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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近黄昏，夕阳拉长了旅人的身影。在广袤的沙漠上，六七个人影正在缓缓移动，她们漫无目的地行走，仿佛沉湎于冥想或恍惚中，时而停下脚步，跪在沙漠里，偶尔捧起一手细沙。这里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阿塔卡玛沙漠（The Atacama Desert），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还是在孩提时代。
我一直在观察这些妇女，她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很多天，其中一些人会在沙丘中不断搜寻直到死亡。也许有一天你也能看到她们。1973年至1990年，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数千人被杀害，遗骸随后被丢弃在沙漠、山区或投入大海中。这些妇女是其中一些遇害者的家属，她们正在搜寻自己的亲人——丈夫、兄弟姐妹、儿子和女儿——的尸骸。她们在沙漠里凭直觉搜寻人骨碎片。起初我觉得难以置信。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女人缓缓伸开手掌，指着沙漠里发现的五小块人骨描述道，这些磷酸钙构成了骨头，骨头最终组成人类。另一名女性受访者说，她找到她兄弟的一只脚，一部分袜子还粘在上面，这是他仅存的尸骸了。那天晚上她睡不着，走下楼来，用一种似乎很遥远的声音讲述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抚摸兄弟的脚，仿佛在讲述另一个人的经历。
这些画面出现在帕特里克·古兹曼（Patricio Guzmán）执导的纪录片《故乡之光》（Nostalgia for the Night）里，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这是一部让人看了流泪的电影，为主题流泪，也为片子本身流泪。这部影片阐释了对记忆、苦难和正义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因为它不属于任何既定的类型，发行商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给它分类——他们不明白怎样把这样一部哲学电影卖给观众。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思考社会的表象问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文化实力快速提升，这些足以让达·芬奇、布莱克和爱因斯坦欣喜若狂；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然而从这些可能性中我们又创造出了什么？数字时代消费主义自恋症。人们狂热地在社交媒体上喋喋不休，每天盯着屏幕交流的时间远远大于和爱人交流的时间，沉湎于围观社群平台上每日种种名人丑闻，每一次用餐或购物动辄雇佣数百万网民关注、吹捧，每天有数十亿美元被花费在创造和传播这种千篇一律的平庸形象上。真是一个愚蠢的产业。与此同时，我们却得知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维持图书馆的开放，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独立影院，甚至没有足够的资源向全国发行一部像《故乡之光》这样神奇的电影。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某些观点会在社会中被受众所接受，而另一些却没有赢得认同，我想知道所谓自由、“包容”的文化机构——包括大报、画廊、剧院和英国广播公司（以下简称“BBC”）在内——的局限性，都出现了哪些想法，究竟包括谁？由于“回音室效应”，除了趋同、经过过滤的“评论员”的解读外，还能听到谁的声音？那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总是浮现在脑海里——“谁不在房间里？” 1 为什么不在？从字面上来说（也许是孩子们会给出的答案），其中一些声音来自另一个大陆，所以他们必须非常大声地喊叫才能让别人听到。但是，在这个我们总被要求去赞扬它的即时通信的全球化社会里，难道应该是这样吗？那么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人的声音呢？有时在我看来，媒体似乎总在妖魔化穷人和弱势群体，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情。这样一来，一个被人忽视的循环，伴随着无法表达的愤怒再次旋转，随之而来的是可预见的不理解和暴力的循环。
我们的世界里出现了什么？
