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都风雨起

金贞祐三年（1215年），一支强悍的蒙古军队驱赶着投降而来的契丹人、汉人，疯狂地向一座高达四丈的城墙杀奔而去。这些冲在最前面的人衣衫褴褛、武器陈旧，乱哄哄的，怎么看也不像一支能取胜的军队。何况他们面前既有壕沟又有箭楼，无数箭矢从城墙上射来，轻而易举地贯穿了他们的身体，而他们只能疯狂地填埋壕沟、移除拒马，否则即便不会被城墙上的流矢击中，也会被身后蒙古骑兵的追魂箭射杀。

彼时正值夏季，天气本来应该无比炎热，但无论是守城将士还是攻城军队，都不停哆嗦着，不知道是不是恐惧让他们感受不到夏日的温度。也许人们会奇怪，面对如此不堪的乌合之众，占有地利的守军为何同样恐惧。事实上，蒙古大军已经包围这座城池长达十个月了，而增援守军的部队却在霸州（今河北霸州）被蒙古骑兵伏击，粮草辎重也被付之一炬。疲劳、饥饿、无助不断折磨着本就不多的守军，直到他们再也举不起刀剑、拉不开弓矢。

当年五月，守军指挥官完颜承晖服毒自尽，守将抹捻尽忠弃城逃遁，蒙古骑兵就此占领了这座恢宏的城池——金国的中都城（今北京）。

中都，辽国时又名燕京。作为女真金国统治中原的都城，这座城池的人口不低于四十万，界长三十余里，有十二座城门和十三米高的城墙，可谓黄河以北最大的都市。《元史·地理志一》称其“右拥太行，左挹（yì）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如此险要充分反映了中都这座城市的战略价值。因此，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四年在此营建新城，后更名“大都” 。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元朝由大漠兴起，四面出击，向西兼并了西域，灭亡了西夏，向东收揽了辽东，屠戮了女真，向南占领了江南，征服了南宋，故其地北逾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西极流沙（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尽辽左（今辽宁省东部），南越海表（今西沙群岛）。 地域辽阔的元帝国首次以行省划分天下，设立了皇帝直辖的中书省，和十一个行中书省，分别称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 ，省下又分路、府、州、县四等，共计一百八十五路，三十三府，三百五十九州，一千一百二十七县。

如此辽阔的王朝，强盛如汉唐也未曾有过。

可惜的是，蒙古人善于打天下，却未能彻底汉化，即便忽必烈曾推行汉法治汉地的政策，元帝国从本质上依然保留了很多草原政权的特征。不过数十年，元帝国在中原的统治便岌岌可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义军席卷南北。坐拥天下第一大都市的元帝国，在大明王朝的兵锋下，第一次感受到大都摇摇欲坠的恐惧。

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义军领袖朱元璋称吴王，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政治中心四面出击，相继消灭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政权，尽数占领吴、楚之地，俨然成为各路义军中最大的势力。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吴王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甲士二十五万，由淮入河，长驱北伐，直指元帝国的心脏——大都城。

《谕中原檄》（节选）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chóu），挈（qiè）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作为朱元璋北伐大都的檄文，《谕中原檄》明确提出了此次北伐元帝国的目的，即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换言之，朱元璋的北伐不单单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是要将元帝国逐回塞外，恢复一个以汉人、汉法为核心的王朝，这表明这场战争是要摧毁元帝国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绝不是小打小闹的局部战争，而檄文中所提出的口号对当时不满元廷统治的百姓来说很有号召力，特别是在龙凤政权 的三路北伐相继失败后，朱元璋的出现让黄河以北的百姓再次看到了推翻元帝国的可能性，期盼北伐军到来的大有人在。

由此看来，元帝国正面临一场大决战，必须集结仅剩不多的军事力量对抗徐达、常遇春领导的二十五万北伐军。然而，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贵胄非但不思挽大厦于将倾，反而忙于争权夺利，中央朝廷党同伐异，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明知北伐大军日益逼近，却始终无法团结一致。

元顺帝时的元帝国除了被朱元璋占据的吴、楚之地外，巴蜀也被以明玉珍为首的夏政权抢走，也就是说，十一个行中书省就丢了四川、江浙、江西、湖广四个，剩下的行省中，征东其实早就被撤销了，当时已是高丽国，岭北、辽阳位于北境，大多数时候气候寒冷，人口稀少，不值一提，而云南远在西南，甘肃又悬于西北，距离大都太远不说，而且钱粮不足、兵源稀缺，自保尚且困难，更谈不上支援大都了。

