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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中建起来的学校

班加罗尔位于印度南部,2006年,其英文名称由Bangalore改为Bengaluru,长期以来一直被誉为印度辉煌繁荣的未来。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喜欢把它看作一个历史悠久且鲜有怨恨的地方,很少发生困扰着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等印度较大中心城市的社区冲突事件。班加罗尔和谐稳定的名声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前来享受它宜人的环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公司,这些公司很早以前就在此设立了总部,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浓的现代气息。由于地处德干高原,班加罗尔比许多印度城市更加凉爽、干净、绿意盎然,而且地形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可以免受猛烈季风的影响。

然而,在高科技的大厦和盛行的消费主义之外,班加罗尔的居民并不富裕。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总人口约为1 100万,其中有2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当地政府统计,这些人居住在不少于800个官方指定的贫民窟中。这些地方饱受饥荒、肮脏、贫困和犯罪的困扰。

成千上万生活在这些贫民窟的孩子没有受过教育,也永远不会有机会接受教育。至少,他们从未想过自己也可以接受教育。2003年初秋的一个清晨,一位名叫舒克拉·博斯(Shukla Bose)的孟加拉国中年妇女来到班加罗尔,进入环境最恶劣的一个贫民窟,在一条又黑又臭的水渠旁支起一把折叠椅和一张小木桌。她在这里宣布,任何渴望通过上学获取知识的孩子现在都可以免费上学了,而且是立即生效,永远免费。她的话传到了邻近之人的耳中,然后像燎原之火一样在贫民窟蔓延开来。

那一刻标志着许多人的生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舒克拉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出于一个特殊的原因,我们中有一小群人对舒克拉非常熟悉。作为外国记者,我们于1971年底从班加罗尔的各个基地前往加尔各答,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战争。在巴基斯坦军队大败之后,这场短暂的冬季交战宣告结束,随后孟加拉国成立。

我们一行大概有10个人。我当时是《卫报》记者,暂时从贝尔法斯特的基地来到加尔各答。白天,我们会去前线观察战况。到了晚上,我们就回到乔林基街的加尔各答大酒店发送报道、吃晚饭,并为第二天的紧张工作做准备。当时,舒克拉还叫舒克拉·查克拉瓦蒂(Shukla Chakravarty)。她在大吉岭山区接受过教育,刚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是加尔各答大酒店的客务助理。对我们这群茫然无措的外地人来说,她就像一位童子军训导员,帮助我们解决半个世纪前在印度旅行的人不可避免会遇到的各种小问题 。我们都为她的智慧、宽容、耐心和善良而倾倒。在动身前往其他动乱地区时,我们承诺以后会回孟加拉国看望她,感谢她让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变得轻松了很多。

几年后,当我来到印度时,我再次与舒克拉取得了联系。那时她已经结婚了,成了博斯太太,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她和家人先是搬到了印度西部的艾哈迈达巴德,后来又搬到了班加罗尔宜人的郊区并在那里安家落户。她的女儿最终被剑桥大学录取。舒克拉在公司步步高升,到了20世纪末,她已经成为美国一家酒店公司备受赞誉的优秀高管。即使是现在,女性在印度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非常罕见的。

就在那时,舒克拉顿悟了。彼时,她的女儿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了,而她自己的家庭和经济状况也稳定而良好。于是,她决定承担起一项使命:将她一生中所享受到的知识传授给尽可能多的印度贫困儿童。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居住在她家附近的贫民窟里,因为贫穷和不受重视而无法获得这些知识。

舒克拉深知,知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她毅然决定辞去正式工作,放弃有保障的薪水,开始实施她长久以来一直酝酿的计划,为缓解她认为正在削弱印度的危机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及其孩子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一代又一代人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只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获得知识。尽管舒克拉的努力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尝试一下肯定没有错。她的丈夫和女儿也支持,她在班加罗尔创办一所学校,邀请那些愿意接受教育的孩子前来学习,从而传播知识。

就这样,舒克拉在那条水渠边支起了一张小木桌和一把折叠椅。在她周围,到处都是贫民窟,随处可见一排排用铁皮和沥青纸搭建的低矮棚屋,狗偷偷穿过巷子,偶尔有一头高大的奶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咀嚼着,周围的人群则在涌动。男人很少,大部分都抛弃了家庭,让女人去工作,让孩子们去寻找食物和乞讨。女人们蹲在烟雾缭绕的火堆前添煤加炭,并防着锅里宝贵的食物溢出来。空气中弥漫着千奇百怪的气味,喊叫声、犬吠声、哭泣声持续不断,略显不和谐的音乐时断时续,加上杂乱无章的色彩,呈现出一副持久而顽固的贫穷面貌。

