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殖民而来的印度教育改革

在20世纪初，西方的治理方法和教育方法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流行起来。从暹罗到苏门答腊，从婆罗洲到孟加拉，这些地区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东方国家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其人民受制于遥远的统治者心血来潮的决策，这反而使得改革更容易实施。

实际上，在许多已经被各个帝国统治的地方，甚至在东方国家以外的地方，西方文化更优越的观念已经深入当地人民的心中。也许在当时，没有哪个地方比印度的极端混乱更令人震惊，而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存在。

19世纪初，统治印度的准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宣称，只要印度儿童和大学生学习西方白人外来者才知道的知识，他们就能在未来获得无尽的好处。这些傲慢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断言，他们的属国根本没有本土运动，也没有人渴望全面改善社会。他们盛气凌人地宣称，这些根本没有必要。加尔各答不需要福泽谕吉这样的人，孟买、马德拉斯和班加罗尔也不需要。众多西方统治者能够且将会坚定地向他们的数百万臣民灌输西方知识，不需要当地的有志之士添砖加瓦。

这究竟是殖民主义的又一卑劣手段，还是仁慈的历任统治者制定的先见之策，仍然有待商榷。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知识传播改革是《印度教育备忘录》（ The 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 ）传播的结果。这份臭名昭著的文件撰写于1835年2月，它建议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实施新的教学政策。撰写者为时年35岁的伦敦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如图1-5）。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和诗人，在现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仍然毁誉参半。

如果可以用“经营”这个词来形容，那么当时经营印度的是一家官方授权的大型商业贸易企业，名为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原本只是贩卖茶叶、糖、丝绸和鸦片的贸易商，一个外国机构赋予了它官方合法性，使其不仅能调集士兵来支援，还能聘用训练有素且称职的英国官员。这个机构就是设在伦敦的、权力强大且声望卓著的管理委员会。在辉格党领袖、英国首相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的任命下，当时在英国政界和知识界崭露头角的麦考莱加入了这个威严的委员会。

无论麦考莱现在的名声如何，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才智超群的人。在当时，他有崇高的道德目标，至少在他的同辈看来是如此。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反奴隶制活动家。在进入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之前，他就已经在语言、法律和数学这三个重要领域展现了非凡的天赋。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酷爱读书，认为书籍比人更有价值。他对《圣经》有透彻的了解，是坚定的福音派 。简而言之，在19世纪，他是一个典型的博学之士，是那种似乎由铁和橡木以及高教会派（High Church）雕琢而成的坚定又自信的人物，是当时迅速壮大的大英帝国的代表性人物。这种人物在今天也许会遭到嘲笑，但在当时被奉为圣人和英雄。

1834年3月，麦考莱从英国蒂尔伯里启程，前往当时印度东部的港口城市马德拉斯，即现在的金奈。他抵达时已是闷热潮湿的6月，于是明智地前往凉爽的尼尔吉里丘陵了解印度的历史和习俗。麦考莱在南印度这个热门的避暑胜地逗留了几个星期，住在破旧的小镇乌塔卡蒙德。英国人在乌塔卡蒙德饲养了一群猎狐犬，据说斯诺克就起源于当地的俱乐部。时至今日，俱乐部卧室里的壁炉每天早上都要粉刷一遍，然后在晚上点燃柴火。

夏季的酷热过去后，麦考莱返回沿海低地，前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行政总部。几乎一到达那里，他就被总督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委派了一项任务，即制订一项官方计划。这项计划的目标不是从丝绸、茶叶或蓝靛中获取更多利润，而是教育印度数以百万计的儿童。

不要忘记，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投资者期望它获得利润，但它并不仅仅关注商业，至少表面上并非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承担着管理整个印度的责任，它必须维护城市、征收税款、运营码头、提供警力、修建道路、管理农业、建立市场、编写法典并建立法院系统。

教育孩子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责任之一。当时，印度的统治者是白人，他们坚信上帝是英国人，因此计划为印度建立一套本质上属于英国的教育体系。年轻且充满干劲的福音派信徒麦考莱正式受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他宣称，知识就是一切，必须以明智、深思熟虑和谨慎的方式向印度儿童传播知识。此外，这些知识必须是英国的知识，必须通过英国纳税人慷慨资助的公立学校传播这些知识，而且必须用英语教学。

