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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在沙漠中挖掘。
成千上万的手。
绝望加剧，指甲开裂。
双手在沙漠中挖掘。
成千上万双手。
绝望加剧，指甲开裂。
人类对水的原始需求。
女人，男人，孩子，都热得神志不清。
没有树，没有草，没有庇护，没有回山的路。
只有一个想法：
水。
他们挖了好几天。
他们在正午的熔炉里挖，
他们在黄昏和夜晚挖掘。
他们挖的洞，和自己一样深，继而挖得更深。
还是没有水出现。
他们的力量逐渐减弱，想要穿越奥马赫科广袤的沙漠，到达另一边的避难所，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如果他们想沿着原路返回，回到他们在山上有祖居之地，虽然那里有水源，但他们知道自己会被包围在沙漠边缘的德国巡逻队射杀。因为“灭绝命令”已经宣布，不会有任何怜悯。
所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祈祷雨季——还有几个星期——早点到来。用他们最后一点力气，再往深处挖。有些人只用双手就能在沙子里挖出25到30英尺深的洞。
但是，仍然没有水。
数天，数周，成千上万的，其中大多数是赫雷罗族的人，在今天被称为纳米比亚，但在1904年被称为德属西南非洲（Deutsch-Südwestafrika）的地方死去。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和干渴，而德国人几乎不需要开一枪。
*****
自从我第一次读到关于1904年赫雷罗人被灭绝的报道以来，脑海中就一直无法摆脱这些画面和想法。赫雷罗人是在纳米比亚北部肥沃的草原和沃特伯格的山地高原上平静地生活了多年的游牧民族。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次读到《消灭所有野蛮人》，但在记忆中，那种身体上的震撼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尽管多年来我读过许多关于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描述，但这篇报道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我。它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好像是一场噩梦。但我又重复了一遍，保证我没有产生幻觉。不，它们都在那里，白纸黑字写着——只是我的脑袋无法理解书中描述的现实：
当雨季到来时，德国巡逻队在干坑周围发现了尸骨，这些干坑有24到50英尺深，是赫雷罗人徒劳地挖出来找水用的。几乎所有人——大约8万人——都死在了沙漠里。只剩下几千人，被判处在德国集中营里做苦工……
总参谋部在关于战争的官方记录中写道，“以铁一般的严厉措施对沙漠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封锁，完成了灭绝性的工作。垂死之人的濒死呻吟和他们愤怒的疯狂尖叫……回荡在无限崇高的寂静中”。总参谋部的报告进一步说，“判决已经执行”，“赫雷罗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在1904年到1907年，对赫雷罗人以及他们的姐妹民族纳马人实施的是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很少，它似乎是所有种族灭绝中最鲜为人知、最不被理解的一类。我想知道在西方的这种文化失语的原因之一，除了我们历史上的种族主义之外，是否在于德意志帝国非常明确地复制了大英帝国在其殖民地和美国对待美洲土著人民的方式中已经确立的野蛮方法。因此，也许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未被承认的羞耻感，它不希望看到我们对土著民族的灭绝与德国对西南非洲人民，以及后来对自己国家犹太人所做的事情之间的联系。
终于，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一些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关于赫雷罗族灭绝的论文和书籍开始出版，纪录片也开始制作。最后，这场种族灭绝得到承认，文化和历史的可见度得以提高：2017年，德国政府不得不承认，20世纪初发生在非洲西南部的事情确实构成了“种族灭绝”。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德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一暴行存在。令我震惊的不仅是因为它自己的说法，也因为德国比所有国家更早地了解20世纪德国的两次种族灭绝之间的关键联系。
我自己的理解过程，始于《消灭所有野蛮人》中的那一小段，直到1998年我读到马克·考克的《血之河，金之河》（Rivers of Blood，Rivers of Gold）时，这本书似乎再次抓住了林德奎斯特对我们的理解提出的更广泛的挑战，让我们理解欧洲殖民心理的残酷本质。考克比林德奎斯特更详细地研究了欧洲种族灭绝的四个案例，包括德国人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灭绝。在这个阶段，我已经开始对我的“桌面屠夫”工作进行深入地研究，我也越来越专注于这样一个问题：德国是如何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在整整一代人，或者说两代德国人的头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使得这样的事件发生？在肉体灭绝之前，一定有过精神和概念上的灭绝吗？在考克的描述中，有一些细节令我震惊——例如，赫尔曼·戈林的父亲曾是德属西南非洲的第一位帝国专员。1904年，一名德国将军颁布了“灭绝令”，比万湖会议早38年。我有一种本能，我在这一领域挖掘得越深，两场种族灭绝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越令人不安。
在2010年，大卫·奥卢索加（David Olusoga）和卡斯珀·W.埃里克森（Casper W. Erichsen）发表了他们的开创性著作《恺撒的大屠杀》。最令人信服的是，他们把我们带入了19世纪末德国殖民主义者、军事战略家和策划者的思维模式。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当希特勒、希姆莱、戈林、戈培尔等人还是男孩时，德国文化中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他们在学校里学了什么？他们从小看的最畅销的书是什么？他们的父母会讨论些什么呢？德国的报纸在报道什么？柏林的管理当局从西南非洲进行的实验中吸取了什么教训？现在，我的一些问题第一次找到了答案。
但我读得越多，脑子里就越会闪现另一个声音。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灭绝不应该仅仅因为它预示的第二次种族灭绝而被重视，也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与德国有关——因为德国非常公开地效仿了其他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这场大屠杀需要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解读和理解。非殖民化的进程——有些人可能认为已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思想的非殖民化才刚刚开始。为了充分理解种族灭绝思想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这个事件视为我们西方身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灭绝主义的冲动一直是我们文化的核心。我们将不得不在自己的内心展开这场辩论，不管这个过程有多么令人不安。我们还必须承认，种族灭绝永远不能被视为一个已经结束的插曲。这是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种族灭绝造成的最可怕的事实之一——根据联合国的说法，今天的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在那里，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高于最贫穷的50%人口的收入，这对健康和预期寿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我们还应该明白，这种经济不平等几乎完全与该国的种族构成有关——收入最高的1%几乎完全是欧洲白人定居者的后代，收入最低的50%几乎完全是土著黑人。有一点似乎很明显，德国人在1904年通过军事手段开始的种族灭绝的遗产在100年后通过经济手段继续延续——一个可以被描述为“永不结束的种族灭绝”的国家。
要想了解种族灭绝的原因，往往需要回溯到许多年前——看看最近大量的研究（和争论），这些研究是关于19世纪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是如何创造（或没有）必要的条件，让大屠杀在大约100年后发生的。然而，在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案例中，种族灭绝的弧线要短得多，而且其历史框架也清晰得多——从1883年第一位德国定居者的到来，到1904年奥马赫科沙漠的种族灭绝，不超过21年。这一章的跨度稍微长一些，把我们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试图展示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土著民族被灭绝的历史阶段和过程，也试图展示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种族灭绝：我们还将见到发挥了自己作用的企业，以及学术界和科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为种族灭绝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知识和社会条件——20世纪早期桌面屠夫的先驱。
