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推动日本现代化的关键人物

日本人也这样认为。几乎在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的同时，日本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福泽谕吉也采取了行动，对僵化的江户幕府和教育体系施加了压力。当时，江户是日本的首都，也就是后来的东京。福泽谕吉的成功或者说其成功对日本的影响成了那个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中国蹒跚前行了60多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才真正由近代化向现代化发展。事实上，日本的宗教氛围并不浓厚，日本人也不固守犹太-基督教信仰或道德体系，还以某些国家无法匹敌的速度和决心开始了变革。

自17世纪初以来，日本故意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开来。到19世纪末，日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福泽谕吉这位杰出人物的著作对日本人民的影响功不可没。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成就，日本政府授予福泽谕吉一项重大荣誉：他的肖像被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如图1-4），在其他纸币的外观发生了各种形式的变化后依然如此 。可以说，大多数曾经使用纸币的日本人都将福泽谕吉的形象牢记在心。

19世纪的日本并不完全拒绝外来思想，也非对外国知识一无所知。当时的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邻近的中国取得的学术成果和发明的一些技术传到了日本，欧洲也有同样的情况。长期以来，荷兰与日本在人工建造的出岛上保持着有限的贸易关系。出岛曾是一个伸入长崎港的半岛，一条小运河将其分割开来，幕府将它指定为停泊和永久隔离到访船只的地方。这种隔离显然并非天衣无缝，关于欧洲发展、语言和事件的各种知识不断地传入日本主流社会。此外，幕府上层统治者还下达命令，要求出岛港督官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定期到首都江户报告情况。据说，日本的科学家和医生渴求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的知识。每次代表团到访时，那些科学家和医生都会兴奋地聚集在一起，想看看和听听代表团可能会带来的知识 。

词典的编纂也起了作用。最早的尝试是在日本以外发起的，如《日葡辞书》（ Vocabulario da Lingoa de Iapam ）于1603年在里斯本出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日本词典编纂工作才开始。直到1796年，第一部由日本编纂的日荷词典才完成。随着它的出现，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就像炮弹一样在整个日本迅速传播，更多的词典和对话指南开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语言呈现。1853年，在一片轰鸣中，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Mathew Perry）及其率领的美国海军蒸汽动力战舰中队冲进东京湾。这种行为虽然鲁莽又大胆，但最终是必要的。佩里给日本带来了一些礼物，美国政府认为这些诱人的礼物可以表明与美国成为朋友肯定会获得好处。例如，战舰上有一台可以运转的蒸汽机车模型、一架望远镜、几箱上好的加利福尼亚葡萄酒和一台功能齐全的电报机，还有一本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最新出版的著名的《美国英语词典》（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第二版。

这些礼物确实起了作用。日本人佐久间象山热衷于编纂外语词典，他曾将自己的20吨稻谷抵押出去，以换取贷款用于出版词典。他有一句名言，概括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期望：东方道德，西方科学。他接着写道：

目前，中国和日本的学问还不够完备，必须通过吸收全世界的学问来加以补充和完善。哥伦布通过“探究原理”发现了新大陆，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真相。自从这三个伟大的发现问世以来，艺术和科学便以它们为基础。这三个发现都是真实的，没有一个是虚假的。

若想充分理解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的重要性，以及他对所有渴求知识的人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包括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很动人，还引起了远在苏格兰的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关注。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吉田松阴的年轻武士，他决定做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即从日本逃到美国。为此，他试图说服佩里将军带他登上一艘返航的军舰。他和一位年轻朋友都身着和服，带着一对长短不一的传统武士刀，划着小船穿过墨田港附近波涛汹涌的水域，来到了佩里将军的旗舰“波瓦坦号”（USS Powhatan），请求佩里将他们带到美国。佩里很喜欢这两个年轻人。他认真考虑了这件事，最终还是拒绝了。在当时，日本人逃离日本是一种可判处死刑的罪行。佩里认为，鼓励日本人做出这种非法行为会危及美国和日本正在进行的谈判，而这场谈判极为复杂。于是，他下令将这两个人送回岸上。两人垂头丧气，又害怕得要命。