在印度的头几个月里，麦考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正式建议。在《印度教育备忘录》中，这一段直接反映了他早先在英国下议院的发言所预示的观念模式：

对懂英语的人来说，地球上最聪慧的民族历经九十代人所创造和积累的巨大知识财富随时可获得。可以有把握地说，现在用英语保存下来的文献的价值极高，远远超过300年前用世界上所有语言保存的文献的价值总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教授这门语言时，我们是否应该教授别的语言。人们普遍认为，以其他语言写就的关于任何主题的书籍都不能与我们的语言相提并论。当我们能够教授欧洲科学时，我们是否应该教授别的科学体系？人们普遍认为，那些科学体系中凡是与欧洲科学体系不同的地方都不如欧洲科学体系。当我们可以支持正确的哲学和真实的历史时，我们是否应该以公共费用去支持那些会使英国兽医感到羞耻的医学学说、会让英国寄宿学校的女孩们发笑的天文学、充斥着9米高的国王和3万年统治时间的历史学，以及由糖浆海和黄油海构成的地理学？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印度，麦考莱的思想都遭到了强烈而直接的反对，直至今日仍是如此。这种思想带来的严重后果至今影响着印度及其自我形象和自尊。麦考莱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这毫不令人意外。“麦考莱主义”（Macaulayism）一词已经困扰了几代人，它代表着一种唯有出身高贵的英国人才能表现出的高傲和轻蔑。如今，印度的学者和政治家都非常喜欢谴责麦考莱。卡皮尔·卡普尔（Kapil Kapoor）是印度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曾担任印度高级研究所 所长。他在2001年发表了名为《印度思想去殖民化》（ Decolonizing the Indian Mind ）的著名演讲，断言麦考莱的思想“导致传承下来的知识边缘化”，并在学术界引发了“一种自我贬低的精神状态”。此时距离1834年已经将近200年，这或多或少反映出麦考莱的陈旧观点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无论是好是坏。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是麦考莱撰写的《印度教育备忘录》，还是1835年为印度学校传播知识的方式制定政策的议会法案，印度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都从中受益匪浅，哪怕两者都涉及种族问题。在印度14亿人口中，成人识字率为63%，男性识字率为75%。约有1.3亿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几乎所有儿童都在学习英语，他们的老师几乎都用英语授课。现在，英语仍然是印度23种官方语言中的一种。这个国家拥有原子能发电站、太空计划、强大的军事力量、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令人羡慕的司法体系、自由的新闻媒体、规模庞大且备受人们喜爱的娱乐产业、庞大的铁路系统、令人惊叹且受到严格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发达的体育运动，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创新成果，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和极大的尊重。这个国家的人民眷恋过去，为历代统治者留下的建筑遗产而感到自豪。

印度似乎已经实现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61年写下著名的《代议制政府》（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时的期望。穆勒是开明的帝国主义者，也是麦考莱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同事。他曾写道，英国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先进文化”。虽然有人可能会对此表示质疑，但西方思想带来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这些思想主要是在19世纪产生的，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英国工程师布律内尔、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至于这一切为何会在当时当地发生，目前尚无确切答案，相关原因仍需持续论证，但它的确发生了。

在启蒙运动结束之后的岁月里，随着蒸汽机的完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西方人执行、发现、认识、发明、展示、教授、思考、建造、写作、创作和创造的事物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些渴望它们的地方都能从中获益。这些好处是通过法律力量或道德劝说强加给印度的，而且是以种族主义和居高临下的形式。对某些人来说，这些好处是无效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类似的好处在中国和日本是更自然地、几乎是通过渗透实现的。这些古老的国家确实也在寻求这些好处，最终与同样古老的印度达成共识，虽然没有正式表明，但这些国家都默认了西方知识中的某些部分是优越的，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些国家都对这些知识加以利用。 无论是神圣的梵文典籍还是儒家经典学说，抑或是日本佛教的古老寺庙艺术，每个民族都将自己的文化基石视为一种荣誉，赋予其崇高的地位，然后迅速融入当时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世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族最终具备了与那些曾经是相关思想发源地的国家一较高下的实力，要在那些国家擅长的领域打败他们。西方知识是这场深刻变革的催化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变革的发生。 pl01sePXXqQ08CwH8oGJVutRXauNW8epxYjjYNoAboxTY8L2SevExSkqnuGdGc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