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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有一张照片是我最近才第一次看到的。我母亲在清理旧盒子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的父亲马克的各种遗物。其中有一个手提袋，里面装满了他在英国皇家盎格鲁军团服役那两年的文件和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在朝鲜拍摄的，当时他在那里服兵役，在1951年到1952年参加了一年多的朝鲜战争——这是新成立的联合国“批准”的第一场战争。除了几张黑乎乎的山坡、吉普车和一队队战友的黑白小照片外，还有一张标记了“迫击炮弹坑分析”和“典型的弹跳标记”的图表，以及满是灰尘的地图，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变成了棕色。地图上显示的是临津江的曲线，还有两条用红铅笔标记的线，大概是联合国部队和朝鲜军队的前线位置。在密密麻麻的群山中（万梭堂、卡旺山、西果山），用铅笔画的圆圈、箭头，可能显示瞭望台位置或计划的侦察任务。此外，还有几本小笔记本，一本士兵的服役和工资簿，以及一本1952年的军用日记，蓝色的皮革，书脊上残留着朝鲜泥土的痕迹。我把它拿在手里，它告诉我1952年2月9日是个星期六。我可以看到马克用他特有的、整洁的斜体写着：“14：30—旅总部（召开）会议”；另一页上还有一条提示：“食堂账单3英镑”和“10：30—科伊巡逻”。我每天都要扫一遍，希望能找到一些生活的痕迹，但发现留下的主要都是草草记下的代码，以我普通人的视角完全无法理解：“16：00—A ll MMG lpt at CP”“0500-Coy IBW for ‘Sw ift’”“1000 Pr 183 w OCD”。偶尔也有一些能看懂的东西——2月5日，他用铅笔写了“上午，把克拉夫中士和皮下士带到他们的怀俄明岗哨”；4月29日，“离开堪萨斯0900侦察点”。在所有的巡逻、侦察和简报中，7月13日，罕见地出现了一次另一个世界的信息——“12点30分—汤姆生日，喝酒”。字里行间，我们几乎看不到战争，你需要一位专家来解读这些缩写的含义。与战争有关的只有一次，5月12日，意思很清楚：“弗林打伤了塞克斯顿”。
朝鲜战争是一场特别肮脏的战争。在某些方面，它是越南战争的原型，地毯式轰炸，首次广泛使用凝固汽油弹，造成许多平民死亡。我试着想象那几个月的煎熬，但我失败了。父亲当时是一个中尉，负责指挥一个排。难以想象——这个男孩刚从学校毕业，20岁左右（虽然在这张照片里他看起来更年轻），手下管着20个男人，很多人都比他大。我找到了一份打印出来的名单：奥希金斯、罗杰、威尔逊、布洛伊特、盖勒、肯尼迪、布兰德、科比特、马歇尔、巴雷特、邦奇、柯林斯、伊曼纽尔、麦布伦、奥姆斯比、皮克吉尔、罗奇、罗斯、赫西和托马斯。他所在排的士兵阵亡时，他有责任给他们的父母写信。我的目光再次掠过那张名单，想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后来，马克成为一名学者，在伦敦大学讲了20多年课。他是一位古典主义者，体现了苏格拉底式的挑战，即“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他接触到的每个人。他不仅是位受人喜爱的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健谈的人——严谨而又略带讽刺、睿智和幽默。他经常谈起他所钟爱的仿佛是一位合适做精神伴侣的雅典怀疑论者，就好像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奇怪的是（也许是出于对苏格拉底口述传统的忠诚），他从未发表过任何东西。他在系里总是很忙，除了他的研讨会和讲座，他还是招生导师，同时也负责院系学生的心理关怀。那些“不情愿地”发表论文的年轻同事（这是他经常使用的一个短语）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一些权威人士似乎相信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之间存在关联。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上了大学后，我开始觉得他对出版写作的反对很是奇怪。有一天，我回到家，得知他决定从伦敦大学提前退休，我就这个问题向他提出了质疑。他为什么不写作？我们当时在附近村庄的一个酒吧里，我说，因为他对苏格拉底的热情这么强烈，而且显然，雅典人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年轻的听众呢？我想他被这个问题吓到了。我记得，他的头微微歪向一边，从烟盒（有绿白镶边的领事馆牌香烟）里掏出另一支香烟，好像抽烟能帮他找到答案一样。他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把香烟在烟盒上轻敲三下才点燃，然后说：“好吧，我可能会这么做。毕竟，我现在有时间了。”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但他的品质和信仰一直活在我的脑海里。他是一位活跃的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思考力，也是一个非常推崇解放神学的左翼天主教徒。同时，他又是一位温柔、慈爱、风趣、睿智的父亲，拥有一个父亲的梦想。他一直不太理解我小时候对足球的痴迷，但夏天我们会一起打板球，他更喜欢那种运动，他会教我如何旋转球。当我到了青春期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和大多数父子没什么不同。
