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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分别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封王，朱元璋的众多子嗣各得王号，分镇一方。这些藩王的封地都是各州府的名城大郡，有些还是前朝旧都，比如秦王朱樉的西安曾是汉、唐两朝的故都，周王朱橚的开封又是北宋的汴京，蜀王朱椿的成都也是巴蜀政权必定的都城，这些封地的历史地位都不亚于应天帝都，更有如北平这样的前元都城被封给了燕王朱棣。那为什么他始终待在应天，没有把大明帝国的都城迁到以上名城呢？
事实上，朱元璋自北伐大都开始就在谋划迁都一事，洛阳、长安、开封、濠州（今安徽凤阳）、大都都曾作为候选地址被朝臣讨论，可是每当人们提到赋税、漕运时，西北各城都存在粮食转运困难的问题；每当人们提到关塞险要时，中原各城又成了无险可守之处；每当人们提到修建新宫时，天下百姓困苦的问题也着实让太祖皇帝头疼。
思来想去，人口超过两千八百万的江浙就没有田赋不足的问题，那里的田地产量最高，新修不久的吴王宫也还可以使用，没有宫殿不足的问题，更没有漕运不通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需要从外地转运粮食。朱元璋也曾考虑在家乡濠州建都，并将当地更名为凤阳，但这项大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壮举最终却造出了一座根本无法使用的都城，朝廷不得不采纳刘基的谏言否决了迁都凤阳的原计划。
这么一看，除了大本营应天外，短时间内还真找不到一处适合迁都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帝都在短时间内不能离开江南，北疆防线就必须有人替朝廷守着。
“藩王+武臣”的二元体系是让藩王与总兵们一起指挥军事行动，只不过藩王并不是随时都要带兵出征，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监视、约束各军将领的作用，不过又有一个新的问题：藩王的地位虽然高于常人，节制普通将领肯定不成问题，但如果对方是开国元勋呢？
自朱元璋起兵以来，麾下征战的将领越来越多，常遇春、徐达、邓愈、冯胜、李文忠、蓝玉、傅友德、华云龙、汤和都是历经血战后脱颖而出的名将，这些人参与过的战役很多，攻克的城池无数，杀死的敌人更是不计其数，为大明帝国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整个朝廷里的话语权也非常人能比。和这些武将勋贵比起来，秦、晋、燕等藩王都是晚辈后生，作战经验不足，威望也远远不及他们，如何才能让这些武将勋贵甘心接受藩王们的节制呢？
为了让藩王们能够服众，朱元璋在刚刚登基称帝时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具体来说，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提升藩王们的威望。
一是故意延后封赏开国功臣的时间，特意在此之前先封秦、晋两位藩王，然后才在洪武三年开始大规模封赏开国功勋，同时还规定文臣武将无论地位如何，见到皇子王爷都必须行跪拜之礼，这么有意无意地强调尊卑有序，就是在告诉所有人，皇室的地位高于普通勋贵，从思想上让武将勋贵们处于弱势地位。
二是建立姻亲关系，将武将勋贵与藩王皇子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加深两者的羁绊，从而减少武将勋贵对藩王节制自己时产生的抵触情绪。这么做既暗示了朱明皇室与功臣们共天下，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朱元璋的二十六位皇子中，除了早夭的朱楠外，剩下的二十五位皇子与功臣勋贵联姻者就多达十四人，占了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而且联姻对象的选择也非常讲究。太子朱标是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地位最高也最敏感，给他选择的妻子自然也是未来的皇后，国丈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第一权臣。有意思的是，得到太子妃头衔的是开平王常遇春之女，而两家联姻是在洪武四年，正是常遇春暴毙两年后，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常氏之所以能坐上太子妃之位是因为避免了外戚威胁皇权的可能。
剩余皇子们的联姻对象也很有目的性，秦王朱樉的正妃是扩廓帖木儿的妹妹王氏。当时扩廓帖木儿依然拥兵塞上，威胁大明帝国的边境，朱元璋此举明显是想招降扩廓帖木儿，只不过扩廓帖木儿至死都效忠于北元朝廷。
至于秦王侧妃，朱元璋给儿子选的是卫国公邓愈之女，因为王氏一直不受朱樉待见，邓氏实际上相当于秦王正妃。还有燕王朱棣的正妃是魏国公徐达之女，徐达是大明的征虏大将军，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当地卫所也多是他的旧部，朱元璋要朱棣镇守北平，有了与徐达的这层关系，勒兵巡边肯定就更容易一些。
