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路向西

2012年3月1日 圣大卫日（St David’s Day） ，从哈克尼到彭布罗克郡

山谷突然间展现在我面前。春日的最后一缕阳光，映得怀尔河银光闪闪，河水从树林中蜿蜒流过，田野一片翠绿，在暮光中闪闪发亮。通往边界的路上，我情绪高涨，翻过下一座山，就是我从小热爱的国家了。我的脚慢慢离开汽车踏板，一路向西行驶，路上空无一人，我现在反而不那么着急了。翻过山，一条小路向下延伸到山谷，红色雷诺汽车如游龙般驶向前方绿色的指示牌——“CROESO I GYMRU” ，“欢迎来到威尔士”——即使牌子上没有，每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它带着感叹号。我像小时候一样哼着歌，坐在那辆老旧的雷诺汽车后面越过边境，把平原远远地抛在身后。

夏日绵延数周，在此期间，我们曾游历山间河谷，感受克尼特山（Cnicht） 、卡迪尔·伊德里斯山（Cadair Idris） 和岛屿，海薇依湖（Llyn Hywel）、彭南特山谷（Pennant）和兰弗洛斯（Llanfrothen）岩滑……开学前的我们，曾有大把时间挥霍。今天，越过边境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兴奋感——不是对假期的期待，而是对未来整整一周（即将）写作的展望。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工作节奏，整个人获得了巨大释放。每隔三四个星期，我就会开车出发，从哈克尼区一路向西前往威尔士边上一座靠海的房子。我发现，在孤独打败我之前，我可以连着写上七八天。我沉浸其中，非常投入，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一年多，我才回到充满活力的城市。我突击完成好几章节，七天创作11000—12000字。每次写25页，就完成一章。之后回到伦敦。我在西行之旅中找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这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就像鸟类迁徙一样，指引我朝那个方向前进，本能地需要一种不同的能量，远离北海和东海岸的石滩，六年前我就是在那里开始写作的。现在，威尔士潮起潮落，瞬息万变的天空和光线，海岸小径和沼泽，河口和水湾，杓鹬和游隼，长满青苔的橡树林和河流，都已成为我的伙伴，我竟急切地期待着再次见到它们。这种期待令我十分吃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城里的男孩，“伦敦人”这个词深深印刻在我的DNA里。

在边境线上，潘格里格、兰加隆在右，克罗克的阿什、西蒙的亚特在左，现在没什么语言限制了。穿过最后一片迪安森林，沿树林边缘蜿蜒而下，想着丹尼斯·波特，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影响了他的一生，以及他最后美丽的愤怒。往下到蒙茅斯平原和最引人注目的路口，四条路在横跨怀伊河的桥上交会，像一个指南针，暗示着所有的方向都是可能的。绿灯转亮，直行穿过通向西边的隧道，最后，英格兰的一切痕迹都被抛在了身后。黄昏临近，车辆变得更加稀少，从拉格兰出发，向阿贝加文尼驶去，要提升车速了，我与汽车融为一体，以一个单一实体的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中移动。多年来，我一直与这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J在布莱克山漫步，在星空下睡在兰托尼修道院的废墟里。在那个晴朗的10月，和另一位现在住在美国的老朋友一起去布雷肯灯塔。1997年为我们的母亲举办的核桃树周末活动，就在工党胜利后几天。在农舍里看到罗伯特·库克作为新任外交大臣登台，他在讲话中首次谈到英国政府有一个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现在想起这样的往事，在伊拉克事件之后，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事情，就觉得很痛苦…… ¹

在这条路的尽头，总是会有这样的选择——如果是夏天或天色尚好，而我又有心情迂回曲折，我就向右走，穿过阿贝加文尼，走到布雷肯。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山脉之一——一边是克里克豪厄尔山脉的黑山，另一边是灯塔山脉。上到布尔奇的发夹弯。再往前，是兰格斯和兰格斯提的湖，这些地方是避难所，休养生息之地。越过布雷肯，弯道蜿蜒而下，直达兰多弗和卡马森。但是，在其他季节，或者在像今晚这样的黑暗中，我走左边，走山谷最前头的路。