如此看来，元顺帝真正可以利用的只有中书省、陕西、河南三地而已，故而中原地区便显得尤为重要，不仅成了保护大都城的屏障，而且也是大都兵马、钱粮的主要供给地，要保住大都，保住元帝国对华夏地区的统治，他们就必须平定中原地区，建立中原防线，这是大都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可叹的是，资源本就不多的元帝国并不能很好地整合以上三地的军、政资源，无论是中书省的山东、山西地区，还是河南、陕西两省，地方军阀割据始终是朝廷解决不了的难题，其中尤以元末两大帖木儿家族——孛罗帖木儿集团和察罕帖木儿集团最为棘手。

至正二十年（1360年），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两大军阀为争夺冀宁（今山西太原）发生火并，内战很快波及山西、河南等地。身为皇帝的元顺帝软弱无能、两头讨好，只能用和稀泥的方式从中调解，最后两方谁也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官运亨通，这无疑助长了地方军阀胡作非为的气焰。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察罕帖木儿在镇压义军时被叛将田丰、王士诚刺杀， 他的军队都由义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继承，孛罗帖木儿不顾大局，趁扩廓帖木儿出兵在外，大举进攻扩廓帖木儿的山西大后方，试图兼并原属于察罕帖木儿的地盘。元顺帝又一次和稀泥，只是下诏让双方精诚合作，中央朝廷的权威进一步动摇。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围绕中央大权的归属，元廷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太子爱猷（yóu）识理达腊一派大有架空元顺帝的趋势，属于帝党的御史大夫老的沙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被迫逃离大都，投奔了孛罗帖木儿。

然而，当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向孛罗帖木儿索要“逆臣”时，元顺帝却暗中指示孛罗帖木儿保护老的沙，孛罗帖木儿因此拒绝听命于太子。至正二十四年，太子胁迫元顺帝下诏褫夺了孛罗帖木儿的所有官职、爵位，孛罗帖木儿便以清君侧的名义犯阙，接连击败太子派出的讨逆大军，朝廷无奈妥协，只好交出了所谓的太子党，加封孛罗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太保衔。

一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扩廓帖木儿结为同盟，组织两路大军再次讨伐孛罗帖木儿。然而，太子党的军队又一次战败，大都城很快也被孛罗帖木儿占领，狼狈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不想束手就擒，在慌乱中突围，投奔了扩廓帖木儿，而被人挟持的元顺帝不得不封孛罗帖木儿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

逃出生天的太子仍旧不甘心失败，在得到扩廓帖木儿的效忠后，第三次举兵讨伐孛罗帖木儿。这一次，太子党有扩廓帖木儿的野战军作为主力，很快就扭转了局势，不仅攻克了孛罗帖木儿的老巢，连孛罗帖木儿派去抵挡的军队也一并投降了太子，孛罗帖木儿本欲亲临一线组织抵抗，但军心早已离散。内外交困下的孛罗帖木儿无奈返回大都，最终被帝党刺杀于宫中，扩廓帖木儿携太子及各路兵马浩浩荡荡地重返大都城，元顺帝欣喜之余加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总领天下兵马。

孛罗帖木儿之乱平定后，元廷以为可以全力讨伐南方的各路义军了，于是命令扩廓帖木儿代太子出征，尽快南下讨灭义军，但是他们完全想错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河南王扩廓帖木儿下令征调关中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孔兴四将的军队，准备一同南下镇压叛乱。结果张良弼、李思齐等人均不听令，反而建立了统一战线，推李思齐为盟主，合力抵御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得知后大怒，立即挥师向西进攻陕西，元帝国的内战再次爆发。

至正二十七年八月，元顺帝再次以和稀泥的方式让双方罢兵，诏令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领天下兵马，让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等人分道出兵，收复江淮等地。听到自己被解除了总指挥的职务，扩廓帖木儿也拒不听命，依然指挥军队进攻李思齐等人，这导致扩廓帖木儿集团内部发生叛乱，大将貊（mò）高、关保起兵自立。

元顺帝这下终于生气了，也不讨伐义军了，而是罢免了扩廓帖木儿的所有官职、爵位，还专门成立了个针对他的抚军院，让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领天下兵马，一同讨伐扩廓帖木儿。双方展开了数十场大战，互有胜负，原本用以抵挡义军的中原防线由此变得支离破碎，而元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也在自我消耗中越打越少，损失的兵马以数十万计。

元帝国的乱局给了南方义军快速成长的时间，新崛起的朱吴政权俨然有了超过元帝国的军、政、财实力，他们敏锐地发现了驱逐蒙古政权，开创新王朝的机会。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吴王朱元璋集结二十五万大军，正式开启了北伐大都之战。北伐军先取山东沂州、益都（今山东青州），后克东平、济宁、济南，以数路并进且快如闪电的攻势很快便占领了整个山东地区。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吴王朱元璋于应天（即金陵）登坛祭天，称帝建国，立国号“大明”，改年号为“洪武”，史称“明太祖”，大明王朝至此正式建立。

