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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停滞论、僵化论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市场。比如18世纪后期，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就曾丧心病狂地诋毁中国：“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就连他们那些谈论道德和法令的书本也总是变着法儿，反反复复、详详细细地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吹捧那种孩童的义务。”
东方停滞论影响到20世纪，成为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魏特夫就把除日本以外的一切亚洲社会都称为“治水专制国家”，在他看来，无论亚洲社会的内部形态再怎么千差万别，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即亚洲没有自发的市民社会，包括水利灌溉在内的一切社会工程都必须依赖专制权力。治水专制造成了亚洲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东方人民在什么影响下和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摆脱他们维持几千年的治水社会的情况呢？……看来，没有外界的援助，治水社会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取得类似的进展”。在魏特夫等美国冷战意识形态专家看来，中国之所以接受共产主义，恰恰是因为共产主义非常符合中国几千年来僵化落后的治水专制社会，即便是那些非共产党领导的亚洲国家，“都受到了一种半共产主义的或隐蔽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
中华民族的历史不仅是绵延连续的历史，更是变革创新的历史。中华民族不是自出生起就始终如此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多次伟大的革故鼎新，其自我变革较之西方历史更加频繁。
众所周知，从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这三百多年是西方历史上最激荡的变革时代。在这短短三百多年内，西方文明迅速从中世纪飞跃到近现代。相比欧洲，中华民族更加具有激烈变革的历史经验，类似的激烈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这里以其中三次变革为例：第一次是殷周之变，第二次是周秦之变，第三次则是近现代史上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变革使中华文明的精神根基走向成熟，第二次变革使中华文明坚固的统一体最终形成，第三次变革则让中华文明焕发出现代的青春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体现了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成果，又是中华民族前两次伟大变革的继承发展。本章主要论述前两次伟大变革，第三次伟大变革主要留待下一章再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