当我越过乌斯克河时，我想了想自己最近为何如此热爱驾驶。成年后，有25年，我都没有汽车。在伦敦生活和工作，完全没有必要开车，况且在我和很多组织机构合作过程中，关注石油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多，对汽车文化就越挑剔。在许多方面，我仍然觉得社会交通政策需要彻底改革，整个可再生能源系统在交通运输能源结构中的使用也需要彻底改变。然而，当我开始创作这本书时，面临着一个更为紧迫的挑战。我知道，自己只能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工作，而如何通过公共交通把半打箱子的书籍、论文和研究资料运到偏远的农村呢？悖论很快出现了：荒野之处和偏僻之所是最适合思考和写作的地方，而对热爱这些地方的人来说，汽车又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单单就特定问题提出一个工具主义解决方案，未免过于简单了；开车可能会很不受欢迎，却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开始感觉到驾驶可以释放我强大的创造力。一路风景，反反复复，过去重复的旅程都是有意义的。因此，手段已经变得和目的一样具有创造力。从哈克尼到西彭布罗克郡的六个多小时的旅程是一个过渡时段，我进入一种悬浮的生命状态。这段路也是我整理杂乱思绪的最好时间。在离柏油路面几英尺 上方的一个小小的金属空间里，思绪从（伦敦）出发时的杂乱无序到抵达（威尔士）时的有章可循，新一章构思已经成型。一路向西行驶，尽管我的视线从未离开过车子，但我在脑海里已经开始撰写第二天早上将要创作的新章节了。在车里，我可以抛开伦敦的一切任务清单，抛开一切义务，抛开全部（所谓）教养。我摆脱了社交网络的诱惑，把电话、邮件还有桌上和厨房操作台上成堆的文件和账单抛在脑后。每日无休止的干扰是创作最大的阻碍。看着“紧急信号灯”一盏接一盏地渐渐消失，在接下来的七八天里，我将只在思想和文字的海洋中漂流。 ²

我逐渐明白，开车的节奏固然明显与走路不同，却同样令人着迷。以我的经验，在高速公路上连续行车久了，人会反应迟钝，暴躁易怒，如果能避开高速，选择旧的主干道路，才能更好地与周遭风景融为一体。飞速行驶了几个小时，黄昏弥漫开来，渐渐遁入黑夜，森林伴随着夜晚的降临开始逐渐褪色，狐狸冲入树篱，路旁不知名的村庄一闪而过，我一边开车一边把音乐放得震天响，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让人热血沸腾、精神亢奋。我只能把这种状态比作一种冥想，通过冥想接近永恒，但我很少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几个小时后，我走在彭布罗克郡狭窄的小道上，闻到了大海的气息，那时天色已晚。路上没有其他车，我如同过去孤独的骑士，整夜奔走，传递信息。夜里没有其他人出没，我感觉自己在单独执行任务。该放最后一首曲子了，它也是我经常放的一首，随着最后几个音符渐渐消逝，只剩飞转的车轮碾过路面发出的沙沙细声，以及风从海上吹拂而来的声音。

越过阿斯克河，越过其他河流——埃布·法赫、阿丰·埃布、西罗威、莱姆尼、赛农。山谷虽被帝国掠夺，但至少这些河流仍然在自由流淌。南提格洛和特里德加的灯光在最左边。安奈林·贝文的出生地特里德加，也是特里德加工人医疗援助协会的诞生地。到了20世纪20年代，几乎2.4万人的小镇被这项为矿工家人建立的卫生服务覆盖，这也是后来我们国家卫生服务的原型。世界上社会正义的“灯塔”，都来自这个山谷，这个小镇。再往前一点就是布莱克伍德——狂热传教士尼基、詹姆斯、肖恩和里奇的家。是的，他们情感外露，但这些男孩多么张扬，多么坦率啊！他们的山谷音乐具有无与伦比的凄美感和甜美的旋律——他们总是回到“希赖斯” 。

