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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孙俩关于塞王戍边的问答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暗藏了未来皇帝对施政方针的探问，朱元璋对皇太孙的问题没有给出任何对策，是他根本没有想过对策，还是他在等待皇太孙自己的答案？与其说这几句问答是爷孙俩关于削藩的讨论，不如说是皇太孙向朱元璋讨要削藩的许可，而朱元璋那一声无奈的叹息，解开了皇太孙束缚的手脚，被视为削藩的默许。然而，爷孙俩对皇权的占有欲出奇地一致，容不下任何威胁存在，皇太孙有意忽略了“诸王不靖”的大前提，明初最大的动乱就要来临。
读起《明史》中大明开国的艰难历程，人们往往会叹息鸟尽弓藏的历史轮回，猜想如果没有屠戮功臣，没有贸然削藩，大明王朝会不会是另外一幅景象，会不会出现皇帝、宗藩、勋贵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的局面？笔者一直佩服那些不轻易提起屠刀，却能把朝堂各派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平衡大师，但凡还有继续平衡天下的可能就不应该选择最危险的策略，皇太孙难道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必须与各藩王走到对立的一面，必须对各藩王动手了吗？
事实上，勋贵、塞王相互制约的二元体系垮塌后，平衡并没有彻底消失，塞王之间也是存在平衡关系的。因为秦、晋二王与懿文太子朱标的关系很紧密，一则三人绝对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比起其他藩王，秦、晋都是大藩，是很支持东宫的塞王；二则秦、晋二王都曾犯下大错，险些被朱元璋废了，全仰仗太子相救才能继续当塞王，当然也不排除是朱元璋有意让秦、晋二王欠太子一个恩情。
然而燕王却不像他们那样亲近，只有周王和他是同胞兄弟。他与秦、晋二王的真实感情在塞王戍边后完全暴露了出来，特别是在晋、燕二王共同讨伐北元太尉乃儿不花时，两派的感情完全破裂，相互上表指责对方。
塞王间不和睦是有利于皇太孙朱允炆坐稳东宫的，大藩宗王越是相互看不上眼，就越表明他们不会合力对抗朝廷，任何一方都会因为对方的存在而不敢做出大逆不道的举动。秦晋反则燕兵至，燕藩叛则秦晋攻，朝廷只要在中间调停，掌控好天平两端，不时打一派拉一派，避免任何一方坐大，就能继续保证北疆防线的安定与朝廷的安全，所以北疆防线即便只有塞王坐镇也是可以制衡的，这恐怕也是朱元璋的想法，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却出现了。
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秦王朱樉暴毙；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晋王朱㭎也去世了。可是，燕王朱棣却越活越健康，在塞外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过去由晋、燕二王节制边塞明军的二元体系无疑也崩塌了，这是朱元璋怎么也想不到的，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两个儿子会先于自己离世，特别是晋王朱㭎的去世让他措手不及，因为他自己也将油尽灯枯，来不及帮皇太孙重新布局，只能把北疆防线完全交给燕王朱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即晋王朱㭎死后一个月，燕王受命率诸王防边。一个月后，左军都督杨文率兵前往北平，总兵郭英前往辽东，各路明军会同谷、宁、燕、辽四府精锐进入开平周边险要地区，由燕王朱棣节制，二元成了一元。
如果历史没有被篡改，朱元璋临终前的决策无疑造就了一个燕王独大的局面，这究竟是因为他非常信任燕王，自信《皇明祖训》能限制燕王的野心，还是他以为皇太孙能用之前的问答有效处置可能的变数？一辈子都在集中权力并消除隐患的朱元璋万万没想到自己反而留下了新的隐患，过于扶持燕王反而把儿子和孙子推到了对立面，让那个二十二岁的少年越发不安起来。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驾崩，时年七十一岁，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称帝，年号“建文”。
在建文帝执政的四年时间里，所有的新政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巩固皇位。具体而言也就两件事，一是削藩，二是改革官制。