这就是古兹曼电影不可思议的品质。骨头的碎片、记忆的碎片都回来了，它给予那些在本国被完全边缘化的人们以空间、时间和关注。其中一名妇女谈道，她们因为坚持寻找亲人的踪迹、坚持正义而被视为贱民。真是一个价值观被颠倒的世界。我们遇到了一位前建筑师，他在沙漠中的集中营里一边绘画，一边仰望星星来保持理智。他在我们眼前，展现他如何在公寓里踱步，大声地数着步数，重现了他记忆中囚禁期间细节的全过程——如何测量每个房间、建筑物之间的每一段距离；在晚上，他会画出非常精确的图纸，令人难以置信。一旦完成，他会把它们撕成碎片藏起来，第二天立刻销毁。但是，绘画的行为让它们被记住了，他战胜了狱卒；在他被释放后，能够重现集中营的场景和用来折磨人的建筑的每一个肮脏细节。当这些报告公布后，智利政府对这些细节的准确性感到困惑。也许他们并不明白人类记忆的力量。
我以前从未见过一台摄影机被如此温柔地使用。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允许沉默和犹豫，人性被允许存在。当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呼啸的风穿过沙漠。在电影结束很久之后，我们将看到这些见证是如何在我们心中播下种子、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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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打开收音机。一位记者描述了十年前的纽约——2001年9月11日的前一天，当时市场的波动；另一位BBC记者讲述了同一天一位阿富汗军阀被杀的事。回想起来，这可能暗示着什么事要发生了……另一个是关于双子塔十周年纪念的节目，以纪念那可怕的一天。我被这样的重复弄得不耐烦了，“啪”的一声关掉了收音机。来到海边的石屋，我松了一口气，远离了电视、互联网和对这样一个纪念日的铺天盖地的报道。我试图找出我不耐烦的原因。这与人们谈论他们的悲痛和损失无关，那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奇怪的是，听到这些话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必要的。它让我们想起爱。它把我们从抽象的概念带到现实中的死亡，带到每个人的母亲、父亲、姐妹、兄弟、女儿和儿子身上。毕竟，这正是这部电影所要达到的深刻效果。所以，这不是问题所在。“在我们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这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让我感到不适。纽约双子塔袭击事件在文化上的可见度，与28年前智利发生的事件在文化上的可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两个事件却都发生在同一天——9月1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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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第一个难民是智利人。那是1983年至1984年的冬天，矿工罢工达到了高潮；甚至在剑桥，罢工也无处不在——每天，来自大学的左翼积极分子都会在市中心用桶为矿工们筹集资金，到处都写着“支持矿工”的黄色徽章，到处都有食物和衣物的募捐活动，当然还有很多拥挤的会议和集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没有全国矿工工会或工党的发言人参加。我的朋克朋友阿伊莎带我去了一个音乐、电影和诗歌的矿工义演之夜，是由智利难民社区在科技中心附近的一个教堂里组织的。看到这些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的人现在为英国矿工——他们的同伴——而组织起来，我非常感动。30年过去了，那个夜晚的一些细节已经模糊——我们看的电影、听的诗歌——但我确实记得智利的音乐和舞蹈，还有那个房间里的激情。这次经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在音乐演奏的间隙，我和一个矮个子男人聊了起来，他大概30岁出头，一头乌黑的卷发，眼睛紧张地四处扫视着。他急切地想与人交流。男子名叫弗朗西斯科，是一名来自圣地亚哥的医生，皮诺切特政变时他还在医学院里读书。他耐心地向我讲述了1973年9月发生的事情，给我上了一节简短的历史课。讲的是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他在1970年当选总统，推行了非凡的社会主义计划；以及尽管爆发了由美国支持的罢工，但他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仍不断上升。他还向我介绍了维克多·哈拉（Victor Jara），告诉我他那令人难忘的声音，他的歌也很有诗意。他把一本印着哈拉照片的书塞到我手里，一张绅士的脸，看起来像莱昂纳德·科恩的弟弟。弗朗西斯科给我读了一首哈拉创作的歌曲的翻译版——改编自祈祷词《我们的天父》，献给工人和妇女。它被称为《向农民的祈祷词》（La plegaria a un labrador）：
站起来吧，望着那山岗
从那里传来了风、流水和阳光
你操纵着河流的方向
你将自由的灵魂撒向四方
站起来吧，看着你的双手
要想壮大就握紧你兄弟的手
让我们团结起来在血流中向前走
如今便是我们创造明日的时机
愿你将我们从以悲惨统治我们的人手中解放