大抵来讲，藩王们的婚姻都是加强皇室与功臣羁绊的政治婚姻，凡是有女儿可以联姻的，朱元璋都想尽办法让皇子娶回来。比如晋王朱㭎娶了永平侯谢成之女，周王朱橚娶了宋国公冯胜之女，楚王朱桢娶了定远侯王弼之女，齐王朱榑娶了江国公吴良之女，鲁王朱檀娶了信国公汤和之女，蜀王朱椿娶了凉国公蓝玉之女，湘王朱柏娶了海国公吴祯之女，代王朱桂娶了魏国公徐达之女，韩王朱松娶了郢国公冯国用的孙女，唐王朱桱娶了黔国公吴复的孙女，郢王朱栋娶了营国公郭英之女。
有了尊卑有序的暗示，再加上政治联姻的加持，塞王戍边的推行也变得异常顺利，无论是晋王朱㭎节制定远侯王弼，还是燕王朱棣指挥颍国公傅友德，全都完成了预定任务，而且没有听说王将不和的情况，看来朱元璋的安排还是起了作用。
如果事情一直这样发展，勋贵手中的兵权、威望都会逐渐分散到塞王手中，塞王也因为不能独掌兵权而和勋贵重臣们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大明的边防似乎稳固了。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变故骤然改变了朱元璋的边防政策。
朱标，太祖皇帝长子，聪慧仁慈，自幼跟随大儒宋濂学习，吴元年（1367年）时即被立为王世子，洪武元年正月又被立为大明首位皇太子，是太祖皇帝心中唯一的继承人。
至于权力，朱元璋也毫不吝啬地给了朱标极大的特权。洪武五年时，朝臣凡是要上疏言事的一律先告知东宫，五年后，大小政事均由东宫初裁后再报皇帝，这种信任在历朝历代都很少见。
为了让朱标能顺利接过皇权，朱元璋很早就把身边的勋贵重臣派到他身边辅佐，让他们兼任东宫属官以便拉近两者间的关系。《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中列出的首批东宫属官名单包括：“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冯宗异兼右詹事，中书平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书左、右丞赵庸、王溥（pǔ）兼副詹事，中书参政杨宪兼詹事丞，傅
（huán）兼詹事，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张兴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顾时、孙兴祖同知左右率府事，佥大都督府事吴桢、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太子宾客。”
纵观历朝太子，明太祖对朱标的培养算是比较成功的，历史上的朱标几乎没有负面记载，史官们异口同声地称他是好太子、好兄长，为人友爱，天性仁慈，平日里协助皇帝处理政务，间歇时不忘继续学习，大臣但凡有惹怒皇帝的，朱标一定从旁劝慰以减轻皇帝的怒火，兄弟们犯了错的，朱标也绝不袖手旁观。
《明史·兴宗孝康皇帝传》：“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
秦、周等王多有不法，惹得皇帝要削藩严惩时，朱标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承担错误，做担保，让弟弟们安全返回了封地。后来有人告发晋王有谋反企图，又是朱标声泪俱下为其求得原谅，这些都证明了朱标性情仁厚，有贤君的潜质。因此，不管是朝廷大臣还是藩王兄弟，所有人都对朱标心悦诚服，对他继承皇位一事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异议。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四年时，朱元璋有意迁都关中，便让朱标到陕西一带巡视，考察是否有迁都的条件。然而等到考察结束后，朱标突然就病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次年四月便因病去世，这时距他执掌东宫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的培养前功尽弃，二十四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朱元璋的悲痛无以复加，但更让人头疼的是谁来做下一任储君，因为一个已经培养了二十四年的太子早就长成了参天大树，他的追随者遍布朝野，他的威望也无人能及，朱元璋对所有皇子的未来早有规划，已经不是随便换个人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汉唐以来，能从太子之位成功坐上皇座的确实非常有限，这个位置容易招来嫉妒、暗算，总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它，但凡有一点儿机会，总有皇子亲王伸手去抢。然而朱标之死好像不是这样，在朱元璋的培养和庇护下，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取代朱标成为新的太子，秦王朱樉不行，晋王朱㭎不敢，燕王朱棣不能，这一切都是因为朱标的威望太高，德行又太好，谁敢说自己能比朱标做得更好呢？