德国对西南非洲的殖民统治分为六个可辨别的阶段，因此这一章将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重点关注那些掌权的人，即每个阶段的主犯：
◎阿道夫·吕德里茨和海因里希·沃格尔桑（1883—1885）
◎ 海因里希·戈林博士和《保护条约》（1885—1888）
◎ 柯特·冯·弗朗索瓦上校：“严厉无情”（1889—1893）
◎ 总督西奥多·洛伊特温（Theodor Leutwein）：“分而治之”，英国的策略（1894—1904）
◎ 洛萨·冯·特罗萨将军：歼灭（1904—1905）
◎ 总督弗里德里希·冯·林德奎斯特：从“通过劳动进行的灭绝”到“移民天堂”（1905—1914）
1883年4月10日，德国帆船蒂利号抵达荒凉的安格拉·佩奎纳湾，它位于欧洲列强所知的非洲西南部的“骷髅海岸”——一个看似荒凉的海岸，由无尽的沙丘组成，从北部的刚果盆地到南部的奥兰治河，绵延近1000英里。4月的这一天，这艘船抵达时的平静掩盖了随之而来的恐怖、枪击和屠杀。非洲的这一部分是最后一批被殖民的地区之一是有原因的——它惊人的干燥，沿海有大片的纳米布沙漠，南部是内陆卡拉哈里沙漠，再往北是奥马赫科沙漠；这里似乎完全不适合定居——只有英国人在沃尔维斯湾建立了一个单一的海岸据点。然而，殖民主义者喜欢看到的“无主之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50英里的内陆，山脉开始上升，中央高原逐渐形成——赫雷罗人、纳马人和其他部落民族在此居住了数百年。
这片土地上已知最早的居民是游牧民族桑人，几千年来，他们在从东非到好望角的广阔土地上狩猎。17世纪早期，讲班图语的民族从北方大批移民而来。其中一些人，即奥万博人，定居在今天的纳米比亚北部，并在为农作物和农业提供水源的河流附近建立定居点。
第二波移民，赫雷罗人，带着大量的牛群来到这里，寻找新的牧场；在这个国家的中部高原上，他们很快发现了肥沃的草原，这片面积大约有瑞士那么大的地区成为他们的领土。虽然有许多赫雷罗人部落，每个部落都有一个选举出来的首领，他们共同拥有所有土地，并承认一个总的部落领袖。他们也因对神的信仰而联系在一起，他们死去的祖先在与神沟通的过程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并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提供指引。在所有赫雷罗人的定居点里，圣火一直在燃烧，象征着死者和生者之间的联系。到了18世纪晚期，赫雷罗人因牲畜贸易兴旺起来，据说他们的人口已经增加到大约4万。
在19世纪早期，另一波来自南部好望角的移民潮发生了。这些人就是纳马人，他们是由好望角土著居民、科伊桑人和18世纪荷兰殖民定居者组合而成的。大多数纳马人会说科伊科伊语（科伊桑语言）和荷兰语双语，反映出这种混合的文化背景。
然而，他们完全拒绝了荷兰布尔殖民者给他们的仆人角色，而是尽力将自己打造成独立于白人社会的小农。在19世纪早期，当他们开始向北部迁移时，他们精明地开始获取枪支和马匹——这是当时南部非洲社会的两大关键力量来源。当他们在奥兰治河以北的纳米比亚南部灌木丛地带定居时，这些商品的贸易成为纳马人致富的动力之一。这里是卡拉哈里沙漠和纳米布沙漠交会处，深谷和山脉纵横交错。在这里，他们开始牧羊，也发展出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再加上买卖马匹和枪支，很快，纳马人在他们的新土地上兴旺发达起来。他们生活在12个部落中，由部落首领（kap teins）领导，白男孩（Witbooi）是这些部落中最强大的（白男孩因为他们在宽帽子上戴白色头巾而得名）。许多纳马人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在主要定居点建起了教堂，欧洲传教士被邀请加入社区，学校也很快建起来了。
到19世纪中期，赫雷罗人和纳马人都通过他们赖以生存的牲畜和贸易兴旺起来，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民族，人口加起来大约有10万。奥卢索加和埃里克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生活画面：牛群放牧与商品贸易并存。
夜晚，到处都是营火，白人商人、传教士、纳马人、赫雷罗人和科伊桑人在沙漠寒冷的夜晚寻求慰藉。整个国家聚集在成千上万的火堆旁，讲述着古老的故事，梦想着牛、财富或权力。
*****
一个名叫海因里希·沃格尔桑的年轻人在4月的一天从蒂利号上下了船，他在海湾里只找到了一幢像样的房子——一个古怪的英国鲨鱼猎手大卫·雷德福的房子。沃格尔桑正在执行一项由他的老板阿道夫·吕德里茨构想出来的任务。吕德里茨是一位富有的烟草和肥料贸易商，公司总部设在不来梅，他想在这里建立一个贸易站，最终建立一个德国殖民地。吕德里茨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从他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对殖民邪恶的讽刺：“如果事实证明整个殖民地是一个巨大的矿藏，一旦被开采，将给整个地区留下一个巨大的洞，我应该感到高兴。”
沃格尔桑的第一个行动是在安格拉·佩奎纳的海湾搭起一个预制小屋，他颇为夸张地称之为“沃格尔桑堡”。他的下一步是前往纳马人在离海岸120英里的伯大尼的定居地，去见那里的首领约瑟夫·弗雷德里克斯，他被告知，约瑟夫·弗雷德里克斯控制着沿海地区的土地。当地德国传教士约翰内斯·巴姆（Johannes Bam）担任翻译，在他的帮助下，1883年5月1日，沃格尔桑与弗雷德里克斯达成协议，以100英镑和200支步枪换取位于安格拉·佩奎纳的方圆5英里的土地。当年8月，沃格尔桑又回来进行一项更具剥削性的谈判交易——这次是（交换条件是500英镑和60多支步枪）从安格拉·佩奎纳向北延伸200英里的海岸，“地理上长达20英里”宽。
吕德里茨选择的时机非常特殊，因为1883年至1884年，德国的殖民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帝国宰相俾斯麦一直以成本为理由，强烈反对帝国计划，他明确地说：“只要我是帝国宰相，我们就不会奉行殖民政策。”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公众被诸如海因里希·巴特和古斯塔夫·纳希提加尔等撒哈拉探险家的英雄事迹所吸引，开始沉迷于“殖民热”。德国新闻界和新成立的德国殖民协会开始向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改变策略。关于英国、法国和葡萄牙将如何快速控制整个非洲，并迫使德国商人离开非洲，以及德国将错过这次殖民机会，公众进行了大量讨论。
在柏林宰相府，俾斯麦关注着吕德里茨的活动和德国的公众舆论。他相信，通过效仿英国殖民模式，利用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机构，为自己的私人军队提供资金，并自行组织绝大部分的行政工作——帝国发展殖民地的成本将是有限的，而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但现在时间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当他听到谣传英国可能会对纳米比亚海岸提出领土要求的时候。1884年4月19日，德国宰相通知吕德里茨，他在安格拉·佩奎纳的准殖民地将受到德国政府的全面保护。四个月后，在谢林和赫尔比格船长的带领下，两艘德国海军船只抵达并升起旗帜，公告宣布这片领土现在属于“德皇威廉一世陛下”的主权之下，并立即称之为“德属西南非洲保护国”。
1884年10月，欧洲列强在俾斯麦位于柏林威廉街（Wilhelmstrasse）的官邸召开柏林会议，以确定他们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尽管德国起步较晚，但与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相比，它在四个非洲国家——西南非洲、东非（后来的坦桑尼亚）、多哥和喀麦隆——自由地建立了殖民地，几乎有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1400万居民。
但1885年初，在非洲西南部，吕德里茨遭受了一系列挫折，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到了夏天，俾斯麦的梦想（一个由公司经营的非正式殖民地，仿照英国的模式）受到了威胁。德国如果要继续对西南非洲感兴趣，现在就必须建立一个完全由国家出资的殖民政府，包括任命一名帝国专员。但是会选谁来担任这一重要的殖民角色——一个将巩固德国对西南非洲的“所有权”并开始剥夺土著人民土地的角色？俾斯麦任命了一名律师，此人臭名昭著，并在19世纪的种族至上主义者和20世纪的种族灭绝主义者之间提供了一种生动的联系。
1885年9月，海因里希·戈林博士在西南非洲就任新职。55年后，他的儿子赫尔曼负责监督纳粹对东欧大片地区的殖民统治，以及对数百万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的奴役。他以前是一名法官，他的法律知识和对荷兰语的掌握是他被俾斯麦任命的主要原因；殖民的首要任务是在帝国和部落人民之间进一步谈判条约和组建联盟，这将有助于把土地所有权移交给新的殖民政权。
1885年10月，戈林和他的随从到达赫雷罗的首都奥卡汉加，并最终与部落首领马哈雷罗·贾穆阿哈（M aharero Tjam uaha）达成了一项《保护条约》。但在第二年，他试图与纳马首领亨德里克·威特博伊（Hend rik W itbooi）谈判达成类似协议，却遭到了拒绝。威特博伊是一位拥有非凡智慧和勇气的领导者，不想与穿着制服、带着旗子的傲慢德国殖民者有任何瓜葛。
威特博伊写信给戈林的一位副手：“你……称自己为‘代表’。我该如何回应？你是别人的代表，而我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人，只听命于上帝。所以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说的。”
戈林的行政长官任期以更不光彩的方式结束，因为英雄领袖贾穆阿哈发现戈林把他在奥吉宾韦的别墅扩建到了英雄墓地的圣地之上。1888年10月底，他被传唤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愤怒的贾穆阿哈当着他100名部下的面，立即废除了他们在三年前达成的协议。戈林被吓坏了，他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于是立即逃离了这个国家，德国对西南非洲的“控制”也随之瓦解。
我们知道戈林后来给他的儿子赫尔曼讲述了他在殖民地的惊险故事；我们只能推测他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讲故事能力，并对他把这些灾难岁月转变成“英雄”行动的厚颜无耻表示微笑：