到赫渥恩的路很长，那里曾经有威尔士最后一个深矿井。我们的“平台”倡议“故乡”，并与赫沃恩国家大学的泰龙·奥沙利文谈论奥威尔的写作，并认识到电力不是通过魔法，而是通过成千上万人的劳动进入我们的城市的。这条路从庞尼德费汉一直沿着下河到斯旺西。现在已经很晚了，路上很少有车，我调大了曼尼克斯（Manics）、迪伦（Dylan）、拱廊之火（Arcade Fire）荣耀的重击声，在下坡时把车速放开，大大超过了限速，感受着发动机的自由发挥。就像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马匹在这里的山坡上飞奔。速度是纯粹的，在夜色的庇护下，超越所有日常的妥协，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风险，回应着人内心的本能。

我口干舌燥，心醉神迷，不断往前冲。在这一刻，某种东西从狂野的、未被束缚的回忆中复原了。然后，在环形交叉路口开始时刻，我松开油门，回归阿伯杜莱尼斯街灯照耀的区域。

在泽西海洋路口与M 4公路汇合，向我斯旺西的朋友挥手致意，他对高尔半岛的热爱近乎一种福音派的狂热。十分钟走15英里 ，就到了高速公路的终点，下了山到亚伯拉罕桥，有时我停下来加油，和在这里工作到深夜的热情友好的女人聊聊天。现在是最后一小时，也是所有道路里最好的一小时，我以箭一般的速度冲向彭布罗克郡——基威利、兰达洛格、盖里·乌查夫。在卡马森穿过陶伊河，然后向左走。萨瑙（Sarnau）、班西费林（Bancyfelin）、圣克莱尔斯（St Clears）、扎布伦（Zabulon）、惠特兰（Whitland）、兰德维·维尔弗雷（Llandew i Velfrey）（在这个沉睡的村庄中，时速限制为40英里，暂时放慢了速度）、纳伯斯（Narberth）、罗伯斯顿·瓦滕（Robeston Wathen），跨越东克莱道（Eastern Cleddau）、斯莱贝赫（Slebech），很快就进入哈弗福斯特。

我过去常常跟着路标走，它会带着你围着镇子绕个不必要的圈，经过梅林桥（真是个好名字！）——但遗憾的是，今天没有神秘的迹象了，只有一个位于环状交叉路口的汉堡连锁店。这些天，我一直沿着山坡向上走，穿过镇上漂亮的主街道。如果是周末的晚上，这里还会有一些出租车，还有一些散漫的青少年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把车停在镇子外的路边，准备进行最后的仪式。还有20分钟。现在一切都慢下来了。

夜阑人静。我常在路边停下脚步，打开窗户，闻闻风土的气息。树枝在头顶上摇曳，远处炼油厂灯光闪烁。最后一首乐曲响起。过去一年，这首曲子一直伴随着我，而每次听我都能悟出一些新东西。这么晚才听贝多芬的作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自命不凡，拒绝欣赏这位备受欢迎的作曲家的作品；更可笑的是，我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抗拒钻研莎士比亚戏剧。我放上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交响乐《豪勇七蛟龙》，开车缓慢驶离。这首歌的开场和弦节奏紧迫，危机感四伏，屏息敛声，此时，单簧管音律小心翼翼切入，抚慰人心；跟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道路蜿蜒，穿过树木隧道和弯道。这时车速降到每小时25英里，而车子拐弯时车速更低至每小时15英里。旋律转而高亢，长笛吹奏你追我赶，一个曲调又开始来回重复，节奏逐渐加快，音乐力度逐渐增强并发展成乐队全奏，主旋律渐进式切入，再次重复，随即高亢恢宏。突然，一只獾从树篱中蹿了出来。我把车灯调暗，慢慢地行进着，看着它急匆匆地跑在前面，寻找空隙。道路又开阔起来，管弦乐激昂、雄壮，第一乐章即将结束，节奏起初铿锵有力，继而慷慨激昂，力度渐强，给人以紧迫感，将你的整个身体变成了乐器。

慢乐章开始前的第二乐章。等待。当然，不会再令人那么震惊了。那个单一的音符消失了。琴弦缓慢，几乎无法移动，好像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在同一时间聚集在一个地方。我再次放慢车速，用心倾听。疲惫的音乐，仿佛怀孕般疼痛，闭塞、沉重。被打败的灵魂，死亡行军。曲调重复着，但更安静，仿佛呼吸正在离开身体。最高音的时候，琴弦带来了恻隐之心，而最低处，完全出乎意料。此刻，越来越多的乐器加入进来。2分38秒后，旋律升高令人难以置信。音乐中最不可思议的时刻到来了。

