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沉默。个人的沉默和社会的沉默,以及沉默的不同性质。海边的寂静让人着迷。这让我非常平静,无论我如何被城市生活击垮,从醒来的那一刻起,这里就会让我平静下来。窗外每一根草都在微风中俯下身子,地平线上那片灰蒙蒙的大海,甚至连冰箱发出的轻柔的嗡嗡声,都更突出了寂静。寂静在这里跳动着,随着寂静逐步将我引入它的世界,我感到自己在改变,整个人跟着它的节奏走,好像在试着沟通,让自己安心。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听不到人的声音,这让我感到平静,让我能听到其他声音。这种沉默给人的感觉几乎是仁慈又亲切的。还有一种罕见而幸福的沉默,那就是和你爱的人在一起时,无需多说一句话的状态。你们一起穿过山谷,在火堆旁阅读,从咖啡桌上抬起头来。
但沉默也可能是极端暴力的。当整个社会在面对犯下的暴行时保持沉默,就造成了一种道德腐蚀。塞巴尔德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回忆了他在战后的巴伐利亚和平村庄(Wertach im Allgäu)度过的童年:
从小到大,我总觉得有人对我隐瞒了什么:家里、学校、德国作家那里,我读了他们的书,希望能收集到关于我自己生活背景中有关可怕事件的信息。 4
塞巴尔德发现村庄和他家人表面上的平静令人深感不安。这个1944年战争结束时出生的孩子对战争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记忆,但从他父母的每一个动作,以及巴伐利亚村民选择性的记忆中,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灾难性的暴力。愤怒由此而生,多年后才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表达。他明白,因为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面对创伤时,沉默是致命的。艺术家安瑟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在1945年3月出生,只比塞巴尔德晚十个月。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他在德国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即整个社会像是有组织般地保持缄默:“我上学的时候,对第三帝国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我们关于奥斯维辛这件事,家里没有,学校里也没有——几乎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这件事。” 5
塞巴尔德的作品中形象地体现了这种德国人的沉默,比如教师保罗·贝雷特(Paul Bereyter)的形象,后来他在《移民》(the Emigrants)一书中的故事里卧轨自杀了。德国人的沉默也体现在雅克·奥斯特利茨(Jacques Austerlitz)的支离破碎的形象里:“我在使用自己的记忆方面的练习是多么少啊,相反地,我总是尽可能少地回忆,避免一切与我未知的过去有关的事物。”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这些话表达了战后年轻一代德国人对父母的看法,即他们的遗忘是故意为之。只有当奥斯特利茨老了的时候,零碎的记忆才开始“在他心灵的边缘地带游荡”。他又看见了星形的要塞和“一片昏暗的风景,一列非常小的火车,有着12节土色微型车厢和一个煤黑色火车头,正从这里匆匆驶过,火车头还被一缕向后飘动的烟熏着,烟的远端不停地飘来飘去,就像一只大鸵鸟的羽毛尖”。
这恰恰是因为塞巴尔德在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与大屠杀面前是否应保持沉默的问题做斗争;而且,由于他明白这种否认的腐蚀作用,1997年秋,在苏黎世的一系列讲座(空战和文学——后来与其他材料一起在《毁灭的自然史》合集中出版)中,他又一次打破了沉默。这一次,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同胞对战争最后几年盟军对德国投掷燃烧弹所保持的沉默上——这个话题当时被认为是绝大多数德国人的禁忌。只有极右翼人士没有保持沉默,几乎所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是明显的例外)都把言论的领地让给了极右翼,并避免讨论这些盟军的战争罪行。《毁灭的自然史》无情地审视了一些盟军轰炸所犯下的暴行,以及战后德国对这些有针对性的杀害平民的行为故意的“失忆”。在书的开头,他描述了1943年7月27日英国皇家空军在美国第八航空军的支持下对汉堡的轰炸。这次轰炸,代号为“蛾摩拉行动”,其目的是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从盟军的角度来看,这次行动是成功的。但在那一个晚上,超过3万名男女老少丧生:
