东诸门，标置华壮”，则将“创”延伸为建造、营造。但无论“创”字如何延伸，总有开始行动或第一次实践的意思。例如《汉书·叙传下》“叔孙奉常，与时抑扬。税介免胄，礼义是创”，这里的“创”不仅指制订礼义，更有开始实践礼义的意思。
“新”字，由“亲”“斤”两部分构成，“斤”指斧头。《说文解字》曰：“新，取木也。”“新”的本义是砍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取木者，新之本义，引申之，为凡始基之称。”
可知今天通行的字义本为引申义，指有别于旧的、不同于以往的。
“创”“新”两字合在一起，即指开始实践不同于以往的事物。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动词“创新”意为“抛开旧的，创造新的”；名词“创新”意指“创造性、新意”
。“创新”对译英文innovation，来源于拉丁语innovare，用于指称开始新事物、开创新方法。其近义词creation，为开辟、创造（全新事物）之意。
研究创新活动，需要先明确一个根本前提：创新是人类活动，而不是自然现象，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诚然，任何生物都在努力地适应自然环境，在自然环境中进化自身，那些没有来得及进化自身的生物将遭到大自然的淘汰。但自然的进化与人类的创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人类发展规律决不能等同于自然选择规律，原因有三。
第一，人类具有自由意志，而动物没有自由意志。动物只是在被动地适应自然，虽然动物活动也可能改变自然环境，但这种改变是机械的、无意识的。相反，人能够主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够自觉地让大自然服务于自身。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化自然”。
确实，西方历史上有一些学者和政客将自然选择学说机械地套用到人类社会领域，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如英国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就一再鼓吹，不受国家干预的完全市场竞争是最好的体制。他曾经激烈地批判英国政府的“济贫法案”，认为“绝对地鼓励了轻率、无能的人的繁殖，而由于加重了维持家庭的困难，妨碍了有能力、有远见的人的繁殖”
。在他看来，自由市场最大的好处就是淘汰那些无能的人、低下的人，让有能力的人、高贵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发挥其才能，整个社会有机体就是在不断地淘汰老弱病残的过程中取得进步。
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虽然歌颂达尔文的伟大发现，但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达尔文的学说机械照搬到人类社会领域。例如恩格斯便旗帜鲜明地指出：“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要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断言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的放任市场非但不能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这一结果，反而造成了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总之，自然规律只是人类用来改造自然的工具，绝不能简单套用到人类社会自身。
第二，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指的是人认识自身、理解自身的能力。只有人类才能认识自身，才能思考“我是谁”“我们是谁”，动物不具备这种能力。自我意识不是唯我主义或利己主义，自我意识往往表现为人的社会意识、群体意识。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王制》）
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尽管某些动物具备群居属性，但只有人才能建立社会组织，制定法律规范。人的社会性又往往表现为国家性、民族性。近代大思想家章太炎就在荀子“群学”的基础上指出：“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
正是由于社会性、民族性，人才能拥有语言、风俗和历史，人类才具有历史性。
第三，自然界的斗争是自我持存式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个动物都在为了保全自己而尽可能地吃掉对方或不让对方吃掉。人类社会的发展则不只有自我持存式的斗争，还有承认的斗争。人不仅为了生存而斗争，更为了尊严、为了获得他人或其他民族的承认而斗争。人也不仅在寻求斗争，还在寻求合作互助。
总之，自然生物的演化完全是以物质为导向、以生命延续和种类繁衍为导向的。生存和生殖几乎是动物行为的全部目的。人则不然，人有精神追求，有价值关怀，人类行为超越于生存和生殖的动物本能。
总有一些人鼓吹抽象的“人性论”，在他们眼里，仿佛人只有为了吃喝拉撒、只有为了性需求，才是真实的。一切伟大高尚的事物、一切自我牺牲的事迹，到了他们嘴里，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出于功利算计的。这些人的实质是混淆了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他们错误地把动物性当作了人性，而忽视了人性的根本不是动物需求或自然欲望，而是社会性、历史性。
除了人以外的其他动物，其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并接受死亡，它们只是在完成一轮又一轮的机械循环。人则不同，人的生命意义恰恰在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与自然演化判然有别，人类创造活动是历史性的。我们只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准确地定义创新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理解创新？研究创新活动需要考察哪些方面？
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后加入美国籍）在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首次将“创新”升格为经济学概念，并提出了一整套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
1942年，熊彼特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将“创新”进一步升级为社会发展概念，提出“创造性毁灭”的命题，深刻影响学术界。
自此以后，“创新”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创新学”这样的学科门类。有当代创新学著作将“创新”的特性概括为新颖性、未来性、创造性、变革性、价值性、先进性、时间性、层次性八个方面。
这些特性符合本书对“创新”的定义。
科学的“创新”概念需要区分创新主体、创新客体、创新的主观方面、创新的客观方面四个构成要件。
第一，“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人，是人们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过程”
。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变动演化，自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生物有机体总是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进化自身。然而自然界的演化运动不符合创新概念的指称对象，创新只能适用于人，而不是物。
第二，创新的客体，即创新活动的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自然事物或现象，一般发生在自然科学研究或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之中；（2）社会关系和法律制度，一般发生在社会科学研究或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之中；（3）道德伦理、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一般发生在人文科学研究或精神文明实践过程之中。
第三，创新的主观方面，即指导创新实践的思维方式，包括理论学说和工作方法。创新活动是人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因此我们研究创新时，不能不思考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确实，有许多创新成果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创新者起初并没有预期到该结果的发生，然而这丝毫不能说明他完全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只能说事情的结果超出了他原先的意识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创新者的主观意识同样是值得研究的方面，因为不论结果如何，都以创新者有意识的活动为前提。
第四，创新的客观方面，即创新活动所发生的外部环境。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任何创新活动都不可能离开它的外部环境或客观条件，人只能在现实基础上创新，而不可能凭空生造出某个新事物。
举凡科学的创新研究都必须涉及上述四个方面，本书也不例外。然而，与狭义上的创新学有所不同，本书所说的“创新”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或管理学概念，而是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概念；不是指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革新或企业家管理生产要素的方法革新，而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变革，以及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上的整体进步。
其一，在本书当中，创新主体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指一般性人类活动以及全体中华民族的实践过程。本书讨论的是中华文明史意义上的伟大变革，讨论的是中华民族的创新实践，并对比其他文明或其他民族的创新活动。
其二，本书涉及的创新客体不是具体的某个自然、社会或精神对象，而是指一般性的人化自然以及中华民族既往的宏观历史传统。毫无疑问，中华民族不仅善于改造和利用自然，更善于革故鼎新，在不断变革自身传统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自身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创新对象。
其三，在本书看来，创新的主观方面不是具体的某个理论方法，而是宏观社会思潮以及深刻影响社会整体变革的经典理论学说。这些社会思潮和经典理论既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变革思潮，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其四，根据本书，创新的客观方面不是具体的某项新技术或新方法的产生环境，而是中华民族历次变革时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中华民族总是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变革自己、涅槃重生，这些严峻的挑战和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都构成了中华民族创新活动的客观方面。
总而言之，人的社会历史性是创新实践的基本前提。创新之为创新，根本在于其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具有创新性的民族是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意味着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人类历史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