今晚，我想到的是诗人扬尼斯·里索斯（Yannis Ritsos），我最近一直在读他的书。他经历过失去亲人、流放、监禁、酷刑。痛苦并没有把他的人性带走，而是把人性释放给了世界。他12岁那年，他的哥哥死于肺结核；五年后，他的母亲去世，父亲疯了，死在了精神病院；他妹妹精神崩溃，也濒临死亡。在那一刻，他为妹妹写了下面这段话：

我是一只残废的蚂蚁，在茫茫的黑夜里迷了路。我爱的一切都被死亡和疯狂夺走了。我孤零零地躺在残破的天空下，数着逝去的人。我没有眼泪了。我不害怕。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他们从我这里拿走。贫穷、孤独、赤身裸体——这都是我的财富，谁也夺不走。我不会去敲任何人的门。我不会乞求。没有面包，没有口袋，没有羁绊，我大步向西，赤裸而完整，值得感动上帝。

就在此前一年，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苏荷区一所油漆剥落的大学里与一班学生讲这些话的时刻。那是一个高级班，我们在一起已经好几个月了，所以彼此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学生们觉得自己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展现更多的自我。其中有些学生是难民，有些则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他们建议我们用一周的时间来研究抵抗的问题——我们是如何战斗的，我们的先辈是如何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战斗的，有时还包括使用美术、写作、音乐、电影和诗歌。

一位年轻的索马里妇女热情地谈论了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o lo Freire）的工作，他坚信语言是改变的最大武器——“说出真实的话就是改变世界”。她告诉我们，弗莱雷的观点改变了她生活的方向。受此启发，一名秘鲁学生读了他写的一篇文章——他的父母在学会读写之前就辍学了，因此他和他妹妹不得不成为他们和世界之间的传声筒。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父母向来崇拜文字。只要他们有钱，就会给孩子们买书——他说，对父母来说，书籍好似一张异国的地图——一个他和妹妹可以去的国度，但他们只能从边境的这一边窥伺。之后，我们谈到了诗歌和音乐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来直接传达情感。我们读了扬尼斯·里索斯的诗。我突然意识到房间里一片寂静，暖气管里嘀嗒作响。一位40岁出头的俄罗斯女学生打破了沉默，她说她想告诉我们关于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 的事——就像里索斯一样，他也有过难以形容的艰难生活，最后死在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里。他在西伯利亚写的最后一首诗很短，只有四行——她建议，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下？大家站成一圈，肩并肩，她给我们读单词，我们再一行一行地重复，直至念完整首诗。房间里充满不同口音的诗歌念白，直至铭记于心。曼德尔斯塔姆生活在古拉格之外？最后一个声音念出最后一句，“你把我的嘴唇留给我，它们甚至在沉默中塑造了话语”——同样是以贝多芬慢节奏开始演奏。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些人眉头紧锁，一些人微笑认可。诗歌超越了语言，走向我们共同的人性。

漫漫长路，今夜无月，连一辆车都没有。恰好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向村庄转弯处驶去。仿佛从未听过这般曲调，心灵瞬间遭到伏击，令我泪眼婆娑。这些振聋发聩的音律的确能够打开内在的某些东西，不会因为旋律重复而令人迟钝，我再度惊讶这是如何发生的。即使是我最喜爱的音乐，这种情况也非常罕见。然后我意识到音乐——这些来自内耳的声波振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记忆和联想的累积与音乐本身无法区分。回忆教室里每张面孔，回忆里索斯和曼德尔斯塔姆，回忆他们忍受了什么，又是如何反抗的。我本能地感觉到贝多芬希望他的音乐以这种方式与人们联结在一起，与我们的奋斗联系在一起：我们常常失败，常常充耳不闻，又常常麻木和绝望。但人类团结的惊人之处在于，你会感觉到有一只胳膊搭在你的肩膀上，将你托举起来。贝多芬希望自己的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希望它是一种有生命的力量。

