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索不达米亚泥版到苏美尔象形文字

我们再回头看看班加罗尔的那个小学生，以及他的光荣与成名时刻。那天早上，当老师要求他说出一种蔬菜的名称时，他羞涩地站起来大声答道：“芦笋！”老师看着他，心里说不出地自豪。她为这个4岁孩子的出色表现感到自豪，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她也为自己教会了他一点知识并让他有信心在公众面前展示而感到自豪。总而言之，这个孩子身上体现了学校和老师所能教给学生的东西，是教育的典型例子。

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小男孩会记得他在班加罗尔上学时的老师，记得那位在他眼里非常高大的女士教会他芦笋的英文发音和拼写方法，并向他解释了芦笋是什么，以及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芦笋。大多数人的学生时代已经成为久远的过去。对那些记得学生时代的老师的人来说，什么礼物都不如令人难以忘怀的、和蔼的老师所能给予的良好教育有价值。

“教育”的英文单词是education，由educare和educere这两个拉丁语动词混合而成。其中，educare意为培养，educere意为引出和引导。简单地说，教育就是社会中的成年人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传递给下一代，并按照自己心目中最佳生活方式的标准来培养下一代。正如我们从班加罗尔的孩子们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有些孩子确实能够时不时地教育他们的父母。一般来说，是成年人展开绳梯并邀请社会中的孩子踏上来，至少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如此。孩子们紧紧抓着绳梯往上爬，最终加入成年人的行列，然后继续往上爬。如果运气好，一路顺风顺水，他们能到达一个比他们仅靠自己所能达到的更高的高度。

起初，父母或祖父母负责教导孩子。在古老的社会中，头发花白的长者通过符号、话语、演讲和绘画等方式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比较弱小或缺乏经验的孩子。由于没有相关记录，我们只能这样假设。或许我们也可以假设长者们的动机并非绝对高尚或无私。他们之所以教给孩子捕捉狨猴的最佳方法或者防止树苗因缺水而枯死的方法，更有可能是为了确保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能获得食物。为了确保部落生存下去而传递信息这种浪漫的观念无疑过于想当然了。话说回来，由于没有相关记录，我们根本不知道也无法猜测这种早期版本的教学的动机。

这一切都将改变。5 000多年前，人类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人们的生活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公元前3400年前后开始，地球上四个相距甚远的地方的人在大约2 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发明了文字。在录音设备出现之前，言语只能消失于无形，只存在于记忆的角落和一些土著民族的口头传说中，而文字的出现使得记录成为可能。因此，人类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流传数个世纪，尤其是有关学校、教育和学习的记录。

文字最初是用一系列粗糙的图像来表示物品和思想的。那些留存下来的图像一般刻在悬崖峭壁和洞穴石壁上，或者刻在湿润柔软的黏土泥版上，然后这些泥版会被烘干，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现。在伊拉克、埃及、中国和墨西哥南部，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图像。事实上，这些文字的年代非常接近，而且它们的创造者之间没有任何已知的联系，这有力地说明了人类的进化是稳定的、线性的，并表明基因在这一进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美洲到中国，在跨越数千千米的土地上，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他们的细胞结构中的基因仿佛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被激活，并在人类宿主的大脑和肌肉中引发了非常相似的反应，要求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使之永久留存。

这四个地区中的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是最早的文字创造者的故乡。更确切地说，那些职业生涯与这些地区紧密相连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喜欢这样宣称。1822年，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如图1-2）的翻译点燃了人们对埃及象形文字的兴趣 ^[1] ，自那以后，一直有人坚称尼罗河流域是最早出现文字的地区。尽管最近有些说法指向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当时很富饶的撒哈拉地区的民族，但人们普遍认为，楔形文字符号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文字，它们大量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古代遗址中发现的泥版上。这些遗址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那条狭长的肥沃地带，夹在南部的巴士拉和北部的巴格达中间。

美索不达米亚泥版不仅是世界上最早文字的证据，还展示了文字本身的演变过程，即最初是用粗糙的图像表示事物的简单象形文字，经过数个世纪的岁月，演变成了代表人们谈论这些事物时所发出的声音的符号。由于人们不仅谈论事物，还谈论自己的感受、周围的色彩，以及重量、速度、礼节、期望、行为、外国人、政治、神灵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概念，因此拼音文字可以探索和记录人类的全部情感。简而言之，书面语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物品图示。