在他去世30年后的大多数日子里，我仍然会想起他。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遇到困难时，我会尝试和他交谈，试着倾听那个我最信任的声音，试着听听他如果站在我的立场上会怎么做。有时我还能听到自己，像个愤怒的小青年，嘲笑他“太自由”，“太优柔寡断”，太宽容。他非常热衷于“不要因为政治标签不同就把别人贬低得一无是处”，试图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优点——在撒切尔主义盛行的80年代初，这确实考验了我的耐心。不过我常常提醒他，作为基督徒，他的宽容并没有延伸到他所谓的“T夫人”（撒切尔夫人）身上。我认为用“厌恶”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感情最恰当不过了。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撒切尔夫人入驻唐宁街10号时，盗用宗教圣人圣方济各的名言感到特别愤怒。“凡是有不和的地方，我们要为和谐而努力；凡是有谬误的地方，我们要为真理而努力。”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家里的事我们无所不谈，我们经常围坐在房子中心的餐桌边谈论。晚餐时间特别长，也特别热闹，热烈的讨论声不绝于耳。我们这些孩子努力与大人高声辩论，经常用音量来弥补我们还没有掌握的知识。看到父母充满激情地争论，尤其是关于宗教的争论，真是令人着迷——马克是天主教徒，科琳娜是无神论者，偶尔还会尝试涉足不可知论。有时，我们感觉自己就像裁判在观察两个势不两立的网球选手，看着他们在球场上争论不休。我们了解到，他们可以在一些基本的事情上有强烈的分歧，但仍然彼此相爱和尊重。我们总是被鼓励去交谈，去表达自己，尤其是当我们担心某件事的时候。开放性非常重要。
“然而，然而”（这是他在提出不同意见时经常说的话），有一件事马克是闭口不谈的：他几乎从不谈论朝鲜——对我们的母亲科琳娜，对我们，对任何人都一样。然而，正是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年轻时的形象，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扭曲了他。他在朝鲜待了一段时间后，患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字眼，也没有任何医疗支持来应对他所经历的灾难。当他回到英国牛津念书拿奖学金时，第一学期他就严重崩溃了。他后来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墙壁”，他对周围那些被认为聪明的年轻人完全不屑一顾，他认为他们空虚，与他所见过的现实世界脱节。不久，他离开了牛津，又在伦敦待了几年，做过各种各样的零工，比如开货车，但始终没有在任何地方安定下来。他花了好几年才把破碎的生活重新拼凑起来，开始重新与人联系，学会信任。尽管朝鲜半岛可能一直是他意识边缘的一个黑暗地带，即便后来日子幸福安稳，他也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它的阴影。
关于朝鲜，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只有三件事：
1. 他会描述他的信仰体验在那个背景下是多么的不同寻常——会给予天主教士兵一个参考模式：安排一个时间，牧师会开着吉普车来，在引擎盖上挂一个木制十字架，然后开始做弥撒。他记得那个跪在泥里接受圣餐的士兵。他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当不知道自己第二天是否还能活着时，天主教就成了他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2. 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和他们排一起爬上一座小山，被美国飞机轰炸了，从那以后他对美国军队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会对“友军误伤”这个词的含义感到困惑。
3. 他在朝鲜山区服役时学到两个登山技巧。在威尔士徒步度假时，他会解释道，如果你躺着时抬高靴子，血液循环会更活跃，可以防止脚变重。其次，山上的大多数事故都是在下山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在下坡的时候最好走一个平缓的“Z”字形。
哦，对了，还有一个他学来的短语，后来成了全家的笑柄。因为我们在旅途中拐错了弯，或在某件事上浪费了大量时间时，就会用到这个短语。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说：“好吧，记住——花在侦察上的时间永远不会被浪费。”
不管怎样，我成长过程中的总体感觉是，尽管这有点奇怪，但考虑到我父亲对大多数事情的开放态度，他对朝鲜的沉默总体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的一种保护欲，一种向我们隐藏我们无需了解的事情的欲望，这场残酷的战争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情感伤害。近年来，我开始更多地思考这种沉默的意义。在2001年9月的第一周，我在美国读到了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关于人类、战争与沉默的惊人作品《废墟赞歌》（A Chorus of Stones）。这本书太晦涩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懂。这无疑是卡夫卡的意思，她写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只读那些伤害和刺痛我们的书……我们需要那些像灾难一样影响我们、让我们深深悲伤的书，像我们深爱的人死亡，像被放逐到远离人烟的森林……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劈开我们内心冰封海洋的斧子。” 