凌晨1点20分,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烈焰风暴。火焰现在已经上升到2000米高的空中,猛烈地攫取氧气,气流达到了飓风的威力,像强大的器官一样共振,使出浑身解数时……火焰蹿得有房子那么高,像海啸一样以每小时150千米的速度在街道上翻滚……运河里的水开始燃烧。电车车窗上的玻璃融化了……天破晓的时候……到处都是可怕的毁容性尸体。泛蓝的小磷火焰仍然在许多烧焦的尸体周围闪烁。另一些则被烤成棕色或紫色,并缩小到正常大小的三分之一。他们蜷成一团,躺在自己融化的脂肪里……其他受害者被严重烧焦,被高达1000度或更高的高温烧成灰烬,由几个人组成的家庭的遗体甚至可以放在一个洗衣篮里运走。
最令塞巴尔德不安的是,这样的事件从未被真正提及过。他认为战后的德国社会已经“发展出一种几乎完美运作的压制机制”。他想知道,这种语言表达的缺乏是否与更广泛的问题有关,是否“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灾难与德国家庭内部亲密情感的调节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上面对汉堡燃烧弹事件的描述时是在什么地方。我记得我把书放在公园的长凳上,感觉身体不舒服,然后是一阵愤怒。这部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类反应,但我后来回想起来,这种愤怒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英国人在读到这篇文章时产生的——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羞耻感或责任感,更多的是因为我多年来对这类事件的了解非常模糊。我对战争和近代史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却认为没有必要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英国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有一位德国作家把这一点揭示出来,这一点令我感到震惊。同样令我深感困扰的是,在我深爱的伦敦的市中心,矗立着一尊雕像,纪念他制定了这一毁灭性的地区轰炸政策,他下令大规模屠杀平民,并对其他几个城市进行了燃烧弹袭击。在河岸街的圣克莱门特·戴恩教堂外,可以读到这样的碑文,它应该代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观点:
英国皇家空军元帅准男爵,
巴斯大十字勋章、大英帝国卓越勋章、英国皇家空军十字勋章获得者
亚瑟·哈里斯爵士
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和轰炸机上勇敢的机组人员
为自由事业牺牲的55000多人
国家欠他们一份巨大的人情
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过去100年里为数不多的几次正当性战争之一,但无论是在伦敦、汉堡、广岛还是阿勒颇,对平民进行轰炸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对汉堡、德累斯顿和科隆的暴行持续保持沉默,这反倒震耳欲聋。它削弱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正当性,因为它的方法是法西斯主义的,相比之下,格尔尼卡的破坏都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在汉堡地区爆炸事件发生的3年前,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希特勒曾计划对伦敦进行类似的燃烧弹轰炸:
你看过伦敦地图吗?伦敦的建筑密度如此之大,就像200年前一样 ,一场大火就足以摧毁整个城市。戈林会用数不清的新型燃烧弹,在伦敦各处放火,引发成千上万的火灾。火灾在整个地区燃起熊熊大火。戈林的想法是正确的:烈性炸药不起作用,但我们可以用燃烧弹,这样就可以彻底摧毁伦敦。 6
今天,许多人认为哈里斯是一名战犯,因为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平民。如果英国战败,他很可能会被德国人处死。但我对那些在轰炸机部队服役的人更感到矛盾,他们有5.5万人在战争中死亡,是所有军种中死亡比例最高的。 7 几乎一半轰炸机组人员再也没有回来。如果可以暂时把这些轰炸行动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放在一边,那么明知一半的战友永远不会回来,还去执行这些任务,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战争初期,大部分打击目标是军事和工业设施。对于轰炸机机组人员来说,这些任务几乎不会造成道德上的困境。然而,当政策改变,1943年开始对整座城市进行区域轰炸时,那些飞行员应该知道将有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而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释放炸弹,必然需要一种极端的、道德上可疑的道德划分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飞行员的责任是什么?想想1941年3月希特勒颁布的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令(Komm issarbefehl),它批准在即将到来的入侵苏联中杀害非军事和政治人员。为什么“只服从命令”的英国空军没有受到与德国国防军同样程度的审查?