大明王朝如同初升的朝阳般充满活力，攻伐山东之战不仅干净利落，而且损兵极少，基本上算是在元廷来不及反应前达成战略目标，能有如此惊人的雷霆之势，充分说明朱元璋麾下的一众将星们各具智勇谋略，与内斗不已的元帝国形成鲜明对比。

征虏大将军徐达，字天德，世代以农为业，性格刚强坚毅，作战威武勇猛，少年时就有远大的抱负，二十二岁时投奔朱元璋，参与了大明开国几乎所有的战事。作为明军早期的柱石，徐达可谓有勇有谋且组织能力绝佳，能合理调度各路将校，在历次大战中均能保持常胜不败的战绩。他带兵作战讲究军令如山，一旦下令便不会更改，军纪也相当严明，每次作战都能与民秋毫无犯，同时他也爱兵如子，常常与士兵同食同住，很得士卒爱戴。朱元璋曾夸奖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征虏副将军常遇春，字伯仁，相貌奇特雄伟，果敢有力，擅长骑射，是战场上无人能敌的先锋大将。常遇春性格豪迈，作战风格如同迅雷，常常独自带兵突入敌军阵中，能在乱军之中杀进杀出，其吼叫声如洪钟，令敌人战栗不已。他虽然不爱读书，带兵作战的方式却常常与古人兵书相同，再加上他善于抚慰士卒，故而能得到一群死士追随，所以每当常遇春出阵，明军总能冲锋陷阵，从未失败。当时能称为名将的，唯有徐达、常遇春二人是公认无疑的，常遇春自称能带兵十万横行天下，故又有“常十万” 之称。

大都督李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儿，系太祖朱元璋的外甥，自幼喜好研读兵书，思维敏捷，行动能力强于常人，性格冷静果敢且谦虚谨慎，能忍受任何艰苦恶劣的环境，十九岁时以舍人身份追随朱元璋救援池州，骁勇盖过诸将。独自领兵后，李文忠器量宏大，临阵雄姿英发，遇强敌则更加豪迈威武，破敌斩将，气势如虹，令诸军敬畏。他为人谦虚谨慎，体恤穷苦百姓，很得百姓爱戴，他也深谙朝堂之道，知进退，明事理，深得太祖皇帝信任，也是其最杰出的子侄。

征虏左副将军、征戍将军邓愈，原名邓友德，勇气绝伦，十六岁时便担任先锋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明史·邓愈传》赞其“每战必先登陷阵，军中咸服其勇”。邓愈性格谨慎，老成持重，做事往往追求细致，作战、调度都很有方略，他带兵军纪严明，严守法度，善于安抚归降的人，而且心系百姓，从不劫掠劳苦大众，一旦麾下将领有欺压百姓之事，他一定严惩不贷。朱元璋直言不讳地称邓愈是大明可以依赖的“长城”。

征虏右副将军冯胜，原名国胜、宗异，雄勇多智略，不仅喜好研读兵书，通晓兵法，能随机应变，而且富有战略眼光。冯胜是天生的统军大将，自兄长冯国用死后便继承了他的职位，作战每每不避斧钺（yuè），随朱元璋征战各处，参与了鄱阳湖水战、高邮争夺战等一系列大战，劳苦功高。之后独自领兵时风格独特，作战如同磐石般坚不可摧，往往能横扫战场，攻城拔寨几乎没有失败过，功劳仅次于徐达、常遇春，也是独当一面的卓越将才。

征虏前将军、征南将军傅友德，性格刚毅，作战勇猛无畏，是战场上的杀神。此人作战如同鬼神，曾被流箭射中脸颊，箭矢穿透骨头，但他毫无惧色，依旧奋战如故，不禁让人大为惊叹。相比其余大将威武豪迈，傅友德沉默寡言、性格内敛，却敢于死战，可谓冲锋陷阵而不退，身经百死之战而不惧，每每作战必定身先士卒，常常带着百八十人横冲直撞，无所不破，即使身上受伤，也威风不减，让人畏惧不已。

除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冯胜、傅友德等大将，新生的大明王朝还有汤和、廖永忠等善战的将领，文臣中也有运筹帷幄的李善长、决胜千里之外的刘基，可谓武能攻城拔寨，文能安邦定国。拥有这样一支队伍，朱元璋能够夺取元帝国的天下几乎是必然的。