下山时，尽头是向左的急转弯。这最后的几分钟里，每一个转弯都那么熟悉。那条通往岛屿的小路，卖木材的农舍，桥上的小小颠簸。我摇下车窗，风声飒飒盖过了音乐声。水突然出现在左边，黑黢黢的，很可爱。驶上狭窄的道路，穿过树洞，最后的上坡路出现。在山崖处转弯，前面是幢白色房子，向右延伸，下面是整个海湾。每一个细节都还在。房屋都在沉睡。我把车调成三档，然后是二档，不想弄出什么声音，溜过酒吧，沿着房子后面的狭窄小道，转弯，关掉引擎。离开哈克尼已经过了6小时34分钟。开车用了5小时4分钟。打开车门，一只猫头鹰在叫。海浪的声音，夹杂明显的鸻的颤音。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那种声音真奇怪。摸黑走下台阶，打开房门。虽然邻居们昨晚开了暖气，但每年冬天过后的这个时候还是那么冷。

看样子需要两三天来暖房。我回到车里，用我最后的力气卸下袋子、食物、书籍、纸张和打印机，来回五六次。然后，穿着外套，戴着围巾，拿着啤酒和椅子回到外面。双脚踏在海堤上，感受着驾车的节奏渐行渐远，而这里的脉动节奏开始占据上风。潮汐、天空、鸟和树，是我接下来七天七夜的伙伴。文字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成形，尚无法辨认，但有些在意识边缘游荡。

两天以后。

我一直熬到天亮，写完了这章中的好几页。又看了看地图，准备找个新的地方走走。离开屋子时，已近黄昏。从屋里往外看，天已经黑了。但是，即使是人类并不敏锐的眼睛，也可以调整过来，适应黑暗，看到种种事物。悬崖边的小路在我面前铺展成一条淡白色的线。海上狂风大作，越来越猛烈地拍打着我，一阵狂风袭来，几乎把我吹倒了。我试图看清深紫色的地面，但失败了。我放慢脚步，用靴子向前慢慢试探，比白天稍微多用一些时间，沿着路上的浅色线行走。路很窄，成千上万双靴子踏过，又把它踩得更瓷实，更难走。整个身体力量完全集中在脚上，对每一步都有反应。再深一点，最小的肌肉也在做出反应。行进艰难。

那是一条小路，路上有一条凸起的岩石，我从岩石的旁边经过。我的足底和足尖上的筋膜舒展开来，以回应我的呼唤。斜坡平整，道路宽阔，我可以正常行走了，虽然谈不上大步流星，但每一步都很有节奏。还有一位“向导”也加入了我的行列。一只刚从非洲过冬回来的白色麦穗鸟，在我身旁十步远的地方，飞来飞去，后来我赶上它时，它反倒扬长而去，露出那小小的臀部（原来叫“白屁股”，因为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麦穗”很有好感，所以把它的名称改成了麦穗鸟）。我们结伴而行，我在路上行走，它在我身边飞行。在左侧数百尺之下，是连绵不绝咆哮的大海。只见那道白浪冲刷在山壁上，迅速消融。再往前一英里，我们悄悄地潜入港湾。晚上最大的难题是下坡。错误的判断力能使你向前驶去。这条小径向右边转，有一道门，通往海湾的另外一条小径。

走内陆。我左边的石墙有一个缺口。两只睡着的羊被我的突然出现吓了一大跳，惊慌地跑掉了，这反过来又像暴风雪一样惊扰了山坡上的其他羊。又过了十分钟，我终于上路了，隐约听到靴子上的橡胶相互挤压发出的声音。只有两英里左右。在这个国家最西端，向西狂奔，走进星空。北斗七星在右边，与我一般高。就在正前方，残存了最后一丝银灰色印迹，笼罩着整个岛屿。夜色还未完全降临。消失了一个半小时的太阳，仍用它的光线染红了最后一块地方。然后，轮到我被吓一跳了。我听见一个动物靠近，好像就在我的附近。一只狗吗？不，是狐狸！即使在这么昏暗的光线下，我还能看到几码外它的轮廓，它弓着背，绷紧了，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我愣住了，不想吓到它。几秒钟过去了，我们都屏住呼吸，然后它撤退了，退回它来时的路，有一刻它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我有没有跟上。突然间，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施佩尔漫步在斯潘道花园里的样子。