两人很快被逮捕，先是被关进囚笼，然后被送往江户软禁起来。不可思议的是，在江户的那几年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吉田松阴竟然得到允许开办学校。他继续猛烈抨击他所认为的幕府的狭隘政策，并在1859年固执地策划了一起刺杀统治集团成员的事件。为此，他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最终死在武士刀下。

几年后，史蒂文森听说了这起悲剧事件并被吉田松阴的事迹打动。他认为吉田松阴有着无法磨灭的荣誉感、顽强的毅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对外界知识的热切渴望。因此，在自己的选集《作家与作品随笔研究》（ Familiar Studies of Men and Books ）中，史蒂文森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吉田松阴的故事，并为主人公取名吉田寅次郎。在书中，他引用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话来证明吉田松阴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你能够“用勇气将你的失败转化为悲剧，那与成功并没有太大差别”。这本小书在19世纪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开来。一夜之间，吉田松阴成了英文经典名著中的英雄人物。他是最早在海外成名的日本人之一。他成名之时，日本正在觉醒，在被迫沉睡了数百年之后，正通过获取新知识而焕发活力。

就在此时，福泽谕吉出现了。1853年，当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日本海域时，福泽谕吉刚刚成年。他出身于武士家庭，在地位和财富上都不如吉田松阴，他很有可能受到了相同的诱惑，想要打破惯例，前去一探究竟。不过，福泽谕吉选择了更为谨慎的方式。他先到出岛学习荷兰语，一年后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此后不久，他对荷兰的各种技术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尤其是造船和枪炮制造技术，并因此获得了一份改变他一生的工作。1860年2月，他随一支日本官员队伍登上荷兰造蒸汽船“咸临丸号”（Kanrin Maru），奉幕府之令穿越太平洋前往旧金山，目的是对美国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试探性外交考察。

福泽谕吉从船上唯一一名美国军官那里飞快地学会了基本的英语，随后又不知怎么地熟练掌握了法语口语。这次美国之行以及后来对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考察使他有机会广泛涉猎，以吸收尽可能多的知识，了解十分迷人的外部世界。1860年春，当他乘坐的第一艘船停泊在加利福尼亚时，他立即开始行动，不断提出各种问题，以至于后来有人形容他是“行走的天线，渴望吸收所有信息”。他曾写道：

此次美国之行，我并不想学习科学或技术方面的知识，因为回国后我可以从书本上学到这些知识。我觉得我必须直接向美国人了解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他们不会在书本中描述这些事物，因为已经司空见惯……每当遇到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人，我就会向他提问并把他说的话记在笔记本上……

福泽谕吉经常因最普通的发现而感到困惑。例如，当他询问一个路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后代可能居住在哪里时，对方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似乎没有人知道或关心这件事，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日本人肯定都知道幕府将军家族每个成员居住的地方。美国人怎么会如此不尊重开国元勋的家人呢？后来，当他在英国试图了解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的细节时，他也无法理解英国政府里那些政客为何要相互争斗：

有一段时间，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争斗，也不明白和平时期的“战斗”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会告诉我：“这个人和那个人在议会里是敌人。”然而，这两个人竟然在同一张桌子上一起吃喝。我感觉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事情。我花费了很长时间，进行了一些枯燥乏味的思考，才勉强对这些难以理解的独立事件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可能会在得到解释的5天或10天后才有所理解。不过，总的来说，我学到了很多……

这些考察的结果构成了一部厚重的著作——《西洋事情》（ Conditions in the West ），彻底动摇了日本的根基。这部著作共有薄薄的10册。在1867年到1870年期间，福泽谕吉边写边出版，所以《西洋事情》成了分册出版的丛书，很像专题系列杂志特刊。它们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书。一听说有新的分册上市，比如《英国事情》（ Conditions in England ）或《法国事情》（ Conditions in France ），大批读者便涌进书店。