小戈林听着父亲讲他过去的冒险故事，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个充满好奇和想象力的孩子被父亲作为一个帝国军官在西南非洲的开拓性工作，穿越卡拉哈里沙漠的旅程，以及与奥卡汉加的黑人国王马哈雷罗的战斗所震撼。
尽管与马哈雷罗的斗争可能是虚构的，但这些故事对整整一代德国年轻人（比如赫尔曼）的影响非常真实，事实上非常危险，这些故事创造了一个关于德国为生存空间而斗争，一场建立在摧毁“劣等种族”基础上的斗争的强有力的神话。在世纪之交，德意志帝国的孩子们在这种观念下成长，认为这非常自然。
戈林的继任者于1889年6月到任，这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普鲁士军官，柯特·冯·弗朗索瓦上校，19世纪80年代末，他作为雇佣兵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恐怖统治做出了贡献，因而声名远播。弗朗索瓦的种族狂热论可以概括为：“欧洲人未能给予黑人正确的待遇……只有少一些宽容，多一些严厉才能取得成功。”他很快便加强了德国在西南非洲的军事力量，并最终在赫雷罗兰中部的温得和克（今天仍然是纳米比亚的首都）建立了新的总部和堡垒。
这样一来，这里开始吸引了第一批德国定居者，他们在大堡垒的保护下开始在附近建立农场。不久，随着温得和克的扩张，邮政服务和与德国的定期航运逐步建立，这个殖民前哨开始成形。1890年，他与赫雷罗政府谈判达成一项新的保护条约，因为他认为，对德国利益的主要威胁是在亨德里克·威特博伊领导下的南部装备良好的威特博伊纳马（W itbooi Nama）族。1893年初，弗朗索瓦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德国增派的250名士兵；他终于可以开始他计划了好几个月的军事行动了——但这并不是德国军队和纳马战士之间的公开战斗。
1893年4月12日晚，在距离温得和克西南100英里的霍恩克兰山谷，发生了德国进行的第一次大屠杀。亨德里克·威特博伊和大约1000名他的族人睡在遍布山谷的土屋里。弗朗索瓦通知他的200名士兵，当晚的任务是“摧毁威特博伊部落”，但这不是一场常规的战斗。士兵们爬上山谷上方陡峭的山坡，包围营地，然后，就在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霍恩克兰山谷里的人们还在沉睡，弗朗索瓦发出了攻击开始的信号。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200支步枪发射了16000发子弹，轰击着下面的山谷。在烟雾、混乱和尖叫中，亨德里克设法命令威特博伊的战士在山谷的尽头重新集结，他以为德国人会跟上。但是弗朗索瓦命令他的士兵们装好刺刀，冲下山坡冲向霍恩克兰，开始屠杀所有留在那里的人——妇女、儿童、病人和老人——并将这个地方夷为平地。亨德里克12岁的儿子在试图逃跑时被射杀，他试图爬向威特博伊战士，但一名德国士兵发现了他，朝他的头部开枪。一名目击者描述了这场大屠杀：
一名妇女被杀时，她的孩子紧紧抱住她尖叫；一个士兵射穿了那孩子的脑袋，把它炸得粉碎。房屋被点燃，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被烧毁……在营地的另一边，除了两名受伤的妇女，其他所有妇女均惨遭杀害。
德国人最终离开时，他们带走了80名威特博伊妇女在温得和克驻军中充当奴隶，恐怖程度加剧——之后，80名妇女、儿童和8名老人被屠杀。
弗朗索瓦向他在柏林的上级报告了这场军事胜利，夸耀有50名威特博伊方面的士兵被杀（完全是虚构的），“威特博伊方面采取任何进一步抵抗都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很快就发现，绝大多数被杀的人是妇女和儿童，英国报纸上开始出现生动的亲眼看见大屠杀的报道，直接挑战了他的说法。柏林和伦敦很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许多人震惊但又有些虚伪地嘟囔着：“欧洲国家不会以这种方式发动战争的！”
最终导致他被召回德国的原因并不是他在霍恩克兰山谷的野蛮行为，而是他无力击败亨德里克·威特博伊。值得注意的是，在霍恩克兰的人们重新集结之后，亨德里克成功地对弗朗索瓦和他在温得和克的驻军进行了几次突袭，甚至一度切断了德国人通往海岸的补给线。弗朗索瓦和他的人被封锁在堡垒里好几个月。与弗朗索瓦对非战斗人员的屠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特博伊的行动只针对德国士兵，没有伤害移民农民和他们的家人。到1893年秋天，德国的不安情绪已经蔓延开来，在国会的一场辩论中，一位发言者阐明了许多人的观点，他说：“弗朗索瓦……必须被其他人取代……亨德里克·威特博伊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弗朗索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1894年元旦，弗朗索瓦的接替者西奥多·卢特温抵达斯瓦科普蒙德的新港，然后前往温得和克担任总督。他在法律和外交方面的背景与弗朗索瓦完全不同，他知道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不应该被低估。卢特温详细研究了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殖民的经验，并希望实施他们的主要原则之一——在不同部落之间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他非常明确地坚持这一策略，他写道，他打算让“土著部落为我们的事业服务，并让他们自相残杀”。与花钱和使用德国士兵相比，“离间当地人为我们自相残杀”肯定是更明智的做法。
首先，他挑选了两个较小的纳马部落，强迫他们签署条约，接受德国的主权。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亨德里克·威特博伊，给他写了一系列言辞非常激烈的信，敦促他讲和，然后，当这些努力都不起作用时，在1894年8月，他在诺克鲁克夫特山脉向威特博伊和他的军队发起进攻。经过13天无情的炮击，亨德里克终于接受了卢特温提出的和平协议。该协议的条款是，纳马人将返回该国南部靠近吉布恩的地区，那里将驻扎德国驻军。但是纳马人可以继续控制他们的土地和动物，并仍然负责维持“领土上的和平与秩序”。无论是在移民社区还是在柏林，这些条款都不太受欢迎，许多人认为卢特温对纳马人的提议太“慷慨”了。
随着纳马人被有效地压制，卢特温开始在赫雷罗军中制造尽可能多的分裂。贾穆阿哈死后，塞缪尔·马哈雷罗（Samuel Maharero）和他的堂兄尼科德穆斯（Nikodemus）争夺“最高领袖”的角色，引发继承权的争议。塞缪尔接受了传教士的教育，皈依了基督教，并养成了许多欧洲人的习惯，住在大别墅里，穿昂贵的西方衣服，对白兰地等美酒上瘾。尼科德穆斯更为传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东部赫雷罗领袖，也更受人民欢迎。卢特温非常精明，他考虑到这一切，私下里指出了塞缪尔的所有弱点，然后宣布德国支持他的当选，后来又写信给德国新任宰相卡普里维：“不言而喻，一个政治上分裂的赫雷罗国家比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更容易对付。”
1894年12月，塞缪尔安全当选，尽管赫雷罗人放牧生活几百年来一直没有明确的边界，但卢特温与赫雷罗人达成协议，限制其领土的南部边界，以便让德国人能够进一步定居。这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怨恨，尤其是东部赫雷罗人，他们的一些土地已经被塞缪尔轻松地签掉了。最终，尼科德穆斯失去了耐心。1896年4月，他袭击了一支德国巡逻队，又袭击了戈巴比斯的一个政府军事哨所。根据已经签署的各种保护条款，塞缪尔·马哈雷罗和亨德里克·威特博伊被迫与尼科德穆斯和东部的赫雷罗人作战。卢特温损人利己的分而治之计划开始开花结果了。叛乱被镇压，尼科德穆斯随后被处死，赫雷罗人民和他们的东部同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罅隙。
雪上加霜的是，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其他方面对赫雷罗人来说是灾难性的。1896—1897年牛瘟肆虐全国，疫情摧毁了牛群，一些社区损失了95%的牲畜。
由此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疾病导致许多赫雷罗人放弃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德国定居点和传教站寻求工作和帮助。一些赫雷罗人被迫卖掉最好的牧场，使德国移民拥有了更多的立足点。甚至在曾经研究过美国殖民者是如何驱逐印第安人土著的殖民当局中，也有过关于为赫雷罗人建立保留地的讨论，以便让德国人对这片土地拥有更大的控制权。这种方法在国际上非常流行——西奥多·罗斯福（即将成为美国总统）在1889年至1896年撰写了《西方的胜利》一书，阐明了美国的经验教训：
所有的战争中，与野蛮人的战争是最正义的……美国人与印第安人、布尔人与祖鲁人、哥萨克人与鞑靼人、新西兰人与毛利人——尽管每一个胜利者的许多行为都很可怕，但都为一个强大民族的伟大未来奠定了基础……美国、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应该摆脱它们的红、黑和土著主人，成为世界占统治地位种族的资产，这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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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这种公然的种族主义思想被广泛接受，殖民热达到了顶峰，卡尔·梅（Karl May）的“西方德国”小说吸引了大批读者。梅描绘了在美国边境的德国移民，与野蛮人斗争，并重新发现他们作为一个殖民地民族的基本民族根源。他描写的德国移民逃离家乡拥挤的工业生活，找到了他们真正的精神根源，这些故事受到了数百万读者的追捧。许多故事都发表在一本读者对象为男孩的名叫《好同志》（Der Gute Kamerad）的杂志上，这本杂志在1887年至1897年拥有大量读者，销量在这段时间达到顶峰，当时希特勒还是个8岁的小男孩，是卡尔·梅的书迷。十年后，又有数百万儿童阅读古斯塔夫·弗伦森的《彼得·摩尔西南非洲历险记》（Peter Moor’s Adventures in southwest Africa，1908年出版），这本书从一个十几岁男孩的视角讲述了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