是的,5.5万名轰炸机指挥人员在战争中丧生;但在“蛾摩拉行动”当周,有42500名平民在汉堡的燃烧弹袭击中丧生。在战争的2193天里,有5.5万名机组人员丧生;在一周内,有42500名男女老少丧生。那么,有多少人知道1945年3月9日到10日在东京发生了什么?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比汉堡和德累斯顿的轰炸更难以察觉,然而,仅在一个晚上的突袭中,东京10.5万名男女老少被烧成灰烬。至少下令发动突袭的军官柯蒂斯·李梅将军事后诚实地承认,如果盟军战败,他就会因战争罪受到审判。
这些暴行的程度和我们对“二战”中英国城市被轰炸的理解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考文垂和伦敦的袭击形成了英国民族记忆的一部分——“闪电战精神”已经成为英国人民在法西斯袭击面前不屈不挠的明证。我们铭记考文垂战役和伦敦闪电战的死难者,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对考文垂的袭击造成了1236人死亡;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对伦敦的袭击造成了28556人死亡。在过去的两年里,因轰炸而死亡的平民总数接近3万,与汉堡一个晚上的死亡人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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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在成为画家的数年之前,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作为后炮手在东线执行了许多任务,并被击落过一次,后来(取决于你相信谁)他要么被鞑靼部落的人救下来,并用油毡包裹了12天,要么被德国搜索队找到并送往军事医院。但无论如何,战争让他身心俱伤。在他的余生中,他迫切需要解决沉默的暴力问题,大屠杀留下的永久创伤,以及纳粹主义时期德国在文化上的死亡,这使得其他所有人都可以效仿。最近在伦敦的一次展览上看到安瑟姆·基弗的作品时,我再次被他和他的导师博伊斯所分享的一切所震撼,远远超出了两位艺术家呈现的非凡质感(博伊斯的毛毡、厚重和生锈的金属,基弗的稻草、灰烬和金属丝)。他们一致认为,在纳粹主义所代表的文化走入死胡同之后,这种文化已经完全自我毁灭了,德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他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
德国人已经与自己一半的文化隔绝了,他们把自己搞废了。一件事是大屠杀,另一件事是自我截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所有领域的所有文化——剧院、哲学、电影、科学等——都消失了。 8
和塞巴尔德、基弗一样,博伊斯在靠近荷兰边境的克利夫斯的莱茵河河谷里度过了一个看似平静的童年。但是,他比塞巴尔德早一代,很不幸,他年龄够了,参加了战争。之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德国出现了“经济奇迹”,他经历了一系列的精神崩溃,只能在离童年住所不远的一个农场里慢慢恢复。他接触艺术是为了处理自己的创伤和脆弱,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被战争摧毁的自我与德国受创伤的身份之间的联系。
他觉得一切都建立在失忆症的基础上,所以他从不相信复兴的神话。许多建造集中营和管理帝国学院的人仍然掌权。
1958年3月,他申请的第一个公共艺术项目是奥斯维辛纪念馆的国际竞赛。我清楚地记得在达姆施塔特的一个博物馆里看到过这件陈列在玻璃橱柜里的作品——熔化的蜡、老鼠的木乃伊、缠绕在一起的生锈的电线、电环、药瓶。这些形象交织在一起,传达出奥斯维辛疯狂恐怖的精髓。那面镜子留下了黑色的背衬,他后来的所有作品都反映在这面镜子上。1975年,他创作了一件作品《展示你的伤口》(Show Your Wound),它被安置在慕尼黑一个荒凉的混凝土地下通道里,由停尸房的手推车、看上去不祥的工具和医疗设备组成。看着这些手推车和工具,我们不可能不想到大屠杀,也就是博伊斯不断反刍的阴影。他知道,只要人们把它当作历史上一个完结的插曲,将其与现在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这个伤口就永远无法愈合。大屠杀持续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人类的处境就如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奥斯维辛的原则永存于我们对科学和政治体系的理解中,永存于专家团体的责任分配中,永存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沉默中。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与这种状况及其根源作斗争。我发现我们现在正在体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当代特色……能力和创造力被耗尽,以一种精神禁锢的形式出现,一种恐惧的气氛由此产生——它这么精致,反而更加危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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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凌晨看电视,漫无目的地不停换台,突然我看到一幅黑白画面,画面上似乎在播一场大屠杀。