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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三位伟大的人物终结了其所处时代人们对教条的盲目信奉。虽然他们身处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但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人类文明朝着知识积累的方向发展。他们在19世纪为大众做了两个世纪前启蒙运动只为精英所做的事情。
在19世纪中期，中国成立了总理衙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外交部，主要负责应对那些可鄙的野蛮外来者或可怕又贪婪的武装侵略者。最重要的是，官办学校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在北京成立。一位名叫约翰·包尔腾（John Burdon）
的苏格兰传教士被聘为首任总教习。这所学校迅速发展，从最初的10名学生发展到1877年的100名学生，并在广州和上海都开设了分校，教授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工程学、地理学和国际法等课程。当今中国在科技和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这所小小的学校可以说是这一切的开端。
这些事件推动了19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学者和政治家多年来的争论：知识体系、学习体系或者信息积累是否存在优劣之分？我们可以从下文的例子中得出答案：专门的知识和事实知识等实践性知识具有明显的短期价值，那些对文化、历史、哲学和艺术等界定较为模糊的领域进行鉴赏和评估的规范性知识则令人愉悦，具有启发性，而且令人振奋，但无法直接推动人类不断进步。
当然， 明智的做法是将不同类型的知识结合起来，而不是进行比较。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真正有学问的人，也就是潜在的智者，会认识到两种知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认识到信念和证据可以同等重要，可以相互影响，不必一直保持对立。此外，这种妥协意识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它不是简单的东方信仰和西方知识的问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信仰和证据似乎无法融合的问题。有些机构致力于将这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使它们达到共融。
在这些机构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总部位于费城的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该基金会财力雄厚，自198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其已故创始人的观点，即科学和宗教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和关注。自启蒙运动以来，教条和发现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和扩大。这种分裂是一种公开的敌对，类似于钠和水混合时的剧烈反应。然而，邓普顿认为，它们就像水和油一样，可能无法完全相溶，但可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乳状液，比如油醋汁。有些人认为邓普顿的观点是古怪的、天真的或反科学的，但在更多的人看来，他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设性的，而且在当今日益混乱的世界中至关重要。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两种看法加以讨论，届时我们会尝试对相关问题进行建设性探讨，即某些类型的知识是否具有比其他类型的知识更持久的价值。
在19世纪的中国，皇帝和官员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当时西方的实践性知识在某些特定的方面确实有很多直接的用途，尤其是工程学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不是唯一一批这样认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