早在建文帝还是皇太孙时，他曾在东角门向黄子澄请教制衡藩王之策，黄子澄便以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对答，极大地增添了建文帝的信心。
等到建文帝真的独掌大权后，力主削藩的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翰林院侍讲方孝孺成了他的幕僚，他们三人中，齐泰、黄子澄负责削藩事宜，方孝孺则专攻官制改革，前者针对的是藩王和北疆防御体系，后者是根据《周礼》变更太祖的旧制。
在建文新政中，削藩无疑是新朝廷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削藩问题的讨论，洪武元年时就曾由朱元璋亲自提出，他曾问当时的懿文太子朱标和其他皇子，汉朝七国之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打定主意要广建藩王并戍守边塞，故意借此阐述自己“上敦睦亲族，下夹辅王室”
的理念，说白了就是要未来的皇帝爱护诸王，也要诸王守护皇帝，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然而在洪武九年（1376年）时，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首次提出了“分封太侈”的问题，他认为朱元璋封建的藩王过多，王城规模仅亚于天子之城，护卫军士数量也非常大，很有可能引发又一次七国之乱，叶伯巨因此被朱元璋以离间宗亲之罪处死。
显然，要说叶伯巨在故意离间宗亲简直是“欲加之罪”。事实上，叶伯巨并不是无缘无故提出削藩的，彼时因为天象异常，朱元璋下诏求直言，试图让全国各地的大臣帮忙想想王朝的过失，于是叶伯巨就提出了“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大弊政，
后两项实际都没有多大问题，唯有削藩一策触了龙鳞。
对于削藩，叶伯巨其实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他不仅直接提出了广建藩王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简单来说，即是“缩小王城”“削减护卫”“限制疆里”三种办法，这三种办法既保证了朝廷在讨逆时藩王无坚城可守，也避免了藩王能集结起一支与朝廷抗衡的军队，同时还严格限制了藩王的地界和可行动的范围，让他们被圈在一小块地方，难以动弹。
然而，叶伯巨考虑的只是国家内部的问题，他并不知道朱元璋对北疆乃至整个大明边塞的防御体系构想，藩王在朱元璋心中是制衡勋贵武将和卫所军队的存在，也是代替异姓武将拱卫大明的主要军事力量，如果真的按叶伯巨的想法削弱藩王实力，那藩王还怎么拱卫大明，怎么领兵抵御北元残部？
削藩的首次提出虽然以叶伯巨被杀暂告一段落，但广建藩王始终是众多文臣心中最大的弊政。建文帝即位后，以江浙文臣为代表的南方士族再次提出削藩，户部侍郎卓敬就是第一个密奏裁撤宗藩的“出头鸟”。毫无疑问，建文帝心中是想削藩的，所以他没有直接答复卓敬，更没有像太祖皇帝那样把人下狱，用这种沉默表明了皇帝的态度。可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对削藩不置可否的态度很快传到了京城之外，诸王都很担忧，彼此开始串联。
文臣代表提了削藩，武将的态度是什么呢？不久后，前军都督府断事高巍上疏建文帝，提出可以效仿贾谊、主父偃的“推恩令”，明着是把藩王的儿子们都分封成亲王，实际上却是把藩王的食禄直接分给更多的儿子，然后再把护卫也逐渐拆分成更小的军队。
这种对策很有智慧，西汉时就证明了它的可操作性，而且对于未来不断增长的宗亲数量也有限制作用，朝廷只需要负担第一代亲王的食禄，以后这一支系无论怎么繁衍，所需的食禄都由亲王自己出，朝廷不会增加负担，否则每加一个郡王、奉国将军，朝廷都要另外支出食禄，百年之后的宗亲食禄总和岂不是会成为朝廷的财政负担？
唯一的问题是见效缓慢，如果按照这种操作，也许建文帝满头白发时也见不到各大强藩被拆分成小藩，而信心不足的建文帝怎么能安心等到那一天，日日担忧塞王谋反的他恐怕会辗转反侧。万一塞王们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起兵谋反，朝廷不就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坐等塞王们逐渐壮大？所以还是不行，年轻的皇帝不想等。看来除了强推削藩之策，还真没有让建文帝满意的办法了。
这时朝廷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朱棣自建藩以来，不仅毫无过失，而且还屡建奇功，镇守北平二十年来，三出长城重创蒙古，朝廷拿什么理由来削战功赫赫的燕藩呢？
于是黄子澄提出了“宜先取周，剪燕手足”