有警察袭击示威者的镜头,示威者的头都流血了。我开始听受访男女讲法语,并立即开始录制节目(那时候还在用录像带,我总是有一盘空白磁带备用)。我试图拼凑出他们在说什么。这一事件发生在1961年10月17日,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和平示威之后,最令人震惊的是,它发生在巴黎市中心。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件事,这让我感到不安。后来我了解到的情况让我更加不安。目击者说,他们在靠近巴黎圣母院的西勒岛警察总部被围捕,当时的巴黎警察局长是前维希政权高级官员和纳粹合作者莫里斯·帕彭(Maurice Papon)。以下是其中两个证人伊迪尔·贝尔卡塞姆(Idir Belkacem)和切尔哈比·哈切米(CherhabiHachemi)的话:
院子里挤满了阿尔及利亚人。我们听说他们要把我们干掉。警察告诉我们:“这是你们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祈祷吧,因为你们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了。我们带你们来就是为了彻底消灭你们,你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惊呆了。为了保护自己,我们都挤在院子中央,但前排的阿尔及利亚人像枯叶一样倒下了。
他们用我从没见过的警棍打我们。他们把绳子系了个扣,套在人们的脖子上。他们把绳子套在了我脖子上,但我反射性地垂下了下巴,绳子就卡在了下巴那里(这时哈米切在下唇和下巴之间做了个手势)。然后他们开始绞死人。我看到有人失去意识。他们的眼睛鼓了出来,整个人失去了知觉。
数十人在风景如画的“爱之城”市中心惨遭屠杀。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的尸体一直被冲到塞纳河的岸边。直到今天,人们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据历史学家估计,那天晚上有100到200人被警察杀害。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国家大屠杀,我的法国朋友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件事。在纪录片的结尾,原因更清楚了,叙述者解释,法国是如何试图通过强制新闻封锁和确保没有图像流入媒体传播来消除谋杀的所有痕迹的。这种“有组织的遗忘”状态持续了30年。
但如果认为这种决绝的遗忘完全是政府或建制力量的产物,那就错了。法国左翼——包括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共产党——串通一气,集体失忆,没有组织一次罢工或示威来反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将永远令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害怕与“敌人”联系在一起。四个月后,1962年2月,九名法国共产党支持者在夏隆的示威活动中被警察杀害,随后巴黎陷入了混乱,有组织的左翼组织召集了50多万名哀悼者参加葬礼,领头的是人们熟悉的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然而就在几个月前,数百名可能被谋杀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人却一无所获。法国似乎在说:“这件事没发生过。”
这个国家在战前与法西斯主义的接触以及后来战时与纳粹德国联姻时也曾使用过这句话。我一直对法国人关于“二战”的某些说法持怀疑态度,特别是法国抵抗运动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相信那些参与反纳粹行动的男女的非凡勇气。他们不仅是人口中的少数,而且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来看,都是少数群体。然而,听过许多战后法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谈话,你会认为有一半的法国人在抵抗运动中很活跃(我经常略带挖苦地想,如果真是这样,德国人怎么可能占领法国四天半,更不用说四年半了)。
但我的怀疑一直是出于本能——直到最近,我才对法国与法西斯主义合作的现实有了更多了解。不,“合作”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暗示法西斯主义不是土生土长的,而事实上它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法西斯主义和恶意反犹主义出版物蓬勃发展。像《十字架报》(La Croix)和《朝圣者》(Le Pèlerin)这样发行量巨大的天主教报纸以自己是对抗“背信弃义的犹太人”的先锋而自豪。爱德华·德鲁蒙(Edouard Drumont)和阿方斯·多德(A lphonse Daudet)于1886年出版了畅销书《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1908年,哲学家和宣传家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maras)出版了《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将这一问题带入一个新的狂热水平,这是一份全国性报纸,以九年前成立的颇具影响力的同名政治运动命名。莫拉斯和他的同伴莫里斯·普乔(Maurice Pujo)创作了这首流行的打油诗作为赞歌:
犹太人夺走了一切,
掠夺了巴黎的一切财产后,现在对法国说:
“你只属于我们:
服从!你们都给我跪下!”
