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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机构佛子园主要从事收容智障人士（包括儿童）并帮助其就业的工作。本书以共感经营为主题，却在开篇提及社会福利机构的案例，是想告诉读者，人际关系的本质在于共感。
一个濒临破败的寺庙向佛子园发起重建委托，由此诞生了基于寺庙建造而成的福利社区。这是一个智障人士、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当地居民和儿童共用的混居场所。在这里，各类人群之间开始产生“化学反应”，社区人口也不断增加，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有活力。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动力就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共感。
动物行为学指出，与他人共感，是哺乳类动物自诞生以来在2亿多年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本能。本节将用佛子园的案例来证明这一观点。此外，在神经科学领域也有研究结果表明，人脑中存在一种细胞，能唤起自己与他人的共感。由此可以再次确定，无论科技多么先进，人类生来就具备共感的能力。
Share金泽社区位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郊外，于2014年正式运营，建筑占地面积约3.6万平方米，差不多是东京巨蛋球场占地面积的3倍。社区内约住有90人，社区建筑包括残障儿童收容所3栋、附带服务的老年人专用住宅32间、学生专用住宅8间。此外，社区还提供残障人士就业支持和老年人日间护理等服务。
另外，社区内还设有天然温泉、荞麦面店、咖啡吧、烹饪教室、泰式按摩店、儿童俱乐部和室内足球设施等，这在一般的福利社区内并不多见。当地许多居民也会出入其中，社区遛狗场里的羊驼牧场就很受欢迎。这一切都是由总部设置在紧邻白山市的社会福利机构佛子园负责运营。Share金泽社区的负责人清水爱美说：“在一般的社区中，身心残障的孩子们放学回来后，只有员工在等着他们；但是在这里，有老人，有学生，有来遛狗的居民，他们都愿意接纳孩子们，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也会开口表达想要帮助别人的想法，从而在与形形色色的人的接触中不断成长。”
近些年，一个名为“持续照料退休人员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CCRC）的概念备受瞩目。这个概念源于美国，指可以让退休人群开启“第二人生”的社区。为了促进地区创生，如今日本政府也在大力推进“终生活跃的社区”这一具有日本特色的CCRC构想。在构想中，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期望移居到其他地区，和当地的居民交流，同时接受必要的医疗护理服务。Share金泽社区作为先进模范备受好评，以时任首相为首，来此考察的官员络绎不绝。这都是因为佛子园提出的概念与既有的区域活性化概念有所不同。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混居推动社区建设，”佛子园的理事长雄谷良成解释道，“所有人不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不分年龄，都可以在这个混居场所中交流。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承担职责，发挥作用，变得更有生活热情，也能为所在地区注入活力。‘人生100年’
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区域共生的社会。”
为什么不同人群混居能振奋人的精神，为所在地区带来活力呢？让我们一起来回溯佛子园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故事还要从雄谷良成自身的成长经历说起。
雄谷良成的祖父是白山市行善寺的住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收留战争遗孤和无家可归的智障儿童。1960年，这位住持设立佛子园，运营智障儿童收容所。1961年，雄谷良成出生，直到上小学为止，他一直与残障儿童同吃同睡，在混居的环境中成长。
考入金泽大学教育学院后，雄谷良成学习了残障者心理课程，并在毕业后用一年半的时间参与了当地中学特殊教学班的建设。为了测试自己的能力，他加入了海外青年合作队，致力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培养能为残障人士授课的教师。