通过他的“扣人心弦的冒险”，彼得开始意识到土著人民是野蛮的，应该被灭绝。
但比卡尔·梅和古斯塔夫·弗伦森更有影响力的是汉斯·格林在1926年出版的《没有空间的民族》，一部关于德国“普通”人物科尼利厄斯·弗莱博特（Cornelius Freibot）的史诗故事，他最终在1907年定居在德属西南非洲（没有提到刚刚发生的大屠杀，也没有提到集中营）。他终于找到了他梦想中的生存空间，自由畅快呼吸的空间——在这里，德国人可以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是什么人。20世纪20年代初，他回到德国寻找问题的答案，主要是犹太人，现在他意识到他们不是“日耳曼部落”的一部分。这本书卖出了数十万册，“没有空间的民族”成了纳粹的战斗口号。在一个电视还没有出现的时代，这类书籍的文化影响怎么夸大都不过分；他们本质上是对德国年轻一代的思想进行了改造，为纳粹主义后来的扎根创造了最肥沃的条件。
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泽尔（Friedrich Ratzel）走进了这种文化背景，他现在创造了一种异常强大而危险的学术框架，将所有这些迥然不同的殖民冲动汇集在一起。受达尔文对动物适应和进化研究的影响，拉泽尔将达尔文的理论应用（或者说是误用）于人类迁徙和“生存斗争”。他认为，白种人对世界的殖民和对土著人民的毁灭都是这一斗争的一部分，而迁徙的动力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基础是人们需要不断扩大他们所占有的空间。
1897年，拉泽尔出版了他的《政治地理学》一书，提出了他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这个概念将于十年内在德属西南非洲形成种族灭绝力量，50年内在整个欧洲形成种族灭绝力量。这个概念迅速流行起来，推动了19世纪末的殖民，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像一颗有毒的种子在德意志帝国的政体中发芽。林茨的一个小男孩十有八九是在学校里第一次听说这种想法的；当然，20年后，也就是1924年，我们知道希特勒在兰斯堡监狱读拉泽尔的书，当时他正在写《我的奋斗》——然后，“生存空间”形成了推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信仰演变的核心原则。
拉泽尔是1887年德国殖民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大力提倡将德属西南非洲作为“生存空间”的应用实验，德国殖民者和农民是这种殖民的主要代理人。任何试图阻止这种自然发展的土著民族，或他称之为“低等种族”的人，都将遭到压倒性的力量反击。就像卢特温一样，他以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在塔斯马尼亚、巴西南部和北美的殖民地为例，这些殖民地的殖民者迅速取代了土著居民。正如奥卢索加和埃里克森所指出的，“这些被拉泽尔视为未来殖民主义典范的战争，是灭绝战争，有些还包括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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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结束时，尽管有牛瘟、斑疹伤寒和疟疾流行，以及德国殖民者和定居者不断的企图侵占，西南非洲仍然主要掌握在赫雷罗人和纳马人手中。德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他们的卫戍城镇，如温得和克及其周边地区，即使这样，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士兵——1896年居住在该镇的780名欧洲人中有600人是军人。尽管他们现在在这个国家有了一个立足点，但这并不能满足卢特温总督或他在柏林的上级的野心。
在受到大英帝国“分而治之”战略的启发之后，卢特温现在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寻找下一阶段殖民工作的思路。在美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铁路
的发展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这位总督认为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所以1897年，他回到柏林，直接向国会申请资金，以帮助启动铁路建设。五年后，也就是1902年，连接温得和克和快速发展的斯瓦科普蒙德港口的第一条线路建成，第二年，连接港口和奥塔维附近铜矿的第二条线路开始动工，所有的这些也导致了赫雷罗人的放牧土地大量损失。同样是在1903年，卢特温同意了一项土著保护区的政策，并建立了两个自然保护区——在奥钦宾圭（Otjimbingwe）为赫雷罗人建立的保护区，在里蒙特（Rietmont）为纳马人建立的保护区。
到1903年，虽然许多牛被卖给了定居者，但当时只有10%的原属于土著居民的农田被“合法”转让给了德国人。可以理解，无论卢特温的殖民政策多么苛刻，都是由他的法律和外交背景所决定的，因此他可以非常公开地冷嘲热讽：“无论一个人的殖民政策多么残酷，都有必要给他的行为套上一个合法的外套。”
更糟糕的是，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从来没有这么富裕过。瘟疫过后，他们的牲畜数量反而增加了，而且，随着物价的上涨，他们的牲畜价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怨恨情绪高涨，尤其是在温得和克附近的定居者中，他们看到非洲人仍然在殖民地保留了大部分权利，这是正确的。这一现实与认为土著居民是“野蛮人”而根本不是人类之间的鸿沟，让许多殖民者难以忍受。当时的一位传教士写道：“普通的德国人看不起当地人，认为他们和高等灵长类动物差不多（他们最喜欢用‘狒狒’来称呼当地人），把他们当作动物来对待。”1900年，一群德国定居者写信给柏林的殖民部，表达他们的观点和在西南非洲需要采取的战略：
任何在土著居民中生活过的白人都发现，几乎不可能把他们视为欧洲人。他们需要数个世纪的训练，需要投入无尽的耐心、严格教育和正义，才能成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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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殖民者中的这种狂热气氛，以及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对定居者经常虐待他们的人民而日益增长的愤怒，不需要太多客观条件就能使局势升级。在瓦姆巴德这个位于西南非洲南部边界的小定居点，导火索被点燃了。故事始于1903年10月下旬，一个少数民族部落（邦德斯沃茨）的首领与一位前往好望角殖民地（后来的南非）的赫雷罗女子发生了争执。当地一位名叫乔布斯特的德国中尉听说了这场争端，便传唤邦德斯沃茨的首领简·克里斯蒂安到他面前。克里斯蒂安无视了这一命令，因为争端已经解决，他认为德国人无权处理种族间的争端。乔布斯特对这种不尊重感到愤怒，他带着两个助手去了克里斯蒂安的家。克里斯蒂安被拖出了屋子，他激烈地反抗着。然后，乔布斯特命令士兵射杀他，他们照做了。克里斯蒂安在临死之前低声说：“现在战争开始了。”乔布斯特和两名士兵随后被邦德斯沃茨部落杀害。
当这些人死亡的消息传到温得和克和柏林时，可想而知，人们的反应歇斯底里。德国皇帝坚持立即向德国在非洲的所有领土派遣庞大的军队，“除非我们失去所有的殖民领地”，而卢特温（尽管私下里他对乔布斯特将这样的小纠纷升级感到愤怒）被迫向邦德斯沃茨部落宣战。
1903年11月下旬，他率领一支军队向南行进了500英里镇压所谓的叛乱，让傲慢而又缺乏经验的泽恩中尉负责北部，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泽恩的大本营在赫雷罗的首都奥卡汉加要塞，塞缪尔·马哈雷罗在那里有自己的别墅和总部。1904年1月初，卢特温还在该国南部，泽恩从一个当地商人那里听到一个谣言，说数百名武装起来的赫雷罗人正在前往该镇的路上。泽恩在没有试图证实事实的情况下，命令所有白人撤离他们的房子，并在堡垒内避难。然后，他给柏林发了一封电报（相当不准确），报告赫雷罗人起义已经开始。
不久之后，德国士兵开始从堡垒向城里开火，真正的战争开始了。
泽恩在当地赫雷罗人中的名声已经被两次严重的进攻行为玷污了。首先，1903年，他下令从奥卡汉加受人尊敬的祖先坟墓中挖出赫雷罗人的头骨，这样他就可以把它们卖给德国研究种族的科学家，从而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之后，他在1903年12月要求北方赫雷罗领导人将大量土地转让给德国定居者，并同意建立第二个赫雷罗人保护区。这些领导人拒绝签署该条约，泽恩却伪造了他们的签名，并宣布修改已获得他们的同意。考虑到所有这些挑衅，塞缪尔·马哈雷罗在1904年3月初写信给卢特温就不足为奇了，他写道：“这不是我的战争……这是泽恩的。”马哈雷罗在随后的战争中的行为与德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特别下令，不应该对欧洲人、布尔人或纳马人使用暴力，也不应该将德国妇女或儿童作为攻击目标。德国人可没有这样的内疚：他们对赫雷罗人的战争是残酷而彻底的——私刑变得司空见惯，从1月下旬起，温得和克竖起了三个绞刑架，用来绞死被俘的赫雷罗人。
虽然不是他们挑起的，但赫雷罗人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到1903年12月，马哈雷罗和部落长老们一直在讨论，他们是否可以继续忍受泽恩和德国殖民者的挑衅。到1904年1月初，他们意识到卢特温和大多数德国士兵已经南下，只留下泽恩和后面的温得和克和奥卡汉加的一小部分部队。因此，当泽恩的士兵于1904年1月初在奥卡汉加向他们开火时，赫雷罗人以压倒性的优势予以反击。1月12日，镇子被占领，商店被洗劫和烧毁；随后堡垒被围困了几天，最终来自温得和克的德国士兵设法突围并带来了援军。从1月12日到18日，赫雷罗人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中心，德国驻军主要集中在城镇，躲在他们的堡垒里。在此期间，赫雷罗战士袭击了几十个遥远的德国农场和定居点，杀死了120多名德国定居者和商人。但大多数情况下，马哈雷罗不以非德国人、德国妇女和儿童为目标的命令，得到了尊重。