傲慢的犹太人,闭嘴……
回到你该去的地方,犹太人。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及整个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反犹主义迅速发展一样,它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长。到1920年,甚至普鲁斯特(Proust)、吉德(Gide)、罗丹(Rodin)和T. S.艾略特(T. S. Eliot)等所谓知识分子都是其固定读者。其他极端保守运动也紧随其后:火十字团(Croix-de-Feu),一个身着黑色皮衣的准军事组织,成立于1928年(到1937年,其成员超过75万,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总人数还多),其中包括年轻时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M itterrand);皮埃尔-查尔斯·泰廷哲(Pierre-Charles Taittinger)后来建立了香槟王朝,并于1924年成立了爱国者尤尼斯组织(Jeunesses Patriotes),这是一个极为仇外的天主教青年联盟,这位开国元勋非常钦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称赞前者“让种族主义在德国各阶层不断发展……(他)让他们的心在棕色衬衫下跳动”。当时的商人,不仅包括泰廷哲,而且还有干邑王朝的让·轩尼诗和欧莱雅创始人欧仁·舒莱尔,都为这些法西斯运动提供了广泛的财政支持。
这么多的联盟和运动变得如此具有威胁,其中16个在1934年合并组成了国民阵线(可悲的是,今天仍在蓬勃发展),导致1936年政府解散了准军事联盟。但他们只是给自己改名,并组建了新的政党。 1936年,雅克·多里奥特(Jacques Doriot)成立了半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民党,并称自己为“法国元首”(French Führer)。1937年,法国反犹同盟(反犹太人集会)和它的周报《反犹太集会》(L’antijuif)成立,路易斯·达奎尔(Louis Darquier)担任主席,很快就得到了德国纳粹政府的公开资助。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组织,包括其他如国家宣传运动和反犹太大陆运动,都在巴黎有庞大且资金充足的总部,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强大。
随着历届政府的垮台,极右势力开始转向议会和国民大会。对“外国人”尤其是犹太人的仇恨以可怕的速度增长。1938年3月,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后,法国现代史上最令人震惊时刻之一发生了——法国政府在被纳粹占领前两年,也就是1938年4月和5月,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外国人”(犹太难民的代号)的法令,实际上,它复制了1935年纳粹指定的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的某些方面。法国的这些新法律禁止“外国人”开设企业以及从事特定的行业和职业。法律还要求立即遣返未注册的“外国人”和没有有效工作许可的人(即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这些法令影响了法国的2万名犹太人,许多人被判入狱,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宁可选择自杀,都不愿意被遣返驱逐回纳粹德国。许多人,例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 in)和年轻的汉娜·阿伦特(已经逃离纳粹德国,流亡巴黎),开始看到不祥之兆——特别是当犹太组织自己都不想反对这样的发展,担心这只会造成反弹并进一步激化反犹主义时。
因此,考虑到这一切,三年后达奎尔在救济中心的办公室里签发了证明纯雅利安血统的证书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整个部门都是典型的办公室杀手——整个办公室都是会计师、保险职员、律师、经纪人、银行职员、外汇交易员——来组织对犹太人的财产和资产的所谓“合法”掠夺。1942年春天,达奎尔和他的伙伴们在巴黎会见了海德里希,讨论如何开始驱逐在法国的犹太人。或许是法国警察,而不是党卫军,负责协调围捕行动,确保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尽可能满员。也就是说,在1942年3月27日至1944年8月11日之间,维希政府至少安排了75721名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乘坐法国国家铁路的列车,由法国警卫人员看守,将他们驱逐到奥斯维辛和索比堡。
或者,让我回想一下那天晚上看到那些黑白照片时的震惊,也许在看到吉伦特州州长莫里斯·帕彭时,我们不应该那么惊讶。他曾于1942年组织了两个车队,将犹太人从波尔多驱逐出境。他在1961年担任巴黎警察局长,对阿尔及利亚示威者的大屠杀负责。
