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刺与失衡

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朱标次子，皇孙朱允炆执掌东宫，封“皇太孙”。

那一年，稚嫩的少年不过十六岁，却有无数双眼睛打量着他的一举一动；那一年，帝座上的太祖皇帝还有六年大限，废除宰相的朝廷却依然风起云涌；那一年，放还西安的秦王朱樉仍是战战兢兢，终于明白自己输给兄长的不只是年龄；那一年，遥领太原的晋王朱㭎痛失军功，忌恨着比他更加勇略的兄弟；也是那一年，拥兵塞上的燕王朱棣纵马草原，勋贵武将听命于前，十万雄师控弦于后；同样是那一年，毁北元王庭于草原，杀明军将官校于关前，新一代的征虏大将军蓝玉依然桀骜不驯，视自己为大明唯一的栋梁。

让朱元璋想不到的是，捕鱼儿海之战后的北元即便一分为三，茫茫草原上的敌人却始终没有消失的迹象，大明的北疆依然烽火连天，万国来朝的景象依旧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塞王，没有长城，没有大明的百万雄师，满目疮痍的中原是否还能扛住又一轮的进攻，争取了二十五年天命的朱元璋是否会丢掉身后的天下？

北疆防线还是那样重要，塞王戍边的政策不能废止，边军也不能裁撤，但是身侧的皇太孙却不是人心所向的储君，勋贵重臣飞扬跋扈于朝堂之上，兄终弟及的声音也隐匿在看不见的地方，大明帝国走到了一个亟待抉择的岔路口，一个需要朱元璋抉择未来的艰难时刻。

后世在谈到朱元璋时，往往认为他为人冷酷无情，屠戮功臣良将，是典型的可共患难却难共富贵的主公，认为他是另一个时代的汉高祖刘邦，然而朱元璋真的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心胸狭隘的皇帝吗？

如果从历朝开国功臣的封赏上排个序，大明王朝的慷慨一定能排上号。洪武三年的功臣大封，朱元璋一口气连封公爵六人、侯爵二十八人。其中，食禄最厚的魏国公徐达多达五千石，少一点的韩国公李善长也有四千石，其余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郑国公常茂通通有三千石。至于封侯者，以中山侯汤和为标准，大多数为一千五百石，最低的也有六百石。这么一计算，不加亲王、伯爵、男爵的食禄，主要勋贵重臣的食禄加起来就多达五万七千九百石，而这还只是政府给予的口粮，各勋贵重臣所持有的私产以及记在家奴名下的田土还有更多粮食没有计算在内。

如此看来，开国之初的太祖皇帝是打算与功臣勋贵们共天下的，之后他更是大搞政治联姻，把自己的儿女与功臣勋贵的后嗣绑定起来，这明显是要结成更加坚固的同盟，一同捍卫大明王朝的江山。

然而，胡惟庸的专权第一次让朱元璋警惕了起来。他曾问刘基，杨宪、胡惟庸、汪广洋等人能否做大明的宰相，刘基认为以上诸人都不合适，让朱元璋继续寻访贤人。 可惜，朱元璋并没有把刘基的话听进去，也可能他实在找不到更适合做宰相的人，胡惟庸就这样走到了臣工之首的位置。

后来，胡惟庸专权日盛、结党营私，内外诸司封事入奏，都由胡惟庸先行审阅，一旦发现不利于自己的，直接截留不发，其余的才上报皇帝批阅，而那些敢于跟胡惟庸说“不”的大臣多被迫害，且不得昭雪，文臣武将因此趋炎附势，会集于胡府内外，皇权在相权面前变得岌岌可危。

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不能允许自己的大臣有制衡皇权的能力，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能聚集文臣武将，故而于洪武十三年一手炮制了胡惟庸谋逆案，牵连五千余人，杀了少数如唐胜宗、费聚等侯爵勋贵。

胡惟庸案开启了洪武一朝的“潘多拉魔盒”，皇权必须凌驾于任何人之上成了朱元璋不可逾越的底线，但胡惟庸案本身对大明的北疆防线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的影响，相反，把大都督府拆成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有利于皇帝对军权的把控，避免将领私专军伐之事。通过这次屠戮功臣的尝试，朱元璋发现自己在屠杀功臣勋贵时并没多少心理负担，他很清楚时局不同了，当前只要能维护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一切恩情都是可以抛弃的。

到洪武二十五年，大明高阶统帅徐达、常遇春、邓愈、李文忠都已去世，开国六国公就只剩下了宋国公冯胜一人，而蓝玉在捕鱼儿海之战后获封凉国公，讨伐辽东纳哈出后风头更是盖过了冯胜。按照之前的北疆防线设计，勋贵如傅友德、王弼等人在各边塞调动、练兵，上面既要受到塞王们的节制，又要听从领大将军印的冯胜、蓝玉指挥，这就是勋贵、塞王同戍北疆的初步格局。