博斯很受欢迎。孩子们围着她,急切地想知道她在做什么。她会回答说办学校,用英语向孩子们解释。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孩子似乎对英语有基本的了解。她会给他们提供一日三餐和蓝黄相间的漂亮校服,让他们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年幼的孩子听懂了有关食物和漂亮新衣服的字眼,他们兴冲冲地跑回家去把自己的母亲拽过来。不明就里的母亲们心存疑虑,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身心俱疲,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提议持怀疑态度。舒克拉会努力解释,通常用坎纳达语或马拉雅拉姆语。她的母语是孟加拉语,坎纳达语和马拉雅拉姆语说得磕磕巴巴。大多数时候,她都无法说服那些母亲。她们拽着自己的孩子匆匆回到昏暗又嘈杂的家中。孩子大声啼哭着,随母亲消失在烟雾中。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到第一天晚上,舒克拉已经招收了11个孩子并将学校的地址告诉了他们。她租下了邻居家屋顶上的一间小棚屋,还请了两个朋友来帮忙。那两个人都是教师,答应免费给孩子们上课。11个孩子中有5个男孩和6个女孩,年龄都在6岁左右。舒克拉叮嘱每个孩子准时到学校吃早餐。

第二天上午9点,学校正式开学,共有11名学生、3名教师和1名兼职厨师。那是2003年初秋,学生们展现出的学习热情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似乎普遍对能接受教育感到欣喜若狂。参观者纷纷驻足观看,其中包括一个巴黎人和一个格拉斯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孩子们对学习的热情和渴望深深吸引,于是决定留下来帮忙。这些外国人不仅帮忙给孩子们上课,还帮忙打扫教室,甚至在简陋的厨房里干活。后来,总部设在附近的几家公司听说了这所学校,纷纷出资、赠送电脑、聘请教师。这个项目起初发展缓慢,到第一个10年结束时开始蓬勃发展。到2021年,这里已经有4所中、小学校,甚至还有一所专科学校,共计1 600名学生,年龄从5岁到18岁不等,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如图1-1)。贫民窟的孩子们以前没有机会过上像样的生活,现在却获得了大学奖学金,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许多毕业生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大学毕业后,他们参加了工作,有些人成了教师、律师、内科医生、科研人员和酒店经理,有些人在图书馆和接待处工作,还有些人成为汽车修理工和面包师,也有些人自己创业。

图1-1 帕里克玛(Parikrma)学校的学生

2003年,印度班加罗尔成立了4所帕里克玛学校,为这个不断扩张的城市中最贫困的贫民窟中的孩子提供完全免费的英语教育。第一个班只有11名学生,现在已经有近2 000名学生。

在不到12年的时间里,班加罗尔的贫民窟学校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星系”。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这个星系的环流都不断扩大,充分证明了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预言:灌输的知识越多,对知识的需求就越多。“对知识的渴望如同对财富的追求,”斯特恩曾经写道,“越追求,欲望就越强烈。”谁也不曾想到该项目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尤其是舒克拉本人。

每所学校都弥漫着愉悦的氛围。人们来到学校门口,还没踏入铺满沙子的院子,耳边已经充斥着欢声笑语。清晨的天气十分凉爽,在印度乡间,人们称这种时候为“牛儿踏尘时刻”——牛儿被人从牲口棚牵至田野,在小路上扬起许多尘土。孩子们成群结队,有的在玩耍,有的在排队等着去上课。他们都穿着褪了色的蓝黄相间的整洁校服,享受着已然得到改善的生活。

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年轻女性,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面带着微笑。她们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确保学生们都到了,确保他们举止得体、身体健康、精神愉悦,至少表面上是快乐的。他们经常拥抱,刚刚进入校园的孩子会拥抱自己的朋友,老师们会拥抱落单的孩子。上课铃响了,老师们拍拍手,孩子们便停止了交谈,纷纷排好队,在拿着写字板的女老师点到自己的名字时答“到”。接着,孩子们列队走向楼梯,同时向校园里的小狗告别。每所学校都有一只流浪狗,以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名字命名,如卡列班、麦克白或茂丘西奥,由学生们共同照顾。

最小的孩子在他们的小书桌后坐下,然后闭上眼睛,在两分钟的静默冥想中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老师让他们睁开眼睛,然后问他们昨天学了什么。前排的一个小女孩举起手,然后兴奋地站起来说:“蔬菜的名字”。老师回答“是的”,并要求每个孩子站起来大声说出一种蔬菜的英文名称。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小女孩第一个说,她带着最灿烂、最得意的笑容喊道:“胡萝卜!”接着,坐在她后面的一个女孩站起来说:“莴苣!”一个男孩怯怯地站起来,他环顾四周,有点害怕,但还是答道:“西兰花!”后面的人喊道:“豌豆!”“卷心菜!”“花椰菜!”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喊出一个个蔬菜名称,每个人都想找出一种还没人说过的蔬菜。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孩子们说出的蔬菜名称也越来越生僻:“秋葵!”“辣椒!”“芜菁甘蓝!”“灯笼椒!”“小胡瓜!”“芦笋!”