虽然赫雷罗人取得了这些早期的胜利，但他们战略上的关键性失败在于他们没有占领温得和克和奥卡汉加的主要城镇和堡垒，这本来可以使他们获得现在所缺乏的关键枪支和弹药。1月27日，弗兰克上尉和他的第二野战连成功解除了对奥卡汉加堡垒的围困。马哈雷罗和他的战士们向东撤退，进入翁杰提山脉；随后在这里进行了六小时的激战，100名赫雷罗战士阵亡，但德军也遭到沉重的打击，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军队。但是，弗兰克继续突围，到2月4日设法解除了对北部奥玛鲁镇的围困。
1904年2月、3月和4月初发生了更多的小规模冲突和战斗，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例如，4月3日在奥卡哈鲁，49名德国人被杀或重伤，42名赫雷罗人死亡。但在这些统计数据背后，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纸面上，德国人在士兵数量、武器现代化（如马克沁机枪）和弹药数量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然而，赫雷罗人对地形，尤其是对山脉的熟悉，便于他们进行非常有效的反攻战争，这意味着三个月来，欧洲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都无法打败他们。
与此同时，每周都有数百名士兵从德国涌入西南非洲，带来了大量额外的火炮和马克沁机枪。志愿者中有一位35岁的巴伐利亚中尉弗朗茨·冯·埃普（Franz von Epp），他是“生存空间计划”（Lebensraum project）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位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殖民战争是一场种族运动（后来他成了冯·埃普将军，1922年
，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加入了他的右翼民兵组织）。到3月1日，2000多名新的德国士兵已抵达非洲西南部。这时，卢特温终于回到了奥卡汉加，现在赫雷罗战斗部队已经有4000多人了，他们在最初的进攻之后，撤退到了东部50英里处奥坎吉拉附近的山区。卢特温本能地想与塞缪尔·马哈雷罗谈判，但他接到的命令只是“无情地镇压”起义。于是，1904年4月7日，他不情愿地率领一支800人的部队离开奥卡汉加，向山区进发。他已经意识到柏林方面的权威，和西南非洲的许多定居者一样，只会满足于彻底摧毁赫雷罗人。他给殖民司令部进言（后来发现这毫无效果）：“我不认同那些想要看到赫雷罗人被彻底摧毁的狂热分子。六七万人口不会那么容易被消灭，而且我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4月9日在奥坎吉拉发生小规模冲突后，赫雷罗向北撤退，4月13日在奥维翁博，他们对卢特温的部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从山上伏击他们，并包围了德军。当时卢特温下令撤退到奥卡汉加，德国军队只是在夜幕降临时才得以幸免。这一令人震惊的失败消息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5月9日，卢特温被解除军事职务，但他被允许继续担任一段时间的总督。
1904年6月11日，在斯瓦科蒙德登陆的新军事指挥官是洛萨·冯·特罗萨将军，这个名字至今在纳米比亚仍臭名昭著。他曾在德国、东非和中国进行过残酷的殖民镇压——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下令对叛乱分子进行大规模绞刑，并烧毁整座村庄及其居民，确立了自己毫不妥协的名声。他为自己的种族至上主义观点感到自豪，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种观点也是极端的。正如他在西南非洲航行的日记中描述的，他喜欢与世界上的“低级种族”和非人类（Unmenschen）作斗争。就在他抵达后，他写了这样一句话，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预言：
我了解非洲的很多部落……他们都一样。他们只会对武力做出应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的政策都是用武力甚至暴行来对抗恐怖主义。我会用血之河和金之河消灭反叛的部落。只有在彻底将其连根拔起之后，才会看到内核。
当冯·特罗萨和卢特温在温得和克相遇时，两人立刻发生了冲突，冯·特罗萨说总督不了解战争的真相，并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际上等于完全解除了卢特温的民事权力。在接下来的六周内，冯·特罗萨看到军队增长到5000多名士兵，便开始制定自己的战略。
到目前为止，有5万名赫雷罗人已经再次向北迁移，回到他们的精神家园——被称为沃特伯格（水山）的高原。这里生长着古老的无花果树，是这些人的圣地；根据赫雷罗的创世神话，这里是第一批祖先从天堂降临的地方，他们攀爬过无花果树的树枝。这里也成为赫雷罗部落聚集在一起作决定的主要集会场所。沃特伯格的下面有深厚而丰富的地下蓄水层，为人类和动物提供用水。这是沙漠绵延数百英里之前的最后一处水源，赫雷罗人称之为奥马赫科（意为沙洲——干燥的沙地），一直向东部和南部延伸。在这里，塞缪尔·马哈雷罗和其他部落首领正在举行会议，他们知道德国人很快就要来了，并试图就战略达成一致。根据他们以前和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许多人认为他们会谈判，马哈雷罗为此进行了外交试探。但这位赫雷罗人对他们的对手的看法却大错特错了。
到7月初，冯·特罗萨在温得和克集结的军队已经有6000人，军队运营的资金来自德国殖民部门筹集的巨额贷款，沙文主义的侵略气氛鼓励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自愿参战。从一开始，冯·特罗萨只对彻底摧毁赫雷罗人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决定“把赫雷罗人围困在沃特伯格和……以瞬间的打击消灭他们”。他毫不理会经验丰富的军官们提出德国应该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1904年8月初，冯·特罗萨率领六个大队离开温得和克，开始包围沃特伯格。
8月11日早上6点，冯·特罗萨对赫雷罗人发动了第一次猛烈攻击。9个小时里，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营地上，造成数百人死亡，不分战斗人员和平民。战士们试图突破德军防线，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大的马克沁机枪扫射。包围圈中只有东南方那个角落显得比其他地方弱，傍晚时分，赫雷罗士兵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夜幕降临时，成千上万的赫雷罗士兵从这个狭窄的缝隙中逃了出来。
然而，这是一种看似救赎，实际上却是致命的幻想。赫雷罗人直接掉进了冯·特罗萨的陷阱里，因为这个缺口只通向奥马赫科沙漠，在夏天，奥马赫科沙漠比马克沁机枪和大炮更有效。他故意让由冯·德·海德少校指挥的东南部队兵力比其他五支部队兵力更弱，装备也更差，希望赫雷罗人能在这里突围，之后发现面前只剩下一片沙漠。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内，冯·特罗萨在赫雷罗人撤退后，派部队进入奥马赫科的熔炉，一旦找到赫雷罗人，马上处决，不会俘虏任何人。一位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被明确告知……我们要让整个部落灭绝，没有任何活物能幸免。”因此，下一阶段，每当部队遇到赫雷罗幸存者时，就将其中绝大多数人有组织地处决了——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一样。
但冯·特罗萨知道一些赫雷罗人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返回沃特伯格，于是8月16日和26日，他下令切断通往沙漠边缘任何水坑的通道，之后在奥马赫科以西250千米的范围内部署了大批部队，排成一列，确保一个赫雷罗人都不能返回，也无法获得沃特伯格的食物和水。赫雷罗人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了——他们无法返回，只能在高达40摄氏度的高温下继续穿越长达数百英里的沙漠，以期抵达英国的殖民地贝卡纳兰（今天的博茨瓦纳）。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到达这条边界。
德国部队被派到沙漠中去追捕赫雷罗人，见证了如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一名士兵说，“凡是参与沙漠追捕的人都失去了对人间正义的信念”，另外，“牛和人（躺着）垂死挣扎，奄奄一息，茫然地凝视着……许多婴儿无助地躺在母亲怀中，母亲的乳房松弛下垂。另一些人独自躺着，还活着，眼睛和鼻子里满是苍蝇……到了中午，我们在满是尸体的水坑旁停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沙漠的高温和几乎没有水的奥马赫科又夺走了数千名赫雷罗人的生命。少数将牛带进沙漠的人靠喝牛的血生存下来，但绝大多数人都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用尽最后的力气，徒手在沙漠中挖掘，绝望地寻找水源。正如考克所说：
赫雷罗人……被囚禁在奥马赫科中，绝望地在死气沉沉的沙土中寻找水源。德国人在一些地方发现了100个独立的洞，每个洞有2到3米深。为了获取水分，有些人吮吸妇女的乳房，或者割开牲畜的喉咙喝血……但大多数人只是屈服于他们的疲惫，躺下等死。
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他们在沙漠下面25到30英尺的地方找到水源痕迹时，通常会出现混乱，极度口渴的人们为了喝水而相互挤压，这样一来，有些临时搭建的水井倒塌了，人们常常被活埋。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次看到《德国沃特伯格战役的官方史》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声明：“对沙漠地区长达一个月的封锁，以铁一般的韧性，完成了灭绝工作。垂死之人的濒死呻吟和他们愤怒的疯狂尖叫……回荡在无尽的寂静中。”