就是在这里，雄谷良成学到了由海外青年合作队独创的项目周期管理（Project Cycle Management，PCM）方法。具体来说，它是指在队员结束任务回国之后，为确保在当地的项目不会停止而举行一系列活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培养当地居民的当事人意识。
雄谷良成关注的另一件事是人们的幸福感从何而来。他说：“多米尼加经济贫困，也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人民的幸福感却非常高。我想这是形形色色的人混居在一起互相帮助的缘故。比如，有个小孩上学经常迟到，是因为他每天要花3小时接送下肢残疾的朋友。多米尼加有人类生活的原始风貌。反观日本，即使物资充沛，当地社区内的人们也少有互动，人民的幸福感可能称不上高。”
回到日本后，为了了解社会结构、地区行政和经济的发展规律，雄谷良成加入过当地的报社，也参与过社会公益活动和区域振兴事业。1994年，33岁的他得知离开了福利机构的智障人员在就业单位受到歧视和虐待后，大为震惊，于是决心进入佛子园。“必须为残障人士创造一个可以安心工作、生活的环境。”怀揣着这一理想，雄谷良成陆续在县内开设了就业机构。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后，契机是当时小松市野田街道西园寺的施主拜托佛子园，重建濒临破败的寺庙。
雄谷良成说道：“一开始，当地人会聚集在寺庙内解决各种纠纷。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寺庙还会代替政府行使职权，同时负责儿童的教育，西园寺的库房一度是药店和放贷的地方。寺庙中的人做过各种各样的营生，如今我想让寺庙重获新生，再次成为人们集会、建立关系的场所。到时，残障人士也会来此居住，而我希望人们能够敞开心扉接纳他们。眼下大家还没有一种建设共生型社区的意识。”
为了重建寺庙，雄谷良成采用了项目周期管理方法。他开设工作坊，让居民担任主体角色，调查地区的问题，思考社区机构需要增加的功能。2008年，当地复合型福利社区“三草二木西园寺”正式开放。“三草二木”是佛教用语，指的是佛祖的教诲像雨水均等降落在草木身上一样，能让任何人都有所领悟，无论这个人的资质与能力如何。
西园寺除了帮助残障人士就业和儿童发展，还增加了老年人日间护理、看护等服务。另外，这里开发了新的天然温泉，建造了洗浴设施，还有晚上会变成酒馆的咖啡吧和粗点心店，定期开放的贩卖蔬菜和手工艺品的集市，周末还会举办演唱会或音乐会。社区附近的居民也可以利用这些设施，参加这些活动。
这种混居环境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某一天，社区里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婆婆想让一位患有重度身心障碍的男士吃果冻。男士坐在轮椅上，头部几乎动弹不得，虽然刚开始吃得不顺利，但是经过3周的反复练习，男士头部可移动的幅度渐渐变大，最终吃到了果冻。此后，老婆婆深夜在外徘徊的次数也急剧减少，还经常念叨着“我不去的话，那孩子就会活不下去”。
对此，雄谷良成说道：“理疗师在两年间只能让这位男士的头部可移动幅度改善到15度，但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婆婆通过让他吃果冻，仅用3周时间就让移动幅度扩大到30度。即便没有福利服务或医疗专家参与，这两人在相遇后，仍找到了彼此的职责，重新找回了生存的动力。形形色色的人在混居中共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化学反应’。这是一项重大发现。”
更让人惊讶的是，随着西园寺的日渐繁荣，街道内的人口开始增长。从佛子园开设时算起，11年来，街道内家庭户数从55户增加到76户，人数增加了40%。雄谷良成还说道：“当我询问回乡以及从外地过来的人为什么要来这里时，他们说，在西园寺，不论是残障人士还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都能和当地居民和谐相处，这说明待在这里会让人觉得舒适。作为福利服务对象的残障人士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成为主体角色，社会福祉转化为社区建造的核心。这一发现令人感动，也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转机。”
Share金泽社区就是在这个转机之后诞生的。在某医院旧址的宽阔场地上，雄谷良成及团队打算从零开始建造一个能让残障人士、老人、学生、孩子和当地居民混居共生的社区。但这个计划一度被地方政府叫停。
清水爱美说：“我们原本计划在一栋建筑内建造两条主走廊，分别供残障人士和老人用。由于补助金的来源不同，所以我们直接去找厚生劳动省