我不禁感到惊讶,这些孩子只有4岁左右,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但他们知道芦笋的英文单词,还知道如何拼写。“芦笋”在坎纳达语中是satavari,坎纳达语是喊出这个单词的小男孩的母语;在马拉雅拉姆语中是sattivaricetti,马拉雅拉姆语是小男孩那缺席的父亲的母语。小男孩在拼写芦笋的英文单词时磕磕绊绊,同学们都善意地咯咯笑起来,老师则引导他拼写出了正确的单词。此外,这些孩子知道芦笋是什么,知道芦笋长什么样,知道芦笋会由白色变为绿色,知道芦笋的味道,知道吃了很多芦笋的人身上会有一种气味,而且是一种相当好闻的气味。他们还知道吃多少芦笋对身体有益。对于这些知识,他们一天前还一无所知,是那位身着红绿色纱丽的年轻老师成功地把这些知识教给了他们,她还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因为孩子们非常渴望学习这些知识。她告诉我,当天晚些时候,在我离开后,孩子们将学习一些恒星、行星、月亮和太阳的名称,一直到晚上8点。她会让孩子们在傍晚的“牛儿踏尘时刻”透过薄雾仰望天空,看看他们能否发现比较大的恒星和比较有名的星座。她说孩子们应该可以看到猎户座和它的腰带,并告诉我她已经确认过了,当那个不可错认的星群从东方升起时,时间大约是晚上7点,这对孩子们来说不算太晚。在这之前,孩子们已经吃过饭了。打理厨房的是一群慈祥的老妇人,她们为孩子们准备了米饭、扁豆和秋葵。放学后,孩子们可以回家告诉母亲他们今天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以及积累了什么知识。

不只是最小的孩子感到兴奋,教学在每个班级似乎都是一种愉快的交流。高年级的学生通常暴躁又困惑,偶尔还很叛逆,但这种情况在这里很少发生,被一种压倒一切的幸运感掩盖了,因为他们意识到,每个人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将对各自的未来产生深远且有利的影响。一位老师在一堂课上讲解飞蛾的蜕变过程时说:卵变成幼虫;幼虫被保护性的丝茧包裹,变成一动不动的圆柱体,也就是蛹;在适当的时候,一只完美无缺的漂亮飞蛾会破茧而出,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无比惊讶。突然,一个女孩喊道:“我们也一样。我们正在变成蝴蝶,不是吗?”

传授和灌输知识还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人们。第二天,我在舒克拉的办公室了解到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我和舒克拉正在闲聊,电话铃响了,舒克拉和打来电话的人交谈片刻,然后用手捂住话筒,低声告诉我,对方是班加罗尔监狱的监狱长,他带来的很可能是坏消息。她后来解释说,学校里许多孩子的父亲都在监狱里,她不得不一次次地转达某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被单独监禁、被剥夺探视权或者受到伤害的消息,还有好多次是某个孩子的父亲去世的消息。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涉及一个声名狼藉的囚犯。他身材高大,是某个帮派的成员。此人异常暴力,长期以来一直与狱方有矛盾。他已经被单独监禁好几个月了,浑身脏乱、邋遢不堪,还总是暴跳如雷。

然而,只要监狱允许,他8岁的儿子就会去看他。这就是舒克拉的教育原则:提醒孩子们家人独特的重要性。如果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所在的地方允许探望,那么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管他们是在住院、在军事基地服刑、在遥远的农场工作还是被终身监禁,孩子都要去探望他们。因此,那个小男孩每个月都会在老师的陪同下,穿着褪色的蓝黄相间的校服衬衫和灰色短裤到监狱去见他的父亲一次。起初,所有人都很害怕。小男孩的父亲又高大又脏,身上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他从不刷牙,头发乱蓬蓬的,沾满了污垢和油脂。他戴着手铐和铁链,对着狱警破口大骂。只有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才会平静下来,与儿子轻声交谈。

有一天,小男孩给父亲带来了洗发水、梳子、牙膏和牙刷,劝说他一定要使用。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狱警告诉探监的小男孩说有一个惊喜。接着,那名囚犯走了进来。他的头发刚剪过,梳得整整齐齐。他张嘴笑的时候露出了一口白牙,他的囚服也变得整洁了。他坐下来与儿子交谈,说他想学一些英语单词,并不停地问儿子:这个用英语怎么说?那个用英语怎么说?那些用英语又该怎么说?

监狱长给舒克拉打来电话那天,距离小男孩第一次给父亲送梳子和牙刷已经过去了一年左右。监狱长让舒克拉转告小男孩,他的父亲获得了“年度进步最大囚犯奖”,同时表示只要孩子的父亲坚持下去,可能很快就有资格获得假释。

舒克拉边放下听筒边说,这是学校教育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孩子们不仅自己使用学到的新知识,还将其向上传授给父母,甚至祖父母。老师们听说,有一位生活在贫民窟的老人想了解有关宇航员的所有知识,原因竟是她听出了孙女在讲述最近一次太空发射时的兴奋之情。上文提到的那位父亲可能很快就会出狱,只因为他8岁的儿子教给了他有关梳子的用途的知识。虽然这是非常简单的基本知识,但仍然是知识。 mesvdyEyvfBZ8KaH4yBCJkH26VYjgyc7b9sAXpG7k0T5FvragHE6VlW7dopyPH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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