但是，冯·特罗萨还没有收手的意思，他对一切有关苦难的报道都无动于衷。事实上，他想要更彻底的灭绝。有一次，当他陪着一名士兵巡逻时，发现了两名上年纪的女性赫雷罗人，正在精疲力竭地挖掘一个旧水坑，冯·特罗萨立即下令将两人枪毙。还有一次，他审问了一名幸存的年轻女子，然后下令杀死她。还有其他目击者称，德国士兵把一个赫雷罗小男孩扔到步枪的刺刀上，妇女和儿童被塞进荆棘围栏，淋上灯油，然后活活烧死。
在沃特伯格战役七周后，冯·特罗萨仍在催促德国第一野战团穿过奥马赫科沙漠追击逃跑的赫雷罗部队的最后残部。在沃特伯格东南方向大约100英里处，他和他的士兵在最后一个已知的水坑前停下了，这个水坑位于沙漠深处一个叫作奥松博·佐·温丁贝的空地上。1904年10月3日拂晓之后，冯·特罗萨向包括弗朗茨·冯·埃普在内的所有的军人宣读了一份宣言。
这仍然是整个种族灭绝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声明之一。这份宣言被记录下来，随后被翻译成赫雷罗语并广为分发。只有一份原始宣言的副本被保存了下来，今天保存在加贝罗内的博茨瓦纳国家档案馆，名为《灭绝令》（Vernichtungsbefehl）：
我是德国军队的大将军，把这封信给赫雷罗人。赫雷罗人不再是德国臣民。他们谋杀、偷窃，割掉受伤士兵的鼻子、耳朵和身体其他部位，现在，因为怯懦，他们将不再战斗。我对人民说：任何一个将赫雷罗首领作为俘虏送到我面前的人将得到1000马克。带塞缪尔·马哈雷罗来的人将得到5000马克。所有的赫雷罗人都必须离开他们的土地。如果有人不这样做，我会用大炮强迫他们这样做。凡在德国境内发现的赫雷罗人，无论带不带枪，带不带牲畜，都会被枪毙。我将不再宽恕任何妇女或儿童，我会把他们赶回去的……否则我就毙了他们，这是我为赫雷罗人所作的决定。
伟大德皇的大将军
当冯·特罗萨读完这份宣言后，两个被俘的赫雷罗战士被拖到一个临时搭建的绞刑架上绞死了。
和他们一起被俘的妇女和儿童随后被驱赶回沙漠，头顶上是枪林弹雨；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条“项链”，里面有一张纸——冯·特罗萨的《灭绝令》。第二天，冯·特罗萨写信给他在柏林的上司，为他的命令辩护，他说：“我非常清楚，黑人只会屈服于野蛮的武力。”他从更广泛的背景来看待这次起义：“这次起义是且仍然是种族斗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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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关注过德属西南非洲的人，都能看出冯·特罗萨《灭绝令》的核心重要性。林德奎斯特、考克、奥卢索加和埃里克森都雄辩地阐述了这些词所代表的重要性。赫雷罗人“必须从地球表面消失”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不仅从其本身来说，而且从我们所知道的40年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也非常可怕。有些人还写到了这一命令的最终公布对欧洲公众舆论的影响。这一命令震惊了德国首相，与其说是对灭绝赫雷罗人震惊，不如说是对书面灭绝令对“摧毁德国在文明国家中的声誉”的潜在影响而震惊。事实上，12月8日冯·特罗萨最终被迫撤回了命令，特别是关于自愿投降的赫雷罗人的命令——但这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正在进行的地面杀戮行动。
德国首相的担心是对的——尽管直到1918年底南非出版了《蓝皮书》，德国的声誉才受到全面影响。这份蓝皮书详细地记录了德国人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暴行，包括照片和许多目击者的证词，这些对“一战”结束时欧洲的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凡尔赛会议之前的那段时间，并且（连同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对《凡尔赛和约》苛刻的条款做出了重大贡献。即便很少被认为是反殖民主义灯塔的《泰晤士报》，也在1918年9月的一篇社论中怒斥道：“人们普遍认为，在对比利时的压迫中，德国人邪恶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那是一个愚蠢的妄想。”
与德国在非洲统治的基础——野蛮可憎的暴行相比，他们在欧洲犯下的不人道的暴行微不足道。
但是，在所有关于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种族灭绝的后果、灭绝令及其对欧洲舆论的影响的著作中，据我所知，没有人调查过它对希特勒组织犹太人大屠杀的直接影响。著名历史学家彼得·朗格里希（Peter Longerich）写了一本书，调查了希特勒与下令进行种族灭绝之间的确切关系，他的中心论点是“希特勒将谋杀犹太人视为极端机密的事情，并小心翼翼地不留下任何关于灭绝的书面命令。他总是用编码语言记录下他对此事的指示”。朗格里希的书叫作《不成文的秩序》，但他在书中并没有考虑到希特勒是否受到了冯·特罗萨的《灭绝令》的影响；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它已经被记录下来了——灭绝的意图已经明确了。第三帝国政府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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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潘林
继40年来最热的夏天之后，今天天气更差了。雨从海上刮来，在我的窗外呈斜线落下。我在等电话。今天下午我一直在等一个电话——一个从来没和我说过话的女人打来的。一个共同的朋友让我们联系上了。
我一边等待，一边上网寻找有关这个女人的信息。她是一名律师，以处理著名的人权案件而闻名。我感兴趣的是，如果我把她的名字和“纳米比亚”“赫雷罗人”一起搜索，会不会有什么结果。没有，似乎还没有任何信息是公开的。最后，电话响起来了，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接起电话。她为自己的捉摸不定感到抱歉——在这个疯狂的夏天里，一场重大的审判，更多不分青红皂白的街头暴力，已经泛滥成风，以至于她不得不推迟家庭假期。但这就是诉讼律师的生活，她说。在冯·特罗萨的灭绝令下达114年之后，她和一个团队一起探讨对德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其在非洲西南部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进行的种族灭绝。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但在我们谈话的开始，她就警告我——因为律师和客户之间有保密协议——可能有一些话题她无法谈论。是的，我明白。我们首先讨论了过去一年左右以来针对德国的法律案件。这些都是在纽约和华盛顿根据所谓的《外国人侵权法》（ATS）提交的。《外国人侵权法》是美国民法的一部分，允许外国公民在美国境内被侵犯人权时向美国法院寻求赔偿。但所有这些都失败了。她并不感到惊讶，美国的行动是有缺陷的，注定会失败。她正在和一组英国律师一起考虑法律机制，以找到前进的道路。我希望她是对的，因为我也一直在追踪其他的案件，到目前为止，我对他们的失败感到失望。各种文章的打印件摊在我的桌子上——《赫雷罗和纳马团体就纳米比亚种族灭绝起诉德国》（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7年1月6日）、《纳米比亚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后代在纽约寻求赔偿》（《卫报》，2017年3月16日）、《为什么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起诉德国要求赔偿》（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网站，2018年5月6日）。但正如她所预测的那样，这些都没有在美国法律体系中获得任何关注。
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这些种族灭绝案件至今没有胜诉。德国是否意识到1904年至1906年在纳米比亚发生的事情是“种族灭绝”？她解释了德国政府的总体立场——是的，他们承认发生在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身上的事情，在今天的语言中可以被描述为“种族灭绝”，但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法律问题。“种族灭绝”一词自1948年以来才存在，因此直到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时，它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德国辩称，它不应该为一项罪行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当该罪行发生时并不存在于国际法中。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是一种非常轻蔑的立场，但我们同意，它确实提出了复杂的法律问题。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比纳米比亚种族灭绝更广泛的问题。是否有一些国家因侵犯人权或种族灭绝而在法律上被成功追究的例子？她说，是的，有先例，特别是提交给美洲人权法院的案件，也有对危地马拉和巴拉圭侵犯人权行为的成功起诉，这些国家必须向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它们还必须修改其法律，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都将被视为罪行。她开始谈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工作，她告诉我，国际刑事法院的真正局限性之一是，它只能起诉个人，而不能起诉国家、政府或公司。