谈判。当时，厚生劳动省提出目标，要‘实现共生社区’，但最终只建成了一条公用走廊。这就是典型的垂直管理！”
但是，混居构想彻底打破了这种垂直管理制度。为什么混居能够引发“化学反应”，让人舒适自在呢？雄谷良成解释道：“这种效果其实已经经过了科学验证。”
美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提出了一个理论。他说，就像打哈欠会传染一样，人类有能力将他人大脑的状态在自己的脑中重现。这表明，共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婆婆和患有重度身心残障的男士之间产生的就是共感。
美国公共卫生学的权威学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做了一项关于幸福传播方式的研究。在方圆1英里（1.6千米）之内，如果有人说自己“很幸福”，那么这种幸福感就会传递给15%的亲朋好友、10%的点头之交、6%的点头之交的友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幸福也会影响陌生人。这种联系产生的基础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共感能力。如果一个地区隔离开残障人士、孤寡老人，这种幸福感就无法传播下去。而在混居社区，幸福会传播开来，不断延续。
在建设完Share金泽社区之后，佛子园的活动也在不断发展，继续努力在现有的城镇建造混居社区。
2016年，“B’s行善寺”开业运营，这是一个比白山市的总部设施更先进的福利社区。社区配置完备，除了面向残障人士和老人开放的福利设施、天然温泉、荞麦面店，还有托儿所、诊所、鲜花店、咖啡馆、健身俱乐部等。此外，社区内还有12家面向智障人士的集体康复之家。
雄谷良成说：“白山市的人口只有11万左右，但是每年会有42万人次前往B’s行善寺，其中2/3都是当地居民。有一名青年曾经7年闭门不出，但自从他看见托儿所里不到两岁的小孩之后，就每天坚持来看望他们。还有个小孩，因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退学了，但我每次讲解佛经的时候，他都会双手合十认真听讲，旁边有个一岁半的小孩也有样学样。后来两个小孩成为好朋友，也找到了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的地方。混居模式每天都会在各种场景中发挥作用。”
2018年，佛子园与轮岛市合作建设了“轮岛KABULET”项目，灵活利用了市内的空屋和空地。
雄谷良成同时还担任由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归国队员组成的海外青年合作协会（JOCA）会长。在轮岛KABULET项目中，有11名归国队员及其家属共计33人移居于轮岛市，并和当地居民一起负责策划和运营工作。
佛子园的这一模式，即由海外青年合作协会的归国队员移居到当地，支援地区创生工作，如今也正在鸟取县南部街道、广岛县安艺太田街道和长野县驹根市等地稳步推进。另外，雄谷良成提倡的打破垂直制度的混居社区构想也已被日本政府收录进《城市、居民与工作创生基本方针2019》，该方针描绘了日本追求的未来愿景。
雄谷良成表示：“‘人生100年’这个规划虽然引人注目，但毕竟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生存方式。在日本，闭门不出的人群中占比最大的还是60～64岁的男性群体，而他们不出门的最主要原因是退休。在混居社区，不管多‘宅’的人，都有可能在和别人接触、交流的过程中重振精神。个人的人生规划固然重要，让每个人在区域共生的社会中都发挥作用也同样重要。这就是日本在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急剧减少等问题时的应对方法。这个方法领先于世界，有日本自身的特色。”
根据定义，共感是一种共享他人的情感状态或行为意义的精神功能，其要点在于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与他人共享当下。在知识创造理论中，共感指共享隐性知识。所谓隐性知识，是指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主观知识。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用具体的案例来说明共感在经营管理和商务场合中的重要性。我之所以在第一个案例中介绍社会福利机构的相关信息，是为了说明人际关系的本质在于共感。
雄谷良成在讲述混居效果的科学依据时，曾引用了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理论。德瓦尔是举世闻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被《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