的策略。这一下就好办多了，比起朱棣那样的“无缝蛋”，周、齐、代、湘、岷等王多有过失，恰好可以作为削藩的切入点，首先被拿来开刀的就是燕王的同胞兄弟周王朱橚。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让曹国公李景隆以巡边为名北上，在经过开封时突然包围了周王府，把周王朱橚抓回南京废为庶人。次年二月，建文帝以岷王不法为由，削其护卫，废为庶人。又以湘王伪造大明宝钞、擅自杀戮为由，派兵入府拿问，湘王虽然喜好文墨，但也有皇族的骄傲，当即阖宫自焚，来了个宁死不从。接下来，齐王被召至京城废为庶人，代王被囚禁在大同也废为庶人，宁王的护卫也被削减。
短短数月时间，周王、岷王、齐王、代王、湘王都被废除王爵，尤其是湘王为了不受侮辱，阖宫自焚一事，成了当时大明最大的新闻，影响极其恶劣，让所有藩王都开始不安起来，以“仁孝”著称的建文帝本来还有惩戒藩王不法的借口，如今却因湘王死得过于惨烈而落于下风，让天下人以为他要彻底剪灭所有藩王才肯罢休，间接把自己推到了所有藩王的对立面上。
削藩的政策没有错，过于激进却不是建文帝的初衷。根据《奉天靖难记·卷一》记载，这一系列削藩下来，天下第一藩的燕王朱棣开始警觉起来，他在弟弟周王被废后，直接上书为周王求情以此来试探朝廷对自己的态度。建文帝看后也觉得削藩有些过于激进，于是让齐泰、黄子澄暂停削藩之事
，但是黄子澄像一头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牛，执意把削藩推行到底，而且下一步还要对上书劝谏的燕王动手。建文帝一听，认为燕王善于用兵，绝对不是能轻易削废的，因此不愿意继续削藩。
事情就在这里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明史·黄子澄传》中记载：“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乃止。”同样在《奉天靖难记·卷一》中的描述也让人明确感受到建文帝的犹豫，但齐泰等人坚持削藩，进言道：“不乘此时，恐后有噬脐之悔。”
一再苦口婆心地劝谏下，建文帝终于点头同意，于是朝廷以强化边防守备为名，让都督宋忠统率三万大军进驻开平，并从燕王护卫中征选精兵编入麾下，另一些如蒙古将领观童等燕王护卫将校也被直接调走，最终引起了靖难之役。《明通鉴·卷十二》却没有建文帝心生恻隐的记载，削燕的起因是朝廷派去北平的按察司佥事陈瑛被人告发，说他与右布政使曹昱、右布政副使张琏等人一起接受燕王贿赂，可能有异谋，建文帝遂调兵遣将并派采访使暴昭调查燕王不法行径，果然发现有不法行为，于是建文帝立即启动了削除燕藩的行动。
前者是黄子澄等人挑唆建文帝无故削藩，而建文帝又少有主见，为朱棣以诛杀奸臣为名起兵靖难提供了事实依据，这种说法有把靖难甩锅给齐泰、黄子澄的嫌疑。后者是燕王本身就有贿赂大臣的不法行径，从而加速了朝廷削藩，这种说法则给建文帝的削燕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朝廷而不利于燕王。两种说法截然相反。而《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中的记载
与第二种说法类似，很可能这才是事实。
至于朱棣何时有了起兵的念头，其实就在同胞兄弟周王被削藩之后，朱棣也就顺势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疯”。
很明显，朱棣已经开始忧虑自己的生死，当时恰好到了为太祖皇帝祭祀的时候，各藩王和世子都要入京朝拜建文帝，现在只有装病才能不入“虎穴”，所以朱棣顺理成章地成了“病人”，并亲自部署起兵一事，但为了不给朝廷削藩口实，他还是冒险把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全部派往京城。
同一时间，都督宋忠的军队抵达了开平，都督徐凯被部署在临清，都督耿
也驻军山海关，再加上被直接派到北平的布政使张昺（bǐng）、都指挥使谢贵，北平燕王府已经被朝廷战略包围。
幸运的是，齐泰建议立即削燕，就地拿问燕王世子三兄弟，但不知道黄子澄是不是书生意气，居然在这个时候又出了昏招，认为如果此时把燕王世子三兄弟放回去，就能减少燕王的警惕，这样在真正动手时才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朱棣对朝廷即将对他用兵的企图心知肚明，而且已经在王府地下秘密打造兵器铠甲，训练王府兵士，但关于是否要起兵，他还很犹豫，毕竟三个儿子全都在京城，周围又都是朝廷的军队，这些顾虑让他迟迟没有行动。不料三个儿子竟然全都安全返回北平，朱棣此时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起兵至此已经无可逆转。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初，世子入京，燕王大忧悔，暨归，喜曰：‘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为多。帝曰：‘吾悔不用辉祖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