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亭

|良渚考古队的家|

没有门牌号码，导航导到这里，语音提醒：你已进入一条无名路。我第一次去八角亭，就是这样。

2018年4月的一个周末，刘斌和“家人”一起把家门口的一块牌子拆下。牌子上写：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

2009年，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授牌成立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同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立，成为第一批12个国家遗址公园之一。不过，我们更习惯叫它另一个名字：八角亭良渚工作站，简称八角亭，良渚考古队的家。

2018年4月16日，为了配合良渚古城申遗及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八角亭良渚工作站成了遗址公园的一部分，工作站搬迁至1.5千米之外的新家。

从家门口走出来，没几分钟，就是大莫角山遗址，良渚宫殿区。2008年，刘斌带着王宁远以及三四个技工，从反山南边良渚遗址管理所内的临时住处，搬到了八角亭，继续对古城及周围进行考古发掘。这里原来是大观山果园的职工宿舍，后来外迁，宿舍本来也要拆除，刘斌向良渚管委会提出，希望这个地方可以留下来给我们用，良渚古城考古是一项持续的系统项目，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场所。

考古人习惯的生活是这样的：除了主动发掘，更多的是配合城市基础建设而展开，高速公路修到哪里，铁路开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等发掘结束，再换一个地方住。

刘斌的想法有些不同，或者说，出于考古人的敏锐，他隐约意识到，良渚古城，绝非那么简单，这里不是暂时过渡之所，他想给考古人打造一个家。

良渚管委会把果园的四幢房子留了下来，原来没有围墙，没有空调，这次重新装修。刘斌、王宁远、赵晔，三位研究员各住一屋，下面还留着一个房间，是客房。这里接待过很多国内外专家，《自然》杂志的一位美国记者，来工作站采访时也住在这里。搬家的最后一天，很多人说：真想来八角亭住一晚啊。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有个一真寺，寺旁有个亭子，八角亭应该是亭子的名字。据说寺庙很小，后来拆掉了，但老百姓都知道那个地方叫八角亭。

这里和一般意义上的考古队有点不一样，一开始，刘斌就希望按照家的模式打造。他把大半家当都搬来了，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在院子里种花，买了家具，布了茶席。要喝茶，找刘斌。

一年365天，超过300天，刘斌都住在这里，其他考古队员在这里平均也要住280天左右。刘斌经常跟技工和考古队员讲：我们不是朝九晚五，下班就可以回到城市，我们的工作就是生活，考古界的老先生们有一句老话：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你是现代人，又要研究古代，你一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别人看来很艰苦，其实有很大的快乐。

这种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

走到另一幢矮楼，厨房，浴室，餐厅，客厅，会议室……王宁远说，我们永远都是圆桌吃饭的，我们没有快餐制，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在饭桌上说的。我们一般不会开很正式的会，吃饭的时候，就把事情说掉了。

换句话说，可能在挟起阿姨最拿手的酸菜鱼时，历史就改变了。比如，王宁远和同事拿到了一份1969年美国拍摄的卫星影像资料，他连续几天闭关八角亭的房间里点击，有一次点错了位置，把焦点设置在了西南方向，放大一看，发现了低坝中的一条。 还有两 （072） 位90后考古人，是在八角亭恋爱的。2016年，宋姝和姬翔先后来工作站报到，一个来自吉林，一个来自安徽，一个住楼上，一个住另一幢楼下。

2016年年底，春节前一天，宋姝要坐早班飞机回老家，凌晨4点，从八角亭坐车去机场。前一天晚上，她决定不睡觉了，在二楼角落的会议室呆着。姬翔也没睡，坐在会议室陪她聊天。走之前，他硬着头皮问了一句：我们在一起怎么样？你要不要回家考虑一下？

年后回来，宋姝在八角亭遇到他：要不然试试看？

搬家的最后一天，我遇到了陈全合和李红。老陈是技工，负责发掘，李红负责考古人的三餐。老陈是山东人，2005年就来了良渚，在八角亭结婚，生了儿子，又在瓶窑买了房子。

2013年，陈明辉到八角亭后，刘斌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后勤。后来，他成了良渚工作站的站长。

刘斌说，八角亭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没有工作站，就不可能有十年来良渚考古团队的建设。大家在这里有一种共同工作生活的氛围，如果没有这样的氛围，这十年考古工作也不可能进展得这么快。

“今天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八角亭的最后一天，王宁远走到院子门口。他想，今天家里是不会准备晚饭的。队员们也收拾东西，准备各自散去。

“你们都回来吃晚饭啊，菜买好了！”系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李红像往常那样，喊他们回家吃饭。

考古所的年轻人开过一个微信公众号：永远的八角亭。虽然早已停更，但号还在。王宁远制作过一张数字高程模拟图，名为“良渚考古之路1981—2018”。数字高程模型，是用来分析古城遗址地貌环境的。他在图上标注了八角亭的位置以及与古城的关系。在八角亭上，他打了几个关键词：发现外郭、水利系统、古城格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圣地”、申遗。告别前，他实景三维高精度采集了这个区域。八角亭，永远存在于虚拟三维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