“现在，贪婪不受欢迎。世界迎来了共感的时代。”这是德瓦尔的著作《共情时代》（ The Age of Empathy ）中的开场白。针对打哈欠和笑容会传染的现象，他指出，“这种同步性的基础是一种将自己的身体映射（map）在他人的身体上，将他人行为转变为自身行为的能力”。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是换位思考在发挥作用。
这种身体映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刚出生的小孩看到大人吐舌头，自己也会跟着吐舌头一样。这种能力在小孩长大成人之后也不会改变。德瓦尔在书中以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例进行了说明。布莱尔在自己的国家走路时模样正常；但是在美国，和好友布什并肩而行时，他就会和布什一样，胳膊随意下垂，昂首阔步，走出牛仔式步伐。
“人类会自动代入身边人的身体，将他们的动作和感情当作自己的东西，在脑中不断回忆并模仿。”德瓦尔将这种现象称为“具身认知”
。他提出了各种案例、实验结果、理论和学说，表明人类是“天生的共感生物”，共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此外，他还介绍了一种理论，即共感起源于生物养育子女的过程。他是这样表述的：“在哺乳类动物接近2亿年的进化过程中，相较于对后代冷淡且疏离的雌性，对自己的孩子比较敏感的雌性能留下更多的后代。感受性（母亲立即对孩子做出反应）无疑会承受巨大的进化压力，而无法承受这些压力的雌性将无法传递基因。”
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中都有共感的身影。那么，共感能力又是从何而来呢？德瓦尔用神经科学中镜像神经元的运作机制解释了这个问题。
镜像神经元是指将他人的行为如镜子一样投射到自己身上的神经细胞。20世纪90年代初期，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的研究团队在意大利帕尔玛大学的神经生理学研究室中用猴子做了一场实验，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的存在。镜像神经元系统会将各种行为编码，通过模仿他人的身体行为，再参照自身体验，来推测他人的心理。单凭观看他人的行为，我们也能在脑内进行相应的模仿，并凭直觉理解行为的意义。
这个发现纯属偶然。当时有一位研究员在研究室里想伸手拿东西，而几乎就在同时，一阵巨大的运转声从电脑中传来。电脑当时一端连着电极，另一端连接猴子的脑袋，此时猴子正坐在椅子上，等待着下一项实验开始。尽管它只是乖乖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抓东西的意图，但是与“抓”这个行为相关的神经元却被激活，并被电脑捕捉到。
由此可知，猴子本身做出动作的时候（例如抓东西），或者猴子看见研究员做出动作的时候，它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表明，DNA不仅为生物学带来了新知识，也为心理学带来了新发现。
随后，荷兰神经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凯塞尔斯（Christian Keysers）等人证实，人脑中也有镜像神经元系统。在猴子的实验中，里佐拉蒂发现镜像神经元存在于掌管运动的大脑区域；而凯塞尔斯等人在实验中发现，镜像神经元同样存在于掌管情感和知觉的区域。
当一个人看到他人的动作，或者笑容、愤怒等表情，或者他人触碰某样东西时，会觉得自己仿佛也在做同样的动作，怀着同样的情感，触摸着同样的东西。此时大脑的运动系统、情感系统、知觉系统就会开始工作，使这个人察觉他人动作的意图，共享他人的情感状态，并尝试与他人共享这种知觉（见图1-1）。
图1-1 镜像神经元的作用
换言之，人类会以经历相同情况时活跃过的脑部区域来理解他人的动作、情感和知觉。这是一种超越了自身与他人的差异、主客一体的世界。凯塞尔斯将这个神经系统传导过程重新命名为“共享回路”（shared circuit）。
此外，凯塞尔斯等人通过实验证明，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活跃程度与心理学所谓的共感程度有关。也就是说，越是容易站在他人立场思考的人，大脑中共享回路的活跃度越高。
如此，“人类生来就是共感的生物”这一观点，通过神经科学得到了证实。如果说共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那么在管理和商业领域，顺应本能自然会得到市场的回报。这一观点将在本书后文中进行解释。