根据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泥版来推断，第一组可以解读的图像及其内容的年代为公元前30世纪前后。这些图像出自我们现在所称的苏美尔人之手，他们以修剪过的芦苇秆当笔，在尚未变干的泥版上刻写。这些图像虽然十分粗糙，但在今天仍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因此可以进行翻译。例如，考古学家最近在巴士拉附近的乌鲁克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仓库管理记录，这些记录由苏美尔会计库辛所做。其中有一个大麦麦穗图像，虽然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画得有点走样，但很容易辨认出来。通过亚述学家 的推断，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这块泥版的整体内容，知道了这是一间城市仓库的大麦库存清单。另外，在大英博物馆目前收藏的约13万块泥版中，有一块约10厘米×8厘米的橙色调泥版上画着一些尖底高罐。这些罐子实际上是双耳细颈瓶，考古学家知道它们是用来装啤酒的。这块泥版上还画着一只小碗和一个似乎正在喝酒的人的脑袋，每次这两者出现时旁边都有数量不等的圆点。学者们从中推断出泥版上的这部分内容与配给量有关，涉及应该或已经给当地居民中不同的人或阶层分配多少啤酒。因此，我们在这两块泥版上看到了苏美尔文明中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部分，即大麦库存清单和簿记员所做分类账上的啤酒配给记录。

在这种新生文字2 000年的演变过程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从表面上看有些离奇，但对教育语言的发展至关重要，因而在知识传授方面也很重要。书面语言不断演变，从仅仅为事物的图像表示转变为人们交谈时所发出的声音的编码表示，谈话内容涉及各类事物和构成人类交流整体的各种概念。 在此之前，我们还无法从象形文字中了解古人是如何发音的，但随着语音代码的发展，文字逐渐成为口头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就这样，理想的知识传播方式诞生了，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

苏美尔象形文字开始如冰川般缓慢变化，其第一步略显怪异，发生在公元前27世纪前后，即第一批图像被刻在第一批细黏土泥版上大约3个世纪后。大麦麦穗、啤酒壶、手和头等图像在泥版上逆时针旋转90度，这样一来，原本只能从上到下读取的一列列图像现在排列成一行行，可以从左到右读取。与此同时，一些古老的象形文字的曲线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锋利的线条，或横或竖，或以精确的几何角度排列。每条线都以三角形的刺痕为开端，这是因为书写者使用楔形笔尖刺入尚未变干的河泥，后者很快就会变成泥版。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最终成了著名的楔形文字。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书写系统，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东至波斯，西至黎巴嫩和地中海沿岸。阿卡德国王萨尔贡（King Sargon）是世界上最早的真正的帝国主义者。在他统治期间，楔形文字在该地区迅速传播，大约15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采用这种文字及其音节作为书写形式。

对这些泥版的详细解读早已揭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那时的人们积极探索未知、发现新事物并开展教学。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成为古巴比伦国王，他将首都巴比伦城建设成为一座与他的伟大人格相匹配的城市。当时，巴比伦等城市里到处都是学者、文士和祭司教师，还有图书馆、学校以及修辞和辩论学院。《吉尔伽美什史诗》（ Epic of Gilgamesh ）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它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关于赫拉克勒斯（Hercules）以及伊萨卡国王尤利西斯的宏大冒险故事的创作。

天文学及其母体占星术蓬勃发展。黄道十二宫的概念也是巴比伦人创造的，其原理记载在非常详尽的楔形文字文献中。数学在很大程度上也起源于巴比伦，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强烈质疑，尤其是部分亚洲国家。然而，巴比伦的影响力在有一个方面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他们的数学家采用了六十进制基数，即可高度分割的数字60，相当于现在的十进制基数10。肥沃新月地带最著名的遗产可能就是世界上广泛使用的数字60。一分钟有60秒，一小时有60分钟，60的倍数还用于测量地球的经度和纬度。

这些丰富的知识肯定得到了传播，其长期存在且分布广泛的遗产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传播不是通过某种文化渗透，而是通过正式传授。 巴比伦的年轻人接受了适当而又全面的系统教育，但这些人几乎全是男性。

[1] 这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凄美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期为解读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而展开的竞赛中。这场竞赛是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和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之间的较量。前者是一位英国万事通，他的传记作者称他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后者是一位来自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年轻教师。最终赢得竞赛的人是法国人商博良。这个故事的核心是著名的《致达西耶先生的信》（ Lettre à M. Dacier ），商博良通过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破译成功。他在破译碑文后大喊“我成功了”，然后便激动得晕了过去。罗塞塔石碑是由一名法国士兵发现的。拿破仑战败后，它被送往大英博物馆，自1802年以来一直在那里展出。1972年，罗塞塔石碑和《致达西耶先生的信》一起在卢浮宫展出。 KfuESAK/JTc8CIkusc8nW1Ci1SRNCy/s2AN9w6KgAkxLOkgZIVOJdIu2a8pqOa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