在谈话的最后，我们继续讨论了关于赔偿的政治和法律辩论在过去30年左右发展的方式。我们还记得工党议员伯尼·格兰特（Bernie Grant），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公开表示支持对奴隶制进行赔偿，但当时遭到许多人的攻击和嘲笑。就像甘地说的：“一开始他们无视你，然后他们嘲笑你，然后他们和你战斗，然后你赢了。”
大律师正在探讨这个案件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找到一种方式，为被谋杀者的后代谋得重大的法律和经济赔偿。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第二个目的是实现一些更广泛的目标：承认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道歉。特别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是国际法的主导范式——“法律实证主义”——即西方的创造和建设，长期以来未能承认土著人民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法律地位。我们需要创造新的历史叙事，从而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实现有意义的变革。在这两个目标中，她说，也许第二个比第一个更重要。
我祝她在未来的战斗中好运，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将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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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部分赫雷罗人在1904年10月之前已经死亡，但这并没有阻止冯·特罗萨执着地继续进行灭绝行动。有些赫雷罗人没有和塞缪尔·马哈雷罗一起聚集在沃特伯格，大概有2万—2.5万人住在赫雷罗北部和西部的孤立定居点，根本没有参加起义。1904年秋天和1905年，冯·特罗萨命令德国巡逻队找到所有的赫雷罗人，无论他们在哪里，一看到他们就开枪。其中一名巡逻的士兵说，他们被告知“开枪、杀人、绞死，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可以。老人或年轻人，男人、女人、孩子，全部都杀掉”。这些巡逻队的座右铭是“清理、绞死、射杀，直到他们全部消失”。目击者回忆说，患病的赫雷罗妇女在棚屋里被活活烧死，村民们遭到大规模枪击。1904年10月底，在姆巴卡哈，将近70名赫雷罗人在得到安全投降的保证后被屠杀。
要确切地知道在1904年到1905年之间，也就是冯·特罗萨在西南非洲18个月的恐怖统治期间，有多少赫雷罗人被杀害，是不可能的——据考克估计，当时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赫雷罗人死亡；也就是说，男人、女人和儿童总计死亡人数在4万至6万之间；林德奎斯特认为，几乎8万赫雷罗人都死了，但这似乎高估了死亡人数。不过我们确信，1904年秋，冯·特罗萨写信给卢特温，承认他没有成功地完全摧毁赫雷罗人。卢特温一直强烈反对冯·特罗萨的种族主义政策（与其说是出于人道主义，不如说在他看来，这是对人力和经济潜力的浪费）。1904年底，卢特温被解除了总督的职务，并在11年后离开了殖民地。
但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剩下的赫雷罗人怎么办？到1904年圣诞节，柏林的首相和皇帝，以及殖民部的高级官员都在讨论这个问题。1905年1月，冯·特罗萨接到命令，按照英国三年前在布尔战争中的模式，建立一批集中营。但除了这些，还应该有劳改营，这样强制劳动将对殖民地有利。冯·特罗萨并不欢迎这种政策上的转变，有一段时间德军巡逻队继续杀戮，但他逐渐被迫接受幸存的赫雷罗人投降。到1905年2月和3月，成百上千幸存下来的赫雷罗人开始投降：
他们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奥马赫科和赫雷罗遥远的角落。他们艰难地进入德国的城镇：奥马鲁、卡里比布、温得和克和奥卡汉加。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都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的可怕状态……一个传教士……描述了到达的赫雷罗人……他们就像“一层薄薄的皮肤覆盖着的骷髅”。由于不知道如何应对难民潮，大多数移民站在一边，看着营养不良的赫雷罗人死在他们的街道上。
但最终，幸存下来的人，命运发生了改变。1905年2月，在德属西南非洲首次使用运牛卡车将人类送往集中营。
殖民者分别在温得和克、卡里比布、奥卡汉加设置了五个这样的营地，然后在斯瓦科普蒙德和吕德里茨港口的外面设置了另两个。留存下来的德文记录告诉我们，在他们的鼎盛时期，这些营地关押了14769人。集中营条件极为恶劣，驻斯瓦科普蒙德的一名传教士海因里希·韦德报告了集中营和囚犯的情况：他们的衣服早就被撕破了。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穿着麻袋走来走去，这是他们唯一的御寒之物。许多人死于肺部炎症，在最糟糕的时期，平均每天有30人死亡。
在头四个月里，斯瓦科普蒙德集中营里40%的囚犯都死了。除了根本不存在的衣服和完全不足的口粮之外，囚犯还被强迫劳动，如在港口码头上工作、建围墙铺设铁路、建造建筑物。通常，妇女们被分成八人一组，代替牛或马，在铁路上拉重物。40年后，整个德意志帝国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德国公司如沃尔曼航运公司，以每天50个芬尼的工资雇佣囚犯，所有收入都归殖民政府所有。为了记录所有犯人的行踪，犯人们被发以金属识别标签；冯·特罗萨认为这种系统效率低下，他建议永久性地在囚犯身上标记号码，不管是用烙印还是文身，他都没有说清楚。这个想法虽然没有被采用，但它的确被提出来了；又过了37年，文身才在第三帝国的人身上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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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4年8月起，在整个赫雷罗人起义和随后的灭绝过程中，纳马人采取的立场非常有问题。根据卢特温的“分而治之”策略，亨德里克·威特博伊与德国人签署了一项条约，这意味着纳马人不仅会在德国与赫雷罗人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他们实际上还应该为殖民者提供武装支持。塞缪尔·马哈雷罗知道这一点，1904年1月，在赫雷罗人起义开始时，他写了一封言辞强硬的信，请求亨德里克·威特博伊无视这个条约，加入他们的斗争：
我向你呼吁，我的兄弟，不要回避这次起义，而要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这样整个非洲都可以拿起武器对抗德国人。让我们在战斗中死去，而不是死于虐待、监禁或其他悲剧。让下面的衣衫褴褛的人们起来战斗吧！
不幸的是，这封信被截获了，所以在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之间建立一个伟大的反殖民联盟的构想一直没有实现。因此，根据德国人与纳马人的协议，1904年8月，一支由100名纳马人组成的小分队被派往沃特伯格与德国并肩作战。六周后，19名幸存者抵达亨德里克·威特博伊和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所在的里特蒙特村。他们听到了赫雷罗幸存者的消息，也听到了关于在沃特伯格之后赫雷罗人被屠杀的消息——心情沉重。他们也意识到经常流传的谣言，“一旦政府灭了赫雷罗人，他们会转而针对纳马人的”，这句话实现的可能性现在明显变大。
因此，直到1904年10月初，亨德里克·威特博伊才姗姗来迟地开始了反抗德国人的纳马人起义。如果威特博伊和马哈雷罗能够协同攻击殖民者，我们不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事实上，纳马人只是在赫雷罗人的绝大部分已经在沃特伯格被摧毁之后才开始他们的战争。在对殖民地和农场的第一波袭击中，40名德国士兵和定居者被杀，全都是男人。就像马哈雷罗一样，威特博伊坚持不让妇女和儿童受到伤害。纳马人决心不犯赫雷罗人犯过的错误——公开作战只会使德国人受益，德国人拥有非常先进的机关枪和大炮，所以这场战争将是一场在沙漠、山脉和峡谷中展开的游击战——纳马人对这些地形了如指掌，包括所有隐藏的水坑的位置。这些知识和策略使他们相较于殖民者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优势。第一次战争发生在1904年12月的奥布，德军惨败，损失了59名士兵。冯·特罗萨在1905年4月接管了战争指挥权，他在另一份公告中警告纳马人，他们将“遭受和赫雷罗人同样的命运”，但他的策略在南方被证明完全无效，纳马人的叛乱在那里愈演愈烈。
1905年7月，德国人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但亨德里克·威特博伊拒绝了，他回信说，“和平将意味着我和我的国家的死亡”。1905年秋，他又对德国军队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但在10月29日的法格拉斯战役中，他受了重伤，三天后去世。随着他的死亡，纳马部落联盟开始瓦解。威特博伊的儿子伊萨克和许多年轻的纳马人决定继续战斗，而其他年长的纳马人则开始与德国人进行和平谈判。但这一切对冯·特罗萨来说都太晚了，他被要求解除职务，并于1905年11月2日离开了吕德里茨。他到达港口时收到了一份电报，说亨德里克·威特博伊已经死了。回到德国后，他因对德意志帝国的贡献而被授予最高荣誉，并被告知“他应该得到祖国最诚挚的感谢”。
1905年11月底，西南非洲的新总督弗里德里希·冯·林德奎斯特走马上任了，他曾在1894年至1898年担任卢特温政府的副总督，他的首要任务是处理与那些还没有投降的纳马人的战争，但他是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战斗来做到这一点的，他承诺慷慨的投降条件。纳马人一个接一个、致命地、接受了冯·林德奎斯特的承诺，到1906年3月，最后一个纳马人组织放下了武器。其中的2000名纳马人随后被运送到温得和克城外的集中营，那里条件恶劣，已住了4000名赫雷罗人。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时已经太晚了，在他们抵达几天后，新州长向他们发表讲话，说他们都犯了谋杀罪，他们“都应该被处决”，现在他们将通过劳动来赎罪。