在脑海里周游世界，对于一个极度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就像逃离海难，成为幸存者。我看到一座农场建筑，楼下亮着一盏灯，窗台上放着文件盒。隔壁的谷仓幽暗如洞穴。几个月前，我看到他们在这里夏末最后的阳光下收割。事实上，联合收割机跟在我的后面，但它在树篱的另一侧，它的灯光照亮了我现在走着的这条路，只是方向相反。

这种时候，想法和记忆就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像小鹿一样在脑海中跳跃。小时候，当天上仍有光亮时，我总是不想去睡觉，感觉一天还没有结束。我听到父母的笑声传进我们的卧室，父亲笑得大声，母亲更甚。一天还没有结束呢，还没有。现在想想，这似乎是一种本能，是小孩子对死亡的预感。孩子本能地希望推迟死亡。天空中还残存一些银灰色，一天还没有结束呢，我还是继续走这条路。向西走向黑夜，寻觅最后一丝亮光。我强迫自己继续走下去，放慢脚步，晚些回归内心世界，晚些回到了无生气、散发腐气的房子里。我还在继续行走，没有尽头。现在，这条道路蜿蜒到了山脊的顶端，这个地方总是令人叹为观止，在那里可以看到两片海域。

往南远眺，只有远处岛上的灯塔发出一种奇怪的红光，我数了数，两次闪烁之间间隔七秒半——一、二、三、四、五、六、七——红光再次闪烁。往北远眺，海湾对面15—20英里外，村庄发出的遥远灯光和海上船只的灯光交织在一起，令我目眩神迷。愈靠近，光线愈发清晰：村庄发出的光好似白色小珠子，而船上灯光则更加昏黄暖人。上面是一直以来守卫着这里的岛上居民。当然，还有英国人几个世纪以来犯下的令人震惊的暴行。帝国暴力，现在是另一种形式而已——更为精细，通过笔记本电脑和算法实现。这里却如世外桃源般丝毫不受影响。风停了。我的双脚发木，带着身体行走。如果那里没有海，我可能会继续往西走。哦！流星！从我眼前划过，多么不可思议！虽不似8月那般绚烂，但在寂寞的3月的映衬下更加可爱。甫一转身，在我身后的漆黑小路间，月光如水般流淌，倒映在水洼里，如大银盘般清晰可见。

停下来回头看看，最微弱的灯光来自附近唯一一个小镇，在东边20英里左右。伦敦生活已经离我远去了。那是我的另一种生活之路：那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非主流的思想吗？这个想法与什么有关呢？不，那种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也许散步归来它还会再回来。这条路，就在这里，就在车里听到帕蒂·史密斯那一刻。完全被“翼”的声音所传递——在同一个声音中，深沉而又神圣的羽毛和铅纠缠在一起。布莱克会怎会联想到这事。快回来了。一个曲线。风不疾不徐地雕刻吹着那里的树篱。生活就是工作。哦，是的，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一般作者厌倦了谈论它们时，书才会完结。差不多是这样的……

*****

回想起独自在萨福克过冬的日子，不禁感慨，一切进展得真是缓慢啊。现在，春天愈发临近，我开始创作第二本书了，却有着不同的状态。出版商已经谈好了。我体会到一直在真空中写作，并希望这些文字有朝一日有人阅读，和现在明确知道它们一定会有读者的差别是什么样的。这些天来，我不断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穿梭。一个朋友让我使用威尔士海边的这栋房子写作。她的母亲去年身体虚弱，不能爬楼梯，不得不搬出去住，她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处房产。正好趁这个空当，我可以在这里写作一段日子。

住进来以后，不管天气如何，我每天都散步，这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都是坐在楼下窗边的桌子旁，眺望着海湾。但在那两三个小时的步行中——即便我试着骗自己说，我并没有想着手边正写的那一章节——我的脚和大脑会自动合拍，巧妙地思考我写的东西——消化、激发新的想法。因此，在海风吹拂的岬角上，或在长满青苔的小路上，我有时会发现自己四处乱找纸笔，想在这些飘忽不定的思绪被风吹走之前记录下它们。