为我们带来正义与平等的世界
愿你如微风吹动山谷里的花朵
愿你如烈火洗净我的枪膛
站起来吧，看着你的双手
要想壮大就握紧你兄弟的手
让我们团结起来在血流中向前走
从今日直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天
阿门
然后，弗朗西斯科告诉我，政变后，哈拉遭受了数天的折磨，然后被残忍地杀害了。士兵们知道他音乐的力量，知道他的手就是一种武器，于是首先弄断了他的手指。这个细节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然后，他描述了1973年9月11日那天，在圣地亚哥，人们难以置信地看着军用飞机（他告诉我是英国提供的）反复俯冲轰炸莫内达宫，当时阿连德总统正在那里会见他的部长们。城市上空浓烟滚滚，大街上全是载满士兵的卡车，震惊的人们无力应对这次袭击。当阿连德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他开始通过无线电向人们讲话。他一直在说，他知道他和他的同志们很快就要死了。
当我们结束谈话时，弗朗西斯科把一张方形纸张塞到我手里，上面写着：
当莫尼达宫遭到轰炸时，萨尔瓦多·阿连德对智利人民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说话了……我将用我的生命来报答人民的忠诚。我确信，我们在成千上万智利人的良心中播下的种子是无法完全根除的。犯罪和武力都不足以阻挡社会变革的进程。历史属于我们，因为它是人民创造的。
在过去的30年里，我把这些话抄了很多遍，念给学生们听，在各种活动上朗读出来，现在我仍然把它们抄在一张破旧的红纸上，放在钱包一角随身携带。这些文字迫切地传达出去，正如维克多·哈拉的声音永远不会被压制，阿连德的愿景也永远不会消失，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希望之上的，而希望是不灭的。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新闻上听到智利的年轻人正在占领大学，争取免费教育和自我表达的权利。
有一次，在美国，我把这张破纸拿出来给我刚认识的一位智利作家看，他是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乐观，好斗。他的父亲是阿连德政府的一名部门顾问，在政变后被捕，被关押了好几天并遭受了拷打。这家人被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智利，但不能待在一起——他的兄弟姐妹分散在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远方亲戚那里。当我把印有阿连德的话的红纸递给他时，他不敢相信这些话已经伴随我这么久了。他的祖国在千里之外遭受的苦难被一个陌生人记住并记录（“recorder”，源自拉丁语“recordis”，指从内心传递回来
）了下来。他拥抱、感谢我。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明白了“团结”这个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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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的思绪还停留在智利。难道我们是根据死亡人数来判断一场大灾难的吗？如果尸体一直没有被发现呢？成千上万的人“失踪”了。我们如何看待军队系统性地使用酷刑？这种恐怖的后遗症至今仍在活着的人们身上，一旦被折磨，你怎么能再相信别人？3万多人受到皮诺切特政权的折磨——囚犯生殖器被电击，老鼠和狗被肆意放到囚犯身上撕咬。而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应智利政权多次侵犯囚犯人权时，竟然说：“请不要再给我们讲政治科学了！” 3 这番话无疑有助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20世纪最大的（无意的）讽刺行为之一。
但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次对智利人的袭击并非来自遥远的敌人，而是来自社会内部，由军方领导——同时也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广泛支持。因此，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人并没有像在纽约那样，与受害者一起瞬间消失，而是被当作“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来对待，并继续获得完全的外交地位。里根在华盛顿接待了皮诺切特，后来撒切尔夫人也邀请这位大屠杀凶手到唐宁街喝茶。即使在智利回归民主之后，也只有极少数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大多数罪犯仍然逍遥法外。这是对死者和失踪者亲属的最后侮辱——不得不在圣地亚哥的街道上与折磨和杀害你孩子的人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