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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水利系统|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分为三个部分：塘山长堤、低坝系统、高坝系统。很多人印象里，发现水坝应该是近10年里的事情，2016年，我也在老虎岭水坝现场见证了它“官宣”的高光时刻。但实际上，它经历了两代考古人近30年的漫长历程。
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研究，其实是从一个叫“塘山”的地方开始的——一开始，它不叫塘山，而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名字：土垣。
1981年，吴家埠遗址发掘之后，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遗址现场建立了工作站。吴家埠在瓶窑镇西侧，处在大遮山南麓延伸的一个孤丘西坡。一条土路向北翻过孤丘，下经一片池塘低地，沿着山上行五六百米，有个湖北坞水库。
1987年夏天，王明达路过此地，发现了苗头。
孤丘北侧连续的池塘南部，有一东西向的长垄，绵延很长，形态规范。当时没有任何科技手段，连地图都不太有，他从土路的断面观察，认为属于人工营建。
但是，这片土垄连一块陶片都看不见，没有什么说服力，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整体结构、时代无法判断，便先用了一个描述性的名称“土垣”来命名，没有进行发掘。但是，1995年，良渚遗址首次划定33.4平方千米的保护范围，尽管土垣的性状不明，却包含了。
王宁远这两年忽然意识到，王明达基于学术的角度，在1986年首先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本质上把包含50多个遗址点的区域，当成一个遗址看待，极具前瞻性，这客观上成为后来保护范围划定、实现良渚遗址整体保护的理论基础。如果不是这种整体性认识，即使是135个遗址点都点状保护，良渚遗址群一定不是现在的样子。国内大遗址的理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出现，浙江考古人走在了前面。
回到故事。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为深入了解遗址分布，确立重点保护地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了新一轮考古工作。
1995年，罗村附近修路，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时期的碎陶片，那么，遗址的年代判断就成为工作目标之一。土垣的最初性质，有两种认识，王明达首次提出了拦洪水坝的观点，蒋卫东认为可能是良渚遗址群的城墙。因为反山、瑶山、莫角山都发现了。为了确认拦洪坝，大家分头行动。
1996年12月—1997年1月，由王明达领队，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进行三次试掘。丁品先在毛儿弄村道断面东侧的土垣南坡进行试掘，发现它由人工逐层堆筑而成，但未见包含物。赵晔接龙，在道路西侧的土垣北坡进行试掘，发现底部有块石铺底的现象。
金村段所在的东西向土垣，有人叫它“塘山前”，它的南部，当地人称“羊后棋”。方向明在这儿试掘。
12月17日，先在土墩南部的水稻田布2米×5米南北向探沟T1，第2层为良渚文化层，陶片碎，与生土的结构、色泽基本一致。
【方向明日记】
12月20日，T1结束，为了与土墩地层衔接对照，决定先清理土墩南部断面，那里灌木丛生，我亲自动用山锄，在高出水田约70厘米发现异样石块，可惜被我挖破了一点点，在水田里清洗后大喜过望，原来真是玉料！连忙拍摄场景。收工时天色已晚，费国平和我一起回吴家埠工作站，一进门我就向王老师报告意外消息，王老师也甚喜，当晚，大酒。
最大的一块“异样石块”，是方向明用洋镐清理剖面时挖出来的，微有损伤。他在水田沟里清洗后，才发现了切割痕迹，欣喜若狂。那晚在吴家埠，方向明被奖励喝了不少酒。
随后，发掘出土了不少玉器残件、玉料残块和石质工具，并清理出局部的红烧土面和埋设陶器的灰坑。在试掘过程中，对土垣沿线和周边环境进行了调查，根据当地村民对此地的称呼，正式改“土垣”为“塘山”。
塘山金村段制玉作坊出土的玉料和残品
本来是去找拦洪坝的，结果发现了一个制玉加工作坊。
2002年4—7月，考古队员再次对塘山金村段进行发掘，获得了460多件玉石制品，发现了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3处，确认金村段的营建是一个连续堆土加高的过程，并在南部斜坡处用大量块石筑成护坡。
塘山遗址的性质功能究竟是什么？
《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第一版发表了王明达、方向明、徐新民、方忠华联合署名的《良渚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认为塘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
塘山作坊做的主要产品，是管珠和锥形器等普通玉器，兼玉废品回收再加工。从残存的玉质遗物看，良渚人会把很多玉璧的残块拿过来再加工，最有可能做的就是锥形器，因为发现了很多和锥形器制作有关的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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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于塘山性质的判断，得到了多位学者的认同。不过，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塘山遗址如果作为防洪堤，那么，它的西部连接到毛元岭山体之后，往南被一条彭北渠截断，再往南就没有山体或坝体，水流从坝内流向了东苕溪，似乎起不到截流防洪的作用。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塘山的研究并没有更大的进展。直到2011年的“上帝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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