我试着想象,如果一个孩子的父母在那天晚上被杀害,政府却做出这样的反应,他会有怎样的感受?难道这不是二次伤害吗?他们先是杀了我们的父母,现在又否认此事。我回想起普里莫·莱维在特泽比尼亚(Trzebinia)的绝望,他活了下来,但知道自己经历的真相没有被公众接受。只有幸存摄影师埃利·卡根(Elie Kagan)和电影制作人雅克·帕尼杰尔(Jacques Panijel)用勇气和坚持,最终打破了沉默。帕尼杰尔的电影《巴黎的十月》在1962年被查封,并被禁止在法国放映(直到2011年10月才正式上映)。历史学家让-卢克·埃纳迪(Jean-Luc Einaudi)的作品也是法国开始谈论这种沉默的关键因素,1991年,他的著作《巴黎的战斗》出版。
在我看到《被子弹淹死》后的几个星期里,我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情况。我和许多熟人谈过,包括激进分子的朋友,但似乎没有人听说过1961年10月16日到17日的事件。我再次去巴黎时,又问了我朋友,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事。我在西勒岛和桥梁周围走了一圈,想找到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碑。在一个以宏伟工程闻名的城市,肯定至少会有一座雕像来纪念这个事件吧?经过数小时的搜索,我才发现那天晚上恐怖事件的唯一痕迹——在圣米歇尔桥(Pont Saint-M ichel)的一侧,向下走几步,有一个大约长18英寸的方形牌匾,上面写着:
缅怀
于1961年10月17日和平示威的
血腥镇压中无数被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
我原来的震惊现在被愤怒所取代。它使用的语言体现着国家轻蔑的回避,没有告诉我们法国警方已经杀害了近200名和平示威的公民,而是使用了“被杀害”这一被动结构。还有“无数”这个词可怕的含糊不清——事实上,法国政府从来都不愿对这场巴黎战后生命损失最大的大屠杀进行全面调查。即使在今天,尽管奥朗德总统在2012年终于宣告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仅仅在简短的三句声明中提到了1961年10月17日的“血腥镇压”,但这一事件是否会被写入法国学校的历史教学大纲还是未知的。
没错,法国现在有纪念被驱逐到奥斯维辛和索比堡的75721名犹太男女和儿童的纪念碑和博物馆。最后,尽管姗姗来迟,法国政府在驱逐犹太公民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的责任似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事实上,法国最高司法机构国务委员会在2009年做出了一项裁决:“维希政府对驱逐负有责任。”国务委员会进一步裁定,“纳粹官员没有强迫他们背叛自己的同胞,反犹迫害是自愿的”。
如果法国政府花了67年才承认自己在大屠杀中的角色(从1942年第一次有组织地将犹太人从德兰西转移到奥斯维辛,到2009年国务委员会承认大屠杀),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遇害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人举行像样的悼念仪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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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灭绝的国度里散步,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在一个自称“自由之国”的国家。2003年10月,我和来自“平台”的朋友兼同事住在巴尔的摩郊区,为两天后将在匹兹堡的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做准备。那是傍晚时分,屋子里很安静,我的朋友在楼上工作,我在后花园的一棵垂柳下写作。10月的天气热得令人惊讶。我的朋友出现在窗口,问我怎么样了。我说还可以,但我需要休息一下,出去走走怎么样?我们决定下楼走去加油站旁边的商店,大约20分钟的路程。
这里是美国的郊区。沿途有教堂、带护墙板的房子,有些房子外面还有旗杆。梧桐树和枫树穿上了秋天华丽的外套,有的呈铁橙色,有的火红耀眼。满眼望去大片绿色,因为这里是公共土地,草坪修剪得很短。我们是唯一走着的行人,过往的车辆里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里面通常只有司机一个人。旅行车、越野车,偶尔还有黄色校车。我们经过了一个住宅开发项目,刚刚完工,还在为几套尚未售出的公寓做广告。我的朋友读着“萨斯奎汉诺克公寓”的标牌,然后她说:“每次我来到美国,我都知道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种族灭绝的基础上的。我就是不习惯。每次我来的时候,这种沉默都让我更加不安。”她说这话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在斜坡上的原始森林里,听到了鸟叫声,看到前面的一片空地,树林里的烟雾,还有说话声。然后,意识回到隆隆的车流、平整的草坪,以及通往加油站和商店的狭窄小路上。
那天晚些时候,我读了阿兰达蒂·罗伊的《普通人的帝国指南》,看到了这段描述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关于美国建国的思想的文章:
在几周前的感恩节假期,我和一些朋友及其家人在一个国家公园散步。我们发现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这里躺着一位印第安妇女,一位万帕诺亚格人,她的家族和部落为了这个伟大国家的诞生和发展,献出了自己和自己的土地。”