现在问题来了，朱标死后的皇室有没有能取而代之的人呢？
按照尊卑有序、立嫡立长的规矩，秦王朱樉同样是高皇后马氏之子，嫡子的身份没有问题，又是兄弟中排行第二的皇子，似乎最有资格问鼎储君之位。可惜，秦王朱樉从小生活在哥哥朱标的阴影下，明面上是大明的二皇子，实际也就年龄大一些，地位并没有比其他兄弟高多少，唯一让他能超过其他兄弟的只有洪武二十二年时赐的“宗正令”头衔，表明他有教导皇弟们的资格，实际上他却没有机会去教导弟弟们。
只是年龄小了一点儿，地位上却与哥哥朱标天差地别。多年的压抑让这位秦王越发乖张，就藩西安后一直是小错不断、大错连犯，他不修国政、强抢民女、强买金银，一会儿要买杭州的小脚美女，一会儿又让人到广东买珠子，气得朱元璋屡屡训斥他，最终在洪武二十八年平定洮州（今甘肃临潭）叛番后暴毙身亡。
接下来就是晋王朱㭎和燕王朱棣两兄弟。可以肯定的是，晋王朱㭎、秦王朱樉、太子朱标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虽然有推断认为他们都不是高皇后马氏之子，但朱标的嫡子身份定下后，同胞兄弟自然都是嫡子，所以朱㭎的嫡子身份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说起晋王，太祖对他的培养也不差，自幼跟随宋濂读书，又跟着杜环学字，《明史·晋恭王传》对他的描述是“修目美髯，顾盼有威，多智数”。
唯一的问题是，晋王性格骄傲，也常常在封国内肆意妄为，因而被人告发有谋反的嫌疑，多亏朱标袒护才得以逃过朱元璋的雷霆震怒。比朱樉好的是，朱㭎知错能改，从此以后待人谦虚有礼，以恭慎闻，但这依然不能让朱元璋满意，为什么呢？因为燕王朱棣。
燕王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王貌奇伟，美髭（zī）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
。洪武三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一年就藩北平。《明史·成祖本纪》记载他与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㭎、周王朱橚都是高皇后马氏之子，也就是皇室嫡子，但这个说法一直不被后世采信，吴晗在《明成祖生母考》一文中论证过，认为朱棣与周王朱橚同是碽（gōng）妃之子，乃是庶子，只因靖难成功后为了巩固帝位便篡改了身世。
《明史·晋恭王传》中载：“是时，帝念边防甚，且欲诸子习兵事，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足见塞王领兵作战中的领导者就是晋、燕二王，两人常常一起节制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勋贵武将。
两个塞王同受重视，自然难免相互较劲。洪武二十三年，晋、燕二王受命一起出塞讨伐北元叛将乃儿不花。然而本应该协同作战的两兄弟并不齐心，晋王朱㭎一直忙着收集情报、训练兵士，《奉天靖难记·卷一》《明史·成祖本纪》都说他因为胆怯迟迟不敢出塞征讨，总之没有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季节出征。
燕王朱棣就不同了，在一众大将反对雪天用兵的前提下，依然坚持冒雪出征，还真就逼降了乃儿不花。一边怯懦不敢战，另一边已经凯旋，两相比较下，作为兄长的晋王自然被比了下去，再加上朱元璋对燕王的表赞，晋王就更加厌恶燕王。
据说朱㭎曾上表自陈没有出兵的原因，认为燕王明明知道作战部署，却为了抢功故意不告知太原方面，擅自行动，这才导致晋军没能与之会合。
这样的说辞也许确有其事，因为朱㭎能被委以重任，除了他年长外，确实有几分军事天赋，说他胆小怯战恐怕有些不恰当，很有可能真是被朱棣抢了功劳，两兄弟由此相互厌恶，晋、燕两王不和便成了公开的秘密，直到朱㭎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去世也没有和解。
有了朱棣的对比，朱㭎自然也不能成为下一任储君的人选，朱元璋一度非常犹豫，曾询问续立燕王为储的可能性，却被翰林学士刘三吾反问道：“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
是的，论长幼有序，秦、晋二王都优于燕王，如果绕过秦、晋二王，那朱元璋一直推行的“尊卑有序”“立长立嫡”岂不是都被打破了？如果今天这么做了，皇室继承的规则可能就不复存在了，以后任何一个稍有本领的亲王便都有资格挑战东宫，皇室内斗的例子不胜枚举，大明岂不是也要亡于皇室内战？
刘三吾的反问让朱元璋瞬间清醒了，虽然朱棣的才能胜过其余藩王，但他毕竟不是嫡长子，他若即位只会导致继承规则混乱，为了大明帝国千秋万世计，只能让嫡长子朱标一脉继承皇位，而且永永远远都只能是他这一脉承继大统，这样才能杜绝后世藩王对皇位的觊觎。大明王朝没有更立一位新的太子，而是在半年之后迅速册立了皇太孙，懿文太子朱标的次子
、皇孙朱允炆就此成了新的储君，他就是建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