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山

|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地|

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江苏已经拿出了草鞋山遗址，上海有青浦福泉山遗址，浙江，良渚文化的命名地，怎么没花头？

在上世纪70年代，牟永抗先生已经注意到良渚遗址群里出现了很多“熟土墩”，这显然是人工堆筑的土墩。

反山并不叫反山，只是属于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的杂地。雉山村有陈家弄、沈家村、费家头等自然村，这三大姓的村民都是当地世代居住的原居民。反山地势较高，种竹、茶和山芋等。20世纪50年代，反山的南边，有七户人家定居，叫“翻山组”——翻过山的一个组。为什么是组？人民公社的基层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公社—大队—中队—组。从雉山村来此处要翻过一座山，但这个“翻”字太难写，村里人普遍写成“反”。“反山”之名由此而来。

1986年，余杭长命乡农机厂要转产，准备筹建长命制动材料厂，选中了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准备在山上取土，并把厂区北围墙建在反山顶部北缘。文保员费国平发现了，马上向考古所报告。他就住在雉山村，对这里太熟悉了。1977年参加河姆渡遗址发掘后，被考古所聘为合同工，1991年进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如果没有费国平的报告，建厂取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就不会有反山的发掘了。

王明达、芮国耀和费国平去山上踏勘，发现了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偶尔也能见到一些良渚文化的小陶片。他们判断的标准是“熟土”，发现“熟土”有时比捡到陶片更重要。王明达确认，反山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熟土墩。

1986年5月8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进驻反山工地。5月9日，反山正式开始发掘。5月6号临出发，在杭州环城西路的办公室，书记、所长、副所长都来找王明达：阿达！你们要去反山挖600平方米钱不够的。

那年，全所40个编制，连工资在内11万。各考古室全年发掘经费8000块，二室在海宁三官墩遗址发掘花掉了3000多元，只剩下4000多元。再加上民工费每天一块八到两块一，挖600平方米显然不够。

大家“纠缠”了近1个小时——我的脾气你知道的，我站起来桌子一拍：挖不着，不用4000块；挖得着，钱就不用担心了。要出发了，要么你们把我领队换掉。王明达说。

大家确实心里没底。发掘工作持续了十多天，挖了11座砖室墓，良渚文化的墓葬影子也没见着，此处是否就是汉代墓地？

5月19日晚上，王明达在工地给大家开会，鼓励大家要坚信原来的判断，强调接下去拆除墓砖后，发掘深度会达120厘米左右，每下挖10厘米，一定要把各探方的平面铲光，辨别土质土色，特别要注意寻找墓口，必须在领队确认没有迹象后再继续下挖。

5月28日，汉墓的清理已经接近尾声。为了慎重起见，王明达决定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一遍，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傍晚，随着日光的移动，他们在平整的地面上，仔细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终于在3号探方的中部，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也就是说，土坑的墓口，确认了，王明达清晰划出了长方形南北向的四边界线。

5月29日下午，他决定改用小铲，每下挖5厘米，就平整一次。半天时间，像蚂蚁搬家，他和文保员陈越南两个人只挖深了30厘米。

又过了一天，已经下挖到90厘米了，没有看到任何遗物。是不是挖反了？如果挖反了，土再填回去也不能掩盖操作的失误。

5月31日下午两点多钟，乌云翻滚，要下雨了。王明达和大家商量着，准备收工。他站在1.6米高的隔梁上安排，指挥大家把探方里的松土赶快挑走，盖上塑料薄膜。这时，一直在清理的技工陈越南，从深达1.1米的墓坑里爬了上来，他是绍兴人：“王老师，这个啥西？”

王明达一看，有红的，还有白点。他从160厘米高的隔梁上直接跳下，爬到墓坑里——这样一跳，其实是违反考古工作规程的，但当时，王明达实在是太激动了。

蹲在坑里，再次观察这块土，印痕上同样留下一些玉粒和漆皮。陈越南递给他一把小铲，他不敢用，在装土的竹簸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顺着土块的边缘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编号为余反M12:1的嵌玉漆杯。

他又用竹签子来来回回剥墓坑，看到了白花花的颜色，那是玉的鸡骨白。这是后来编号为97号的玉琮，这件三节玉琮，因为口高，刚好剥剔到它的射口。这也是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第一件经科学考古发掘的玉琮。

雨点开始落下了。他记下了墓穴的长宽深（露出器物的深度已达120厘米）后，墓穴用薄膜盖好，铺上一层泥土。晚上，他们冒雨回到住地，已经浑身湿透，但兴奋得很，王明达让人赶快去买几个菜来，“老酒有没有，有，拿一坛来，今晚好好喝”。他当时的原话：“我们这次发掘将要载入考古史册。”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反山12号墓，浙江省第一座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终于被发现了——出道即巅峰。

按照考古工作规程，确定了考古学单元之后，就给它们编号，作为出生证，原始记录，永不改变。因为反山一开始挖了11座东汉砖室墓，所以良渚第一座大墓编号为“余反M12”。墓主人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早期的一位王，也就是最著名的那位拥有琮王的“王中王”。

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

阿达，你不要动哦。毛昭晰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

挖出来不好动的。

为了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围在墓坑边，除了玉琮外，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日记：

6月10日，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补贴——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

7月7日至10日，王明达在吴家埠工作站撰写完成《浙江余杭反山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后刊登在《文物》1986年第10期）。10月4日全部墓葬清理完毕，10月10日全体考古人员撤离。

100天，王明达的体重从110斤降到了93斤。

反山墓地共清理出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共11座（M19和M21是这座土台中的残墓，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已遭破坏）。其中9座良渚文化早期高等级墓葬，南北两排，共出土1200多件（组）随葬品，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组），占了九成，光种类就有三四十种。反山王陵有三个最——已知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一处高等级墓地。还有一个最——反山12号墓是迄今发现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葬，如果以单件计算，随葬品数量多达658件，其中玉器以单件计共647件（不含玉粒和玉片）——几乎全是。

反山遗址的发现过程，至今依然是田野考古的经典。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11月3日，全体与会代表参观考察反山，并在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器物。11月5日下午，严文明先生做了总结发言，题目：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他说，反山的发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学科的前沿。苏秉琦说，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我们现在习惯把反山称为“王陵”，这个词，就是苏秉琦先生提的。有一次，王明达去苏先生的办公室聊天，给他看刚出的反山发掘简报。1988年，《文物》第1期以最快的速度公布了反山、瑶山两地的考古简报。简报里，称“反山墓地”。墓地……墓地……苏先生的手搁在桌上，笃，笃，敲了两下——陵！他蹦出一个字。

墓地是墓，陵是王。王明达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反山墓葬地营建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厚、玉器之多而精，还没有任何一处良渚文化墓葬超过它，这不是最高等级的贵族“王陵”吗？ XPmEuBGY+Rd36plBqhlJlmqjreGABsUjUxUCcMptDeTPf6vy+ByeMG3Kvc2aFe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