在佛子园的案例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婆婆对患有重度身心障碍、不能自由移动身体的男士共感，于是采取了喂他吃果冻这一利他性的行动，甚至认为“我不去的话，那个孩子就会活不下去”。这个案例说明，共感会促生利他主义。在混居场所，居住舒适度高促进了区域人口的增长，这或许是由于人们感受到了其中的利他主义。那么，共感为什么会促生利他主义呢？我从两方面进行探讨。
原因1：进化带来的利他行动。
德瓦尔注意到，当黑猩猩看见陷入困境的同伴时，会靠近并拥抱对方，给对方顺毛，仔细检查对方的伤口，或者做出其他旨在安慰对方的身体接触行为。另外，黑猩猩还会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黑猩猩。研究所里用于实验的黑猩猩被放归自然后，野生的黑猩猩会给予它们生活上的帮助。这些都是猩猩会做出利他行动的铁证，且类似的证据不胜枚举。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自然淘汰法则会检验生物行动产生的结果，最终决定授予灵长类生物共感能力，确保它们在一定的环境中会保护同伴。”
对于人类的利他行动，人们存在这样一种疑问：向陷入困境的他人伸出援手，自己也会变得快乐，这是否说明这种援助是出于利己而产生的行为？对此，德瓦尔解释道：“毫无疑问，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会收获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是通过他人而获得的，而且只有通过他人才会获得，这恰恰说明这一行为是真正地在为他人考虑。”
为什么人在产生共感后会采取利他行动？这是因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利他主义的群体会因为取得了更多的成果而变得繁荣，反之则被淘汰。如果说这是进化法则，那么在企业管理中强调共感的重要性也会更有说服力。
原因2：人并非固定不变的存在（“是”，being），而是变化的存在（“成为”，becoming）。
下文将从哲学的观点探究进化带来的共感所促生的利他行动。参考前文的案例，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婆婆在遇见患有重度身心障碍的男士后，采取了利他行动，从而有了一种使命感，认为“我不去的话，那个孩子就会活不下去”，因此她的病症也有所减轻。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每个人的变化。
20世纪前期，英国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哲学家，名叫艾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他认为世界是万物相互联系的过程，是不断变化的事件的连续体。世界万物若要“形成发展”，就应该着眼于事件形成和消失的过程，而非实体本身。
怀特海强调应该重视“事件”而非“实体”，同时认为人类不是什么“A先生”的实体，而是一种“独特的经验”的综合体。在“此时此地”的状态下，一个人不断积累经验，综合起来就成为“A先生”。这里的综合并非指万物的统合，而是指更高维度的统一。
经验是所有知识的源泉。诞生于经验的知识一定会和某一事物结合，并与人的显著成长存在关联。人类会在持续不断的行动中与他人产生联系，或和实体有所关联。人类在行动中也会不断积累经验、产生智慧，并与周围的智慧相结合，不断成长为“全新的自己”。而所谓“独特的经验”，就是从对这一过程的不断重复中得出的。
支撑这个观点的关键在于，人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持续变化的存在。比起固定存在的“是”，更应该重视未完成的、面向未来不断形成的“成为”，将人视为“过程（事件）”的综合体。在重视“是”的世界，人们在提到“某某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某某是残障人士”时，会过分强调这两者既有的固定意义，因此很难缔结二者真实的联系。
反观重视“成为”的世界，个人会通过与他人缔结联系，不断形成新的自我。在混居社区中，人们能和形形色色的人相遇，这是一个真正的“成为”的世界。人们彼此共感，不断积累利他行动的经验，不断蜕变成全新的自我。从人类是“独特的经验”的综合体这一角度来看，可以说共感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情况。
为什么人在产生共感后会采取利他行动？因为人会通过与他人缔结联系而不断形成全新的自我。这一点在商务领域中也是一样。接下来，本书将介绍HILLTOP的案例，说明人与人的相遇和共感如何让员工蜕变为分布式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