1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力量在于它令人眩晕的层次和交织的历史分析与家庭记忆，将个人和政治作为一个整体。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痛苦是如何通过家庭传递的，以及沉默在这种痛苦的传播中的作用。格里芬探讨了这种痛苦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人类的战争和暴力经历，并指出，如果用沉默来掩盖这一事实，那么在后代中，它总是会以创伤或暴力的形式再次出现：“我的父亲因他父亲的沉默而痛苦，我也因我父亲的沉默而痛苦。”她向一位受访者询问他的父亲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他父亲参加过阿登战役。这场伟大而可怕的战斗对他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不出。他父亲在家里从没提起过这件事。
你也许可以想象我读这本书的经历，我一直想知道的问题浮出水面。但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我对父亲的愤怒与日俱增，我意识到他的沉默对我、对家里所有人产生了多么重要且微妙的影响。想要“保护”我们不受真相伤害的想法太多了……但我的感情也在剧烈波动，常常是出于怜悯和悲伤。有几次读着读着，我觉得格里芬可能就是在写马克。下面这些文字让我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反应，因为它们准确地描述了马克被自己的经历所腐蚀的感觉：
我记得大卫……告诉过我他在朝鲜看到过什么。他的声音很低，在我的录音中几乎听不到，他说话的方式就像我曾听过的女性谈论强奸或虐待的方式，就好像在生动的叙述中有一件极其丑陋的东西产生了一样。恐怖和残暴似乎给他打上了烙印，让他无可救药地认为自己与这种丑恶行为分不开。然而，他所看到的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讲述的难度比讲的故事本身更大。他可以说出被肢解的部位，肠子从身体里掉出来，还有粪便、血、脓，但没有去过那里的人什么都不会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他在对我说什么。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恐惧，更有某种肮脏污秽的东西压垮了他。
后来，读了普里莫·莱维的书，我开始更多地理解目击这种创伤性的暴行与随之而来的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即使当事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制造这种恐怖事件。1945年1月27日，在莫诺维茨释放剩余囚犯的苏联士兵眼中，莱维看到了这种耻辱：
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感，选择之后的羞耻感淹没了我们，而每一次我们不得不……屈服于一些愤怒：耻辱……一个公正的人在看到另一个人犯罪时，会感到一种罪恶感，因为这种罪行是存在的，且这种罪行已经不可挽回地进入现存的世界，而他们行善的意志被证明太软弱了。 2
读到《废墟赞歌》时，我在与生俱来的愤怒和对马克的同情之间徘徊。我感到困惑，试图与这个经历过朝鲜战争之恐怖的年轻人建立联系。不，他那时还不是一个男人，更像是一个20岁的小男孩，刚毕业一年。但另一方面，我越来越想知道他对在朝鲜目睹暴行保持沉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对恐怖事件和种族灭绝进行调查。还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自然发生呢？我还记得第一次看《浩劫》时的震撼，那是在马克死后一年左右，在那九个半小时的电影中，我被揭开过去的感觉所震撼。朗兹曼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寻找被埋葬的东西。然后，我们在“平台”中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将我们文化中隐藏的、权力结构的方面展现出来。这些都不是负面的——恰恰相反——但以这种方式工作，特别是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种族灭绝事件和犯罪者，是有代价的。还记得朗兹曼说过，他花了数年时间“试图观察大屠杀这一黑色的太阳”。 3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越来越了解父母的局限性。所有决定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在告诉孩子关于这个世界的现实和让他们害怕之间保持平衡。希望他们长大，睁大眼睛，去理解以人类的能力去做的可怕的事情，但同时也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护他们。也许马克的沉默，更多是因为这个。自己有创伤性的记忆是一回事——为了活命不得不杀人，看到你的朋友和战友残疾、死亡，而你无法挽救他们。如果把这些现实放进别人的头脑里，然后看到那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所动摇，那是另一回事。
温柔慈爱的父亲——现在手里拿着一把机关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