当然,说土著人民为了这一崇高的目标献出了自己和自己的土地并不十分准确。相反,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动中被屠杀、驱逐……每年10月,我们会在哥伦布日纪念著名的大屠杀凶手哥伦布。
成百上千的美国公民,好心的、正派的人,经常聚集在墓碑旁,读着它,显然没有反应;要有的话,也许只有一种满足感,那就是我们终于对土著人民的牺牲给予了应有的承认……如果他们去奥斯维辛或达豪,看到一块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个女人,一个犹太人,她的家人和人民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发展和繁荣献出了自己和他们的财产。”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10
20世纪以前发生的种族灭绝不可避免地更加难以量化,而且根据计算的人的政治和文化偏见,也更容易产生不同的估计。但受人尊敬的人类学家亨利·多宾斯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在他1966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估算美国土著人口:用新的半球评估技术》中,据他估计,1500年居住在“美国”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有980万—1225万。我们知道,到1900年,这些数字已经减少到23.7万—25万。因此,使用估计数字的中位数,我们可以看到数字从1102.5万下降到24.35万。在短短400年的时间里,北美98%的土著居民死亡,这是一场灾难。
我知道,经过多年的规划,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现在在华盛顿的广场上开放了。这种做法应该受到欢迎,就像种族灭绝博物馆和纪念奴隶制的博物馆的开放一样。但是,当这些博物馆只关注过去的历史,而看不到过去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现在时,我担心它们会成为干枯贫瘠的纪念碑。我也想知道,今天的美国人是否真的有兴趣面对他们建国神话的现实。除了清教徒先祖、詹姆斯敦和新英格兰的文化,还能看看那些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的人的文化,以及随后的种族灭绝。但这只是对美国人好奇与否的猜测,所以也许华盛顿不同博物馆的参观人数(来自它们自己网站的数据)应该能说明一切。以下是2015年华盛顿三家博物馆的对比数据:
◎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690万游客。
◎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410万游客。
◎ 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120万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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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社会中累积的历史沉默和禁忌与随后的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历史上的一切都不能脱离过去。大屠杀中用于大规模谋杀的毒气室和移动瓦斯车的工业方法可能是全新的,但是,那些策划了这些种族灭绝计划的人的思想是在20世纪早期形成的,他们受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的影响。
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项研究时,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刚刚出版了《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Willing executer),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本书的第二章考察了历史上反犹太主义在德国的性质,以及戈德哈根假定的,在19世纪晚期,他称之为“消除主义反犹主义”的发展。他利用当时所做的大量研究,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案例。例如,在1870年至1900年,当时犹太人仅占人口的1%多一点,但至少有1200份出版物关注“犹太人问题”。他还引用了克莱门斯·费尔登(K lemens Felden)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研究,该研究考查了51位在1865年至1895年之间的著名反犹太主义作家及其著作,发现这些提议中的一半以上是针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有19种解决方案要求对犹太人进行肉体上的灭绝。