但是，我经常被周围的景色迷住，无法自拔。在橡胶丛林里寻找新的道路，或是在黄昏时分，顺着一条小径进入河口，泥滩上的潮汐就会汹涌而至。观察蛎鹬、海鸥和海豹的习性。暗紫色的大地散发出野蒜的芬芳，港口上浮筒发出的响声，在夜晚的天空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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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蕨类植物的细小嫩芽舒展，如婴儿的手指张开一样。深巷两旁的草地是那种只有在初春才会看到的翠绿。很快就布满了黄色、蓝色和粉色的毛茛、风信子和剪秋罗。鸟儿们开始活跃，从冬天的阴郁中醒来，起初躲在树篱和灌木丛中，现在它们在树枝顶上对着天空和彼此歌唱。每天我都会晚一点收工，去一个新的地方散步。视天气而定，决定是去悬崖边还是陆地，是步道还是小径。我总是尽量在日落前散步半小时，通常伴着黑暗返回。这意味着我的写作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季节决定的：盛夏的时候，我可以工作到9点，甚至9点半，同时还有时间散步。现在，在早春时节，我在3点或4点结束工作，散步到6点，然后回到房子里，生火，休息一会儿，看着火焰映在房梁和天花板上，然后回到窗前继续工作两三个小时，常常工作到深夜。

这所房子就在村庄的边缘，所以当我眺望海湾的另一边时，可以看到一条把所有的农舍连在一起的小路。夜晚，村子房屋里的最后一盏灯熄灭很久之后，这里还有十几盏街灯仍以柔和的黄光陪伴着我。唯一的声音是海堤另一边，在15英尺开外拍打着海面的漆黑海水。直到清晨，我不停地打着字，有时是如此专注，以至于在写了半页纸的时间里，潮水悄悄地涨了起来。现在，街灯在水中的倒影，呈迷离的“Z”字形舞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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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记录的旅行，除了两个例外，都不是物理上的旅行，而是对历史、心理和道德的探索。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我20多年。施害者、受害者和旁观者 ³ 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这些关系中传达出的责任有哪些不同的方面？是我们理解犯罪者行为的责任，是目击者发言的责任，还是最难理解的社会去倾听的责任？

我们又应如何解释听到的声音和听不到的声音？人类苦难的经历，以及有时非常困难的尝试通过语言来传达痛苦的意义？或者，有时，这种痛苦是完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会遇到一些经历了你所能想象到的最痛苦的经历的男人和女人。有些人没能活下来，有些人活下来了但无法表达，有些人试图用语言来描述他们的经历。在伊兹比卡和华沙犹太人区的扬·卡尔斯基，莫诺维茨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乔治。有些我们只知道名字，纪念他们最后时刻的片段。1943年，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在战时流亡伦敦，她试图用一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方式来审视人类苦难的意义。在她最后写的一篇文章《人格的义与不义》（La Personnalité Humaine, le juste et l’injuste）中，她写道：

一个人从孩童时期直到进入坟墓，尽管有诸种犯下过、忍受过、观察过的罪恶经验，在他属人类的心灵深处总有某种东西在难以克制地期待别人对他行善而不是作恶。正是这一点首先成就人类身上的神圣……从人心深处迸发出孩子般的怨诉，就连耶稣基督也不能克制：“为什么对我作恶？”每逢这种时候肯定有不义发生。

但谁在听呢？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能真正听到别人的痛苦——正如薇依所说，“这微弱而无能的哭喊能让人听到沉默的专注”，“为了理解它的意义，需要付出温柔而敏感的专注力”。