那时候，日本的读者可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几年前，一群焦急的纽约人聚集在曼哈顿的码头上，等待着狄更斯的著作《老古玩店》（ The Old Curiosity Shop ）的最新章节，哀恸地呼喊着：“小耐儿死了吗？”日本的读者虽然没有美国人那么伤感，但同样激动不已，他们想要了解福泽谕吉在新书中讲述的所有内容，比如，商会是做什么的，什么是聋哑学校，加利福尼亚州有多少座监狱，电报局是做什么的，女子学校的生活是怎样的，饼干工厂是如何生产饼干的，军营里的正式演习是什么样……这套丛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泽谕吉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在5年的时间里，它们似乎实现了他所设想的两个目标：一是让普通日本人了解西方文明；二是向江户城的军事统治者展示高度文明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福泽谕吉认为，没有知识就没有文明。无论喜欢与否，当时世界上大部分有用的、实用的、可获取的、前瞻性的、有价值的知识都来自西方。虽然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一定会惹人不快，但这是不可避免也不可否认的事实。

当时，很多人坚定地反对这些观点，认为这严重玷污了日本人生活的本质。他们坚信这直接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削弱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是建立在严格的行为准则，对荣誉、细节和历史的关注，以及对古老而神秘的精神理念的敬畏和坚守之上。任何对这一点的改变和干预都将给国家的尊严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那些与福泽谕吉持相似观点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当“咸临丸号”军舰历史性地横渡太平洋并在加利福尼亚探险后驶回东京湾时，船长自豪地展示了他在旧金山购买的一把雨伞，结果有人大声警告他，无论季风雨多么猛烈，都不要在江户热气腾腾的街道上展示这把雨伞，以免遭到暗杀。

福泽谕吉一直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总是担心自己遭到仇外暴徒的袭击。整整10年，他都不敢在天黑后外出。他整日待在自己的小房子里，投身于写作、编纂字典等工作，还创办了一所至今仍在蓬勃发展的大学 ，并且在余生中恪守自己的指导原则，即日本人要想融入整个世界，必须尽可能地吸收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从而成为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民族。

福泽谕吉于1901年去世，享年66岁。1835年，他出生在一个低级武士家庭。当时，日本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由江户的军事独裁者幕府将军统治，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7个世纪。那时的天皇隐居在京都古城里，鲜为人知。福泽谕吉去世时仍未婚且孤身一人。幕府已经被推翻，武士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对外贸易几乎全面开放。天皇成为宪法规定的国家领袖，在新更名的东京城内主持国事。从那时起，日本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制，这在整个亚洲都是首例。日本采用了完全西方化的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效仿英国和普鲁士的议会。

后来的大量证据表明，日本人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民族，在取之不尽的知识洪流中走向文明，正如福泽谕吉第一次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时所预言的那样。当时，他看到了数量众多的雨伞、饼干工厂和电报站，但美国人竟不知道华盛顿的后代住在哪里。日本决定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有很多，但没有一个原因是日本承认或默认西方知识全面优于他们自己的知识。相反，日本高层领导认为这是他们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当时，中国已经遭到贪婪的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日本从未被任何西方国家或非西方国家殖民。他们认为中国的遭遇很可能也会降临到日本身上。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日本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以此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同时他们坚决否认自己长期积累的知识有不足之处。

在1920年出版的权威著作《世界史纲》（ 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中，英国作家H.G.威尔斯（H. G. Wells）总结了福泽谕吉的远见卓识所产生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当时的日本那样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在1866年，日本还是一个落后又封闭的国家，实行浪漫主义式的封建制度，简直是荒诞讽刺的象征；到了1899年，日本成了一个完全西化的国家，与最先进的欧洲强国不相上下……”虽然威尔斯态度轻蔑，但这一切都是事实，而且日本前进的脚步再也没有停下。 ZQpF7jCJXRj/QOLU2xwQ4qv/RqxsX+KL7xzUfk8kCmfw5pp54t/BEnhqY4Fjj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