到了20世纪初,德国境内明显存在着一种极其恶毒的反犹太主义,但戈德哈根的分析似乎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即只在德国境内寻找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思想的种子。瑞典作家斯文·林德奎斯特(Sven Lindqvist)在其关于欧洲殖民主义的杰出著作《消灭所有野蛮人》(exterminesall The beast)中,把眼光放得更远:
欧洲摧毁了四大洲的“劣等种族”,为希特勒摧毁欧洲600万犹太人奠定了基础……欧洲的世界扩张,伴随着对灭绝的无耻辩护,创造了思想习惯和政治先例,为新的暴行铺平了道路,最终导致了……大屠杀。 11
这些就是让林德奎斯特一次又一次地回归的“思维习惯”。而且,这种极端主义思想绝不局限于未受教育的仇外者——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人文主义和19世纪“进步”理想的核心。他在自由主义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身上发现了这一点,斯宾塞在1851年写道:“制定完美幸福的伟大计划的各种力量……消灭那些挡在他们道路上的人类”;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的观点惊人相似,他在《无意识哲学》(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一书中写道:“就像……切掉狗的尾巴,把狗的尾巴一寸一寸地逐渐切掉时,人为地延长那些濒临灭绝的野蛮人的死亡斗争是多么没有人性啊……真正的慈善家……不会不希望加速最后的动荡,并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吧。”
林德奎斯特随后提出了以下论点——我至今还记得,我在研究之初读到这篇文章,并感到震惊——它要求我们的社会彻底反思19世纪和20世纪种族灭绝的原因:
种族灭绝的思想离人文主义的核心并不远,就像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离魏玛的歌德故居不远一样。这种见解几乎完全被压制了,甚至被德国人压制了,他们成了灭绝思想的唯一替罪羊,而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欧洲的共同遗产。
他还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发生的关于大屠杀的独特性(或非独特性)的争论,然后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
但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人提到希特勒童年时期德国人在非洲西南部对赫雷罗人的屠杀,没有人提到法国、英国或美国实施的种族灭绝。没有人指出,在希特勒的童年时期,欧洲人对人类看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坚信“低等种族”天生注定要灭绝,而高等种族的真正同情心在于帮助他们在灭绝的道路上前进。
所有参与这场辩论的德国历史学家似乎都朝同一个方向看,没有人向西方看齐,但希特勒做到了。希特勒在东方寻求生存空间时,希望创造一个相当于大英帝国的大陆。正是在英国和其他西欧民族中,他找到了榜样,犹太人的灭绝就是其中之一——“扭曲的复制品”。
我们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对欧洲文化来说,种族灭绝不是最近才发生的现象,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反复出现的模式。第一次有记载的欧洲种族灭绝开始于1478年,发生在加纳利群岛(后来被讽刺地称为“幸运群岛”)上讲柏柏尔语的原住民——关契斯人身上。在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从西班牙派遣军队的五年内,8万名原住民中有7.8万人被杀;拉斯帕尔马斯于1494年投降,特内里费于1496年投降。林德奎斯特解释说,被土著居民称为“摩多拉”的细菌感染甚至比士兵和他们的枪还要致命:
在特内里费岛15000名居民中,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森林被砍伐,动植物都被欧洲化,关契斯人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生活。摩多拉细菌多次发作,痢疾、肺炎和性病肆虐。那些从疾病中幸存下来的人反而死于真正的征服——失去了亲人、朋友、语言和生活方式。当吉罗拉莫·本佐尼在1541年访问拉斯帕尔马斯时,只剩下一名81岁的酒鬼原住民。关契斯人已经消失了。
对土著民族成体系的暴力、剥削和灭绝的文化,构成了许多欧洲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就像在开花的大树下完全无意识地扎根一样。我们为城市、文化和教育感到自豪,了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谈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和最新的智能手机,却看不到树上所有的花朵都与根相连。除非我们有勇气面对这个令人深感不安的事实,坚定不移地正视彼此共同的历史,否则就不能活在当下——不能充分地生活,不能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事物,我们来自哪里,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