本来这是很平衡的一种设计，冯胜、蓝玉虽然有大将军之名，但他们的兵权属于五军都督府，完成军事行动后必须交还帅印，这就意味着不能长期专断征伐，而塞王手握三护卫之兵，分布塞上各重镇，第一线有燕王、谷王、宁王等人，第二线又有秦王、晋王，他们的封地恰好像个口袋，边塞的卫所都在其中，如果有勋贵武将谋反，北上会被第一线的塞王挡住，不能与鞑靼、瓦剌会合，南下又会被西安、太原之兵截击，也不能长驱直入，控制中原地区。

另外，塞王们拥兵塞上，又常驻不撤，确实容易成为皇权隐患，故而有勋贵重臣领兵在北平、山西一带，也能从侧面制衡塞王的权力，避免塞王节制卫所军队，行割据之实。

塞王、勋贵都有领兵之权，相互之间有时是塞王节制诸将讨伐北元，有时又是勋贵偕塞王练兵、巡边，两者就成了相互制约的二元体系，谁也不能在北疆防线上搞事情，更不可能瞒着朱元璋搞小动作。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即是未来的皇帝能压制塞王、勋贵两者，有这个能力的人无疑是懿文太子朱标。

如今，除了朱元璋外，唯一有威望压制塞王、勋贵的懿文太子去世了，为了让“立嫡立长”的规矩世代相传，还未成年的朱允炆成了皇太孙，这么小的孩子既没有处理过政务，也不曾管理过文臣武将，又没有施恩于有过失的藩王叔叔，自然就很难得到藩王们的拥戴。勋贵们看朱允炆是幼主，塞王们看朱允炆是侄儿，怎么看都在气势上低了很大一截，这让朱元璋产生了主少国疑的忧虑。

为了让皇太孙朱允炆能顺利接过政权，朱元璋不得不又一次为储君“拔刺”，而接替胡惟庸成为最大“刺头”的就是新一代的征虏大将军蓝玉。说起蓝玉，此人算是第二代明军将领，早年曾在常遇春麾下作战，很有勇将之风，临战时勇于陷阵，常常率死士孤军突入，所向披靡，洪武四年随傅友德征讨蜀川时，于锦州大战中大显神威，官拜都督，很快在明军高级将领的行列里脱颖而出。由于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常氏又是朱元璋钦定的太子妃，所以蓝玉通过常氏与朱标建立了很深的羁绊，是极力拥护太子即位的太子党。

然而，朱标与常氏的长子朱雄英却早早夭折，而朱允炆的母亲是吕氏，与常氏家族没有任何关系，自然与蓝玉也没有关系。朱标若在世，蓝玉自然会继续拥护朱标，因为朱标和常氏还可以继续生下嫡系继承人，可是朱标一死，蓝玉与东宫的关系就彻底断了，新的皇太孙与他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这一点，朱元璋看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也是他自己的布局，又岂会不知道政治联姻已经失去了意义。

蓝玉脱离太子党对朱允炆的威胁非常大，这位凉国公勇略过人，性格却刚愎自用，军事能力毋庸置疑，朱元璋曾将其比作卫青、李靖，足见他在徐达、李文忠死后已经成了明军事实上的新一代领导人。

如果从制衡的角度看，塞王与勋贵间是一种制衡，蓝玉和冯胜间同样是一种制衡，冯胜是蓝玉之前的征虏大将军，因为贪墨战利品以及惊溃纳哈出事件被朱元璋夺了大将军印，但他的军事能力丝毫不输蓝玉，甚至是高于蓝玉的老一代统帅，而且他的将校部属遍布军中，威望肯定在蓝玉之上。

朱元璋表面上以冯胜违反军法为由削夺了他的军权，实际上却没有像对付胡惟庸那样对付他，说到底还是因为需要他的威望压制军中如傅友德在内的将领，也需要他制衡蓝玉，避免这位后起之秀风头无两，造成军中权力失衡。然而凉国公蓝玉一再自寻死路，如果说他被动脱离太子党还情有可原，那他在下面几件事情上就触及了朱元璋的底线。

第一件事发生在洪武二十一年，当时蓝玉受命出征捕鱼儿海，大破北元王庭，俘获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余人，吴王朵儿只等将相官校三十人，男女七万，马驼五万。本来这是大好事，不想蓝玉一时兴起，侮辱了北元妃子，还认为这是他应得的战利品。此事传回京师，朱元璋怒不可遏，认为蓝玉逾越了君臣的底线，于是把“梁国公”封号改为“凉国公”，还把他的过失直接刻在铁券上， 既有警告之意，又有羞辱之意。

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洪武二十一年，得胜归朝的明军抵达喜峰关时，天色已晚，按照明军规定，晚上是不能开关的，这主要是怕敌军冒充明军偷袭关隘。作为大将军的蓝玉应该是最清楚军法军规的，然而他自恃功大，竟然要求守关将领立即开关迎接大军，结果这位守将也是条硬汉子，坚决不肯开关，一定要蓝玉等到天亮再入关。蓝玉十分生气，直接挥剑攻城，当即攻破喜峰关，杀了忠于职守的守关将校。