与这个苦难问题相联系的是一个关于沉默的本质问题。不仅是受创伤的个人的沉默，也是整个社会的沉默——幸存者的沉默与犯罪者的沉默——我就是在这样的沉默中长大的。我父亲对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朝鲜战争中的经历保持沉默，而令人震惊的是他对语言、哲学和生活的热爱；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本能地意识到他有些地方不对劲。当我长大成人，长到和我父亲被征召去朝鲜时同样的年纪时，他的沉默更让我困惑。当我试图和他谈这件事时，我遇到了一堵空白的墙。今天，我开始想，在我成年后的生活中，我对种族灭绝、战争和苦难的许多探究，一定都源于这种最初的、不可理解的沉默。我也知道，爱在人死后是可以加深的，我与父亲的对话又是可以延续的。虽然他在许多年前就去世了——离现在已经有半辈子的时间了——但对我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英国，这个我被告知是珍视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是率先提出新闻自由概念的国家，也有另一种沉默的存在，整个社会都陷入沉默。有些沉默现在被打破了，例如，在各种机构内外，围绕着许多儿童遭受着系统性的身体和性虐待的沉默。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始终没能接受一些沉默——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各地许多人施加的暴力的沉默。再强调一遍，这是一种用“自由贸易”作为烟幕的、系统性的、被认为是合法的暴力行为，它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害。英国对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是惊人的。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成为20世纪英国的标志性事件——“正义之战”——几乎具有神话般的规模，似乎每年都有纪念和悼念活动。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孩子们对英国在奴隶贸易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所知甚少，对我们的祖先在塔斯马尼亚、肯尼亚、印度和中国实施的种族屠杀和暴行所知甚少呢？不同的社会如何接受（或不接受）他们的过去？这又会如何影响民族的心理，以及今天持续的行为模式呢？

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如何探究“文明”和“野蛮”概念之间的关系？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所有关于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关于野蛮的记录”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用抽象的哲学命题来解决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而是试图把这种探索根植于一个实际的地方——在两个地点之间的漫步——一个与“文明”和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和大屠杀的地方——在魏玛的歌德故居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大门之间来回散步。在散步的过程中，我们窃听到作家和思想家之间的谈话，他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些花了大把时间与这种相互关系作斗争的人——乔治·斯坦纳、乔治·森普伦、普里莫·莱维和斯文·林德奎斯特等——通过倾听这些声音，并创造了一种对话，也许我们可以走得更远，看到新的联系。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过去到当今世界的连续性，以及那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或柏林的会议室里行使权力的人的行为。

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贯穿整部作品的线索之一，就是试图进入肇事者的思想。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试着放弃“犯罪者”的标签开始，并看到这个术语下的人类行为。要明白，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创造了使种族灭绝和恐怖行为发生的环境；国家不会施行酷刑，男人和女人才会；机构不杀人，男人和女人才杀人。

因此，我们试着去了解这些人是至关重要的——不是作为“他们”，不是作为一个群体，而是作为个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发现是否有什么共同的模式、心理或行为，将跨越不同世纪、不同组织的杀人者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见到那些曾遭受酷刑的人，我们将深入了解那些开设了灭绝营的人的思想，那些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破坏的人，还有使这些事情发生的人——事件的规划者、官僚主义者、商人和妇女。我们将见到的一些人来自我过去的采访——但在反思这些对话，以及多年来更广泛的研究之后，我试图确定那些在办公桌前为自己的组织杀人的人是否有共同的心理和行为。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我调查的关键人物——纳粹德国中心一位性格安静的人——非常文明和受过教育的阿尔伯特·施佩尔，他是桌面屠夫的典型。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物，现代得令人吃惊，属于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人士。他几乎从未见过他所造成的受害者，却相信通过行政手段会解决所有问题。他是个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人，也认为自己完全不关心政治，但他通过组织方面的专业知识，干了除了希特勒和希姆莱之外，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坏事。战后，在斯潘道监狱一位杰出的牧师乔治·卡萨里斯（Georges Casalis）的帮助下，他试图理解自己的责任。几年来，他试图改变自己。不管他最终是否成功，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改变的尝试。我们有没有可能既对某些人所犯的罪行感到震惊，又被他们试图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所感动？

书中贯穿着另一条也许是更令人惊讶的线索——爱。阿塔卡玛沙漠中女人的爱，我父亲的爱，扬·卡尔斯基的爱，乔治·卡萨里斯的爱，最后，我们回到西蒙娜·薇依，一个对世界怀有一种不可能的爱的女人，而这种爱最终害死了她；她既懂得爱的转变力量，也懂得爱消失后所带来的毁灭。我们爱，我们失去爱，我们试着再去爱。也许，在我探索的这个世界里，爱是抵抗权力最有力的形式。 fOCA1QsmKGMOGOGObW5G2YBCZWSDIFFtH/HZ9yxVglTSunjPRRTuXTTlinQwRa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