于是，德国对西南非洲的下一个殖民阶段开始了，这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通过劳动进行的灭绝”——这是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种族灭绝的延续，但是通过强迫劳动而不是枪支。两个铁路项目（北部连接斯瓦科普蒙德和奥塔维矿场，南部连接吕德里茨和奥斯）使用了大部分奴工。已经有将近7000名赫雷罗囚犯被派到全国各地进行这项工作——“公私联营”，包括该殖民地和两家德国私营公司——亚瑟·科佩尔公司
在北线，菲尔玛·伦茨公司在南线。亚瑟·科佩尔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条从斯瓦科普蒙德到奥塔维附近的矿场的线路，全长352英里，是世界上最长的窄轨铁路。我们没有该公司利润的记录，也没有在这个公司劳作而死亡的人数。但是来自汉堡的菲尔玛·伦茨公司确实详细记录了当地赫雷罗奴工的情况，并仔细记录了1906年至1907年建造吕德里茨至奥斯的铁路时，2014名囚犯中有1359人死亡。汉堡总部的一名职员甚至以官僚机构的精确计算方式得出，这代表着67.48%的伤亡率。
然而，这种非人道行为无论多么令人震惊，都无法与发生在吕德里茨港以西不到半英里的鲨鱼岛（Shark Island）上的情况相比。最初，这个“岛”——实际上不是一个岛，而是一个狭窄的半岛——被用作德国军队抵达时的检疫站，但在1905年初，它变成了赫雷罗囚犯的集中营。从一开始它就有一个可怕的名声，一些赫雷罗人宁愿自杀也不愿被送到那里。那里气候非常恶劣，南大西洋的风经常袭击岛屿，带来南极的冷空气，温度会骤降至零下，而海上的雾气会使刺骨的寒冷更加潮湿。
1906年9月9日，将近2000名纳马囚犯从吕德里茨被押往连接大陆和鲨鱼岛的狭窄堤道。他们走向位于岛屿北端的营地时，看到了在铁丝网围墙后面的1000名赫雷罗俘虏——他们饥肠辘辘，瘦弱不堪，精神萎靡。几周之内，纳马俘虏也将身处同样绝境。10月，一位传教士记录说，每周有50名赫雷罗人和15—20名纳马人死在那里。到圣诞节，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周超过120人。那里几乎没有食物供应，犯人主要靠生米和面粉生存；囚犯们在岛上或周围寻找一切可食用的东西，但很快就连海草和帽贝也被吃掉了。临时搭建的棚屋和当衣服穿的麻袋不可能御寒。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带来饥饿、疾病和死亡。
少数被挑选出来适合工作的囚犯很快就会被累死。到1906年10月，300名奴工被迫在吕德里茨港建造一个新的码头。这些男男女女被迫用手拖着巨石穿过整个岛屿，然后把它们拖进海湾冰冷的海水中。到1906年圣诞节，监督港口工程的工程师理查德·穆勒在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抱怨说，当初承诺给他提供1600名纳马囚犯劳动力，现在只有30—40名，而且在一个晚上就有17名囚犯死亡。他不关心他们的死活，也不关心他们人数减少，他只是想传达这样的信息：“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来获取（新的）劳动者，我担心工作将无法完成。”到1907年2月，这个港口项目被放弃了，因为鲨鱼岛上70%的纳马人都死了。
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第一次听说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还记得我在得知纳粹在切姆诺、特雷布林卡、贝尔泽克和索比堡
建立了“灭绝营”（其中四个是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建立的）时，我渐渐觉得用“营地”这个词来形容这四个地方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暗示了某种临时住所，比如“集中营”“劳动营”“工作营”——但是，当然，除了党卫军军官、警卫和在犹太人特遣队
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些地方幸存下来。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马吉达内克、达豪、贝尔森——所有这些都是大规模屠杀的场所，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但幸存下来的人可能有数百人，甚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有数千人。在灭绝营里，几乎没有人幸存下来，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杀死那些到达那里的人。
现在我想到了在1906年9月9日到达鲨鱼岛的2000名纳马男女和儿童，以及已经关在那里的1000名赫雷罗囚犯。我想到那个秋天和冬天，他们没有栖身之所，几乎完全缺乏食物，港口里无休止的奴隶劳动，以及每月数百人不可避免地死亡。我认为德国当局完全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故意让它继续下去。事实上，在吕德里茨的德国驻军不叫它鲨鱼岛，而叫它“死亡岛”，因为死亡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功能。我又一次想到，在我们所有人学过的历史中，一些种族屠杀在我们面前可见，而另一些则不可见。我想知道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知道“奥斯维辛”这个名字；我猜是绝大多数。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鲨鱼岛”这个名字；我猜不到0.1%——不，甚至没有那么多，也许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几个人。然而，奥卢索加和埃里克森正确地强调了这个地方的历史意义：
从1906年9月起，集中营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纳马囚犯。纳马人死亡是鲨鱼岛营地的“产物”；强迫劳动只是造成这些死亡的手段之一。鲨鱼岛是个灭绝营，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
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殖民主义和在被占领的欧洲的纳粹主义之间的另一个显著联系涉及集中营囚犯的实验方式，他们的身体，无论死活，都被用作促进医学科学的手段。博芬格医生是鲨鱼岛和吕德里茨集中营的医生，他在囚犯身上进行医学试验，给他们注射砷和鸦片以及其他物质，以观察这些物质在他们死后对他们身体的影响。毫不奇怪，博芬格在鲨鱼岛上的“医院”令人恐惧，一名传教士指出，“在野战医院（Lazarett）甚至没有一个人康复”。
另外，囚犯尸体的交易也很兴盛，这些尸体被运回德国的大学和博物馆。1905年，在斯瓦科普蒙德集中营，女囚犯们被迫将死去亲人和朋友的头颅煮熟，然后将头骨上剩下的肉和筋刮下来，再由德国士兵装进板条箱，送往德国。甚至还有德国人将这些照片制成明信片寄回家；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到1906年，这一过程变得更加临床化，在鲨鱼岛，17名新近死亡的纳马囚犯的尸体首先被博芬格医生斩首，然后他取出并称重每一颗大脑。这些头颅被放置在酒精中保存，然后密封在罐子里，最后被送到柏林大学病理学研究所。在那里，它们被“种族科学家”用来展示纳马人和猿类之间假定的相似之处——就像40年后，门格勒博士会将奥斯维辛“医学”实验受害者的身体部位，包括头部和眼睛，送回柏林的威廉皇帝学会，以进一步推动种族科学的疯狂事业。
到1907年4月鲨鱼岛最终关闭时，一名德国军官估计岛上已有1900名纳马人死亡。在德国人开始记录他们的暴行之前，据说也有差不多数量的赫雷罗人死在那里。我们知道还有1359人死于菲尔玛·伦茨公司经营的吕德里茨集中营，那里是该公司用奴隶劳动建造吕德里茨—奥斯铁路的基地。1906—1907年，超过4000名纳马人和赫雷罗人在鲨鱼岛和附近的集中营里死去，距离人口只有1000人的吕德里茨镇只有一步之遥，那里的定居者和商人似乎完全没有受到殖民墙外野蛮事件的影响。
1908年德国殖民人口普查的记录显示，在战前约8万人口中，仍有16363名赫雷罗人留在西南非洲。几乎80%的赫雷罗人都“失踪”了——绝大多数人死于德国人的枪炮、沙漠中的饥饿和集中营里的奴隶劳动。赫雷罗人只有一小部分幸存下来，逃出了殖民地。1911年的一项类似的普查发现，有9781名纳马人仍然生活在非洲西南部——这一数字低于战前的2万人，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纳马人在类似情况下被杀害了。然而，一些纳马氏族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威特博伊族几乎没有人活着，只有不到100个伯萨尼纳马人幸存下来。
这场种族灭绝开启了德国人认知里的“移民天堂”时代——正如一名移民激动地描述的那样，“我们在非洲土地上的新德国”。也许任何一个赫雷罗人或纳马人的幸存者都想要保住自己的土地，但威廉二世在1905年12月正式征收了所有赫雷罗人的土地，并在1907年5月实际上征收了所有纳马人的土地。接下来的一年，殖民者看到了另一个有前景的发展方向。1908年，在吕德里茨附近的地表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钻石，引发了1908年和1909年一场非同寻常的“钻石热”。钻石公司使用了更多的奴工来开采钻石，这一次使用的工人是来自殖民地北部的奥万博人（Owambo）。同样，那里条件很恶劣，许多奴工也死了。他们被铁链锁在一起，被要求四肢着地爬行穿越沙漠，用双手在灼热的沙子中寻找难以捉摸的水晶。德国人在吕德里茨之外为鲨鱼岛和其他集中营的死者修建了大量浅坟，这些奥万博工人在工作时，肯定经常在沙漠中发现头骨和骨头，以及其他死者的痕迹。
德国移民和农民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于1913年达到最高峰的15000人。温得和克现在是一个熙熙攘攘的新城市，拥有八家酒店、无数酒吧和啤酒馆。这里还有一尊全新的青铜骑士雕像，建在堡垒的城墙下，就在几年前有4000名赫雷罗人因饥饿和劳累而死的集中营遗址上。这是对德国殖民地现在开始进行的“有组织遗忘”运动的完美隐喻。