接下来的几件事情都发生在归朝之后，在蓝玉看来，纵然他欺辱北元妃子、袭杀喜峰关将校，朱元璋依然封其为凉国公，足见他能力强、责任重、皇宠盛，也就越发无礼起来，不仅在皇宴上举止无礼，在军中随意对军士黥（qíng）面，又养庄奴义子数千人，动辄鱼肉乡里，侵占东昌民田，还敢殴打朝廷御史，完全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洪武二十五年，蓝玉受命西征西番而还，太祖皇帝封其为“太子太傅”，意在拉拢蓝玉，想以东宫属官的名义把他拉入皇太孙党中，没想到蓝玉不仅瞧不上朱允炆，也看不上太傅的名分，直接说道：“难道我的功劳还当不了太师吗？” 这番话既伤了朱允炆的自尊，也打了朱元璋的脸，言下之意是他不满意朱元璋的封赏，也不想当皇太孙的老师，换句话说不就是他根本不想加入皇太孙党，更不会拥护朱允炆即位，这还了得？

搞了半天，原来自己一直培养的新一代将领根本不满意皇太孙，那还要他干什么，难道留下来威胁皇权？朱元璋可不想对蓝玉推心置腹，把事情谈开、说清楚，有些话说不清楚，说清楚了就没用了，但凡有点威胁，朱元璋都要清除，绝不冒一丝一毫的风险，于是“蓝玉谋逆案”爆发了。

有了胡惟庸案的尝试，蓝玉谋逆案的规模更大，牵连了开国公常升、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yú）、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都督黄辂（lù）、萧用等人。彻侯、功臣、文武大吏，甚至偏裨将卒，被打入“蓝党”牵连的多达一万五千至两万人。

蓝玉一倒，明军的二元体系也就跟着垮了。没有了蓝玉的平衡，宋国公冯胜突然成了明军第一人，在世的信国公汤和早早归隐交出了兵权，怎么也不愿意再蹚浑水，颍国公傅友德一直是冯胜的部下，无法成为取代蓝玉的支柱，冯胜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而且他当时已被封为太师，正在河南、山西一带领兵，手握重兵且战功赫赫，这就很难让人放心，故而在蓝玉被诛杀后不久，老皇帝就把冯胜也召回了京城，不想让他在军中待太久。

冯胜能成为皇太孙朱允炆的支持者吗？不知道，至少老皇帝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按照之前的政治联姻，冯胜也不属于太子党，他的女婿是镇守河南开封的周王朱橚，周王与燕王是同胞兄弟，与懿文太子朱标却不一定生于同一个母亲，周王一系与太子一系的关系并不紧密。

现在冯胜没有了制衡，如果有意扶持周王朱橚威胁皇权，再加上他的旧部遍及军中，从开封到京城的距离又那么短，秦、晋、燕、宁、谷、辽诸塞王都在开封以北，就算要发兵勤王也来不及，所以冯胜是个隐患。

隐患让人不安，从蓝玉被杀开始，剩下的勋贵功臣们也无法置身事外，不过老皇帝却没有立即赐死冯胜，而是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先杀了颍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其中王弼、谢成分别与楚王、晋王有政治联姻，王弼还与蓝玉关系密切，都是军中能取代冯胜地位的高阶将领。至于冯胜，他也在洪武二十八年被赐死。至此，勋贵武将除了善终的徐达、汤和等人外，全部都已经不在军中领兵。

塞王与勋贵的二元体系也跟着崩塌了。

清理勋贵武将后，外姓重臣对皇太孙的威胁消失了，但原来的北疆二元体系就不能用了，塞王地位远远高于地方卫所的指挥将校，要统领边塞抵御鞑靼、瓦剌、兀良哈的威胁，明廷就更加依赖塞王们。到朱元璋驾崩为止，北疆防线剩下的时间都是塞王们的表演。

洪武二十九年，燕王朱棣、宁王朱权联合行动，从彻彻儿山杀至兀良哈秃城，再次大破敌军，这充分表明北疆防线由塞王坐镇足矣。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敕晋、燕、代、辽、宁、谷六王勒兵备边。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又授权燕王总率诸王防边，朱棣成了北疆防线的最高指挥。然而，塞王们独大又成了新的问题，老皇帝朱元璋、皇太孙朱允炆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难道为了让孙子顺利即位又要把儿子们也清洗一遍吗？这绝对不可能，如果这么做岂不是动摇了皇室本身，抛弃了之前三十几年的努力和构想，也彻底摧毁了塞王戍边的政策？于是就有了《皇明史窃·卷三》中爷孙俩对塞王戍边的问答。

孙子：“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爷爷：“汝意如何？”

孙子：“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

爷爷：“是也，无以易此矣。”

削地、撤藩、讨伐，皇太孙朱允炆的应对之策其实就是削藩，也在无意中试探了朱元璋的反应，只是在朱元璋看来，他对削藩的默许有一个必定的前提——诸王不靖，即藩王有谋反的倾向才可以这么做。只可惜朱允炆没有告诉朱元璋他的削藩政策根本没有这个前提，削藩是新朝势在必行的大政方针，也就意味着要破坏北疆防线的防御体系，抛弃已经定下的塞王戍边之策，这能成功吗？ MK7uxcMjDUjYrhzdNIUzNPwbIzQOnS3Z+6ABHwhnbTH9Wjez6U7KWzqBXW8MRC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