大明王朝开始北伐的同时，元帝国内部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各派军阀时而和解时而争斗，依然没有人肯执行元顺帝一起讨伐义军的命令，明军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向北方推进。如果说宣布国号只是大明“恢复中华”的第一步，那么北伐就是“驱逐胡虏”的第二步，而要彻底实现把元政权驱逐出去的政治目标，就不能像龙凤北伐那样，只顾蒙头向大都冒进，而是应该把元廷拱卫大都的中原防线撕碎，其战略思想即是“撤其屏蔽，断其羽翼” ，山东之战就是撤元廷之屏蔽。接下来，明军将剑指河南，准备断元廷之羽翼。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从山东转向河南，直逼大宋王朝曾经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

汴梁城对于各路义军的意义重大，在元帝国吞并金、宋后，义军便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光复河山，义军刘福通势力就曾让韩山童父子假冒大宋皇室， 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如今朱元璋虽然已经称帝，但要号召天下人归顺他的新政权，不夺取大宋王朝曾经的都城肯定是不行的。

明军为攻克汴梁，兵分两路发起攻势，其兵锋之凌厉、速度之迅猛、战术之巧妙让战法陈旧的元军大为震惊，永城（今属河南商丘）、归德（今河南商丘）、许州（今河南许昌）、襄城（今河南许昌襄城县）、鄢陵（今河南许昌鄢陵县，鄢音yān）等地都被明军一举攻克。到洪武元年四月时，明军主力已经抵达汴梁城外的陈桥，元中书平章政事李克彝（yí）不敢抵抗，竟然带着主力逃往洛阳，汴梁不战而降。

汴梁光复后，明军士气高涨，求战之声不绝于耳，趁着大军士气可用，明军继续向西追击，自虎牢关（今属河南荥阳）逼向洛阳城。元军退无可退，只好在洛水以北十五里的塔儿湾布阵。此战中，明军先锋常遇春单骑驰入敌军大阵，扰乱了元军先头部队的攻势，大军随后跟进，大破元军主力，洛阳、嵩州（今河南嵩县）、巩县（今河南巩义）、许州、汝州（今属河南）、潼关等地相继归降，明军不仅占领了整个河南，势力也已经伸向关中地区。

五月，大明帝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亲临汴梁城，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在这里，太祖皇帝大阅三军，从浙江、江西等地运来了数百万石粮食，正式下达了攻取大都的命令。明军继续分兵行动，一路由冯胜为征虏右副将军，从陕州渡河攻取了安邑、夏县等地，切断了关中军阀李思齐等人进京勤王的交通线；另一路由大将军徐达指挥，自七月召集各路兵马会师东昌（今山东聊城），连克卫辉（今属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邯郸、广平（今河北广平县）、临清（今山东临清）等地。

和蒙古人倚仗骑兵不同，明军多以南方汉人为主，军队中的步兵数量居多，而骑兵相对较少，再加上北伐需要攻城拔寨，明军中随军的工匠、民夫也不在少数，因此明军不能像成吉思汗当年那样快速推进、以战养战，而是要同时保障辎重和补给线的安全。在选择对元战略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占领运河两岸，用河流运输军队和给养，从而减轻军队的损耗。

基于这一考量，大将军徐达按照朱元璋制订的作战计划，以大将傅友德、常遇春为先锋快速向北推进，一路上扫荡负隅顽抗的元军，明军主力则自临清沿运河而上，借助河流运送补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德州、长芦、清州（今河北青县）、靖海等地。当明军抵达直沽（今天津）时，负责守卫海口的元丞相也速慌忙撤走， 明军兵临河西务（今属天津）时，元平章俺普达朵儿只进巴又被击败，知院哈喇孙等三百余人被俘。

直到通州（今北京通州），元帝国才紧急调来了最后一支兵马，由元知枢密院卜颜帖木儿指挥，坐镇通州城。可惜这支军队无法保住大都最后的屏障，决战之日天起大雾，明军分出一千人埋伏在道路两旁，然后选派三千精锐骑兵直抵城下挑衅。卜颜帖木儿在视线不清的情况下贸然出击，结果中伏被擒。二十七日，通州陷落。

至此，元顺帝已是胆气全无，他象征性地任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等人监国留守后，便带着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后妃、王子、公主等人从健德门逃离大都城，取道居庸关躲进了上都开平（今属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八月二日，明军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攻占了大都城，元宗室淮王帖木儿不花、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及朴赛因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均被擒获斩首，宣府、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以及玉印、玉玺等宝物也都成了明军的战利品。

1368年，即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这一年，繁华的大都城属于大明王朝了，明军能有如此摧枯拉朽之势，难道都是因为军事力量更强吗？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中对比元、明政权时评价道：“（元）彼以暴，（明）吾以仁，（元）彼以昏，（明）吾以义，克纣都而去殷弊政，入咸阳而除秦苛法，从知天命之有归，乃在人心之豫附矣。” qr080wAtmliHOPRNhmGOsO4HmMyWU0QwmFfhD6Hu13aInrbnhOZkhEi8M4cv4W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